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科目
词学科目
熙宁罢诗赋，元祐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除诏、诰、制、敕不试外，其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凡九种，以四题作两场引试，唯进士得预，而专用国朝及时事为题，每取不得过五人。大观四年，改立词学兼茂科，增试制诰，内二篇以历代史故事，每岁一试，所取不得过三人。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两科裁订，别立一科，遂增为十二体：曰制、曰诰、曰诏、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铭、曰记、曰赞、曰颂、曰序。凡三场，试六篇，每场一古一今，而许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试，为博学宏词科，所取不得过五人。任子中选者，赐进士第。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日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熙宁年间废除了诗赋考试，元祐年间又恢复，到绍圣年间再次废除，于是学者不再学习应用文体。绍圣二年，开始设立宏词科，除了诏、诰、制、敕不考试外，其余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共九种文体，用四道题分两场考试，只有进士可以参加，并且专门以本朝和时事为题，每次录取不超过五人。大观四年，改为词学兼茂科，增加考试制诰，其中两篇用历代史事典故，每年考一次，录取不超过三人。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请求将两科合并裁订，另立一科，于是增加到十二种文体：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共三场，考六篇，每场一篇古代一篇当代，并且允许卿大夫的子弟参加考试，称为博学宏词科，录取不超过五人。子弟中选者，赐予进士出身。虽然沿用唐代的科目名称，但考试内容却不同。从乙卯年到绍熙癸丑年，共二十榜，有时三人，有时两人，有时一人，合计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年空缺未录取。其中以子弟身份考中的，汤岐公官至宰相，王日严官至翰林承旨，李献之任学士，陈子象任兵部侍郎，汤朝美任右史，陈岘正在被提拔任用，而我的兄弟也在其中，文惠公官至宰相，文安公官至执政，我则侥幸在翰林院任职。此外都是已经考中科举的人，但被提拔重用的，只有周益公官至宰相，周茂振任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任侍从，叶伯益、季元衡任左右史，其余大多碌碌无为。而目前还在世但未显达的，是陈宗召。如此看来，我家所蒙受的恩宠也太过分了。
唐夜试进士
唐代夜间考试进士
唐进士入举场得用烛，故或者以为自平旦至通宵。刘虚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之句，及三条烛尽之说。按《旧五代史·选举志》云：「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堂帖夜试进士，有何条格者。敕旨：『秋来赴举，备有常程，夜后为文，曾无旧制。王道以明规是设，公事须白昼显行，其进士并令排门齐入就试，至闭门时试毕，内有先了者，上历画时，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须昼试，应诸科对策，并依此例。』」则昼试进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贡院又请进土试杂文，并点门入省，经宿就试。至晋开运元年，又因礼部尚书知贡举窦贞固奏，自前考试进士，皆以三条烛为限，并诸色举人有怀藏书册不令就试。未知于何时复有更革。白乐天集中奏状云：「进士许用书册，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试朝暮也。
唐代进士进入考场允许用蜡烛，所以有人认为考试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通宵。刘虚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的诗句，以及“三条烛尽”的说法。根据《旧五代史·选举志》记载：“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报本司接到堂帖要求夜间考试进士，询问有何条例。敕旨说：‘秋天前来赴考，已有常规程序，夜间作文，并无旧制。王道以明确规则设立，公事必须在白天公开进行，所有进士应排队同时入场考试，到关门时结束，其中有先完成者，在记录上注明时间，随即让其先出场，其策论也须白天考试，各科对策，都照此例。’”可见白天考试进士，并非旧例。清泰二年，贡院又请求进士考试杂文，并点名入场进入省中，过夜考试。到后晋开运元年，又因礼部尚书知贡举窦贞固上奏，此前考试进士，都以三条蜡烛为限，并且各种举人如有怀藏书册者不准考试。不知何时又有更改。白居易文集中的奏状说：“进士允许使用书册，并且可以通宵。”但没有明确说明入场考试的时间。
纳绸绢尺度
缴纳绸绢的尺寸标准
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𫄟绸、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𫄟绸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绸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
后周显德三年，敕令说：旧制织造𫄟绸、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宽二尺起，来年以后都必须达到二尺五分。应命令各道州府，来年所缴纳的官绢，每匹必须达到十二两，其𫄟绸只要织得紧密均匀，不规定斤两。缴纳官府的绸绢，依旧长四十二尺。由此可知现在的税绢，尺度长短宽窄，斤两轻重，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朱梁轻赋
朱梁轻徭薄赋
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朱梁的罪恶，最为欧阳修《五代史记》所斥责。但轻徭薄赋一事，旧史记载了，而新书没有提及。其中说：“梁太祖开国时，正值黄巢大乱之后，凭借夷门一镇，对外严设烽火侦察，对内开垦荒地，鼓励农耕蚕桑，减轻租税，士兵虽苦于征战，百姓却乐于缴纳赋税，二十年间，很快成就霸业。到末帝与庄宗在黄河边对峙时，河南的百姓，虽然被运输所困，也没有流亡。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赋税轻而百姓留恋故土。到庄宗平定梁朝，任用吏人孔谦为租庸使，用严酷法令剥削百姓，厚敛赋税以奉承君主，百姓财产虽已耗尽，军粮仍然不足，加上战争，又遭饥荒，不到三四年，就导致灭亡。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赋役沉重而天下失望。”我以事实考证，这个论断确实如此，是治国者的借鉴。《资治通鉴》也没有记载这一节。
坎离阴阳
坎卦与离卦的阴阳属性
《坎》位正北，当幽阴肃杀之地，其象于《易》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然而谓之阳。《离》位正南，当文明赫赫之地，于《易》为日为火。仲舒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谓之阴。岂非以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邪？司马贞云：「天是阳，而南是阳位，故木亦是阳，所以木正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称北正者，火数二，二地数，地阴，主北方，放火正亦称北正。」究其极挚，颇似难晓，圣人无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论之者。
《坎》卦位于正北，正当幽暗阴冷肃杀之地，其象征在《易》中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于严冬，而积聚在空虚无用之处”，然而它却被称作阳。《离》卦位于正南，正当文明赫赫之地，在《易》中为日为火。董仲舒所谓“阳常居于盛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它却被称作阴。难道不是因为阴生于午位，阳生于子位的缘故吗？司马贞说：“天是阳，而南方是阳位，所以木也是阳，因此木正就是南正。火是地正，也称北正，因为火数二，二是地数，地属阴，主管北方，所以火正也称北正。”探究其根本，似乎很难理解，圣人没有说明，古代名儒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论述过。
前执政为尚书
前任执政官担任尚书
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后入朝为他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后，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于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已来，乃不复然。
本朝前期，曾担任执政官，后来入朝担任其他官职的人很多。自从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后，只能担任尚书。曾孝宽从签书枢密院事离职后，又拜吏部尚书。韩忠彦从知枢密院事出任地方官后，以吏部尚书召回。李清臣、蒲宗孟、王存，都曾担任左丞，而李清臣、王存又拜吏部尚书，蒲宗孟任兵部尚书。此前元祐六年，李清臣的任命下达后，被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作决定，接着又拟任蒲宗孟为兵部右丞。苏辙说：“不如暂且停止。”左仆射吕大防在帘前上奏：“各部尚书空缺已久，现在的人选都资历浅，不可任用，又不能缺官，必须用前任执政官。”苏辙说：“尚书缺官已多年，何曾耽误过事情？”于是作罢。胡宗愈曾担任右丞，被召拜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自从崇宁年间以后，就不再这样了。
河伯娶妇
河伯娶妻
《史记》褚先生所书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吾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口：「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分其余钱持归。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即聘娶，为治斋宫河上，粉饰女，浮之河中而没。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豹曰：「至娶妇时，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妪及三弟子并三老于河，乃罢去。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予按此事，盖出于一时杂传记，疑未必有实。而《六国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于何时，注家无说。司马贞《史记索隐》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然则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史记》中褚先生记载，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县令，询问百姓疾苦。长老说：「我们为河伯娶媳妇，因此贫困。」西门豹问其原因，回答说：「邺县的三老、廷掾常年向百姓征收钱财，得到数百万，用其中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媳妇，与祝巫瓜分剩余的钱拿回家。巫婆巡视看到小户人家女子长得好的，就聘娶，在河边为她建斋宫，打扮女子，把她浮在河中沉没。那些人家有漂亮女子的，大多带着女儿远逃，因此城中更加空无人烟。」西门豹说：「到娶媳妇时，我也去送。」于是把大巫婆及三个弟子连同三老都投入河中，然后离去。从此以后，再不敢提为河伯娶媳妇。我考察此事，大概出自一时的杂传记，怀疑未必真实。而《六国表》记载秦灵公八年，「初次把君主嫁给河。」说「初次」，是从这年开始，不知何时停止，注释家没有说明。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初次把君主嫁给河「意思是初次在这年取其他女子为君主，君主如同公主。嫁给河，就是嫁给河伯，所以魏国风俗仍有为河伯娶媳妇，大概是其遗风。」如此看来，这件事秦国和魏国都有。
六经用字
六经用字
《六经》之道同归，旨意未尝不一，而用字则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书》为佑，在《易》为祐，在《诗》为右。惟、维、唯一也，而在《书》为惟，在《诗》为维，在《易》为唯，《左传》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礼》之灋、眡、𣨻、鱻、齍、辠、𤣏、桌、斞、閷、簭等字，他经皆不然。今人书「无咎」、「无妄」，多作无，失之矣。孝宗初登极，以潜邸为佑圣观，令玉册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无立人，只单作右字。」道士力争，以为观名去人，恐不可安迹。有旨特增之。
《六经》的道理殊途同归，主旨未尝不一致，但用字却有不同。比如佑、祐、右三个字是同一个意思，但在《尚书》中用佑，在《易经》中用祐，在《诗经》中用右。惟、维、唯是同一个意思，但在《尚书》中用惟，在《诗经》中用维，在《易经》中用唯，《左传》也是如此。又如《易经》的「无」字，《周礼》中的灋、眡、𣨻、鱻、齍、辠、𤣏、桌、斞、閷、簭等字，其他经书都不这样用。现在人写「无咎」、「无妄」，多写作无，这是错误的。孝宗刚即位时，把潜邸改为佑圣观，命令玉册官篆写匾额。玉册官上奏说：「篆法中佑字没有立人旁，只单写作右字。」道士极力争辩，认为观名去掉人旁，恐怕不能安身。皇帝下旨特意加上立人旁。
鄂州兴唐寺钟
鄂州兴唐寺钟
鄂州城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勒官阶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观者莫能晓。五代《新、旧史》、《九国志》并无其说，唯刘道原《十国纪年》，载杨行密之父名怤，怤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将佐为讳之。行密之子渭，建国之后，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宪，更可证也。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皆刺史吕师造。题官称曰：「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则亦非大宪也。王得臣《麈史》尝辩此事，而云：「行密遣刘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预。志传皆略而不书。」予又按杨溥时，刘存以鄂岳观察使为都招讨使，知新以岳州刺史为团练使，同将兵击楚，为所执杀，则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预也。
鄂州城北凤凰山的北面，有座佛寺，叫兴唐寺。寺中小阁有口钟，铭文写道：「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刻有官阶姓名的两人，一个是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个是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下面，都应当有「夫」字，却全部删去，观看的人不明白。五代《新唐书》《旧唐书》《九国志》都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刘道原《十国纪年》记载，杨行密的父亲名怤，怤与夫同音。当时，杨行密占据淮南，刚在鄂州击败杜洪，占有其地，所以将佐为他避讳。杨行密的儿子杨渭，建国之后，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宪，更可证明。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都是刺史吕师造。题写的官称是：「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如此看来也不是大宪。王得臣《麈史》曾辨析此事，说：「杨行密派刘存攻破鄂州，陈知新、杨琮没有参与。志传都省略不记。」我又查考杨溥时，刘存以鄂岳观察使任都招讨使，陈知新以岳州刺史任团练使，一同领兵攻打楚国，被俘杀，那么陈知新是刘存的偏将，并非没有参与。
祢衡轻曹操
祢衡轻视曹操
孔融荐祢衡，以为「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志怀霜雪，疾恶若雠，任座、史鱼，殆无以过，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衡素相轻疾，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因召之击鼓，裸身辱之。融为见操，说其狂疾，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宴，衡乃坐于营门，言语悖逆，操怒，送与刘表。衡为融所荐，东坡谓融视操，特鬼蜮之雄，其势决不两立，非融诛操，则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融、修皆死于操手，衡无由得全。汉史言其尚气刚傲，矫时慢物，此盖不知其鄙贱曹操，故陷身危机，所谓语言狂悖者，必诵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刘表复不能容，以与黄祖。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又云：「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羇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又云：「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崄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又云：「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卒章云：「茍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予每三复其文，而悲伤之。李太白诗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挚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此论最为精当也。
孔融推荐祢衡，认为他「品质纯正贞洁明亮，才华卓越超群，志向高洁如霜雪，疾恶如仇，任座、史鱼，大概都比不上他，像祢衡这样的人，不可多得」。多次向曹操称赞他。曹操想见他，祢衡一向轻视曹操，不肯前往，而且多次说放肆的话，曹操心怀愤怒，于是召他击鼓，让他裸身羞辱他。孔融为此见曹操，说他患有狂病，请求让他来谢罪。曹操高兴，命令门人有客就通报，设盛宴招待他，祢衡却坐在营门，言语悖逆，曹操发怒，把他送给刘表。祢衡是孔融推荐的，苏东坡说孔融看待曹操，不过是鬼蜮中的枭雄，形势决不相容，不是孔融杀曹操，就是曹操害孔融。而祢衡平生只与孔融和杨修交好，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孔融、杨修都死在曹操手中，祢衡无法保全。汉史说他意气用事刚强傲慢，矫时慢物，这大概是不知他鄙视曹操，所以陷入危机，所谓言语狂悖，一定是斥责他有僭越篡位的野心。刘表又不能容他，把他送给黄祖。看他所著《鹦鹉赋》，专门以鹦鹉自比，一篇之中，多次表达心意。如说：「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又说：「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羇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又说：「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崄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又说：「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结尾说：「茍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我每次反复读其文，都为他悲伤。李太白诗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挚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这个评论最为精当。
禁中文书
宫中文书
韩魏公为相，密与仁宗议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自德寿持丧还宫，二十五日有旨召对，与吏部尚书萧燧同引。中使先谕旨曰：「教内翰留身。」既对，乃旋于东华门内行廊下夹一素幄御榻后出一纸，录唐贞观中太子承干监国事以相示。萧先退，上与迈言，欲令皇太子参决万几，使条具合行事宜。仍戒云：「进入文字须是密。」迈奏言：「当亲自书写实封，诣通进司。」上曰：「也只剪开，不如分付近上一个内臣。」迈又言：「臣无由可与内臣相闻知，惟御药是学士院承受文字，寻常只是公家文书传达，今则不可，欲俟检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对面纳。」上曰：「极好。」于是七日间三得从容。乃知禁廷机事，深畏漏泄如此。其详见于所记见闻事实。
韩魏公任宰相时，秘密与仁宗商议立嗣之事，韩公说：「事情如果实行，不能中途停止，陛下要果断不疑。请求从宫中批出旨意。」皇帝不想让宫人知道，说：「只由中书省执行就够了。」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从德寿宫服丧回宫，二十五日有旨召对，与吏部尚书萧燧一同被引见。中使先传旨说：「让内翰留下。」对答之后，就在东华门内行廊下夹一个素色帷帐，御榻后拿出一张纸，抄录唐贞观年间太子承干监国的事给我看。萧燧先退下，皇上对我说，想让皇太子参决政务，让我逐条列出应行事宜。并告诫说：「呈进的文字必须保密。」我上奏说：「应当亲自书写密封，送到通进司。」皇上说：「也只是剪开，不如交给身边一个内臣。」我又说：「臣无法与内臣联系，只有御药是学士院接收文字，平常只是传达公家文书，现在不行，想等检索完典故后，再请求当面呈交。」皇上说：「很好。」于是七天内三次得以从容进见。才知道宫廷机密之事，如此深怕泄露。其详情见于我所记的见闻事实。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无为、无名为本，至于绝圣弃智。然所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似于用机械而有心者。微言渊奥，固莫探其旨也。
老子的言论，大体上以无为、无名为根本，甚至主张抛弃圣智。但他所说的：“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增强它；想要废弃它，必先兴盛它；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这却像是运用机巧而有意为之。精微的言辞深奥难测，本来就不容易探求其主旨。
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镇之。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语。《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唯李善注《文选》有之。予按《孔丛子》一书，《汉·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书之末，有《连丛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书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谓《丛子》者，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至嘉祐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迸，遂传于世。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语》著录于《汉志》，二十七卷，颜师古云：「非今所有《家语》也。」
西汉枚乘在给吴王刘濞的信中说：“用一根丝线的力量，悬挂千钧的重物，上面悬在无限的高处，下面垂到不可测的深渊，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知道担心它会断。马正受惊，又击鼓惊吓它；丝线将断，又加重物压它。丝线断在高空，无法再接上；坠入深渊，难以再出来。”《孔丛子·嘉言》篇记载子贡的话说：“用一根丝线的力量，悬挂千钧的重物，上面悬在无限的高处，下面垂到不可测的深处，旁人都担心它会断，而制造这种局面的人却不知危险。马正受惊，又击鼓惊吓它；丝线将断，又加重物压它。丝线断在高处，坠入深处，危险是必然的。”枚乘完全沿用了这段话。《汉书》的注释各家都没有引用，只有李善注《文选》时引用了。我考察《孔丛子》这本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大概是刘向父子没有见到。只在儒家类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现在这本书的末尾，有《连丛子》上下两卷，说孔臧著书十篇，我怀疑就是这部书。但所谓的《丛子》，本来是陈涉的博士孔鲋（字子鱼）所论集，共二十一篇，分为六卷。唐代以前不被人称道，到嘉祐四年，宋咸才开始为它作注释并进献，于是流传于世。现在读它的文字，完全没有楚汉之间的气骨，难道不是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的吗？《孔子家语》著录在《汉书·艺文志》中，共二十七卷，颜师古说：“不是现在所有的《家语》。”
《诗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论之多矣。唯《小星》一篇，显为可议。《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继之曰：「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故毛、郑从而为之辞，而郑笺为甚，其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调」两句，谓「诸妾肃肃然而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以次序进御。」又云：「裯者床帐也，谓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且诸侯有一国，其宫中嫔妾虽云至下，固非闾阎贱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况于床帐，势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说可谓陋矣。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与《殷其雷》之指同。
《诗序》不知是何人所作，有的对有的错，前人论述很多。只有《小星》一篇，明显值得商榷。《大序》说：“这是恩惠施及下人。”接着又说：“夫人恩惠施及贱妾，让她们侍奉君王。”所以毛亨、郑玄顺着这个说法解释，而郑玄的笺注尤其过分，他解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调”两句，说：“众妾肃肃地行走，有的早有的晚，到君王的住所，按次序侍寝。”又说：“裯就是床帐，说众妾夜间行走，抱着被子和床帐等待侍寝。”况且诸侯拥有一国，宫中的嫔妾虽说地位最低，但毕竟不是民间贱微之人可比，何至于抱着被子行走？何况床帐，显然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携带的，这种说法可说是浅陋了。这首诗本是咏叹使者远行，日夜奔波，不敢怠慢君命的意思，与《殷其雷》的主旨相同。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系之以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为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低，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仁仲一诗，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
陶渊明作《桃花源记》说：“源中人自己说，祖先为躲避秦朝战乱，带领妻子儿女和乡邻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于是不知道有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了。”并附上一首诗说：“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从此以后，诗人多作《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的快乐。只有韩愈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为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也没有涉及陶渊明作记的本意。按《宋书》本传说：“陶潜自认为曾祖是晋朝的宰辅，耻于再屈身于后代。自从宋高祖刘裕的王业逐渐兴盛，便不再肯做官。所著文章，都题写年月。义熙以前，就写晋朝年号，从永初以来，只写甲子而已。”所以五臣注《文选》引用这话。又接着说：“想来是耻于侍奉两个朝代，所以用这种方式表示区别。”这种说法虽然被前辈贬低，但我私下认为桃源之事，是以躲避秦朝为说辞。至于说“无论魏晋”，其实是寓意于刘裕，假托于秦朝，借以比喻罢了。近来胡宏（字仁仲）有一首诗，曲折而有奇趣。大致说：“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他的说法抓住了要点。
司封赠典之失
司封赠典的失误
前所书司封失典故，偶复忆一事，尤为可笑。绍兴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资政殿学土楼炤，父已赠少师，乞加赠，司封以资政殿学士系只封赠一代，父既至少师，不合加赠，独改封其母范氏、欧阳氏为秦国、魏国夫人。盖楼公虽尝为执政，而见居官职须大学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从常格。资政殿学士施矩父仲说，已赠太子太保，加为宫傅，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赠祖为太保，而转运司移牒太平州，云准吏部牒，取会本路曾任执政官合封赠二代者。仲兄既具以报，又再行下时，祖母及父母已至极品，于是以祖为言，遂复赠太傅，命词给告，殊非端殿所当得。不知省部一时何所据也？
前面所写的司封失于典故的事，偶然又想起一件事，尤其可笑。绍兴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资政殿学士楼炤，父亲已追赠少师，请求加赠，司封认为资政殿学士只封赠一代，父亲已到少师，不应再加赠，只改封他的母亲范氏、欧阳氏为秦国夫人、魏国夫人。大概楼公虽曾任执政，但现任官职必须是大学士，才能恩及二代，所以只按侍从的常规处理。资政殿学士施矩的父亲施仲说，已追赠太子太保，加赠为宫傅，也没有追及祖父。乾道六年，我的二哥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任太平州知州。这年郊赦，大哥已追赠祖父为太保，而转运司发公文给太平州，说根据吏部公文，调查本路曾任执政官应封赠二代的人。二哥详细上报后，又再次下文时，祖母和父母已到极品，于是以祖父为由，又追赠太傅，撰写制词颁发告命，这根本不是端明殿学士所应得的。不知省部一时根据什么？
辰巳之巳
辰巳的“巳”
《律书》释十母十二子之义，大略与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巳尽也。据此，则辰巳之巳，乃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谓柳为注，毕为浊，昂为留，亦见于《毛诗》注及《左氏传》，如《诗》谓营室为定星也。
《律书》解释十天干十二地支的意义，大致与现在所说的相同，只是到了四月，说它在十二地支中为“巳”，“巳”是说阳气已尽。据此，那么辰巳的“巳”，是读作“矣”的音。其他引用二十八宿，说柳宿为“注”，毕宿为“浊”，昴宿为“留”，也见于《毛诗》注和《左氏传》，比如《诗经》称营室星为“定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