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耼,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担任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前往周都,打算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有他们的言论还在罢了。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车出仕,时运不济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行。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深藏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容貌却显得愚钝。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去掉你显摆的姿态和过高的志向,这些对你自身都没有好处。我要告诉你的,就这些罢了。”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用网捉,会游的可以用线钓,会飞的可以用箭射。至于龙,我就无法了解它乘着风云而升上天空了。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一样吧!”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他的学说以隐匿自身、不求闻达为宗旨。在周都住了很久,看到周朝衰败,于是就离开了。到了关口,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勉强为我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写了一本书,分上下两篇,阐述道德的含义,共五千多字,然后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道家的运用,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

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大概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因为他修道所以能延年益寿。

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拜见秦献公说:“起初秦与周合并,合并五百年后分离,分离七十年后霸王就会出现。”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有人说不是,世人没有人知道是对是错。老子,是一位隐居的君子。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老子的儿子名叫李宗,李宗是魏国的将领,被封在段干。李宗的儿子叫李注,李注的儿子叫李宫,李宫的玄孙叫李假,李假在汉孝文帝时做官。而李假的儿子李解担任胶西王刘卬的太傅,因此定居在齐国。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世上学习老子学说的人就贬斥儒学,学习儒学的人也贬斥老子学说。“主张不同,不互相商议”,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李耳主张无为而治,使百姓自然归化;主张清静,使事物自然端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庄子是蒙地人,名叫庄周。庄周曾经担任蒙地漆园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学说无所不窥探,但其根本宗旨却归源于老子的言论。所以他著书十多万字,大体上都是寓言。他写了《渔父》、《盗跖》、《胠箧》等篇,用来诋毁孔子一派的弟子,以阐明老子的学说。像《畏累虚》、《亢桑子》这类篇章,都是空泛的言论而没有事实依据。但他善于连缀文辞、分析词句,指陈事物、类比人情,用来攻击儒家、墨家,即使是当代博学之士也不能自我解脱免于攻击。他的言辞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所以王公大人不能重用他。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使者带着厚礼去迎请他,许诺让他担任相国。庄周笑着对楚国的使者说:“千金,是厚重的利益;卿相,是尊贵的职位。你难道没见过郊祭时用的牺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绣花的衣服,然后送进太庙。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猪,难道能办到吗?你赶快离开,不要玷污我。我宁愿在污浊的小水沟里游戏自乐,也不愿被拥有国家的人所束缚,终身不做官,以使我的心志畅快。”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申不害是京地人,原来是郑国的一个低级小臣。他学习学术来求见韩昭侯,韩昭侯任用他为相国。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侯,共十五年。直到申子去世,国家治理、军队强大,没有敢侵犯韩国的。申子的学说来源于黄帝和老子,而主张循名责实。他著书两篇,称为《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喜欢刑名法术的学说,而其根本归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却善于著书。他和李斯一起师从荀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韩非看到韩国日益削弱,多次上书劝谏韩王,但韩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权势来驾驭臣下,不能富国强兵来寻求任用贤能,反而提拔那些浮夸淫侈的蛀虫,把他们置于有功劳实效的人之上。他认为儒家用文辞扰乱法令,而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国家太平时就宠信有名声的人,危急时就使用穿铠甲的武士。现在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奸邪枉曲的臣子所容,考察历史上得失成败的变化,所以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的著作。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然而韩非知道游说的困难,写了《说难》一文非常详尽,但最终死在秦国,自己未能逃脱游说的祸患。

《说难》曰:

《说难》中说: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知道的事情有用来游说的困难;也不是我的辩才难以阐明我的意思的困难;也不是我敢于纵横驰骋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的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被游说者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去适应他。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如果被游说者追求高尚的名声,而游说者用厚利去劝说,就会被认为志节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一定会被抛弃疏远。如果被游说者追求厚利,而游说者用高尚的名声去劝说,就会被认为没有心计而脱离实际,一定不会被采纳。如果被游说者实际追求厚利而表面上追求高尚的名声,那么用高尚的名声去劝说,他就会表面上接受游说者而实际上疏远他;如果用厚利去劝说,他就会暗中采用游说者的话而表面上抛弃游说者。这些情况不可不知道。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迺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闲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言论因泄露而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泄露了秘密,而是他说话触及了对方所隐藏的事情,这样自身就危险了。贵人有过错,而游说者明白地陈述好的意见来推论他的恶行,这样自身就危险了。如果交情恩泽还不够深厚,游说者却说出极尽知心的话,如果主张实行并且成功,那么恩德就会被遗忘;如果主张实行而失败,那么就会被怀疑,这样自身就危险了。贵人有了好的计谋,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游说者参与知道了,这样自身就危险了。对方表面上做着一件事,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另一件事,游说者参与知道了,这样自身就危险了。勉强对方去做他一定不肯做的事,阻止对方去做他不能停止的事,自身就危险了。所以说:和对方谈论大臣,就会被认为是在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对方谈论近侍小臣,就会被认为是在卖弄权势。谈论对方所喜爱的人,就会被认为是在借重靠山;谈论对方所憎恶的人,就会被认为是在试探自己。说话直截了当、言辞简约,就会被认为是不聪明而受到屈辱;说话广博详尽、旁征博引,就会被认为冗长而浪费时间。顺着事情陈述意见,就会被说成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考虑事情广泛而无所顾忌,就会被说成是粗野而傲慢。这些游说的困难,不可不知道。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迺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迺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大凡游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美化被游说者所敬重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对方如果认为自己的计谋明智,就不要用他的失误来使他难堪;如果认为自己的决断勇敢,就不要用他的对立面来激怒他;如果夸耀自己的力量,就不要用他的难处来压抑他。规划别的事情如果与对方的计谋相同,称赞别的人如果与对方的行为一致,就要加以美化而不要伤害他。如果对方有和别人相同的过失,就要明白地掩饰说他没有过失。当最大的忠诚没有违逆对方,言辞没有抵触排斥,然后才能施展自己的辩才和智慧。这就是使得亲近而不被怀疑,能够尽展才智的困难所在。等到旷日持久,交情恩泽已经深厚,深谋远虑而不被怀疑,相互争论而不被怪罪,于是就能明白地计议利害以成就功业,直接指出是非来修饰自身,用这种方式相互扶持,这就是游说的成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他们都是由此来求得君主的任用。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尚且不能不做低贱的事而涉足世事到如此污浊的地步,那么这就不是有才能的士人所能设想的了。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 「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迺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把墙淋坏了。他的儿子说:“不修补的话会有盗贼。”他邻居的父亲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这家人很赞赏自己的儿子聪明,却怀疑邻居的父亲。从前郑武公想攻打胡国,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于是问群臣说:“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攻打?”关其思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就杀了关其思,说:“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说要攻打它,为什么?”胡国君主听说了这件事,认为郑国亲近自己而不防备郑国。郑国人偷袭胡国,攻取了它。这两个人的说法,他们的判断都是正确的,然而严重的被处死,轻的被怀疑。不是知道事情困难,而是如何处理知道的事情困难。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从前弥子瑕被卫君宠爱。卫国的法律,私自驾驶国君车子的,罪过要处以砍脚之刑。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听说了,连夜去告诉他,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驶国君的车子出去了。卫君听说了这件事,认为他贤德,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而犯了砍脚的罪!”和卫君在果园游玩,弥子瑕吃了一个桃子觉得很甜,没吃完就把剩下的桃子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忘了自己的口福而想到我!”等到弥子瑕容貌衰老而宠爱减退,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假托君命驾驶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没有变化,以前被称赞贤德而后来却获罪的原因,是爱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恰当而更加亲近;被君主憎恶时,就认为他罪有应得而更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不可不考察君主的爱憎态度然后再去游说他。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龙作为一种动物,可以驯服亲近而骑乘它。但它的喉咙下面有一尺长的逆鳞,如果有人触动了它,就一定会杀人。君主也有逆鳞,游说的人能够不触动君主的逆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了《孤愤》、《五蠹》这些书,说:“唉,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并和他交往,死也没有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写的书。”秦国因此紧急攻打韩国。韩王起初不任用韩非,等到形势危急,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高兴,但还没有信任重用他。李斯、姚贾嫉妒他,在秦王面前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如今大王想吞并诸侯,韩非终究会为韩国效力而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大王不任用他,长期留着他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不如用法律惩处他把他杀了。”秦王认为说得对,就把韩非交给司法官吏治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陈述,但见不到秦王。秦王后来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申子、韩子都著书立说,流传到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著作。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却不能使自己逃脱游说的祸患而感到悲哀。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太史公说:老子推崇的道,是虚无,顺应变化于无为之中,所以他著书言辞微妙难以理解。庄子散播道德,放言高论,其要旨也归于自然。申子勤勉不懈,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引绳墨,切合事情,明辨是非,其用法极为惨急苛刻,缺少恩惠。这些都源于道德的含义,而老子的思想真是深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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