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不用儒
汉宣帝不喜好儒学，甚至说俗儒不通时务，喜好推崇古代、否定当代，使人迷惑于名实，不知该坚守什么，哪里值得委以重任。匡衡担任平原郡的文学官，学者们很多人上书推荐匡衡，说他精通经学，当世少有，不应留在偏远之地。此事交由萧望之、梁丘贺处理。萧望之上奏说匡衡经学精熟，讲解有师法，值得观览。宣帝不太重用儒生，让匡衡返回原任。司马光说俗儒确实不能用来治理国家，难道就不能寻求真正的儒者并任用他们吗？况且“推崇古代、否定当代”的说法，是秦始皇、李斯所禁止的，为什么要效仿他们呢？既然不任用儒生而专委中书宦官，宏恭、石显因此擅权干政，最终成为后世的祸患。君主的心术，怎能不警惕呢！
国家府库
宋真宗即位之初，有关部门上报天下每年赋税的大致数目，当时是至道三年，共收谷物二千一百七十万石，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绸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此后数目多少不定，但大致如此。正当国家全盛时期，民力充足，所以征收赋税尚未造成危害。如今国家的财力和物力，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所谓钱币的收入，几乎超过十倍。百姓日益被剥削，却不知道挽救弊政的方法，实在令人担忧。黄蜡这一项，如今已听不到这个数目了。
刘项成败
汉高帝刘邦、项羽起兵之初，一起向北共同侍奉楚怀王。等到入关攻破秦朝，子婴出降，诸将中有人建议杀掉秦王。高帝说：“当初怀王派我，本是因为我能宽容，况且人家已经投降，杀之不祥。”于是将子婴交给官吏处置。至于项羽则不然，他杀了子婴，屠戮咸阳，派人向怀王报告。怀王让他按当初的约定，先入关者称王关中。项羽却说：“怀王是我家武信君所立，没有功劳，凭什么能专断主约？如今平定天下，都是各位将相和我的力量，怀王没有功劳，本应分其地而称王。”于是表面上尊怀王为义帝，最终杀了他。看这两件事，高帝成功后，仍恭敬地遵守怀王的告诫；项羽背弃主约，其行为不至于如此，成败的端倪，不必等智者而后知。高帝微贱时，曾到咸阳服役，看到秦始皇出行，感慨叹息说：“大丈夫应当如此啊！”至于项羽看始皇，则说：“他是可以取代的。”虽然史家所载，或许有文饰，但大致意思，确实可见。
占术致祸
吉凶祸福之事，未尝不先显现征兆。然而有人知道并相信这些征兆，反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汉昭帝时，昌邑有石头自立，上林苑的枯柳复生，虫食树叶形成文字“公孙病已立”。眭孟上书说，应当有从平民成为天子的人，劝皇帝寻找贤人并禅让帝位，眭孟因妖言惑众被处死，而应验却在汉宣帝，宣帝正名病己。哀帝时，夏贺良认为汉朝历法中衰，应当重新接受天命。于是有了“陈圣刘太平皇帝”之事，贺良因大逆不道被处死。等到王莽篡位，自称陈后，而光武帝实际应验了。宋文帝时，孔熙先根据天文图谶，知道文帝必死于非命，由骨肉相残引起，江州当出天子，于是图谋大逆，想拥立江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熙先被杀，义康也被害，而文帝最终死于儿子之手，孝武帝从江州起兵即位。薄姬在魏王豹宫中，许负相面说她当生天子，豹听后心中欢喜，因而背叛汉朝，导致灭族，而应验却在汉文帝。唐李锜占据润州反叛，有相面者说，丹阳郑氏女当生天子，李锜听说后，纳她为侍妾。李锜失败后，郑氏被没入宫中，得宠于宪宗而生下宣宗。五代李守贞任河中节度使，有术士善于听人声音，听到他儿媳符氏的声音，惊讶地说：“这是天下之母。”守贞说：“我的儿媳尚且是天下之母，我夺取天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于是决意反叛，不久败亡，而符氏却成为周世宗的皇后。
绛侯莱公
汉朝周勃诛灭诸吕，拥立文帝以安定刘氏，等到担任丞相，朝罢快步退出，得意洋洋。皇帝对他礼遇恭敬，常常目送他。爱盎进言说：“丞相是什么样的人？”皇帝说：“是社稷之臣。”爱盎说：“绛侯是所谓的功臣，不是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君主在时与君主同在，君主亡时与君主共亡。当吕后时，诸吕掌权，擅自封王，绛侯任太尉，掌握兵权，却不能匡正。吕后去世，大臣们共同诛灭诸吕，太尉主掌兵权，恰好促成成功，这就是所谓的功臣，不是社稷之臣。丞相现在有骄矜君主的神色，陛下谦逊，君臣失礼，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后来上朝，皇帝更加庄重，丞相更加敬畏。过了很久，周勃最终被逮捕关押廷尉，几乎不免于死。寇准决断澶渊之盟的计策，真宗待他极厚，王钦若深深忌恨他。一天朝会，寇准先退下，王钦若进言说：“陛下敬畏寇准，是因为他有社稷之功吗？”皇帝说：“是的。”钦若说：“臣没想到陛下说出这话！澶渊之役，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社稷之功，为什么呢？”皇帝愕然说：“什么原因？”回答说：“城下之盟，即使是春秋时的小国还以此为耻。如今以万乘之尊，却做这样的事，这是城下之盟，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呢！”皇帝脸色沮丧不能回答。从此对寇准的宠信逐渐衰减，不久罢免相位，最终贬谪到海康。唉！绛侯、莱公的功劳，如日月般昭著，而爱盎与王钦若以从容一言，改变了两位明君的心意，致使两人被治罪贬斥，谗言无穷，真是可怕啊！
无名杀臣下
《左传》说：“想要加罪于人，还怕没有理由吗？”古代置人于死地，一定要找到他该死的理由。然而本来无罪而被杀，却一定要给他安个罪名。张汤为汉武帝制造白鹿皮币，大农颜异认为本末不相称，天子不悦。张汤又与颜异有矛盾。颜异与客人谈论初令有不便利之处，颜异没有回应，只是微微反唇。张汤上奏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不便，不入朝进言而腹诽，判死罪。从此有了腹诽之法。曹操起初任用崔琰，后来被人进谗言，罚为徒隶，派人监视他，见他言词神色不屈。曹操下令说：“崔琰虽受刑罚，却对宾客，虬须直视，好像有所怨恨。”于是赐崔琰死。隋炀帝杀高颎之后，讨论新法令，久而不决。薛道衡对朝士说：“假使高颎不死，法令决断应当早已实行。”有人上奏此事，炀帝发怒，交给执法者推究。裴蕴上奏：“薛道衡有无君之心，将恶名归于国家，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乎隐晦，推究其情意，深为悖逆。”炀帝说：“你论其叛逆，妙合本心。”于是令其自尽。冤枉啊这三位臣子的死！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执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数及旒之多少为别。俗呼为平天冠，盖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纯礼知开封府，中旨鞫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尝人戏场观优，归涂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主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按《后汉·舆服志》蔡巨注冕冠曰：「鄙人不识，谓之平夭冠。」然则其名之传久矣。
祭祀礼服中的冠冕，从天子到低级办事官员都佩戴，只是以冠梁数量和垂旒多少来区分。民间俗称它为“平天冠”，大概是指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范纯礼任开封府知府时，奉旨审讯淳泽村民谋反案。查明原因后，原来是此人曾去戏场看戏，回家路上看见工匠做桶，就拿来戴在头上，说：“我和刘先主（刘备）相比怎么样？”于是被工匠抓住。第二天上朝应对，宋徽宗问如何处置。范纯礼回答说：“愚昧的乡下人无知，如果以叛逆定罪，恐怕有负陛下好生之德，按不应律杖责他就足够了。”据《后汉书·舆服志》蔡邕注释冕冠说：“鄙陋之人不认识，称之为平天冠。”可见这个名称流传已久了。
介推寒食
介子推与寒食节
《左传》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遂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绵上者，西河介休县地也。其事始未只如此。《史记》则曰：「子推从者书宫门，有『一蛇独怨，之语。文公见其书，使人召之，则亡。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山封之，名曰介山。」虽与《左传》稍异，而大略亦同。至刘向《新序》始云：「子推怨于无爵齿，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谓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后杂传记，如《汝南先贤传》则云：「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邺中记》云：「并州俗，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子推断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皆冱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为冬至后百有五日也。」按《后汉·周举传》云：「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举为并州刺史，乃作吊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然则所谓寒食，乃是冬中，非今节令二三月间也。
《左传》记载：晋文公回国后，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人，介之推没有主动要求俸禄，俸禄也没有给他，介之推就和母亲一起隐居而死。晋文公找不到他，就把绵上作为他的封田，说：“用来记下我的过错。”绵上，就是西河郡介休县的地方。这件事的始末就是这样。《史记》则说：“介子推的随从在宫门上写字，有‘一条蛇独自怨恨’的话。文公看到字后，派人召他，他已经逃走了。听说他进了绵上山中，于是环绕山封给他，名叫介山。”虽然和《左传》稍有不同，但大致相同。到了刘向的《新序》才开始说：“介子推怨恨没有爵位和俸禄，离开去了介山之上，文公等待他，他不肯出来。以为烧山他就会出来，结果他不出而被烧死。”这之后的杂传记，如《汝南先贤传》说：“太原旧俗，因为介子推被烧死，有一个月寒食的习俗。”《邺中记》说：“并州风俗，冬至后一百零五天，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天。魏武帝因为太原、上党、西河、雁门都是严寒之地，下令人们不得寒食，也是冬至后一百零五天。”据《后汉书·周举传》说：“太原一郡，旧俗因为介子推被烧死，有龙忌的禁忌。到他死的月份，都说神灵不喜欢生火，因此士民每年冬季就有一个月寒食，不敢生火做饭。周举任并州刺史，就写了吊唁文书放在介子推庙中，说严冬停火，损害百姓生命，不是贤者的本意，向愚民宣示，让他们恢复温食。于是众人的疑惑稍有缓解，风俗也大有改变。”那么所谓的寒食，是在冬季，不是现在节令的二三月间。
进士诉黜落
进士申诉落榜
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言滑州进土杨世质等诉本州黜落，即取元试卷；付许州通判崔立看详，立以为世质等所试，不至纰缪，已牒滑州依例解发。诏转运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发缘由以闻，其试卷仰本州缴进。世质等仍未得解发。及取到试卷，诏贡院定夺，乃言词理低次，不合充荐，复黜之，而劾胡则、崔立之罪。盖是时贡举条制犹未坚定，故有被黜出来诉其在者。至于省试亦然，如叶齐之类，由此登第。后来无此风矣。
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上奏说滑州进士杨世质等人申诉本州将他们黜落，于是立即调取原试卷，交给许州通判崔立审阅。崔立认为杨世质等人的考试内容，没有严重错误，已经发文给滑州按惯例解送。皇帝下诏让转运司详细说明不先上奏裁决就直接下令解送的原因上报，试卷由本州缴回。杨世质等人仍未得到解送。等到调取试卷后，下诏让贡院审定，贡院认为其文词义理水平低下，不符合推荐标准，再次黜落，并弹劾胡则、崔立的罪过。大概当时贡举条例尚未确定，所以有被黜落的人出来申诉。省试也是如此，像叶齐这类人，由此得以登第。后来就没有这种风气了。
后汉书载班固文
《后汉书》记载班固的文章
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共仿佛，可谓尽善矣。然至《后汉》中所载固之文章，断然如出两手。观《谢夷吾传》云，第五伦为司徒，使固作奏荐之，其辞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语。其他比喻，引稷、契、咎繇、傅说、伊、吕、周、召、管、晏，以为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圣贤之盛者，皆无以过。而夷吾乃在《方木传》中，所学者风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过欤？
班固撰写《汉书》，制作之精妙，如同《英》《茎》《咸》《韶》这些古乐，音律超绝，后世写史的人，没有能比得上其万一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但到了《后汉书》中所记载的班固的文章，却截然像出自两人之手。看《谢夷吾传》说，第五伦任司徒，让班固写奏章推荐他，其中甚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的话。其他比喻，引用稷、契、咎繇、傅说、伊尹、吕尚、周公、召公、管仲、晏婴，认为集于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圣贤之盛，都无法超过。而谢夷吾却在《方术传》中，所学的不过是风角占候而已，班固的话，怎么如此过分呢？
赵充国马援
赵充国与马援
前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平之，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西边遂定。成帝命扬雄颂其图画，至比周之方、虎。后汉光武时，西羌入居塞内，来歉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讨之。羌来和亲，于是陇右清静。而自永平以后，讫于灵帝，十世之间，羌患未尝少息。故范晔著论，以为「二汉御戎之方，为失其本。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援徙当煎于三辅，不见其事。《西羌传》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事已具《援传》。然援本传，盖无其语，唯段纪明与张矣争讨东羌奏疏，正谓赵、马之失，至今为梗。充国、文渊，为汉名臣，段贬之如此，故晔据而用之，岂其然乎？
西汉时先零羌侵犯边塞，赵充国平定他们，最初设置金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西部边境于是安定。汉成帝命扬雄颂扬他的画像，甚至比作周代的方叔、召虎。东汉光武帝时，西羌进入塞内居住，来歙上奏说，陇西被侵扰残害，非马援不能平定。于是任命马援为太守，追击讨伐他们。羌人前来和亲，于是陇右清静。但从永平以后，直到灵帝，十代之间，羌患从未稍减。所以范晔著论，认为“两汉抵御戎狄的方法，失去了根本。先零侵犯边境，赵充国将他们迁到内地；当煎作乱，马援将他们迁到三辅。贪图暂时的安定，相信他们驯服的表象，计较一时的权宜之计，忘记了经世的长远谋略，这难道是识微见远的人所为吗？”马援迁徙当煎到三辅，不见此事记载。《西羌传》说，马援击破降服先零，将他们迁徙安置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此事已详载于《马援传》。但马援本传中，并没有这些话，只有段纪明与张奂争论讨伐东羌的奏疏中，正说赵充国、马援的失误，至今成为祸患。赵充国、马援是汉代名臣，段纪明如此贬低他们，所以范晔依据而采用，难道真是这样吗？
汉人希姓
汉代罕见姓氏
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
两《汉书》中记载的人物姓氏，有很多后世不常见的，随意记录在这里，以补充氏族书的遗漏。
复姓如公上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单父右军、阳城延、息夫躬、游水发根、吾丘寿王、落下闳，梁丘贺、五鹿充宗、公户满意、堂谿惠、申章昌、浩星赐、阙门庆忌、安国少季、马适建、都尉朝、毋将隆、红阳长仲、乌氏蠃、周阳由、胜屠公、毋盐氏、欧侯氏、士孙喜、索卢恢、屠门少、瓜田仪、工师喜、驳马少伯、公乘歙、鲑阳鸿、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丰、友通期、公绪恭、公族进阶、水丘岑、叔先雄。
复姓如公上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单父右军、阳城延、息夫躬、游水发根、吾丘寿王、落下闳、梁丘贺、五鹿充宗、公户满意、堂谿惠、申章昌、浩星赐、阙门庆忌、安国少季、马适建、都尉朝、毋将隆、红阳长仲、乌氏蠃、周阳由、胜屠公、毋盐氏、欧侯氏、士孙喜、索卢恢、屠门少、瓜田仪、工师喜、驳马少伯、公乘歙、鲑阳鸿、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丰、友通期、公绪恭、公族进阶、水丘岑、叔先雄。
单姓如缯贺、虫达、灵常、贲赫、其石、旅卿、秘彭祖、革朱、樛乐、冷丰、冥都、澓〈（fú）〉中翁、蒯彻、直不疑、闳孺、使乐成、桮育、制氏、猗顿、义纵、隽不疑、疏广、云敞、枚乘、终军、卤公孺、食子公、𫘛〈（hán）〉臂、倗鲒、衡胡，乘宏、简卿、炔钦、所忠、假仓、畦孟、䠠〈（dì）〉恽、涂恽、射姓、后仓、姓伟、如氏、直氏、百政、免公、发福、质氏、浊贤、稽发、萭〈（yǔ）〉章、瞷〈（xian）〉氏、佗羽、绣君賔、漕中叔、栩丹、帛敞、迟昭平、汝臣、驹几、称忠、逯普、台崇、沐茂、匽氏、劳丙、抗徐、阙宣、沮俊、卑整、编䜣、亶诵、寻穆、夜龙、弓林、行巡、祋〈（duì）〉讽、角闳、芳丹、坚镡、锡光、徭伟、重异、力子都、维汜、诗索、繇延、夷长公、防广镡显、移良、缑〈（gōu）〉玉、蕃向、渠穆、临孝存、脂习、笮〈（zé）〉融、茨充、处兴、兴渠、具瑗、谅辅、腾是、卿仲辽、谒焕、矫慎、晃华、洼丹、祢衡。
单姓如缯贺、虫达、灵常、贲赫、其石、旅卿、秘彭祖、革朱、樛乐、冷丰、冥都、澓中翁、蒯彻、直不疑、闳孺、使乐成、桮育、制氏、猗顿、义纵、隽不疑、疏广、云敞、枚乘、终军、卤公孺、食子公、𫘛臂、倗鲒、衡胡，乘宏、简卿、炔钦、所忠、假仓、畦孟、䠠恽、涂恽、射姓、后仓、姓伟、如氏、直氏、百政、免公、发福、质氏、浊贤、稽发、萭章、瞷氏、佗羽、绣君賔、漕中叔、栩丹、帛敞、迟昭平、汝臣、驹几、称忠、逯普、台崇、沐茂、匽氏、劳丙、抗徐、阙宣、沮俊、卑整、编䜣、亶诵、寻穆、夜龙、弓林、行巡、祋讽、角闳、芳丹、坚镡、锡光、徭伟、重异、力子都、维汜、诗索、繇延、夷长公、防广镡显、移良、缑玉、蕃向、渠穆、临孝存、脂习、笮融、茨充、处兴、兴渠、具瑗、谅辅、腾是、卿仲辽、谒焕、矫慎、晃华、洼丹、祢衡。
《汉书·陈平传》，「绛、灌等谗平。」颜师古注云：「旧说云，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而《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疑昧之文，不可据也。」《贾谊传》，「绛、灌、东阳侯之属尽害之。」注亦以为勃、婴。按《史记·陈平世家》曰：「绛侯、灌婴等咸谗平」，则其为两人明甚。师古不必为疑辞也。《楚汉春秋》陆贾所作，皆书当时事，而所言多与史不合。师古盖屡辩之矣。《史》、《汉·外戚·窦皇后传》，实书绛侯、灌将军，此最的证也。夏侯婴为滕令，故称滕公。而《史》并灌婴书为滕、灌，贾谊所称亦然，甚与绛、灌相类。《楚汉春秋》一书，今不复见，李善注《文选》刘歆《移博士书》云：「《楚汉春秋》曰，汉已定天下，论群臣破敌禽将，活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出无邪，绛侯周勃是也。然则绛灌自一人，非绛侯与灌婴。」师古所谓疑昧之文者此耳。张耳归汉，即立为赵王，子敖废为侯，敖子僵尝为鲁王，文帝封为南宫侯，而《楚汉春秋》有「南宫侯张耳」。淮阴舍人告韩信反，《史记·表》云奕说，《汉·表》云乐说，而《楚汉》以为谢公。其误可见。
《汉书·陈平传》记载：“绛、灌等人谗害陈平。”颜师古注释说：“旧说认为，绛是绛侯周勃，灌是灌婴。但《楚汉春秋》中，高祖的臣子里另有绛灌，这是可疑的文字，不可作为依据。”《贾谊传》说：“绛、灌、东阳侯之类的人都忌害他。”注释也认为是周勃、灌婴。按《史记·陈平世家》说：“绛侯、灌婴等一起谗害陈平”，那么他们是两个人就很明显了。师古不必用怀疑的语气。《楚汉春秋》是陆贾所作，记载当时的事，但所说多与史书不合。师古已经多次辨析过。《史记》《汉书·外戚·窦皇后传》确实记载了绛侯、灌将军，这是最确凿的证据。夏侯婴曾任滕县令，所以称滕公。而《史记》把他和灌婴并称为滕、灌，贾谊所称也是这样，与绛、灌的称呼很相似。《楚汉春秋》这部书，现在已看不到了，李善注《文选》刘歆《移博士书》说：“《楚汉春秋》说，汉朝已平定天下，论群臣破敌擒将，生死不衰，绛灌、樊哙就是这样。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代相续，百出无邪，绛侯周勃就是这样。那么绛灌本是一个人，不是绛侯和灌婴。”师古所说的可疑文字就是指这个。张耳归附汉朝，立即被立为赵王，他的儿子张敖被废为侯，张敖的儿子张僵曾为鲁王，文帝封他为南宫侯，而《楚汉春秋》有“南宫侯张耳”。淮阴侯的舍人告发韩信谋反，《史记·表》说是奕说，《汉书·表》说是乐说，而《楚汉春秋》认为是谢公。其中的错误可见一斑。
题咏绝唱
题咏绝唱
钱伸仲大夫于锡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筑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垄在其上，名曰「望云」；种桃数百千株，名曰「芳美」；凿地涌泉，或以为与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诗于一时名流，自葛鲁卿、汪彦章、孙仲益既各极其妙，而母舅蔡载天任四绝独擅场。《遂初亭》曰：「结庐傍林泉，偶与初心期。佳处时自领，未应鱼鸟知。」《望云亭》曰：「白云来何时，英英冠山椒。西风莫吹去，使我心摇摇。」《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种无边春。莫随流水去，恐污世间尘。」《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间，万派同一指。胡为穿石来？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诸公皆自以为弗及也。吴傅朋游丝书，赋诗者以百数，汪彦章五言数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因己超拔，而刘子翚彦冲古风一篇，盖为绝唱。其辞有：「圆清无暇二三月，时见游丝转空阔。谁人写此一段奇，著纸春风吹不脱。纷坛纠结疑非书，安得龙蛇如许臞。神踪政喜萦不断，老眼只愁看若无。定知苗裔出飞白，古人妙处君潜得。勿轻漠漠一缕浮，力遒可挂千钧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轴之远寄悠然堂。谢公遗髯凛若活，卫后落鬓摇人光。翻思长安夜飞盖，醉哦声落南山外。乱离契阔四十秋，笔意与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风流今绝伦。文章固自有机抒，戏事岂足劳心神？」此章尤为驰骋痛快，且卒章含讥讽，正中傅朋之癖。予少时见二公所作，殊敬爱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记忆，惧其益久而不传，故纪于此。
钱伸仲大夫在锡山所住的漆塘村建造了四座亭子，从他的先人开始，就有在此定居的意愿但未能实现，所以命名为“遂初”；祖先的坟墓在亭子上方，命名为“望云”；种了数百上千株桃树，命名为“芳美”；挖地涌出泉水，有人认为与惠山泉味道相同，命名为“通惠”。他向当时的名流求诗，葛鲁卿、汪彦章、孙仲益各自都写出了极妙的诗作，而他母舅蔡载天任的四首绝句独领风骚。《遂初亭》诗说：“结庐傍林泉，偶与初心期。佳处时自领，未应鱼鸟知。”《望云亭》诗说：“白云来何时，英英冠山椒。西风莫吹去，使我心摇摇。”《芳美亭》诗说：“高人不惜地，自种无边春。莫随流水去，恐污世间尘。”《通惠亭》诗说：“水行天地间，万派同一指。胡为穿石来？要洗巢由耳。”这四篇诗作出来后，各位名流都自认为比不上。吴傅朋的游丝书，赋诗者有上百人，汪彦章写了五言数十句，多用翰墨典故，已经超群拔俗，而刘子翚（字彦冲）的一首古风，堪称绝唱。其诗辞说：“圆清无暇二三月，时见游丝转空阔。谁人写此一段奇，著纸春风吹不脱。纷坛纠结疑非书，安得龙蛇如许臞。神踪政喜萦不断，老眼只愁看若无。定知苗裔出飞白，古人妙处君潜得。勿轻漠漠一缕浮，力遒可挂千钧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轴之远寄悠然堂。谢公遗髯凛若活，卫后落鬓摇人光。翻思长安夜飞盖，醉哦声落南山外。乱离契阔四十秋，笔意与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风流今绝伦。文章固自有机抒，戏事岂足劳心神？”这一章尤其纵横奔放、痛快淋漓，而且结尾含有讥讽，正好击中傅朋的癖好。我年轻时见到这两位先生的作品，非常敬爱，至今五十年还能记忆，担心时间更久后失传，所以记录在这里。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后，实为贡举科目之最，而今人恬于习玩，每闻以此称之，辄指为轻己。因阅《北史·杜正玄传》载一事云：「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曹司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使拟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盖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亦应时并就，文无点窜。然则可谓难矣，《唐书·杜正伦传》云：「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伦一门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秀才这个名称，从宋、魏以后，实际上是贡举科目中最高的，但如今人们习以为常，每次听到有人用这个称呼自己，就认为是轻视自己。我因此翻阅《北史·杜正玄传》记载的一件事说：“隋朝开皇十五年，推举秀才，考试对策成绩优秀，主管部门将对策送给左仆射杨素，杨素发怒说：‘周公、孔子再生，尚且不能成为秀才，刺史为什么胡乱推举这个人！’于是将对策扔到地上不看。当时天下只有杜正玄一人应考秀才，主管部门再次禀告杨素，杨素决心要考退杜正玄，于是让他模仿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的《燕然山铭》、张载的《剑阁铭》、《白鹦鹉赋》，说：‘我不能为你留宿，你要在未时之前完成。’杜正玄按时全部完成。杨素读了几遍，大惊说：‘真是好秀才！’命令主管部门记录上奏。”可见秀才之重要如此。另外，杜正玄的弟弟杜正藏，第二年也被推举为秀才，当时苏威监督选拔考试，让他模仿贾谊的《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他也按时全部完成，文章没有一处修改。这样看来，秀才确实很难考中，《唐书·杜正伦传》说：“隋朝重视推举秀才，天下不到十人，而杜正伦一家出了三个秀才，都是高等。”就是指这件事。
魏收作史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诸人，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故众口喧然，称为「秽史」。
魏收撰写元魏（北魏）一朝的历史，参与修史的许多人，大多被记录在书中，并用美言加以粉饰；而与他有旧怨的人，则多被隐没其善行。他常说：“什么样的小子，敢跟我魏收摆脸色？我要抬举他，就能让他上天；我要压制他，就能让他入地。”因此众人议论纷纷，称这部史书为“秽史”。
诸家子孙，前后投诉，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至于坐谤史而获罪编配，因以致死者。其书今存，视南北八史中，最为冗谬。
各家子孙先后投诉，有的说遗漏了他们的家世职位，有的说没有被记录，有的说胡乱加以诋毁，甚至有人因诽谤史书而获罪被流放，以致因此丧命。这部书如今还在，在南北八史中，最为冗长荒谬。
其自序云：「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子建子收。」无知于收，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其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
他的自序说：“汉初，魏无知被封为高良侯，儿子是魏均，魏均的儿子是魏恢，魏恢的儿子是魏彦，魏彦的儿子是魏歆，魏歆的儿子是魏悦，魏悦的儿子是魏子建，魏子建的儿子是魏收。”魏无知与魏收相隔七代，而世代相距七百多年。他竟然如此荒谬，那么他记述他人的世系和事业，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