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统·卫禁律》云：「不应度关而给过所，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又云：「以过所与人。」又《关津疏议》：「关谓判过所之处，津直度人，不判过所。」《释名》曰：「过所，至关津以示之。」或曰：「传，传转也，转移所在，识以为信。」汉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魏志》，仓慈为敦煌太守，西域杂胡欲诣洛者，为封过所。《廷尉决事》曰：「广平赵礼诣雒治病，门人赍过所诣洛阳，责礼冒名渡津，受一岁半刑。」徐铉《稽神录》：「道士张谨好符法，客游华阴，得二奴，曰德儿、归宝，谨愿可凭信。张东行，凡书囊、符法、过所、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二奴忽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乃见二儿，因掷过所还之。」然过所二字，读者多不晓，盖若今时公凭引据之类，故衷其事于此。
《刑统·卫禁律》说：“不应该过关却发给通行证，或者冒名申请通行证而过关的。”又说：“把通行证给别人。”还有《关津疏议》：“关，是判决通行证的地方；津，只是渡人，不判决通行证。”《释名》说：“过所，到了关津要出示它。”有人说：“传，是传递的意思，转移所在之处，作为凭证。”汉文帝十二年，“废除关卡，不用传。”张晏说：“传，是凭证，就像现在的过所。”“在丝帛上写两行字，各拿一半，出入关卡时，合起来才能通过，叫做传。”《魏志》记载，仓慈任敦煌太守时，西域各胡人想要去洛阳的，就为他们封好过所。《廷尉决事》说：“广平赵礼去洛阳治病，门人带着过所到洛阳，被指控冒名渡津，受了一年半的刑罚。”徐铉《稽神录》说：“道士张谨喜好符法，客游华阴，得到两个奴仆，名叫德儿、归宝，谨慎可靠。张谨东行，把书囊、符法、过所、衣服都交给归宝背着，快到关卡时，两个奴仆忽然不见了，所携带的东西都丢失了。当时秦陇地区用兵，关卡禁令严厉，旅客没有凭证，都会被处死，他既不敢东渡，又返回，主人于是见到那两个孩子，就把过所扔还给他。”然而“过所”这两个字，读者大多不明白，大概就像现在的公凭、引据之类，所以我把这些事汇集在这里。
用兵获胜，则上其功状于朝，谓之露布。今博学宏词科以为一题，虽自魏、晋以来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刘勰《文心雕龙》云：「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观听也。」唐庄宗为晋王时，擒灭刘守光，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为议者所笑。然亦有所从来，魏高祖南伐，长史韩显宗与齐戍将力战，斩其裨将。高祖曰：「卿何为不作露布？」对曰：「顷闻将军王肃获贼二三人，驴马数匹，皆为露布，私每哂之。近虽得摧丑虏，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则用绢高悬久矣。
用兵获胜，就把战功状上报朝廷，叫做露布。现在博学宏词科把它作为一个题目，虽然从魏、晋以来就有，但竟然不知道它的出处，只有刘勰《文心雕龙》说：“露布，就是露板不封，公布给众人看。”唐庄宗做晋王时，擒灭刘守光，命掌书记王缄起草露布，王缄不知道旧例，写在布上，派人拖着布，被议论的人嘲笑。然而它也有来历，魏高祖南伐时，长史韩显宗与齐国的守将力战，斩杀了他们的副将。高祖说：“你为什么不做露布？”回答说：“近来听说将军王肃抓获两三个贼人，几匹驴马，都做露布，我私下常嘲笑他。最近虽然摧败了丑虏，但擒斩不多，如果再高挂长绢，虚张功捷，效仿他的做法，罪过就更大了，所以我收笔卷帛，只解送战报而已。”由此说来，用绢高悬的做法已经很久了。
东坡题潭帖
东坡题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盖钱希白所镌，最为善本。吾乡程钦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帅桂林，东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观其藏帖，每册各题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而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第四卷云：「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骛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今观其书，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宰相当是简文帝，殷生则渊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下本，误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观。」第九卷云：「谢安问献之：『君书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尔。』曰：『人那得知！』」已上所书，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瘐亮及弟翼俱为征西将军，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诗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厌家鸡题六纸。」盖指翼前所历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是钱希白所刻，是最好的善本。我的同乡程钦之待制，在元符三年任桂林统帅，东坡从儋耳移居合浦，得以观看他收藏的法帖，每册都在末尾题字。第二卷说：“唐太宗作诗很多，也有徐陵、庾信的风气，但世间不流传，只在《初学记》中时常看到。”第四卷说：“吴道子初见张僧繇的画，说：‘浪得虚名罢了！’不久就坐卧在画下，三天不肯离开。庾征西起初不服王羲之，有家鸡野鹜的议论，后来却认为他是张伯英再生。现在看他的书法，竟然远不及王献之，正可比羊欣罢了。”第六卷说：“‘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宰相应当是简文帝，殷生就是殷渊源吧？”第八卷说：“希白写字，自有江南风味，所以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刻的更好，世俗之人不察，争相访求阁本，错了。这一卷王羲之的字，尤其精妙。庚辰年七夕，在合浦官舍借观。”第九卷说：“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比你父亲如何？’回答说：‘本来不同。’谢安说：‘外人不是这样认为。’说：‘别人哪里知道！’”以上所写的，现在麻沙所刊刻的《大全集·志林》中或许有。按：庾亮和弟弟庾翼都曾任征西将军，东坡所引用的是庾翼。东坡又有诗说：“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厌家鸡题六纸。”大概是指庾翼先前所任的官职。这个法帖现在收藏在我家。
山公启事
山公启事
《晋书·山涛传》：「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此语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言，臣近启崔谅、史曜、陈准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所称，谅尤质正少华，可以崇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观此一帖，可以概见。然所启三人，后亦无闻，既云皆众所称，当不碌碌也。旧《潭贴》为识者称许，以为贤于他本，然于此奏「未可仓卒」之下，乃云「风笔恻然」，全无意义。今所录者，临江本也。
《晋书·山涛传》说：“山涛两次担任选拔官员的职务，十多年，每当一个官职空缺，就启奏拟定几个人选，诏旨有所倾向，然后公开上奏，顺着皇帝的心意把想用的人放在前面。所以皇帝所用的人，有时不是推荐的首位，众人不了解情况，认为山涛随意轻重。有人向皇帝进谗言，山涛行事自如。一年之后，众人的议论才平息。山涛所奏的甄别选拔人物，各有评语，当时称为《山公启事》。”这句话现在多被引用，但不知道它的格式，法帖中却有，说：“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山涛说，臣近来启奏崔谅、史曜、陈准可以补任吏部郎，诏书同意。这三人都为众人所称道，崔谅尤其质朴正直少浮华，可以崇尚教化，虽然大化不能仓促实现，但风尚所劝勉，益处很多，臣认为应当先用崔谅。谨随事上报。”看这一帖，可以大致了解。但所启奏的三人，后来也没有名声，既然说都是众人所称道，应当不是平庸之辈。旧《潭帖》被有见识的人称许，认为比别的版本好，但在此奏“未可仓卒”之下，却说“风笔恻然”，完全没有意义。现在所录的，是临江本。
亲王回庶官书
亲王回复庶官的书信
《随笔》中载亲王与侍从往还礼数，又得钱丕《行年杂纪》云：「升王受恩命，丕是时为将作少监，亦投贺状，王降回书签子启头。继为皇太子，三司判官并通榜子，诣内东门参贺。通入后，中贵出传令旨传语。及受册宝讫，百官班贺，又赴东宫贺，宰相亲王阶下班定，太子降阶，宰相前拜，致词讫，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同叙谢。」一时之仪如此。
《随笔》中记载了亲王与侍从往来的礼数，又得到钱丕《行年杂纪》说：“升王接受恩命时，钱丕当时任将作少监，也投了贺状，亲王降下回书签子启头。后来升王成为皇太子，三司判官都递上名帖，到内东门参贺。通报进去后，宦官出来传令旨传话。等到接受册宝完毕，百官列班祝贺，又到东宫祝贺，宰相、亲王在阶下站定，太子走下台阶，宰相上前行礼，致词完毕，又行礼。太子都答拜，也致词叙谢。”当时的礼仪就是这样。
责降考试宫
责降考试官
天禧二年九月，敕差屯田员外郎判度支计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馆徐爽、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麻温其，并充开封府发解官。十月，差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杨侃、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丁度，并国子监发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学士钱惟演、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晦叔，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李行简，覆考开封举人，为落解举人有讼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旧，其余覆落，并却考上人数甚多。十二月，发解官并降差遣，任布邓州，徐奭洪州，杨侃江州，丁度齐州，并监税。此事见于钱丕《杂纪》。用五侍从覆考解试，前后未之有也。
天禧二年九月，敕令差遣屯田员外郎判度支计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馆徐爽、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麻温其，都充任开封府发解官。十月，差遣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杨侃、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丁度，都充任国子监发解官。十一月，解送一百零四人，解元是郭稹。十六日，宣召翰林学士钱惟演、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晦叔，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李行简，覆考开封府的举人，因为落第的举人有诉讼不平的。等到奏报名字，郭稹依旧，其余覆落，并且退回考中的人数很多。十二月，发解官都被降职差遣，任布到邓州，徐奭到洪州，杨侃到江州，丁度到齐州，都监税。这件事见于钱丕《杂纪》。用五位侍从官覆考解试，前后从未有过。
青莲居土
青莲居士
李太白《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云：「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予茶数十片，其状如手，名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以见遗，兼赠诗，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称，但有「谪仙人」尔，「青莲居士」，独于此见之，文人未尝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华山中亦颇有之，其状略如蕨拳也。
李白的《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中说：“荆州玉泉寺靠近清溪等山，常常有钟乳石洞。水边到处有茶树丛生，枝叶像碧玉一样，只有玉泉寺的真公经常采摘来饮用。我游历金陵时，见到同宗的僧人仲孚，他给我看了几十片茶叶，形状像手掌，名叫‘仙人掌茶’，大概是新近出自玉泉山，自古以来未曾见过，于是拿来赠送给我，还附赠了一首诗，要我回赠，因此有了这首诗作。后来的高僧和隐士，知道仙人掌茶是由中孚禅师和青莲居士李白推广的。”李白的称号，只有“谪仙人”而已，“青莲居士”这个称号，唯独在这里出现，文人未曾引用过。而仙人掌茶，如今池州九华山中也有很多，形状大致像蕨菜的拳头。
闽俗诡秘杀人
福建地区诡秘杀人的风俗
奸凶之民，恃富逞力，处心积虑，果于杀人。然揆之以法，盖有敕律所不曾登载，善治恶者，当原情定罪，必致其诛可也。闽中习俗尤甚，每执缚其仇，穷肆残虐。或以酒调锯屑逼之使饮，欲其黏著肺腑，不能传化，驯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镕蜡灌注耳中，令其聋聩。或以湿荐束体，布裹卵石痛加殴箠，而外无痕伤。或按擦肩背，使皮肤宽皱，乃施针刺入肩井，不可复出。或以小钓钩藏于鳅鱼之腹，强使吞之，攻钻五脏，久而必死。凡此术者，类非一端，既痕肿不露于外，检验不得而见情犯，巨蠢功意两恶而法所不言。颜度鲁子为转运使，尝揭榜禁约。予守建宁，亦穷治一两事，吴、楚间士大夫宦游于彼者，不可不察也。
奸诈凶恶的人，依仗财富和势力，处心积虑，敢于杀人。然而按照法律来考量，有些情况是敕令和法律没有记载的，善于惩治恶人的人，应当根据实情定罪，一定要将他们处死才行。福建地区的习俗尤其严重，常常捆绑住仇人，极尽残暴虐待。有的用酒调和锯末逼人喝下，想要让锯末黏在肺腑上，不能消化，逐渐导致痰喘口渴的疾病。有的炒热沙子熔化蜡灌注到耳朵里，使人耳聋。有的用湿草席捆住身体，用布包着卵石痛加殴打，而外表没有伤痕。有的按摩肩背，使皮肤松弛起皱，然后用针刺入肩井穴，无法再取出。有的把小钓钩藏在泥鳅肚子里，强迫人吞下，钩子攻击钻刺五脏，时间长了必死。所有这些手段，不止一种，既然伤痕肿胀不显露在外面，检验时无法看到实情和罪证，大恶人动机和手段都极其恶劣，而法律却没有规定。颜度（字鲁子）任转运使时，曾经张贴告示禁止。我任建宁太守时，也彻底查办了一两件这类事，吴、楚一带到那里做官的士大夫，不可不留意。
富公迁宫
富弼升迁官职
富韩公庆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报聘契丹，还，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不受。寻除翰林学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力辞。乃改资政殿学士，而谏议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复为副枢。盖昔时除目才下，即时命词给告，及其改命，但不拜执政，而犹得所进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议郎、旧为正言。中书舍人旧知制诰。而为太中大夫、旧为谏议。资政殿学士也。
富弼（封韩国公）在庆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的身份出使契丹回访，回来后，被任命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他没有接受。不久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又没有接受。庆历三年，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他极力推辞。于是改任资政殿学士，而谏议大夫的官职不变，富弼接受了。又过了五个月，再次担任枢密副使。大概当时任命文书刚下达，就立即起草诏令颁发告身，等到改任时，他只是不接受执政官，但仍然得到了晋升的官阶。用今天的官制来说，就是承议郎（旧为正言）、中书舍人（旧为知制诰），而成为太中大夫（旧为谏议大夫）、资政殿学士。
唐藩镇行墨敕
唐代藩镇执行墨敕
池州铜陵县孚贶侯庙，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词云：「敕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牒。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授管内诸州有功刺史、大将等，宪官具件如后：晋朝故晋阳太守兼扬州长史张宽牒。奉处分，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奖劝功勋，虽幽显不同，而褒升一致。神久标奇绝，早揖英风，灵迹屡彰，神逮不昧。夫宠赠之典，非列藩宜为，神功既昭，乃军都颙请，是行权制，用副人心。谨议褒赠游击将军宣州都督。」后云：「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为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张魏公宣抚川、陜，便宜封爵诸神，实本诸此。
池州铜陵县的孚贶侯庙中，有一块唐中和二年二月的石碑，碑文说：“敕令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的公文。本道先前已奉诏旨，允许执行墨敕，授予管辖各州有功的刺史、大将等，宪官详细列举如下：晋朝已故的晋阳太守兼扬州长史张宽的公文。奉命处理，本道先前已奉诏旨，允许执行墨敕，奖励功勋，虽然阴阳两界不同，但褒奖升迁是一致的。神灵早已标榜奇绝，早年就享有英风，灵迹多次显现，神灵并不昏暗。至于恩宠追赠的典礼，不是藩镇应当做的，但神灵的功绩既然昭著，又是军府众人恳切请求，因此实行权宜之制，以顺应人心。谨建议褒赠为游击将军、宣州都督。”后面写着：“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押。”当地人认为是裴休，《秋浦志》也这样认为，我考证后，认为不是。张魏公（张浚）任川陕宣抚使时，自行封爵各位神灵，实际就是源于此。
吏部循资格
吏部循资格制度
唐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材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盖今日吏部四选，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肃宗神龟二年，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沉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刘景安与书曰：「商、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材，魏、晋中正，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辩姓氏。鼠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洛阳令薛琡上书言：「黎元命系长吏，若选曹惟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人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乞令王公贵人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其后甄琛等继亮，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静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当是自此一变。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后人罕有谈亮、澄事者。
唐开元十八年四月，任命侍中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在此之前，吏部选官注拟，只看人的才能高低，有的越级提拔，有的老死在下位，有出身二十多年得不到俸禄的。而且州县也没有等级，有的从大官调任小官，有的起初任职近地后来调往远方，都没有固定制度。裴光庭开始奏请采用《循资格》，各人根据罢官后经过多少次选官而集中，官位高的选次少，官位低的选次多，不问才能如何，选满就注拟，按年限逐级晋升，不得逾越，不是犯有过错的都有升无降。那些平庸愚钝、长期沉滞的人都高兴，称它为“圣书”，而才能杰出的人，无不怨恨叹息，宋璟为此争辩，没有成功。开元二十一年，裴光庭去世，博士孙琬评议裴光庭采用《循资格》，失去了鼓励劝勉之道，请求赐谥号为“克”。同年六月下诏，从今以后选人有才学业绩操行的，委托吏部临时提拔任用。虽然有这个诏令，但有关部门因为《循资格》对自己方便，仍然沿袭实行。大概今天的吏部四选，就是这种办法。我考察元魏肃宗神龟二年，官员已经很少，应选的人很多，尚书李韶的铨选注拟无法进行，引起普遍怨叹。崔亮接替他，奏请制定格制，不问士人的贤愚，只以停职解任的月日为界限，长期沉滞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崔亮的外甥刘景安写信给他说：“商、周时代由乡学贡士，两汉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的中正制度，虽然不完美，也应能收到十分之六七的效果。而朝廷贡举人才，只求文章，不取其义理，考察孝廉只论章句，不涉及治国之道，设立中正不考察才能品行，空自辨别姓氏。您身当铨选重任，应当改弦更张，反而制定《停年格》来限制，天下的士人，谁还会修养砥砺名节品行呢？”洛阳令薛琡上书说：“百姓的命运系于地方长官，如果选官部门只取年资劳绩，不选拔才能，就像雁行一样整齐，像穿鱼一样依次，拿着名册点名，一个人就够了，几个人一起任用，这算什么铨选？请求让王公贵人推荐贤才来补充郡县官职。”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后来甄琛等人接替崔亮，认为对自己方便，沿袭实行。魏的选举失去人才，从崔亮开始。到孝静帝元象二年，任命高澄代理吏部尚书，才改变崔亮的年劳制度，铨选提拔贤能，应当是从此一变。裴光庭又效法崔亮的旧智。然而后人很少谈论崔亮、高澄的事迹。
五行纳音
五行纳音
六十甲子纳音之说，术家多不能晓。原其所以得名，皆从五音所生，有条不紊，端如贯珠。盖甲子为首，而五音始于宫，宫土生金，故甲子为金，而乙丑以阴从阳。商金生水，故丙子为水，而丁丑从之。角木生火，故戊子为火。征火生土，故庚子为土。羽水生木，故王子为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从之。至于甲寅，则纳音起于商，商金生水，故甲寅为水。角木生火，故丙寅为火。征火生土，故戊寅为土。羽水生木，故庚寅为木。宫土生金，故壬寅为金。而五卯各从之。至甲辰，则纳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为火。征火生土，故丙辰为土。羽水生木，故戊辰为木。宫土生金，故庚辰为金。商金生水，故壬辰为水。而五已各从之。宫、商、角既然，惟征、羽不得居首。于是甲午复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西、五亥，亦各从其类。
六十甲子纳音的说法，术数家大多不能明白。推究它得名的原因，都是从五音产生的，有条不紊，像串珠一样整齐。因为甲子为首，而五音始于宫，宫属土生金，所以甲子为金，而乙丑以阴从阳。商属金生水，所以丙子为水，而丁丑从之。角属木生火，所以戊子为火。征属火生土，所以庚子为土。羽属水生木，所以壬子为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从之。至于甲寅，纳音起于商，商金生水，所以甲寅为水。角木生火，所以丙寅为火。征火生土，所以戊寅为土。羽水生木，所以庚寅为木。宫土生金，所以壬寅为金。而五卯各从之。到甲辰，纳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所以甲辰为火。征火生土，所以丙辰为土。羽水生木，所以戊辰为木。宫土生金，所以庚辰为金。商金生水，所以壬辰为水。而五巳各从之。宫、商、角既然这样，只有征、羽不能居于首位。于是甲午又如同甲子，甲申如同甲寅，甲戌如同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也各从其类。
五行化真
五行化真
五行运化，如甲、己化真土之类，若推求其义，无从可得，盖祗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谓丙寅月建也，丙属火，火生土，故甲、己化真土。「乙、庚之岁戊为头」，谓戊寅月建也，戊属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属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顺行流」，王属水，水生木，故丁、王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属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说皆得之莆困郑景实。顷在馆中，见魏几道谈五行纳音，亦然。
五行的运化，比如甲、己化真土之类，如果推究它的含义，无法得到确切的解释，大概只是根据五虎元来生定它。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指的是丙寅月建，丙属火，火生土，所以甲、己化真土。“乙、庚之岁戊为头”，指的是戊寅月建，戊属土，土生金，所以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属金，金生水，所以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顺行流”，壬属水，水生木，所以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属木，木生火，所以戊、癸化真火。这两种说法都是从莆田的郑景实那里听来的。不久前在馆阁中，听魏几道谈论五行纳音，也是这样的说法。
钱忠懿判语
钱忠懿的判语
王顺伯家有钱忠懿一判语，其状云：「臣赞宁，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进呈，乞给下，取设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于仁政殿前夜间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并取圣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读后，于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谓钱氏固尝三改元，但或言其称帝，则否也。此状内「进呈」、「圣旨」等语，盖类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故自贻僭帝之议，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王顺伯家收藏有一份钱忠懿的判语，文书上写道：“臣赞宁，右臣奉旨撰写文疏，现在进呈，请求发下，在设斋日五更前送上塔，臣自己宣读后却想重建，请求在仁政殿前夜间烧掉，不然就在塔前烧掉，并请圣旨裁决。”判语说：“就要我的人宣读后，在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前面还有花押。我认为钱氏确实曾经三次改换年号，但有人说他称帝，则并非如此。这份文书里的“进呈”、“圣旨”等词语，大概类似于西河之人怀疑子夏是孔子的老师，所以自己招来了僭越称帝的议论，想来他其他施行的文书也都是这样。
王逸少为艺所累
王逸少被书法技艺所累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殷渊源辅政，劝使应命，遗之书曰：「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逸少报曰：「吾素自无廊庙，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将北伐，以为必败，贻书止之。殷败后，复图再举，又遗书曰：「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纪。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何所自容！」又与会稽王笺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愿令诸军皆还保淮，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献之立志，亦似其父。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遂不之逼。观此一节，可以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二王尚尔，况于他人乎！
王逸少在东晋时，大概是和温太真、蔡谟、谢安石同一类人，只是因为胸怀高远超脱物外，不愿被人驱使，所以功名成就方面，没有一件可说的，但他的操守品行、见识见解、议论宏大卓越，在当时也少有能比的。公卿们爱惜他的才能器量，多次征召他都不就任。殷渊源辅政时，劝他接受任命，写信给他说：“您的出仕或隐居，正与国家的兴衰相对应，怎么能因为一世的存亡，一定要顺从您从容自适的意愿呢？”逸少回信说：“我向来没有做官的志向，王丞相想让我入朝，我发誓不答应，手迹还在，由来已久，不是因为您参政才决定进退。自从儿女婚嫁之后，便怀有尚子平那样的志向，多次和亲友说起，不是一天两天了。”等到殷侯将要北伐，逸少认为必定失败，写信劝阻他。殷侯失败后，又计划再次举兵，逸少又写信说：“以区区江左之地，所经营筹划的如此，天下人寒心已经很久了。自从寇乱以来，担任内外职务的人，耗竭国家的根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竟然没有一件功劳可论，没有一件事可记。担任这些事务的人，难道能推卸天下人的责备吗！如果还认为以前的事做得不够好，所以又去追求分外的功业，宇宙虽然广阔，哪里还有容身之地！”又给会稽王写信说：“现在虽然有值得欣喜的时机，但反躬自省，所忧虑的比所欣喜的更重，以区区吴、越之地，经营天下十分之九的疆土，不灭亡还等什么！希望命令各路军队都回来保卫淮河，等到根基稳固、形势有利时再谋划，也不算晚。”他的见识思虑精深，到了这样的程度，可惜没有被采用罢了。然而被书法名声所掩盖，后世只以书法来称赞他。《晋书》本传的赞语，标明是唐太宗御撰，专门颂扬他精研篆书隶书，尽善尽美，甚至有“心慕手追”的话，完全没有一句话评论他的一生，那么一种技艺的精湛，带来的牵累太大了。王献之的志向，也像他父亲。谢安想让他题写太极殿的匾额，作为万代珍宝，但难以开口，试探着提到韦仲将题写凌云台匾额的事，献之就正色说：“如果像这样，就可以知道魏朝的国运不会长久。”于是谢安不再逼迫他。看这一件事，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但也因为书法名声的缘故，埋没了他的盛德。二王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鄂州南楼磨崖
鄂州南楼的磨崖石刻
庆元元年，鄂州修南楼，剥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观。郡守吴琚见而爱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谛视，乃磨崖二碑。其一刻两字，上曰「柳」，径二尺四寸，笔势清劲，下若翻书「天」字，唯存人脚，不可复辩，或以为符，或以为花押，邦人至褾饰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学侧虞帝庙内亦有之，云柳君名应辰，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阔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为九行，其文曰：「干正元年，荆襄寇乱，大吴将军出陈武昌，诏太守杨公出镇。」后云：「荆、江、京、汉推忠、辅国、侍卫将军吴居中记。」案杨行密之子溥嗣吴王位，是岁，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干贞，宋莒公《纪年通谱》书为「干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鉴》亦同。而此直以为「干正」，一时所立，不应有误也。
庆元元年，鄂州修建南楼，剥去泥土后有一块大石露在外面，形状奇特可观。郡守吴琚见了很喜欢，命令清洗剔出棱角，靠近仔细观看，原来是两块磨崖碑。其中一块刻有两个字，上面是“柳”，直径二尺四寸，笔势清秀刚劲，下面好像反写的“天”字，只留下人字脚，无法再辨认，有人认为是符咒，有人认为是花押，当地人甚至装裱装饰后放在神堂里，烧香供奉。有人说道州学宫旁边的虞帝庙内也有，说柳君名叫应辰，是唐末五代时的湖北人。另一块高一丈一尺，宽度和高度相同再加五寸，刻有八十五个大字，共九行，文字是：“干正元年，荆襄寇乱，大吴将军出陈武昌，诏太守杨公出镇。”后面说：“荆、江、京、汉推忠、辅国、侍卫将军吴居中记。”查考杨行密的儿子杨溥继承吴王位，这一年是唐明宗天成二年，杨溥在十一月僭越称帝，改年号为干贞，宋莒公的《纪年通谱》写作“干正”，说是避讳仁宗的名讳，《通鉴》也相同。而这里直接写作“干正”，是当时所立的，不应该有错误。
赏鱼袋出处
赏鱼袋的出处
《随笔》书衡山《唐碑》别驾赏鱼袋，云「名不可晓」，今按《唐职林·鱼带门》叙金玉银铁带，及金银鱼袋云：「开元敕，非灼然有战功者，余不得辄赏鱼袋。」斯明文也。
《随笔》中记载衡山《唐碑》上的“别驾赏鱼袋”，说“名称不可理解”，现在查考《唐职林·鱼带门》叙述金玉银铁带，以及金银鱼袋说：“开元年间敕令，不是确实有战功的人，其余不得随意赏赐鱼袋。”这是明确的文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