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卷十四
《容斋三笔》卷十四
三教论衡
三教论衡
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给事中徐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责予有差。此《新书》列传所载也。白乐天集有《三教论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第一座：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其序曰：「谈论之先，多陈三教，赞扬演说，以启谈端。臣学浅才微，猥登讲座。窃以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于大众中能师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
唐德宗每年在自己生日时，下诏让佛教和道教人士在麟德殿举行大型辩论，并召见给事中徐岱以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参与讲说。开始时三家学说好像互相矛盾，但最终都归于善道，皇帝非常高兴，赏赐各有差别。这是《新唐书》列传所记载的。白居易的文集中有《三教论衡》一篇，说：“太和元年十月，皇帝诞辰日，奉旨被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在御前进行三教谈论，大致记录要点。第一座：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序言说：“谈论之前，大多先陈述三教，赞扬演说，以开启话题。臣下学识浅薄才能微末，惭愧地登上讲座。私下认为义林法师明了大小乘佛法，通晓内外学问，在大众中能作狮子吼。臣下考察先王典籍，凭借陛下威灵，既然对方发问，怎敢不回应作答。”
然予观义林所问，首以《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请备陈名数而已。居易对以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然后言六义之数，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复引佛法比方，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难云：「曾参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于四科？」居易又为辩析，乃曰：「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然所问者不过芥子纳须弥山一节而已。后问道士《黄庭经》中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道士却问敬一人而千万人悦。观其问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测知，唐帝岁以此为诞日上仪，殊为可省。
然而我看义林所问的，首先以《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请求详细陈述名称和数目而已。白居易回答说孔门弟子三千，其中贤者列为四科，《毛诗》篇章三百，其中要旨分为六义。然后说明六义的数目、四科的条目、十哲的名号。又引用佛法来比喻，认为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四科可比六度，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人诘难说：“曾参极其孝顺，是百行之首，为什么不被列入四科？”白居易又加以辨析，然后说：“儒家典籍的深奥义理，已经讨论过了，佛经的精微言论，也应该发问。”然而所问的不过是芥子容纳须弥山这一节而已。后来问道士《黄庭经》中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道士却反问“敬一人而千万人悦”。看他们问答的旨意，原本并非幽深微妙、不可测知，唐帝每年以此作为诞辰的隆重仪式，实在值得省思。
国朝命僧升座祝圣，盖本于此。
本朝命令僧人升座祝祷圣上，大概就是源于此。
夫兄为公
夫兄为公
妇人呼夫之兄为伯，于书无所载。予顷使金国时，辟景孙弟辅行，弟妇在家，许斋酸及还家赛愿。予为作青词云：「顷因兄伯出使，夫婿从行。」虽借用《陈平传》「兄伯」之语，而自不以为然。偶忆《尔雅·释亲篇》曰：「妇称夫之兄为兄公，夫之弟为叔。」于是改兄伯字为兄公，视前所用，大为不佯矣。《玉篇》妐字音钟，注云：「夫之兄也。」然于义训不若前语。
妇人称呼丈夫的哥哥为“伯”，这在典籍中没有记载。我前不久出使金国时，征召景孙弟作为随行，弟媳在家，许愿吃斋，等回家后还愿。我替她写青词说：“不久前因为兄伯出使，丈夫随行。”虽然借用了《陈平传》中“兄伯”的说法，但自己并不认为妥当。偶然想起《尔雅·释亲篇》说：“妇人称丈夫的哥哥为兄公，丈夫的弟弟为叔。”于是把“兄伯”改为“兄公”，比起之前所用的，大为不同了。《玉篇》中“妐”字音钟，注释说：“丈夫的哥哥。”但在义理训释上不如前一种说法。
政和文忌
政和文忌
蔡京颛国，以学校科举籍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鲍辉卿者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学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茍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人仕之流。』诸如此语，熙、丰、绍圣间，试者共用不以为忌，今悉继之，所宜禁止。」诏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与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以为『哉』音与『灾』同，而危乱凶悔非人乐闻，皆避。今当不讳之朝，岂宜有此？」诏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载于《四朝志》。
蔡京专权，用学校科举来钳制控制众多士人，而做他鹰犬的人，又从而加以辅助。士子考试的文章，一言一字稍微涉及可疑忌讳，必定暗中将其黜落。有个叫鲍辉卿的人说：“如今州县学考试，还未比较文章的精粗优劣，先问有没有触及时忌，如果言语涉及时忌，即使很工巧也不敢录取。比如说：‘停战以休养百姓，节省用度以丰裕财物，停止不紧急的劳役，清理入仕的途径。’诸如此类的话，在熙宁、元丰、绍圣年间，应试者都使用而不认为是忌讳，如今全部被禁止，这应当加以禁止。”皇帝下诏同意。政和三年，臣僚又说：“近来考试文章，有人因为圣经中的话就当作时忌而回避的，比如说‘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以及‘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认为‘哉’音与‘灾’相同，而危乱凶悔不是人们乐意听到的，都加以回避。如今是无所避讳的朝代，怎么应当有这种事？”皇帝下诏禁止。从这两件事来考察，可知当时应试文章无辜而被黜落的人很多了，这些事记载在《四朝志》中。
瞬息须臾
瞬息须臾
瞬息、须臾、顷刻，皆不久之辞，与释氏「一弹指间」，「一刹那顷」之义同，而释书分别甚备。《新婆沙论》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但刹那，成一腊缚，二十腊缚，成一牟呼麦多，三十牟牟麦多，成一昼夜。」又《毗昙论》云：「一刹那者翻为一念，一但刹那翻为一瞬，六十担刹那为一息，一息为一罗婆，三十罗婆为一摩睺罗，翻为一须臾。」又《僧祗律》云：「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瞬息、须臾、顷刻，都是表示时间不久的词，与佛家“一弹指间”、“一刹那顷”的意义相同，而佛经中的区分非常详细。《新婆沙论》说：“一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腊缚；二十腊缚，成一牟呼麦多；三十牟呼麦多，成一昼夜。”又《毗昙论》说：“一刹那翻译为一念，一怛刹那翻译为一瞬，六十怛刹那为一息，一息为一罗婆，三十罗婆为一摩睺罗，翻译为一须臾。”又《僧祗律》说：“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为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神宗待文武臣
神宗对待文武官员
元丰三年，诏知州军不应举京官职官者，许通判举之。盖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为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许之荐举。今以小使臣守沿边小郡，而公然荐人改官，盖有司不举行故事也。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刘述，今朝散大夫。久不磨勘，特命为吏部郎中。今朝请大夫。枢密院言：「左藏库副使陈昉恬静，久应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职若效朝土养名，而奖进之，则将习以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员外郎张问，今朝请眠十年不磨勘，特迁礼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赏驾御，各自有宜，此所以为综核名实之善政。见《四朝志》。
元丰三年，下诏知州、知军不应举京官和职官的人，允许通判举荐他们。大概各州的守臣有由小使臣担任的，而通判官是京朝官，所以允许他们荐举。如今用小使臣守卫沿边小郡，却公然荐举人改官，大概是有关部门不执行旧例。神宗刚即位时，因为刑部郎中刘述（即现在的朝散大夫）长期没有考核升迁，特命为吏部郎中（即现在的朝请大夫）。枢密院说：“左藏库副使陈昉恬淡安静，早就应该考核升迁，却不肯自己提出。”皇帝说：“武职如果效仿朝中士人培养名声，然后奖励提拔他们，就会养成高傲的风气，不合适。”第二天，因为兵部员外郎张问（即现在的朝请大夫）十年没有考核升迁，特升为礼部郎中（即现在的朝奉大夫）。这种表彰赏赐和驾驭使用，各自有适当的方式，这就是综核名实的好政策。见于《四朝志》。
绿竹王刍
绿竹王刍
《随笔》中载：「毛公释绿竹王刍，以为北人不见竹，故分绿竹为二物，以绿为王刍。」熙宁初，右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赋《绿竹诗》，背王刍占说，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韩公为相，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予又记前贤所纪，仁宗时，贾边试《当仁不避于师论》，以师为众，谓其背先儒训释，特黜之。盖是时士风淳厚，论者皆不喜新奇之说，非若王氏之学也。
《随笔》中记载：“毛公解释‘绿竹王刍’，认为北方人没见过竹子，所以把‘绿竹’分为两种东西，把‘绿’当作王刍。”熙宁初年，右赞善大夫吴安度在舍人院考试，已经列入等第。有关部门因为吴安度所作的《绿竹诗》，违背了王刍的旧说，而直接认为是竹子，于是将他黜落不录取。富韩公（富弼）做宰相，说：“《史记》记载淇园的竹子，正是卫国的产物，吴安度的话有根据。”于是赐他进士出身。我又记得前贤所记载的，仁宗时，贾边考试《当仁不避于师论》，把“师”解释为“众”，被认为违背了先儒的训释，特地将他黜落。大概当时士风淳厚，评论者都不喜欢新奇的说法，不像王安石的学说那样。
亲除谏官
亲自任命谏官
仁宗庆历三年，用欧阳修、余靖、王素为谏官，当时名士作诗，有「御笔新除三谏官」之句。元丰八年，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未光庭、范祖禹为正言。宣仁后问宰执，此五人者如何？金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独曰：「故事，谏官皆荐诸侍从，然后大臣禀奏。今诏除出中，得无有近习援引乎？此门浸不可启。」后曰：「大臣实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当朋扬，何为密荐？」由是有以亲嫌自言者，吕公著以范祖禹，韩填、司马光以范纯仁。子厚曰：「台谏所以纠大臣之越法者，故事，执政初除，茍有亲戚及尝被荐引者，见为台臣，则皆他徒。今天子幼冲，太皇同听万几，故事不可违。」光曰：「纯仁、祖禹实宜在谏列，不可以臣故妨贤，宁臣避位。」子厚曰：「缜、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怀奸当国者，例此而引其亲党，恐非国之福。」后改除纯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宋仁宗庆历三年，任用欧阳修、余靖、王素为谏官，当时的名士作诗，有“御笔新除三谏官”的句子。元丰八年，下诏任命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宣仁太后问宰相们，这五个人怎么样？大家都说：“在外界的声望很恰当。”只有章子厚说：“按照旧例，谏官都是由侍从官推荐，然后大臣禀奏。现在诏令从宫中直接任命，莫非有近臣引荐吗？这个门路不可逐渐打开。”太后说：“大臣们确实都说过，不是左右近臣。”子厚说：“大臣应当公开举荐，为什么要秘密推荐？”因此有人以亲戚避嫌为由自己说明情况，吕公著推荐了范祖禹，韩缜、司马光推荐了范纯仁。子厚说：“台谏官是用来纠察大臣越权行为的，按照旧例，执政大臣刚被任命时，如果有亲戚或曾经被推荐过的人，现在担任台谏官，都要调任其他职务。现在天子年幼，太皇太后共同处理政务，旧例不可违背。”司马光说：“范纯仁、范祖禹确实适合在谏官之列，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妨碍贤才，我宁愿辞去职位。”子厚说：“韩缜、司马光、吕公著一定没有私心，但以后如果有心怀奸邪当权的人，仿照此例而引荐自己的亲信党羽，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后来改任范纯仁为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但这个制度也不能常常严格遵守了。
检放灾伤
检查减免灾伤
水旱灾伤，农民陈诉，郡县不能体朝廷德意。或虑减放苗米，则额外加耗之人为之有亏，故往往从窄。比年以来，但有因赈济虚数而冒赏者，至于蠲租失实，于民不便者，未尝小惩。宣和之世，执政不能尽贤，而其所施行，盖犹慰人心。京西运判李祜奏：「房州民数百人，陈言灾伤。知州李俚，取其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诉，用此其州蠲税不及一厘。」诏：「李悝除名，签书官皆勒停。」桔又奏：「唐、邓州蠲灾赈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尽减税，致有盗贼。」诏：「均、房州守令悉罢，唐、邓守贰各增一官秩。」百姓见忧，出于徽宗圣意，而大臣能将顺也。
水旱灾害，农民申诉，郡县不能体察朝廷的恩德之意。有的担心减免了苗米，那么额外加收的损耗就会亏损，所以往往从严处理。近年来，只有因赈济虚报数目而冒领赏赐的，至于减免租税不实，对百姓不利的情况，却从未有过小小的惩罚。宣和年间，执政大臣并非都是贤能，但他们所施行的政策，还是能安慰人心的。京西转运判官李祜上奏：“房州百姓数百人，申诉灾情。知州李俚，抓了为首的人，杖责并在城市中游街示众，以警告妄自申诉的人，因此该州减免的赋税不到一厘。”皇帝下诏：“李俚除名，签书官都勒令停职。”李祜又上奏：“唐州、邓州减免灾情、赈济匮乏，完全依照法令，均州、房州没有完全减税，导致出现盗贼。”皇帝下诏：“均州、房州的知州、县令全部罢免，唐州、邓州的知州、副职各升一级官阶。”百姓被忧虑，出于徽宗的圣意，而大臣能够顺承执行。
檀弓注文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门高第弟子在战国之前所论次。其文章雄健精工，虽楚、汉间诸人不能及也。而郑康成所注，又特为简当，旨意出于言外，今载其两章以示同志。「卫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绖。」注云：「惠子废适立庶，为之重服以讥之。」「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习礼，文子亦以为当然，未觉其所讥。」「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注：「深讥之。」「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适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注：「觉所讥也。」「子游趋而就客位。」注：「所讥行。」按此一事，倘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晓。今用五「讥」字，词意涣然，至最后「觉所讥」「所讥行」六字，尤为透彻也。「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人，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注：「见两贤相随，弥益恭也。」今人读此段，真如亲立季氏之庭，亲见当时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领云。
《檀弓》上下篇，都是孔门高足弟子在战国之前编撰的。其文章雄健精工，即使是楚、汉之间的人也赶不上。而郑康成所作的注，又特别简洁恰当，旨意出于言外，现在记载其中两章来展示给同道。“卫国司寇惠子的丧事，子游为他穿上麻衰，系上牡麻绖。”注说：“惠子废嫡立庶，子游为他穿重服来讥讽他。”“文子辞谢说：您屈尊与弥牟的弟弟交往，又屈尊为他服丧，冒昧辞谢。子游说：这是礼。文子退下返回哭位。”注：“子游以熟悉礼著称，文子也认为理所当然，没有察觉他的讥讽。”“子游快步走到诸臣的位置。”注：“深加讥讽。”“文子又辞谢说：您屈尊与弥牟的弟弟交往，又屈尊为他服丧，又屈尊来吊丧，冒昧辞谢。子游说：我坚持请求。文子退下，扶出嫡子面向南而立说：您屈尊与弥牟的弟弟交往，又屈尊为他服丧，又屈尊来吊丧，虎怎敢不恢复正位。”注：“察觉了讥讽。”“子游快步走到客位。”注：“讥讽得以实行。”按这一件事，如果不是注文明确说明，几乎不可理解。现在用了五个“讥”字，词意豁然开朗，到最后“觉所讥”“所讥行”六个字，尤其透彻。“季孙的母亲去世，哀公去吊唁。曾子和子贡也去吊唁，守门人因为国君在，不让他们进去。曾子和子贡进入马厩整理仪容。子贡先进去，守门人说：刚才已经通报了。”注：“既不敢阻止，就用言语谦逊对待。”“曾子后进去，守门人避开他。”注：“看到两位贤人相随，更加恭敬。”现在人读这一段，真像亲自站在季氏的庭院，亲眼见到当时的事情，注文尤其得其要领。
左传有害理处
《左传》有害理之处
《左传》议论遣辞，颇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艳之故，后人一切不复言，今略疏数端，以箴其失，传云：「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杜氏谓：「不复专任郑伯也。」「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王叛王孙苏。」杜氏曰：「叛者，不与也。」夫以君之于臣，而言贰与叛，岂理也哉！「晋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激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不义。」晋范吉射、赵秧交兵。「刘氏、范氏世为昏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秧以为讨。」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国，而言拜成。谓周于晋为欺大国。诸侯之卿跋扈于天子，而言讨。皆于名分为不正。其他如晋邢侯杀叔鱼，叔鱼兄叔向数其恶而尸诸市。其于兄弟之谊为弗笃矣，而托仲尼之语云：「杀亲益荣。」杜氏又谓：「荣名益己。」以弟陈尸为兄荣，尤为失也。
《左传》的议论和用词，很有一些有害于道理的地方，因为文章富丽华美的缘故，后人全都不再提及，现在大致列举几处，来规劝它的失误。传文说：“郑武公、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对虢公也有二心。”杜预说：“不再专任郑伯了。”“周公阅与王孙苏争夺政权，周王背叛了王孙苏。”杜预说：“背叛，就是不赞同。”以君王对于臣子，而说“贰”和“叛”，难道是道理吗！“晋国与戎人在周王那里讲和，单襄公到晋国拜谢和议成功。刘康公激怒戎人，将要趁机讨伐他们。叔服说：背弃盟约而欺骗大国，不义。”晋国的范吉射、赵鞅交战。“刘氏、范氏世代联姻，苌弘事奉刘文公，所以周王室帮助范氏。赵鞅因此讨伐。”以天子的使者出使诸侯国，而说“拜成”。说周王室对晋国是“欺大国”。诸侯的卿对天子跋扈，而说“讨”。这些在名分上都不正。其他如晋国邢侯杀了叔鱼，叔鱼的哥哥叔向列举他的罪恶并将尸体示众。这在兄弟情谊上不够深厚，却假托孔子的话说：“杀亲益荣。”杜预又说：“荣名益己。”以弟弟陈尸为兄长的荣耀，尤其错误。
夫人宗女请受
夫人宗女的俸禄
戚里宗妇封郡国夫人，宗女封郡县主，皆有月俸钱米，春冬绢绵，其数甚多，《嘉祐禄令》所不备载。顷见张抡娶仲儡女，封遂安县主，月入近百千，内人请给，除粮料院帮勘、左藏库所支之外，内帑又有添给，外庭不复得知。因记熙宁初，神宗与王安石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贯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贯。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檐，元德皇后尝以金线缘檐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问献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仅得五贯耳。异时，中官月有止七百钱者。礼与其奢宁俭，自是美事也。一时旨意如此，不闻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外戚宗室妇女封为郡国夫人，宗室女封为郡县主，都有每月俸禄钱米，春冬两季的绢绵，数量很多，《嘉祐禄令》没有详细记载。近来见张抡娶了仲儡的女儿，封为遂安县主，每月收入近百千，宫内的供给，除了粮料院核对、左藏库支付之外，内库又有添给，外朝不得而知。因而记起熙宁初年，神宗对王安石说，现在财赋并非不多，但用度不节俭，怎么能充足？宫中一个私身的俸禄，有达到八十贯的，嫁一个公主，竟用七十万缗，沈贵妃的料钱每月八百贯。听说太宗时，宫人只系黑绸裙，元德皇后曾用金线缝裙边而因奢侈被责备。仁宗初定公主俸禄，询问献穆大长公主，再三才说，起初只有五贯而已。以前，中官每月只有七百钱。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自然是好事。一时旨意如此，没听说执行。以现在来推测，何止十倍百倍呢。
蜀道诸司，惟茶马一台，最为富盛，茶之课利多寡，与夫民间利疚，他邦无由可知。予记《东坡集》有《送周朝议守汉州》诗云：「茶为西南病，甿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注：「二李，杞与稷也。六君子，谓思道与侄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也。」初，熙宁七年，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经画买茶，以蒲宗闵同领其事。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钱三百折绢一匹，三百二十折绸一匹，十钱折绵一两，二钱折草一围，凡税额总三十万。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刘佐体量，多其条画。于是宗闵乃议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场，蜀茶尽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吕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独行禁榷。况川峡四路所出茶货，比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于斯。且尽榷民茶，随买随卖，或今日买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闵作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罢去，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复极论榷茶为害，罢为湖北提点刑狱。利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复建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稷劾其疏谬，皆坐贬秩。茶场司行割子督绵州彰明县，知县宋大章缴奏，以为非所当用。稷又诋其卖直钓奇，坐冲替。一岁之间，通课利及息耗至七十六万缗有奇，诏录李妃前劳而官其子。后稷死于永乐城，其代陆师闵言其治茶五年，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缗，诏赐田十顷。凡上所书，皆见于国史。坡公所称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张之一，元钧乃吕陶，文辅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蜀地的各个官署中，只有茶马司最为富足兴盛。茶叶税收的多少，以及它对民间利弊的影响，其他地方无从知晓。我记得《东坡集》中有《送周朝议守汉州》诗说：“茶为西南病，甿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注释说：“二李，指李杞和李稷。六君子，指周思道和他的侄子周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当初，熙宁七年，朝廷派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筹划管理茶叶买卖，让蒲宗闵共同负责此事。蜀地的茶园不种植五谷，只适合种茶，赋税一律折算缴纳：三百钱折合一匹绢，三百二十钱折合一匹绸，十钱折合一两绵，二钱折合一围草，税额总共三十万。李杞创设官营茶场，每年增加利息到四十万。在收税和交易时，往往压低茶叶的重量，克扣加价的钱。李杞因病离职，都官郎中刘佐前来核查，又增加了许多条例。于是蒲宗闵建议，民间茶叶的利润收取十分之三，全部卖给官营茶场，蜀地的茶叶全部实行专卖，百姓从此陷入困境。彭州知州吕陶说：“天下的茶法已经通行，唯独蜀中实行专卖禁令。况且川峡四路出产的茶叶，与东南各地相比，不到十分之一。各路已经允许自由贸易，两川却成为禁地，损害国家体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且全部专卖民间茶叶，随买随卖，有时今天买进十千，明天就作十三千卖出，到年底，利润不可胜算，哪里只是三分而已。刘佐、李杞、蒲宗闵制定这种坏法，来困苦西南百姓。”刘佐因此被罢免，由国子博士李稷接替，吕陶也获罪。侍御史周尹又极力论述专卖茶叶的危害，被贬为湖北提点刑狱。利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又建议废除茶场司，恢复自由贸易。李稷弹劾他们疏漏荒谬，两人都被贬官。茶场司发公文督促绵州彰明县，知县宋大章上奏缴回，认为不应使用这种公文。李稷又诋毁他卖直钓奇，宋大章因此被撤职。一年之间，总计税收和利息达到七十六万缗有余，皇帝下诏记录李杞的功劳，并授予他儿子官职。后来李稷死在永乐城，他的继任者陆师闵说，他治理茶叶五年，获得净利息四百二十八万缗，皇帝下诏赐给十顷田地。以上所写的内容，都见于国史。苏东坡所称的思道就是周尹，永徽是二张之一，元钧是吕陶，文辅是宋大章，正孺和醇翁的事迹没有记载。
判府知府
判府与知府
国朝著令，仆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为判，其后改仆射为特进，官称如昔时。唯章子厚罢相守越，制同结尾云：「依前特进知越州。」虽曰黜典，亦学士院之误。同时执政蒋颖叔以手简与之，犹呼云判府，而章质夫只云知府，盖从其实，予所藏名公法书册有之。吾乡彭公器资有遗墨一帖，不知与何人？其辞曰：「某顿首，知郡相公阁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称。今世蕞尔小垒，区区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称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风俗淳浇之异，一至于此！
本朝的法令规定，仆射、宣徽使、使相担任知州或知府的人称为“判”，后来改仆射为特进，官称仍如旧时。只有章子厚被罢免宰相后任越州知州，制书的结尾说：“依前特进知越州。”虽然说是贬谪的典制，但也是学士院的错误。同时期的执政蒋颖叔写信给他，仍然称呼他为“判府”，而章质夫只称“知府”，大概是依据实际情况。我所收藏的名公法书册中有这些内容。我的同乡彭器资有一封遗墨帖，不知是写给谁的。其文辞说：“某顿首，知郡相公阁下。”这一定是写给知州的，所以也不借用“府”字来称呼。如今那些小小的州郡，区区一个朝官临时充任太守，吏民就称他为“判府”，他居然安然接受而不怀疑。风俗淳朴与浇薄的差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歌扇舞衣
歌扇与舞衣
唐李义山诗云：「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同时人张怀庆窃为己作，各增两字云：「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诮。予又见《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一联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绝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储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然则唐诗人好以歌扇、舞衣为对也。
唐代李商隐的诗说：“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同时代人张怀庆偷来当作自己的作品，各增加两个字说：“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因此招来生吞活剥的讥讽。我又见到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中的一联说：“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非常相似。杜甫也说：“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储光羲说：“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可见唐代诗人喜欢用“歌扇”和“舞衣”作为对仗。
宫会折阅
官会子的贬值
官会子之作，始于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创样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而于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见钱收换，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商贾人纳，外郡纲运，悉同见钱。无欠数陪偿及脚乘之费，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实钱浸少，至于十而损一，未及十年，不胜其弊。寿皇念其弗便，出内库银二百万两售于市，以钱易楮焚弃之，仅解一时之急，时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迈自婆召还，见临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钱兑一楮，因入对言之，喜其复行。天语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著。」然是后囊弊又生，且伪造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行用愈轻。迫庆元乙卯，多换六百二十，朝廷以为忧，诏江、浙诸道必以七百七十钱买楮市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钱易纸，非有微利，谁肯为之？因记崇宁四年有旨，在京市户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许损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贸鬻如法，毋得辄损，愿增价者听。盖有所赢缩，则可通行，此理固易晓也。
官会子的发行，始于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任户部侍郎，委托徽州创制样式并造纸五十万张，边幅都不加剪裁。起初按比例发给朝士作为俸禄，并在市集热闹处设置五个兑换点，用车运来现钱收换，每一千文另收十文钱，作为吏卒的费用。商人缴纳，外郡的纲运，都视同现钱。没有欠额赔偿和运输费用，公私都感到方便。不久印造越来越多，而实钱逐渐减少，以至于十成中损失一成，不到十年，弊端就难以承受了。寿皇考虑到它的不便，拿出内库银二百万两到市场上出售，用钱换回纸币烧掉，仅解了一时之急，当时是乾道三年。淳熙十二年，我从婺州被召回，见临安人贴出小帖子，用七百五十文钱兑换一张纸币，于是入对时说起这事，为它重新流通而高兴。皇帝说：“这事只有你知道，我因为会子的缘故，几乎十年睡不着觉。”但此后囊中弊端又生，而且伪造者到处都有。等到他们败露被抓获，又未曾依法处死，所以流通时越来越贬值。到了庆元乙卯年，大多只能换到六百二十文，朝廷为此忧虑，下诏江、浙各路必须用七百七十文钱买一张纸币。这个用意固然好，但没有深思，用钱换纸，如果没有微利，谁肯去做？因而记起崇宁四年有旨，在京城的市户购买商人的交子，凡是一千文允许减到九百五十文，外路九百七十文，可以依法买卖，不得擅自减价，愿意加价的听便。大概有所盈亏，就可以通行，这个道理本来容易明白。
飞邻望邻
飞邻与望邻
自古所谓四邻，盖指东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丰以后，州县榷卖坊场，而收净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从而生。往往鬻其抵产，抑配四邻，四邻贫乏，则散及飞邻、望邻之家，不复问远近，必得偿乃止。飞邻、望邻之说，诚所未闻。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奏疏论之，虽尝暂革，至绍圣又复然。
自古以来所说的四邻，大概是指东西南北四方而言。但贪婪暴虐、残害百姓的人，完全放纵自己的私心。元丰以后，州县专卖坊场，收取净利息来招募差役，实行久了，弊端随之产生。往往卖掉抵押的产业，强行摊派给四邻，四邻贫穷，就扩散到飞邻、望邻的人家，不再问远近，一定要得到赔偿才罢休。飞邻、望邻的说法，确实从未听说过。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疏论述此事，虽然曾暂时革除，到绍圣年间又恢复了原样。
衙参之礼
衙参的礼仪
今监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参谒，至晡时，僚属复伺于客次，肯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听进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礼，则翌旦又通谢刺。此礼之起，不知何时。唐岑参为貌州上佐，有一诗，题为《衙郡守还》，其辞曰：「世事何反复，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然则由来久矣。韩诗曰：「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
如今监司、郡守初次上任，在接受官吏参拜之后，到傍晚时分，僚属又等候在客舍，胥吏排列在庭下递上名帖称为“衙”，以听候进退的命令，这样持续三天。如果主人免去这个礼仪，那么第二天早上又递上谢帖。这个礼仪的起源，不知在何时。唐代岑参任虢州上佐时，有一首诗，题为《衙郡守还》，其文辞说：“世事何反复，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可见这个礼仪由来已久了。韩愈的诗说：“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