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四笔》卷一 ◄ ► 卷三
《容斋四笔》卷一 ◄ ► 卷三
诸家经学兴废
各家经学的兴衰
稚子问汉儒所传授诸经，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请书其本末为《四笔》一则。乃为采摭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并他书，删取纲要，详载于此。
小孩子问我，汉代儒家所传授的各种经书，各自以某家命名，如今有的存在有的不存在，请我写下它们的来龙去脉作为《四笔》的一则。于是我就搜集班固的《汉书》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其他书籍，删取要点，详细记载在这里。
《周易》传自商瞿始，至汉初，田何以之颛门。其后为施仇、孟喜、梁丘贺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至后汉，高氏已微，晋永嘉之乱，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氏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欲置郑《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犹为世所重。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今唯韩传。
《周易》的传授从商瞿开始，到汉初，田何以此成为专门之学。其后发展为施仇、孟喜、梁丘贺的学说，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到后汉时，高氏已经衰微，晋朝永嘉之乱时，梁丘的《易》学失传。孟、京、费氏之学也没有人传承，只有郑康成、王弼的注本流行于世。东晋中兴时，想设置郑氏《易》博士，最终没有设立，而王弼的注本仍被世人重视。韩康伯等十人一起注释《系辞》，如今只有韩康伯的注本流传。
《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古文者，武帝时出于孔壁，凡五十九篇，诏孔安国作传，遭巫蛊事，不获以闻，遂不列于学官，其本殆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尝为注解，至晋元帝时，《孔传》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肃所注《尧典》，分以续之，学徒遂盛。及唐以来，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云。
《尚书》从汉文帝时伏生得到二十九篇，其后发展为大小夏侯的学说。古文《尚书》在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共五十九篇，皇帝下诏命孔安国作传，但因遭遇巫蛊事件，未能上奏，于是没有被列入学官，其版本几乎断绝，因此马融、郑玄、杜预等人都称之为《逸书》。王肃曾为之作注解，到晋元帝时，《孔传》才出现，但缺少《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所注的《尧典》，分出一部分来续补，学徒于是兴盛。到唐朝以来，马、郑、王的注本都被废弃，如今以孔氏注本为正宗。
《诗》自子夏之后，至汉兴，分而为四，鲁申公曰《鲁诗》，齐辕固生曰《齐诗》，燕韩婴曰《韩诗》，皆列博士。《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故训，以授小毛公，为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不列于学，郑众、贾逵、马融皆作《诗》注，及郑康成作笺，三家遂废。《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诗经》从子夏之后，到汉朝兴起，分为四家：鲁人申公的《鲁诗》，齐人辕固生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都设立了博士。《毛诗》出自河间人大毛公，他为之作故训，传授给小毛公，小毛公担任河间献王的博士，因为不在汉朝朝廷，所以没有列入学官。郑众、贾逵、马融都作过《诗》注，到郑康成作笺注后，三家诗就废弃了。《齐诗》早已失传，《鲁诗》没有流传到江东，《韩诗》虽然存在，但无人传承，只有《毛诗》郑笺独自立于国学，如今所遵用的就是它。
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十七篇，曰《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烦重及所缺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汉代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就是今天的《仪礼》。《古礼经》有五十六篇，后苍传授了十七篇，称为《后氏曲台记》，其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减《古礼》二百零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又删减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订各家异同，附在戴圣的篇章之后，删去烦琐重复以及缺略之处，然后流行于世，这就是今天的《礼记》。王莽时，刘歆开始建立《周官经》，作为《周礼》，在《三礼》中它出现得最晚。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兴于景帝时，《谷梁》盛于宣帝时，而《左氏》终西汉不显。迨章帝乃令贾逵作训沽，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矣。
左丘明作《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没有著作。《公羊传》兴起于景帝时，《谷梁传》盛行于宣帝时，而《左氏传》在整个西汉都不显赫。到章帝时才命贾逵作训诂，从此《左氏传》大为兴盛，另外二传逐渐衰微了。
《占文孝经》二十二章，世不复行，只用郑注十八章本。
《古文孝经》有二十二章，世上不再通行，只用郑玄注的十八章本。
《论语》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古论语》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今盛行于世。
《论语》有三家：《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就是现在通行的篇次；《齐论语》是齐人所传，共二十二篇；《古论语》出自孔子旧宅墙壁，共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国何晏汇集各家之说编成《集解》，如今盛行于世。
汉人姓名
汉代人的姓名
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战国策》及《吕氏春秋》，齐有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后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要直阁将军董蛮与同行，蛮曰：「殿下癫如雷，敢相随耶？」子响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癫。」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酝借。」乃改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然此人后不复见。
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都有不同时代与他们同名同姓的人。《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齐国有公孙弘，是与秦王、孟尝君对话的人。汉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与楚王刘英交往，见于《虞延传》。汉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后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邴吉。南齐武帝的儿子巴东王萧子响任荆州刺史，邀请直阁将军董蛮同行，董蛮说：“殿下癫狂如雷，我怎敢跟随？”萧子响说：“你敢说出这话，也是奇癫。”皇上听说后不高兴地说：“人名叫‘蛮’，又怎能容忍他放肆。”于是改名为仲舒。对他说：“今天的仲舒，比过去的仲舒如何？”回答说：“过去的仲舒，出自私家；今天的仲舒，来自先帝赐名。以此而言，胜过过去很远。”但此人后来不再出现。
轻浮称谓
轻浮的称谓
南齐陆慧晓立身清肃，为诸王长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诣，必起迎之。或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为卑官，而与尊者言话，称其济流，必曰「某丈」。谈其所事牧伯监司亦然。至于当他人父兄尊长之前，语及其子孙甥婿，亦云「某丈」。或妄称宰相执政贵人之字。皆大不识事分者，习惯以然，元非简傲也。予常以戒儿辈云。
南齐的陆慧晓立身清正严肃，担任诸王长史处理事务时，下属前来拜访，他必定起身迎接。有人说：“长史地位尊贵，不应随意谦卑屈己。”他回答说：“我天性厌恶别人无礼，不能不以礼待人。”他从未用“卿”称呼士大夫，有人问其原因，陆慧晓说：“尊贵的人不可称‘卿’，而卑贱的人才能称‘卿’，人生何必在心中区分轻重！”他终身常称呼别人的官位。如今世俗中浮薄的年轻人，有的身为小官，而与尊贵者说话时，称呼同辈必定说“某丈”。谈论他们所侍奉的州牧、监司等长官也是如此。甚至在他人父兄尊长面前，说到他们的子孙、外甥、女婿，也称作“某丈”。有人胡乱称呼宰相、执政等贵人的字。这都是非常不懂事理的人，习惯成自然，原本并非傲慢。我常以此告诫儿辈。
鬼谷子书
鬼谷子的书信
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哉夫君！」《战国策》楚江乙谓安陵君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壁女不敝席，宠臣不敝轩。」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诗·氓》之序曰：「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是诸说大抵意同，皆以色而为喻。士之嗜进而不知自反者，尚监兹哉！
鬼谷子给苏秦、张仪的信中说：“二位功名显赫，但春花到了秋天，不能长久繁茂。如今二位喜好朝露般的荣耀，忽视长久的功业；轻视王子乔、赤松子的长生，看重一时的浮爵。女子受宠不会超过席终，男子欢爱不会超过轮转，痛心啊二位！”《战国策》中楚国江乙对安陵君说：“用钱财交往的，钱财尽而交情断；用美色交往的，容貌衰而爱意变。所以受宠的女子不等席子破旧，受宠的臣子不等车轩破旧。”吕不韦劝华阳夫人说：“凭美色侍奉人的，色衰而爱弛。”《诗经·氓》的序中说：“花落色衰，就被抛弃背弃。”这些说法大意相同，都用美色作比喻。那些热衷于进取而不知自省的人，要以此为鉴啊！
有美堂诗
有美堂诗
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颔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语雄峻，前无古人。坡和陶《停云》诗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苏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颔联写道：“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怀疑海水不能站立，黄鲁直说：这大概是被杜甫误导了，于是举出杜甫《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中“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来告诉他。这两句都语句雄峻，前无古人。东坡和陶渊明《停云》诗中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的句子，也是用了这种写法。
张天觉小简
张天觉的小简
张天觉熙宁中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经制夔夷，狎侮州县吏，无人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张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张著道士服，长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张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为上客。归而荐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张在荆南，与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亦不服暖药，唯以呼吸气昼夜合天度而已。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孙简刻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岁，侄孙愢于长兴得墨本以相示，聊记之云。
张天觉在熙宁年间担任渝州南川县县令。章子厚负责治理夔州夷人地区，他轻慢侮辱州县官吏，没有人敢和他交谈。部使者想到只有张天觉能与他抗衡，便发公文召张天觉到夔州。章子厚询问当地人才，使者把张天觉的情况告诉他，章子厚立即召张天觉进来一同吃饭，张天觉穿着道士服装，长揖之后入座。章子厚肆意高谈阔论，张天觉随机应变反驳他，洒脱地超越他之上，章子厚非常高兴，把他尊为上等宾客。回去后章子厚向王介甫推荐张天觉，于是张天觉被召用。政和六年，张天觉在荆南，给章子厚的儿子章致平写了一封信说：“老夫我年纪七十四岁，每天阅读佛经四五卷，早晚吃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用鱼和酒佐餐，以此为常，也不服用温补的药物，只是昼夜呼吸吐纳以合天时罢了。多次梦见先相公，谈论如同生前，难道他身在天仙之间，而我在定中神游时或许遇到了他吗？唉，哪里能得到像先相公这样的奇男子，让我一畅胸怀呢！”这封信收藏在章致平家，他的曾孙章简刻在石碑上。我今年也七十四岁，侄孙洪愢在长兴得到墨本给我看，姑且记下这件事。
城狐社鼠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予读《说苑》所载孟尝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何则？所托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意思是它们所栖息的洞穴有所凭依，这是古语，所以议论的人通常指君主身边的近臣为城狐社鼠。我读《说苑》所记载的孟尝君的门客说：“狐狸是人们要攻击的，老鼠是人们要熏烧的。但我未曾见过稷狐被攻击，社鼠被熏烧，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所依托的对象如此。”稷狐这个词，非常奇特且新颖。
用兵为臣下利
用兵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虏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年未十岁，在旁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𦿧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予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
富弼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主说想要出兵。富弼说：“北朝与中原通好，那么君主独享其利，而臣下无所收获。如果出兵，那么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承担祸患。所以北朝群臣争相劝说出兵，这都是为他们自己谋划，不是为国家考虑。胜负不可知，即使他们获胜，所损失的兵马，是群臣承担呢？还是君主承担呢？”当时，这些话流传四方，苏洵读到这里，说：“这一段议论，古人有过吗？”苏轼当时不到十岁，在旁边回答说：“记得严安上书说：‘如今征服南夷，使夜郎朝见，攻取𦿧州，建立城邑，深入匈奴，焚烧龙城，议论者赞美这些，这是臣下的利益，不是天下的长远之策。’正是这个意思。”苏洵认为对。我又记得北魏太武帝时，南方边境的将领上表说宋人大规模戒备，将要入侵，请求趁他们未发兵时迎击。北魏公卿都认为应当如此。崔浩说：“朝廷群臣和西北守将，跟随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柔然，获得很多美女珍宝。南方边境的将领听说后羡慕，也想南下掠夺以获取资财。这都是经营私利，为国家生事，不可听从。”魏主于是停止。他的议论也是如此。
志文不可冗
志文不可冗
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绝笔，计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书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若纤悉尽书，万字不了，古无此例也。知之知之。」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谨遣持纳。衰病眼眩，辞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铭诗百六十字云。予乡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衙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斋，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苏轼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回复他儿子张厚之的一封信说：“墓志铭在路上已写了大半，到这里百事繁忙未完成，估计要十天半月才能写成。但书写大事省略小节，已有六千多字，如果细微之处全部写出，一万字也写不完，古代没有这样的先例。知道知道。”大概当时张厚之的意思只是想要字数多罢了。又一封信说：“墓志铭请假数日才写完，谨派人送去。年老多病眼昏花，文辞书法都不好，不知是否可用？”如今墓志铭正本共七千一百字，铭诗一百六十字。我同乡士人写一位列大夫小郡守的行状九千字，衙州士人到朝廷上书二万字，让读的人岂不厌倦，作文的人应当戒除。苏轼的信收藏在梁氏竹斋，赵晋臣刻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赵杀鸣犊
赵杀鸣犊
《汉书·刘辅传》：「谷永等上书曰：『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张晏注曰：「简子欲分晋国，故先杀鸣犊，又聘孔子。孔子闻其死，至河而还也。」颜师古曰：「《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鸣犊、铎犨。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窦犨。盖『铎』、『犊』及『窦』，其声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鸣犊一人，不论窦犨也。」韩退之《将归操》亦云：「孔子之赵，闻杀呜犊作。」予按今本《史记·孔子世家》，乃以为窦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云：「晋有泽鸣、犊犨。」其不同如此。
《汉书·刘辅传》：“谷永等人上书说：‘赵简子杀了他的大夫鸣犊，孔子到黄河边就返回了。’”张晏注说：“赵简子想要分割晋国，所以先杀鸣犊，又聘请孔子。孔子听说他死了，到黄河边就返回了。”颜师古说：“《战国策》说二人姓名是：鸣犊、铎犨。而《史记》和《古今人表》都认为是鸣犊、窦犨。大概‘铎’、‘犊’和‘窦’，声音相近，所以有不同。如今谷永等人只指鸣犊一人，不论窦犨。”韩愈的《将归操》也说：“孔子到赵国，听说杀鸣犊而作。”我查考今本《史记·孔子世家》，却认为是窦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说：“晋国有泽鸣、犊犨。”它们的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五帝官天下
汉盖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富以传贤，若四时之运，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禅而死。故或云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今世无《韩氏易》，诸家注释《汉书》，皆无一语。惟《说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议：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博士鲍令之对曰：『天下官，则选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帝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此说可以为证，辄记之以补《汉》注之缺。蒋济《【[万机论]]》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语。
汉代盖宽饶上奏密封的奏章，引用《韩氏易传》说：“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家天下传位给儿子，公天下传位给贤人，如同四季运行，功成者退去。”因此被指控意图要求禅让而处死。所以有人说后来称天子为“官家”，大概出于此。如今世上没有《韩氏易》，各家注释《汉书》，都没有一句话。只有《说苑·至公篇》说：“秦始皇吞并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五帝禅让贤人，三王世代继承，哪个正确？博士鲍令之回答说：‘天下为公，就选贤是对的；天下为家，就世代继承是对的。所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叹息说：‘我的德行出于五帝，我将以天下为公，谁可以代替我继承呢！’”这种说法可以作为证据，姑且记下来以补充《汉书》注释的缺失。蒋济的《万机论》也有官天下、家天下的话。
黄帝李法
黄帝李法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苏林曰：「狱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将。』」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其书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为尧大理，历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予按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则为「李」，《说苑》载胡建事亦为「理法」。然则「理」、「李」一也。故《左传》数云「行李往来」。杜预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郑子产与晋盟于平丘，则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其义益明。臯陶作大理，传子孙不改，迨商之季几千二百年，世官久任，仓氏、库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苏林说：“是狱官的名称。《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将。’”颜师古说：“李，是法官的称号，那本书叫《李法》。”《唐书·世系表》：“李氏从皋陶担任尧的大理，历经虞、夏、商，世代担任这个官职，以官名命族为理氏。到商纣时，逃难到伊侯的废墟，吃木子得以保全，于是改‘理’为李氏。”我查考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左角，理。”用的是“理”字，而《史记·天官书》则是“李”，《说苑》记载胡建的事也作“理法”。那么“理”和“李”是一样的。所以《左传》多次说“行李往来”。杜预注说：“行李，使者。”到郑子产与晋国在平丘结盟，则说：“行理之命。”注也说：“行理，是出使聘问的人。”其意义更加明确。皋陶担任大理，传给子孙不改，到商末将近一千二百年，世官久任，仓氏、库氏不足道了。世系表恐怕不可信。
抄传文书之误
抄传文书之误
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他多类此。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冤，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天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以语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节甚类苏集云。
如今流传的文书，抄写官吏不谨慎，以至于成行地脱漏。我在三馆借阅庾自直的《类文》，先用正本点校检查，其中有几卷都是把后面的板页当作前面的，我让书库整理，然后才抄录。其他很多情况也类似这样。周益公把《苏魏公集》交付太平州刻板，也先进行勘校。他写的《东山长老语录序》说：“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冤，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句不对应，他写信来问。我回忆起《庄子》说：“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这才验证“侧定政宗”应当是“厕足致泉”，正好与下文相应，四个字都错了。于是记起曾纮所写的陶渊明《读山海经》诗说：“形天无千岁，猛志固常在。”怀疑上下文义不连贯，就取《山海经》参校，则说：“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才知道是“刑天舞干戚”，所以与下句相应，五个字都错了。把这事告诉友人岑公休、晁之道，他们都拍手惊叹，急忙取来所藏的版本订正。这一节很像《苏魏公集》的情况。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义，则止当读如本音。尝记前人有说如此，《说苑·辩物篇》曰：「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义昭然。
二十八宿，“宿”读音为“秀”。如果考究它的含义，则只应当读作本音。曾记得前人有过这样的说法，《说苑·辩物篇》说：“天上的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是日月五星所停留的地方。”它的含义很清楚。
大观元夕诗
大观元夕诗
大观初年，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颔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开封尹宋乔年不能诗，密走介求援于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为时辈所称。子雍，汝阴人，曾受学于陈无已，故有句法。则作文为诗者，可无师承乎？
大观初年，京城在元宵节张灯设宴。当时再次收复湟州、鄯州，徽宗赋诗赐给群臣，诗的颔联说：“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宴席上唱和的人都比不上。开封尹宋乔年不会作诗，秘密派人向他的门客周子雍求助，得到诗句：“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被当时的人所称道。周子雍是汝阴人，曾受学于陈无已，所以有句法。那么写文章作诗的人，可以没有师承吗？
颜鲁公帖
颜鲁公帖
颜鲁公忠义气节，史策略尽。偶阅临汝石刻，见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茍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独赴谪地，而与其子孙者，无由考其岁月。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
颜鲁公的忠义气节，史书已大致写尽。偶然阅读临汝的石刻，见到一个帖子说：“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茍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这是独自前往贬谪之地，而写给子孙的，无法考证其年月。千年之后，让人读起来，仍然令人敬畏而景仰。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宁以来，士大夫资历之法，日趋于坏，岁甚一岁，久而不可复清。近年愈甚，综核之制，未尝能守。偶见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军国重事，宣仁面谕，令具自来除授官职次序一本进呈。公遂具除改旧制节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选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两任满，有举主，升知州、军，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府推、判官，谓之出常调。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陜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岁满多任三司使、副，或发运使。发运任满，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东西、荆湖、两浙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已上三等路分，转运任满，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归任省府判官，渐次擢充三路重任。内提点刑狱，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荡然矣。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才为通判，便望州郡。至于监司，既无轻重远近之间，不复以序升擢云。
自从熙宁以来，士大夫的资历之法，日益趋于败坏，一年比一年严重，时间长了就无法再恢复清明。近年来更加厉害，综合考核的制度，从未能遵守。偶然见到文潞公在元祐年间任平章军国重事时，宣仁太后当面指示，让他整理一份历来授官次序的册子进呈。文潞公于是详细列出除改旧制的条目上奏，其中一条说：“吏部选拔两任亲民官，有举主，升为通判。通判两任期满，有举主，升为知州、知军，这叫做常调。知州、知军有政绩，或有举荐，名实相符的，特别提拔为转运使、副使、判官，或提点刑狱、府推官、判官，这叫做出常调。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的差别。河北、陕西、河东三路是重路，任期满了多任三司使、副使，或发运使。发运使任满，也充任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于三路，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东西、荆湖、两浙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州、利州、夔州路是偏远小路。以上三等路分，转运使任满，或就近调往近上次等路分，或回任省府判官，逐渐提拔充任三路重任。其中提点刑狱，则不拘泥于路分轻重授官。”文潞公所奏的是治平以前常行的制度，如今一切荡然无存了。京朝官未曾肯做两任亲民官。刚做通判，就指望州郡职位。至于监司，既没有轻重远近的区别，不再按次序升迁了。
待制知制诰
待制知制诰
庆历七年，曾鲁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时陈恭公独为相，其弟妇王氏，冀公孙女，曾出也。当月旦出拜，恭公迎语之曰：「六新妇，曾三做从官，想甚喜。」应声对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恭公问故，曰：「外婆见三舅来谢，责之曰：汝第五人及第，当过词掖，想是全废学，故朝廷如此处汝。」恭公默然自失，后竟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第，不谙典故，致受讥于女子。而此女对答之时，元未尝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国家故事，修注官次补必知制诰，惟赵康靖公以欧阳公位在下，而欲先迁，司马公以力辞，三人皆除待制，其杂压先后可见云。
庆历七年，曾鲁公（曾公亮）从修起居注升任天章阁待制。当时陈恭公独自任宰相，他的弟媳王氏，是冀公孙女，曾家所出。当月月初出来拜见，陈恭公迎上去对她说：“六新妇，曾三做了从官，想必很高兴。”她应声回答说：“三舅承蒙伯伯提携非常欢喜，只是外婆不高兴。”陈恭公问原因，她说：“外婆见三舅来道谢，责备他说：你第五名考中进士，应当担任词掖之职，想必是完全荒废了学业，所以朝廷这样安排你。”陈恭公默然自失，后来曾公亮终究改任知制诰。大概陈恭公不是科举出身，不熟悉典故，以致受到女子的讥讽。而这个女子对答的时候，原本未曾回娘家，她如此机警聪慧。国家旧例，修注官按次序递补必定是知制诰，只有赵康靖公因为欧阳公位次在下，而想先升迁，司马公因为极力推辞，三人都被任命为待制，他们的杂压先后次序可以看出来了。
裴行俭景阳
裴行俭景阳
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更命徒营高冈。吏曰：「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按《战国策》云：「齐、韩、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女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阳之事不传。
裴行俭任定襄道大总管，讨伐突厥。大军驻扎在单于以北，傍晚已立好营寨，壕沟也已挖好，又命令移营到高冈上。官吏说：“士兵已安顿好，不可惊扰。”裴行俭不听，催促移营。等到夜里风雨突然到来，先前所扎营的地方，水深一丈多，众人无不惊骇叹息。问他怎么知道，裴行俭说：“从今以后只管听从我的指挥，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按《战国策》说：“齐、韩、魏共同攻打燕国，楚王派景阳率军救援。傍晚宿营，让左右司马各自修筑营垒，已经立好标志，景阳生气地说：你们所修营垒的地方，水都会到来淹没标志，这哪里可以宿营？于是下令移营。第二天大雨，山洪暴发，所修营垒的地方水都淹没了标志，军吏才佩服。”两件事完全相同，但景阳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
北人重甘蔗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于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于武陵王处求酒及甘蔗。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子虚赋》所云：「诸柘巴且。」诸柘者，甘柘也。盖相如指言楚云梦之物。汉《郊祀歌》「泰尊柘浆」，亦谓取甘蔗汁以为饮。
甘蔗只生长在南方，北方人喜爱它，却得不到。魏太武帝到彭城，派人到武陵王那里求取酒和甘蔗。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给他二十条甘蔗。《子虚赋》所说：“诸柘巴且。”诸柘，就是甘蔗。大概司马相如指的是楚地云梦一带的物产。汉朝《郊祀歌》“泰尊柘浆”，也是说取甘蔗汁做成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