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四金者，𬭚、镯、铙、铎也。「以金𬭚和鼓」。郑氏注云：「𬭚，𬭚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贾公彦疏云：「𬭚于之名，出于汉之《大予乐》官。」南齐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广汉什邡民段祚以𬭚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筒，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县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𬭚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周斛斯征精《三礼》，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乐有𬭚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曰：「此𬭚于也。」众弗之信，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乃取以合乐焉。《宣和博古图说》云「其制中虚，椎首而杀其下」，王黼亦引段柞所献为证云。今乐府金𬭚，就击于地，灌水之制，不复考矣。是时，有虎龙𬭚一，山纹𬭚一，圈花𬭚一，繁马𬭚一，龟鱼𬭚一，鱼𬭚二，风𬭚一，虎𬭚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沣州慈利县周赦王墓旁五里山摧，盖古家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锌，高一尺三寸，上径长九寸五分，阔八寸，下口长径五寸八分，阔五寸，虎钮高一寸二分，阔寸一分，并尾长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绍熙三年，予仲子签书峡州判官，于长杨县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径长一尺六分，阔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长径九寸五分，阔八寸，虎钮高二寸五分，足阔三寸四分，并尾长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悍也。予家蓄古彝器百种，此遂为之冠。小𬭚无损缺，扣之，其声清越以长。大者破处五寸许，声不能浑全，然亦可考击也。后复得一枚，与大者无小异，自峡来，置诸箬笼中，取者不谨，断其钮，匠以药焊而栅之，遂两两相对。若《三礼图》、《景桔大乐图》所画，形制皆非。东坡《志林》记始兴王鉴一节，云：「记者能道其尺寸之洋如此，而拙于遣词，使古器形制不可复得其仿佛，甚可恨也。」正为此云。
《周礼》记载：“鼓人掌管教授六鼓和四金的声音，用来调节声乐。”四金指的是𬭚、镯、铙、铎。“用金𬭚来配合鼓声”。郑玄注释说：“𬭚，就是𬭚于，形状圆如碓头，上大下小，演奏时敲击它，与鼓声相和。”贾公彦疏解说：“𬭚于的名称，出自汉代的《大予乐》官。”南齐时，始兴王萧鉴任益州刺史，广汉什邡百姓段祚将𬭚于献给萧鉴，这是一件古代礼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周长二尺四寸，形状圆如筒，铜色黑如漆，非常薄，上面有铜马，用绳子悬挂铜马，让它离地一尺多，灌满水，又用器皿在下面盛水，用芒茎对着中心跪着注入𬭚于，用手振动芒茎，声音就像雷鸣，清亮的响声很久才消失，这是古代用来调节音乐的乐器。北周的斛斯征精通《三礼》，任太常卿。自从魏孝武帝西迁后，雅乐废弛缺失，乐器中有𬭚于，近代完全没有这种器物，有人从蜀地得到它，都不认识。斛斯征说：“这是𬭚于。”众人不信，于是他按照干宝的《周礼注》用芒筒捋它，声音极其清亮，于是拿来配合音乐。《宣和博古图说》记载：“它的形制中间空虚，顶部像椎而底部渐小”，王黼也引用段祚所献的器物作为证据。如今乐府中的金𬭚，直接放在地上敲击，灌水的做法，已经无法考证了。当时，有虎龙𬭚一件，山纹𬭚一件，圈花𬭚一件，繁马𬭚一件，龟鱼𬭚一件，鱼𬭚两件，风𬭚一件，虎𬭚七件。其中最大的重五十一斤，最小的七斤。淳熙十四年，沣州慈利县周赦王墓旁五里山崩塌，原来是一座古墓，里面藏有很多器物。我的外甥余玠担任这个县的县令，得到一件𬭚，高一尺三寸，上口径长九寸五分，宽八寸，下口长径五寸八分，宽五寸，虎钮高一寸二分，宽一寸一分，连同尾长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绍熙三年，我的二儿子任峡州签书判官，在长杨县又得到一件，很大，高二尺，上口径长一尺六分，宽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长径九寸五分，宽八寸，虎钮高二寸五分，足宽三寸四分，连同尾长一尺，重三十五斤。都是虎钮𬭚。我家收藏古代彝器上百种，这件𬭚成为其中之冠。小𬭚没有缺损，敲击它，声音清亮悠长。大𬭚有约五寸的破损处，声音不能浑厚完整，但也可以敲击。后来又得到一件，与大𬭚没有太大差别，从峡州运来，放在竹笼中，取用的人不小心，弄断了它的钮，工匠用药物焊接并加固，于是两件相对。像《三礼图》、《景祐大乐图》所画的，形制都不对。苏轼《志林》记载始兴王萧鉴那一段，说：“记载的人能如此详细描述它的尺寸，但文辞拙劣，使古器的形制无法再现其大概，非常遗憾。”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韩庄敏公缜字玉汝，盖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义，前人未尝用，最为古雅。按唐《登科记》，会昌四年及第进士有孙玉汝。李景让为御史大夫，劾罢侍御史孙玉汝。会稽《大庆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孙玉汝记。荣王宗绰书目，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云孙玉汝撰。盖其人也。
韩庄敏公韩缜，字玉汝，大概是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而坚实，以及“王欲玉汝”的含义，前人未曾用过，最为古雅。据唐代《登科记》记载，会昌四年考中的进士中有孙玉汝。李景让任御史大夫时，弹劾罢免了侍御史孙玉汝。会稽的《大庆寺碑》，是咸通十一年所立，上面写着衢州刺史孙玉汝撰文。荣王赵宗绰的书目中，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说是孙玉汝撰写的。大概就是这个人。
唐人避讳
唐人避讳
唐人避家讳甚严，固有出于礼律之外者。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晋与进字同音，贺遂不敢试。韩文公作《讳辩》，论之至切，不能解众惑也。《旧唐史》至谓韩公此文，为文章之纰缪者，则一时横议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盖其人云。裴德融讳「臯」，高锴以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讳『臯』，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郎官一人，同参右丞卢简求。到宅，卢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只候。」卢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苍遽出门去。观此事，尤为乖剌。锴、简求皆当世名流，而所见如此。《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筋，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此又与高相类。且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臯，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人于科籍，揆之礼律，果安在哉？后唐大成初，卢文纪为工部尚书，新除郎中于邺公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文纪坐谪石州司马。此又可怪也。
唐人避讳家讳非常严格，本来就有超出礼法规定的地方。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忌恨他的人指责他父亲名叫晋肃，因为“晋”与“进”同音，李贺于是不敢应试。韩愈写了《讳辩》，论述得非常恳切，仍不能解除众人的疑惑。《旧唐书》甚至说韩愈这篇文章是文章中的纰漏，可见当时非议之盛。杜甫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大概就是这个人。裴德融避讳“臯”字，高锴以礼部侍郎身份主持科举，裴德融参加考试，高锴说：“他避讳‘臯’字，在我这里考试，如果考中，会困窘一生。”后来裴德融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与另一位同时被任命的郎官一起拜见右丞卢简求。到了卢宅，卢简求先请前一位进去，那人禀报说：“我与新任屯田裴员外一同在此等候。”卢简求派驱使官传话说：“这位员外是谁主持下及第的？我碰巧有事，不能接见。”裴德融仓促出门离去。看这件事，尤其荒谬。高锴、卢简求都是当世名流，见识却如此。《语林》记载崔殷梦主持科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付他照顾弟弟归仁泽，崔殷梦只是答应而已。不久，归仁晦又去托付，反复三四次。崔殷梦正色端坐，说：“我正准备上表辞去这个官职。”归仁晦这才明白自己的姓氏是崔殷梦所避讳的。据《宰相世系表》，崔殷梦的父亲名叫龟从，这又与高锴的情况类似。父亲名叫晋肃，儿子不能考进士；父亲名叫臯，儿子不能在姓高的主考官下考中；父亲名叫龟从，儿子不能将姓归的人列入科举名册。按照礼法，究竟在哪里呢？后唐天成初年，卢文纪任工部尚书，新任郎中于邺前来拜见，卢文纪因为父亲名叫嗣业，与“邺”同音，竟然不见。于邺忧虑恐惧过度，一天晚上在房中上吊自杀。卢文纪因此被贬为石州司马。这又是一件怪事。
高锴取士
高锴取士
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颇得才实。始，岁取四十人，才益少，诏减十人犹不能满。此《新唐书》所载也。按《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进士元额二十五人，请加至四十人。」奉敕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锴在礼部，每举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为定，则《唐书》所云误矣。《摭言》载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错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借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云：「银釭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庸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则思谦亦疏俊不羁之士耳。锴徇凶珰之意，以为举首，史谓颇得才，实恐未尽然。先是，大和三年，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𫗧又奏复之，事见《选举志》。
高锴任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经过三年，选拔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起初，每年录取四十人，后来人才逐渐减少，皇帝下诏减少十人，仍然不能满额。这是《新唐书》所记载的。但据《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上奏：“进士原定名额二十五人，请求增加到四十人。”皇帝下诏批准。这一年以及开成二年、三年，高锴在礼部，每次科举录取的都是四十人。到开成四年，才下令每年固定录取三十人，那么《新唐书》的记载就错了。《摭言》记载，高锴第一次主考时，裴思谦通过仇士良的关系想取得状元，高锴在庭上斥责了他。裴思谦回头厉声说：“明年我打脊背也要取状元。”第二年，高锴再次主考，告诫门下不得接受书信。裴思谦自己带着仇士良的一封信进入贡院，随即换上紫衣快步走到阶下，禀报说：“军容使有信推荐裴思谦秀才。”高锴接过信，信中请求录取裴思谦为状元。高锴说：“状元已经有人了，除此之外可以满足军容使的意愿。”裴思谦说：“下官奉军容使指示：‘裴秀才如果不是状元，请侍郎不要放榜。’”高锴低头良久，说：“那么让我见见裴学士。”裴思谦说：“下官就是。”高锴不得已，只好听从。裴思谦及第后住在平康里，赋诗说：“银釭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庸贵，夜来新惹桂枝香。”可见裴思谦也是一个疏放不羁的人。高锴顺从凶恶宦官的意思，让他成为榜首，史书说高锴选拔了不少人才，恐怕未必完全如此。在此之前，大和三年，高锴任考功员外郎，选拔人才有不妥当之处，监察御史姚中立上奏停止考功别头试，大和六年，侍郎贾𫗧又上奏恢复，此事见于《选举志》。
兵部名存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书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铨选，文属吏部，武属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两部各列三拴。曰尚书铨，尚书主之。曰东铨；曰西铨，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为前行。故兵部班级在户、刑、礼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又、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选称治。其后用人不能悉得贤，然兵部为甚。其变而为三班流外铨，不知自何时。元丰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选事，无论文武，悉以付吏部。苏东坡当元祐中拜兵书，谢表云：「恭惟先帝复六卿之名，本欲后人识三代之旧，古今殊制，闲剧异宜，武选隶于天官，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盖纪其实也。今本曹所掌，惟诸州厢军名籍，及每大礼，则书写蕃官加恩告。虽有所辖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实亡，一至于是！
唐朝沿袭隋朝的制度，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和兵部分别掌管官员的选拔任命，文官属于吏部，武官属于兵部。三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册封任命，五品以上由皇帝下制书任命，六品以下由皇帝下敕令任命，这些都委托尚书省拟定上奏。吏部和兵部各设三个铨选机构：称为尚书铨，由尚书主持；东铨和西铨，由两位侍郎主持。吏部在左，兵部在右，这称为前行。所以兵部的官阶等级在户部、刑部、礼部之上。唐睿宗刚即位时，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这六人都是名臣，文武两个铨选机构都治理得很好。后来用人不能全部得到贤才，其中兵部尤其严重。它变为三班流外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元丰年间改革官制，一切更改，所有选官事务，无论文武，都交给吏部。苏东坡在元祐年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他在谢表中说：“恭敬地想到先帝恢复六卿的名称，本意是让后人了解三代旧制，古今制度不同，闲散和繁忙的职务各有适宜，武官的选拔隶属于吏部，军事政务总揽于枢密院，所以司马的职务，唯独省去了文书工作。”这大概是记载实际情况。现在兵部所掌管的，只有各州厢军的名册，以及每逢大礼时，书写蕃官加恩的告身。虽然有所管辖的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度郎官去一次罢了。名存实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武官名不正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将军、校尉，自秦、汉以来有之。至于阶秩品著，则由晋、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阶二十九，自开府、特进之下，为大夫者十一，为郎者十六。武散阶四十五，为将军者十二，为校尉者十六。此外怀化、归德大将军，讫于司戈、执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长臣仆。本朝因之。元丰正官制，废文散阶，而易旧省部寺监名，称为郎、大夫，曰寄禄官。政和中，改选人七阶亦为郎，欲以将军、校尉易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而西班用事者嫌其涂辙太殊，亦请改为郎、大夫，于是以卒伍厮圉玷污此名，又以节度使至刺史专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汉以处名流，观察使在唐为方伯，刺史在汉为监司，在唐为郡守，岂介胄恩幸所得处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文官有郎、大夫，武官有将军、校尉，从秦、汉以来就有了。至于官阶品级的明确制定，则是从晋、魏到唐朝才确定的。唐朝文散官有二十九阶，从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以下，有大夫十一阶，有郎十六阶。武散官有四十五阶，有将军十二阶，有校尉十六阶。此外还有怀化大将军、归德大将军，一直到司戈、执戟，都是用来授予蕃戎的君长和臣仆的。本朝沿袭了这些制度。元丰年间整顿官制，废除了文散官，改换原来省、部、寺、监的名称，称为郎、大夫，叫做寄禄官。政和年间，又改选人七阶也为郎，想用将军、校尉来替换横行以下各使到三班借职，但西班掌权的人嫌这种途径差别太大，也请求改为郎、大夫，于是用士卒仆役玷污了这个名称，又把节度使到刺史专门作为武臣的正任官。况且郎、大夫，在汉代是用来安置名流的，观察使在唐代是地方长官，刺史在汉代是监察官，在唐代是郡守，哪里是武夫和受宠幸的人所能担任的呢？这是名称尤其不正的地方。
名将晚谬
名将晚谬
自古威名之将，立盖世之勋，而晚谬不克终者，多失于恃功矜能而轻敌也。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禽，以败大事。西魏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攻围之，饥冻而退。及思政徙荆州，举韦孝宽代己，欢举山东之众来攻，凡五十日，复以败归，皆思政功也。其后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致书于崔猷，猷曰：「襄城控带京洛，当今要地，如其动静，易相应接。颖川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莫若顿兵襄城，而遣良将守颖川，则表里俱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足为患。」字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请，且约，贼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赴救。已而陷于高澄，身为俘虏。慕容绍宗挫败侯景，一时将帅皆莫及，而攻围颖川，不知进退，赴水而死。吴明彻当陈国衰削之余，北伐高齐，将略人才，公卿以为举首，师之所至，前无坚城，数月之间，尽复江北之地。然其后攻周彭城，为王轨所困，欲遏归路。萧摩河请击之，明彻不听，曰：「奉旗陷陈，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间，水路遂断。摩河又请潜军突围，复不许，遂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皆没焉。此四人之过，如出一辙。
自古以来威名赫赫的将领，建立了盖世功勋，但晚年失误而不能善终的，大多失于仗恃功劳、夸耀才能而轻敌。关羽在万军之中亲手斩杀袁绍的两员大将颜良、文丑。等到在樊城攻打曹仁时，于禁等七军全军覆没，关羽威震华夏，曹操商议迁都许昌来躲避他的锋芒，他的功名可谓盛极一时。但他没有识破吕蒙、陆逊的欺诈，最终落入孙权的计谋中，父子被擒，导致大事失败。西魏的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围攻他，因饥寒交迫而退兵。等到王思政调任荆州，推荐韦孝宽代替自己，高欢率领山东的军队来进攻，共五十天，再次失败而归，这都是王思政的功劳。后来他想把长社作为行台治所，写信给崔猷，崔猷说：“襄城控制连接京洛，是当今的要地，如果那里有动静，容易接应。颖川邻近敌境，又没有山川的险固，不如驻兵襄城，而派良将守卫颖川，这样内外都稳固，人心容易安定，即使有意外，也不足为患。”宇文泰命令按崔猷的策略办，王思政坚持请求，并且约定，敌人水攻一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必派兵救援。不久城被高澄攻陷，自己成了俘虏。慕容绍宗挫败侯景，当时的将帅都比不上他，但在围攻颖川时，不知进退，投水而死。吴明彻在陈国衰败削弱的时候，北伐北齐，论将略和人才，公卿都推举他为首选，军队所到之处，前面没有坚固的城池，几个月之间，全部收复了江北的土地。但后来攻打北周的彭城，被王轨围困，王轨想截断他的归路。萧摩诃请求出击，明彻不听，说：“拔旗冲锋陷阵，是将领的事；长远谋划，是老夫的事。”十天之内，水路就被切断。萧摩诃又请求秘密突围，明彻仍不同意，于是被周人俘虏，三万将士全部覆没。这四个人的过失，如出一辙。
唐帝称太上皇
唐帝称太上皇
唐诸帝称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凡四君。顺宗以病废之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建成、元吉，明皇幸蜀，为太子所夺，唯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为史册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大元年八月，传位于皇太子，犹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决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谦、嗣升封王，皆以上皇诰而出命。又遣皇帝巡边。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诛，明日乙丑，即归政。然则犹有不获已也。若夫与尧、舜合其德，则我高宗皇帝、至尊寿皇圣帝为然。
唐朝皇帝中称太上皇的，有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共四位。顺宗因为病废的缘故，不能处理朝政；高祖因为秦王杀了建成、元吉；明皇逃往蜀地，被太子夺了权；只有睿宗是上畏天象示警，发自诚心，被史册表彰。但考察事实，睿宗在先天元年八月，传位给皇太子，仍然五天一次上朝，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以及重大刑罚和政务都自己决定。所以皇帝的儿子嗣直、嗣谦、嗣升封王，都是用太上皇的诰命来发布命令。又派皇帝巡视边境。二年七月甲子日，太平公主被诛杀，第二天乙丑日，就归政给皇帝。这样看来，还是有不情愿的成分。至于德行能与尧、舜相合的，那是我朝高宗皇帝和至尊寿皇圣帝才是这样。
杨倞注荀子
杨倞注荀子
唐杨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注以为《伊训篇》，今元无此语。《致士篇》所引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顺事。」注以为《康诰》，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唐代杨倞注释《荀子》，是在元和十三年。但《臣道篇》所引用的：“《书》说，服从命令而不违逆，委婉劝谏而不厌倦，在上位就明智，在下位就谦逊。”注释认为是《伊训篇》，现在原文中并没有这句话。《致士篇》所引用的说：“合理的刑罚和杀戮，不要用来立即执行，你只能说没有顺当的事情。”注释认为是《康诰》，但没有说明其中不同的地方。
昭宗相朱朴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华州，方强藩悍镇，远近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兴之业。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博士朱朴才如谢安，朴所善方士许严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征矣。」上愤天下之乱，朴自言得力宰相，月余可致太平。遂拜为相，制出，中外大惊。《唐制诏》有制词，学士韩仪所撰，曰：「梦傅严而得真相，则商道中兴；猎渭滨而载献臣，则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难，渴伫英贤，暗祷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辅，契予勤求。朱朴学业优深，识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弥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与语。理乱立分于言下，闻所未闻；兵农皆在于术中，得所未得。不觉前席，为之改容；须委化权，用昌衰运。自我拔奇，宁拘品秩；百度群伦，俟尔康济。」其美如此。仪者偓之兄，所谓「暗祷鬼神，明祈日月」之语，必当时所授旨意也。朴为相才半年而罢，后贬郴州司户参军，制云：「不为自审之谋，苟窃相援之力，实因奸幸，潜致显荣。亦谓术可弭兵，学能活国，冒半岁容身之赞，无一朝辅政之功。唯辱中台，颇兴群论。」呜呼！昭宗当王室艰危之际，无知人之明，拔朴于庶僚中，位诸公衮，以今观之，适足冶后人讥笑。《新史》赞谓：「捽豚臑而拒䝙牙，趣亡而已。」悲夫！
唐昭宗出逃到华州时，正值强藩悍镇在远近作乱，他希望能得到一位特立独出的奇士来任用，以成就中兴大业。水部郎中何迎上表推荐国子博士朱朴，说他才比谢安；朱朴所交好的方士许严士得到宠幸，出入宫中，也进言说朱朴有经世济民的才能。昭宗连日召见朱朴问对，朱朴能言善辩，昭宗很喜欢他，说：“我虽比不上太宗，但得到你就像得到魏征了。”昭宗对天下大乱感到愤慨，朱朴自称如果得到宰相之位，一个多月就能实现太平。于是昭宗任命他为宰相，制书一出，朝廷内外大为震惊。《唐制诏》中收录了学士韩仪撰写的制词，说：“梦见傅说而得到真正的宰相，商朝之道得以中兴；在渭水边打猎而载回贤臣，周朝得以实现大治。我自从遭遇多难，急切地盼望英贤，暗中祷告鬼神，明里祈求日月。果然得到哲辅，契合我勤勉的寻求。朱朴学业优厚深广，见识运用精妙敏捷，长久徘徊而未得振作，更加保持贞吉而自许甚高。我了解他的才能，于是召来与他交谈。治乱之理立刻在言谈中分明，闻所未闻；兵农之事都在他的谋略之中，得所未得。我不觉移座向前，为之动容；必须委以权柄，用来昌盛衰微的国运。从我这里提拔奇才，哪能拘泥于品级秩位；百事众务，等待你来安定济助。”赞美之词如此。韩仪是韩偓的哥哥，所谓“暗祷鬼神，明祈日月”的话，一定是当时昭宗授意的。朱朴任宰相才半年就被罢免，后来贬为郴州司户参军，制书说：“不为自己审慎谋划，苟且窃取互相援引之力，实因奸邪侥幸，暗中得到显贵荣华。也自称谋略可以平息战乱，学问能够救国，冒领半年的容身之赞，却没有一天的辅政之功。只是辱没了中书省，引起了许多议论。”唉！昭宗在王室艰危之际，没有知人之明，从普通官员中提拔朱朴，置于公卿之位，从今天来看，正好给后人留下讥笑的话柄。《新唐书》的赞语说：“抓住猪肘去抵挡虎牙，只是加速灭亡罢了。”可悲啊！
杨国忠诸使
杨国忠兼任的各种使职
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词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亦不及天宝时己有之也。
杨国忠担任度支郎时，兼任十五个以上的使职。到任宰相时，总共兼任四十多个使职。官署的印章一个字都写不下，小吏因此肆意作奸舞弊。新旧《唐书》都没有详细记载他的官职。查他拜相制书的前衔写道：“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词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其余所领的，还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由此看来，大概可以知道了。宫市这件事，大家都说起于德宗贞元年间。不知道天宝年间已有这个名称，并且任用宰相充任使职。韩文公作《顺宗实录》，只说：“旧例，宫中有需要购买外物，让官吏主管，与人交易，随即付给价钱，贞元末年用宦官为使。”也没有提到天宝时已经存在了。
祖宗朝宰辅
本朝前代宰相的待遇
祖宗朝，宰辅名为礼绝百僚，虽枢密副使，亦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至其罢免归班，则与庶位等。李崇矩自枢密使罢为镇国军节度使，旋改左卫大将军，遂为广南西道都巡检使，未几遣使资诏徙海南四州都巡检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犹赠太尉。赵安仁尝参知政事，而判登闻鼓院。张熔尝知枢密院，而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服阕，而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皆自见任枢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执政而为三司使、中丞者数人。官制既行，犹多除六曹尚书。自崇宁以来，乃始不然。百宫避宰相刘器之以待制为枢密都承旨，道遇执政出尚书省，相从归府第，刘去席帽凉衫，敛马遣人传语，相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归，呼门下省法吏，问从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检条，但有尚书省官避令仆，两省官各避其官长，而无两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乐。刘以此语人，以为有所据。然以事体揆之，侍从不避宰相，恐为不然，亦无所谓只避官长法，刘公盖饰说耳。按《天圣编敕》，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皆退避，见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应元祐时不行用也。
本朝前代，宰相名义上礼绝百官，即使是枢密副使，也在太师一品之上。但到他们罢免归班时，就与普通官员同等了。李崇矩从枢密使罢为镇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任左卫大将军，于是任广南西道都巡检使，没多久又派使者带着诏书调任海南四州都巡检使，都不是降职贬黜。在南方多年，入朝判金吾街仗司而卒，还追赠太尉。赵安仁曾任参知政事，却判登闻鼓院。张熔曾任知枢密院事，却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院事，服丧期满后，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都从现任枢密副使调任御史中丞。其他以前执政身份而任三司使、中丞的有数人。官制实行后，还多任命为六曹尚书。从崇宁以来，才不这样了。百官避让宰相：刘器之以待制任枢密都承旨，路上遇到执政从尚书省出来，一起回府第，刘器之摘下席帽凉衫，勒住马派人传话，互相作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回来，叫来门下省的法吏，问从官在路上遇到宰相应该怎样？法吏查阅条例，只有尚书省官员避让令仆，两省官员各自避让本官长官，而没有两制官员避让宰相的规定，吕汲公才作罢，但心里很不高兴。刘器之以此告诉别人，认为有所依据。但按事理推断，侍从不避让宰相，恐怕不对，也没有所谓只避官长的规定，刘公大概是掩饰之辞。按《天圣编敕》，各文武官员与宰相在路上相遇都要退避，见到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与宰相相同，其条文很明确，不应在元祐时不行用。
百官见宰相
百官拜见宰相的礼仪
《天圣编敕》载文武百官见宰相仪。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阶上，堂吏赞云：「请，不拜，班首前致词，讫，退，归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相次同学士之仪。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于中书门外，应节度使至刺史，并缀本班，中丞揖讫，入。宰相降阶，南向立于位，乃称班，文东武西，并北上，台官南行，北向东上。赞云：「百僚拜，宰相答拜，讫，退。」内客省使至合门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上列行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下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见参政副枢，并列行拜。若诸司副使、合门只候见参枢，亦不答拜。国朝上下等威，其严如此。已而浸废。文潞公、富韩公至和中自外镇拜相，诏百官班迎于门，言者乃谓隆之以虚礼。元丰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为仆射，上日，始用此礼。其后复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枢密吏寅缘得副承旨，每谒公府，与侍从同席升车而去。叶子昂为相，独抑之，使与卿监旅进，送之于右序，不索马。及王抃以国信所典仪吏为都承旨，且正任观察使，礼遂均从官矣。
《天圣编敕》记载了文武百官拜见宰相的礼仪。文明殿学士到龙图阁直学士，在都堂台阶上列班，堂吏赞礼说：“请，不拜，班首上前致词，完毕，退回原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员依次与学士礼仪相同。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以及南班文武百官，在中书门外按次序排列，节度使到刺史，都附在本班，中丞作揖后，进入。宰相走下台阶，面南站立在位，于是称班，文官东向武官西向，都面北，台官南行，面北向东。赞礼说：“百官拜，宰相答拜，完毕，退下。”内客省使到合门使拜见宰相、枢密使，都在台阶上列行拜，不答拜；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行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拜见宰相、枢密使，都在台阶下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拜见参政副枢，都列行拜。如果诸司副使、合门只候拜见参枢，也不答拜。本朝上下等级威仪，如此严格。不久逐渐废弃。文潞公、富韩公在至和年间从外镇拜相，诏令百官在门前列班迎接，议论的人说这是用虚礼来尊崇。元丰年间制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任仆射，上任之日，开始用此礼。后来又不实行了。乾道初年，魏仲昌凭借枢密吏的关系得任副承旨，每次拜谒公府，与侍从同席乘车而去。叶子昂任宰相，唯独压制他，让他与卿监一同进退，送到右序，不备马。到王抃以国信所典仪吏任都承旨，并且正任观察使，礼仪就与从官等同了。
东坡自引所为文
苏轼自己引用所作的文章
东坡为文潞公作《德威堂铭》，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军国重事，期年，乃求去，诏曰：『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则长者去之。公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公读诏耸然，不敢言去。」
苏东坡为文潞公（文彦博）撰写《德威堂铭》，其中写道：“元祐初年，起用您担任平章军国重事，满一年后，您请求离职，皇帝下诏说：‘从前西伯（周文王）善于养老，于是姜太公自动前来。鲁穆公没有让子思留在身边，那么有德的长者就离开了。您为自己考虑固然很好，难道不为朝廷感到惋惜吗！’又说：‘唐太宗在战事纷争之时，尚且能起用已经年老的李靖；而唐穆宗、唐文宗在安逸享乐之际，却不能任用尚未生病的裴度。国家治乱的效果，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您读完诏书后肃然起敬，不敢再提离职的事。”
按此二诏，盖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缴还乞罢青苗状》云：「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载尝论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结之云：「世以轼为知高。」又述谏用兵云：「老臣且死，见先帝地下，有以借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责吕惠卿词亦然。
据查，这两道诏书，大概是元祐二年三月潞公请求退休时未被批准的批答，都是苏东坡起草的。另外，《缴还乞罢青苗状》中说：“近日贬谪吕惠卿的告词写道，首先创立青苗法，其次推行助役法。”这也是苏东坡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记载他曾评论自己的文章共三百二十字，结尾说：“世人认为苏东坡了解高先生。”又记述劝谏用兵之事说：“老臣快要死了，到地下见到先帝，也有话可说了。”这也是他所作。同时引用责备吕惠卿的词语也是如此。
乾道中，迈直翰苑，答陈敏步帅诏云：「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后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为法也。
乾道年间，洪迈在翰林院任职，答复陈敏步帅的诏书写道：“周亚夫持重稳重，使棘门、霸上的将军显得渺小；程不识统率屯兵，成为长乐宫、未央宫卫尉中的佼佼者。”后来为陈敏撰写神道碑，也引用了这句话，正是以文潞公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