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至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为庶人。」盖三叔也。杜预注以为周公伤夏、殷之叔世，疏其亲戚，以至灭亡，故广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说管、蔡、郕、霍十六国，其义昭然。所言亲戚者，指兄弟耳。
《左传》记载富辰的话说：“从前周公哀叹两位叔父不和睦，所以分封亲戚，来作为周朝的屏障。”士大夫大多认为“二叔”指的是管叔和蔡叔。但查考《蔡仲之命》说：“众叔父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处死在商地，囚禁蔡叔，将霍叔降为平民。”这实际上是三位叔父。杜预注释认为，周公感伤夏朝、商朝末年，疏远自己的亲戚，导致灭亡，所以广泛分封自己的兄弟。因此这里正在叙述管、蔡、郕、霍等十六国，其含义很清楚。所说的“亲戚”，指的是兄弟。
官阶服章
官阶与服饰品级
唐宪宗时，因数赦，官多泛阶；又帝亲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计考；使府军吏以军功借赐朱紫，率十八；近臣谢、郎官出使，多所赐与。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品服太滥，人不以为贵，帝亦恶之，诏太子少师郑余庆条奏惩革。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连有罩需，转官赐服者众。绍熙元年，予自当涂徙会稽，过阙，遇起居舍人莫仲谦于漏舍，仲谦云：「比赴景灵行香，见朝士百数，无一绿袍者。」又朝议、中奉皆直转行，故五品官不胜计，颇类元和也。
唐宪宗时，因为多次大赦，官员普遍升阶；加上皇帝亲自郊祭，陪同祭祀的人被授予三品、五品官阶，不考核任职年限；节度使府的军吏因军功被借赐穿朱衣紫衣的，十有八九；近臣谢恩、郎官出使，也多有赏赐。每次朝会，满朝都是朱衣紫衣，而穿绿衣的很少，官员的品级服饰太泛滥，人们不觉得尊贵，皇帝也厌恶这种情况，下诏让太子少师郑余庆分条上奏加以惩治改革。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接连有恩典，升官赐服的人很多。绍熙元年，我从当涂调任会稽，经过京城，在漏舍遇到起居舍人莫仲谦，仲谦说：“近来去景灵宫行香，看到上百位朝官，没有一个穿绿袍的。”另外，朝议大夫、中奉大夫都直接转行，所以五品官不计其数，很类似元和年间的情况。
月非望而食
月亮不在望日而出现月食
历家论日月食，自汉太初以来，始定日食，不在朔则在晦，否则二日，然甚少。月食则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盖置望参错也。天体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为罗睺。交中者，计都也。隐暗不可见，于是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过能求朔望耳。若余日入交，则书所不载，由汉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历，皆然。姑以庆元丁巳岁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为入交中，七月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两夜，乃以二更尽月食之既，才两刻复明，十一月十八夜复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张五度，而计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张十七度，计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计都在张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阳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张六度，入交中阴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验如此。予窃又有疑焉，太阴一月一周天，必两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历翁之说，仍不拘月望，则玉川子之诗不胜作矣，当更求其旨趣云。顷见太史局官刘孝荣言：「月本无光，受日为明，望夜正与日对，故一轮光满。或月行有迟疾先后，日光所不照处，则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宫，如月在日上，掩太阳而过，则日光为所遮，故为日食。非此二日，则无薄蚀之理。」其说亦通。
历法家讨论日食和月食，从汉朝太初年间以来，才确定日食不在初一就在三十，否则在初二，但这种情况很少。月食则有十四、十五、十六的差别，这是因为设置“望”日有参差交错。天体有两个交会点，叫做交初和交中。交初，星象家认为是罗睺星；交中，则是计都星。它们隐晦暗昧看不见，于是制定入交法来推算它们，但不过只能推算朔日和望日罢了。至于其他日子进入交会点，则典籍没有记载，从汉朝到唐朝的二十八家历法，以及本朝的十一种历法，都是这样。姑且用庆元丁巳年五次月食来考察，二月望日进入交中，七月是交初，只有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续两夜，在二更结束时月食全部被食，才过两刻又恢复明亮，十一月十八日夜里又像这样，考察这三次月食都是交中。十月二十日夜里月亮在张宿五度，而计都星在翼宿二度，第二夜月亮在张宿十七度，计都星位置未定，相距才四度罢了。十一月十八日夜里，月亮在星宿五度，计都星在张宿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日夜里五更，月亮在星宿二度，进入交阳的末尾，卯初四刻交会最甚，食分六分半，八刻退出交会。十八日夜里四更，月亮在张宿六度，进入交中的阴初，到寅时四刻交会最甚，食分九分，卯时五刻退出交会。它的验证就是这样。我私下又有疑问，月亮一个月绕天一周，必定两次遇到交会点，今年竟然有八次月食，一一如星官、历家的说法，仍然不局限于月望，那么玉川子的诗就做不胜做了，应当再探求其中的旨趣。近来见到太史局官员刘孝荣说：“月亮本身没有光，接受太阳光才明亮，望日夜里正好与太阳相对，所以一轮月光圆满。有时月亮运行有快慢先后，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成为月食。初一早晨，太阳和月亮在同一宫位，如果月亮在太阳之上，遮掩太阳而过，那么太阳光就被遮蔽，所以成为日食。不是这两天，就没有被侵蚀的道理。”这种说法也说得通。
饶州学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书之矣。城内庆善桥之说，亦然。比因郡人修桥，拆去旧石，见其上镌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为待制，丙子知开封府，黜知饶州，后徙润、越，至庚辰岁乃复职，帅长安，既去此久矣。
饶州学宫不是范仲淹（文正公）所建造的，我已经记载过了。城内庆善桥的说法，也是如此。近来因为郡人修桥，拆去旧石，看见上面刻着：“康定庚辰。”考察范公在景祐乙亥年担任待制，丙子年任开封府知府，被贬为饶州知州，后来调任润州、越州，到庚辰年才恢复原职，担任长安主帅，已经离开这里很久了。
西汉以来加官
西汉以来的加官制度
《汉书·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并乘舆车。并，步浪反。案汉世除授此等称谓，殆若今之兼职者，不甚为显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给事中。它如刘向以宗正，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典属国；扬雄为诸吏；光禄大夫是也。至于金日碑以降虏为侍中，其子赏、建，诸孙常、敞、岑、明、涉、汤、融、钦，皆以左曹、诸吏、侍中，故班史赞之云：「七世内侍，何其盛也！」盖如今时阁门宣赞、祗候之类。但汉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诸人，皆天下选，此其所以为人贵重。东汉大略亦然。晋、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皆为兼官，但视本秩之高下。已而复以将军为宠，齐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唐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乃此制也。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今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不刊之典，明白易晓，非若前代之冗泛云。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都是加官。所加的对象或是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也是加官，所加的对象或是大夫、博士、议郎。其中侍中、中常侍可以进入皇宫禁地，诸曹负责接受尚书省的事务，诸吏可以检举不法行为，散骑可以陪同皇帝乘坐车驾（“并”字读作步浪反）。考察汉代授予这些官职名称，大概就像现在的兼职，不算是特别显赫的职位。然而魏相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兼任给事中。其他如刘向以宗正的身份兼任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的身份兼任典属国；扬雄担任诸吏、光禄大夫。至于金日磾，以投降的俘虏身份担任侍中，他的儿子金赏、金建，孙子金常、金敞、金岑、金明、金涉、金汤、金融、金钦，都担任左曹、诸吏、侍中，所以班固在《汉书》中称赞说：“七代都在宫中任职，多么兴盛啊！”这大概就像现在宫门中的宣赞、祗候之类的官职。只是汉代多用士人，汉武帝所任用的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等人，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这就是他们被人看重的原因。东汉大致也是如此。晋代、宋代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都是兼官，只是根据本官品级的高低而定。之后又用将军头衔来表示恩宠，齐高帝让太子詹事何戢负责选拔官员，因为何戢资历深重，想给他加常侍的官职，褚渊说：“我和王俭已经戴上了左珥（指加官侍中），如果再给何戢加常侍，那么八座中就有三个貂尾冠饰了。如果给他加骁骑将军、游击将军，也不算少了。”于是任命何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唐代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就是这种制度。本朝从真宗皇帝开始创立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职名，尤其被做官的人所羡慕。现在从观文殿大学士到直秘阁，将近四十种，是固定不变的制度，明白易懂，不像前代那样冗杂泛滥。
吕望非熊
吕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吕望非熊」之句，后来据以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韬》第一篇《文韬》曰：「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彨，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臯陶兆。』」《史记》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后汉崔骃《达旨》，云「渔父见兆于元龟」，注文乃引《史记》「非龙非彨，非熊非罴」为证。今之《史记》，盖不然也。「非熊」出处，惟此而已。
自从李瀚的《蒙求》中有“吕望非熊”的句子，后来人们就据此使用这个说法。然而根据史书考证，《六韬》第一篇《文韬》说：“周文王将要打猎，史编占卜后说：‘在渭水北岸打猎，将会有大收获。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熊，征兆显示会得到公侯，是上天送给您的老师。’文王说：‘征兆真的这样吗？’史编说：‘我的太祖史畴，曾为夏禹占卜得到皋陶的征兆。’”《史记》说：“吕尚穷困年老，用钓鱼的方式求见西伯侯，西伯侯将要外出打猎，占卜后说：‘所获得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熊，所获得的是霸王的辅佐。’”东汉崔骃的《达旨》中说“渔父在龟甲上看到征兆”，注释就引用《史记》“非龙非螭，非熊非罴”作为证据。现在的《史记》，大概不是这样。“非熊”这个说法的出处，仅此而已。
唐曹因墓铭
唐代曹因的墓志铭
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祖、父皆仕于唐高祖之朝，惟公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茍达此理，哀复何言！』」予案唐世上饶本隶饶州，其后分为信，故曹君为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
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县尉陈庄挖土时发现一块唐代石碑，是一位妻子为丈夫所作。碑文写道：“夫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代是鄱阳人。祖父和父亲都在唐高祖的朝廷做官，只有夫君三次参加科举都未考中，在家中以礼义自守。后来在长安的路上去世，朝廷的公卿、乡里的老人，没有不叹息的。唯独我不这样认为。我对他的母亲说：‘家里有南边的田地，足以赡养双亲；屋里有留下的文章，足以教育儿子。人活在天地之间，处在阴阳之内，生死聚散，不过是世态常态罢了，有什么可忧可喜的呢！’我姓周，是夫君的妻子。嫁给他八年，恩义深厚，所以赠给他铭文说：‘他生来是自然，他死去也是自然，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悲哀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考证唐代上饶本来隶属饶州，后来分出设为信州，所以曹君是鄱阳人。这位妇人能写文章又如此通达道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所以记录下来，以补充地方志的缺失。
唐史省文之失
唐史省略文字的失误
杨虞卿兄弟，怙李宗阂势，为人所奔向。当时为之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尚可，三杨杀我。」而《新唐书》减去「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诏》曰：「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新书》减去「欲」字。遂使两者意义为不铿锵激越，此务省文之失也。
杨虞卿兄弟，依仗李宗闵的权势，被人们趋附。当时有人编话说：“想进考场，先问苏、张；苏、张还可以，三杨会害我。”而《新唐书》删去了“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诏》中说：“不要为子孙谋划，想要保持辅车相依的形势。”《新唐书》删去了“欲”字。于是使这两句话的意义变得不铿锵有力，这是追求省略文字的失误。
李德裕论命令
李德裕论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从计行。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国，其语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无赦。』又曰：『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系于人也。』大和后，风俗浸敝，令比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国。臣谓制置职业，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质贱臣，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是轻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肃，而政出宰相，故感愤切言之。予谓德裕当国，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则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谏官、御史、给事、舍人之职废矣。弘质位给事中，亦非贱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x9）〉，皆自取之也。
李德裕担任武宗的宰相，言听计从。韦弘质建议宰相不能兼管钱粮事务，德裕上奏说：“管仲精通治国，他说：‘国家的重器，没有比命令更重要的。命令重要，君主就尊贵；君主尊贵，国家就安定；治理人民的根本，没有比命令更关键的。所以说：损害命令的处死，增加命令的处死，不执行命令的处死，扣留命令的处死，不服从命令的处死，这五种情况都不赦免。’又说：‘命令由上面发出，而下面议论可否，这是君主的威权下移到别人手中。’大和以后，风俗逐渐败坏，命令在上面颁布，下面却非议它，这种弊病不停止，就无法治理国家。我认为制定和安排官职事务，是君主的权柄，不是小人能干预的。弘质是个低贱的臣子，怎么能用不应当说的话，胡乱冒犯天听，这是轻视宰相。”德裕的大意，是要朝廷尊贵，臣下严肃，而政令由宰相发出，所以感慨激切地说这番话。我认为德裕当政时，其他宰相只是充数而已。如果像他说的那样，那么每一条命令发出，臣下都不能发表意见，谏官、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的职务就废除了。弘质担任给事中，也不是低贱的臣子。难怪他一朝失势，就遭到排挤打击，这都是自找的。
汉武唐德宗
汉武帝与唐德宗
汉张汤事武帝，舞文巧低以辅法，所治夷灭者多，旋以罪受诛。上惜汤，稍进其子安世，耀为尚书令。安世宿卫忠正，肃敬不怠，勤劳国家，卒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汤故耳。唐卢杞相德宗，奸邪险贼，为天下祸。以公议不容，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辅，至兵部侍郎。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奕之忠规，陟之台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尔。且武帝之世，群臣不幸而诛者，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诸人，及考终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未尝恤其孤。德宗辅相之贤，如崔祐甫、李泌、陆贽，皆身没则已，而独于汤、妃二人惓惓如此，是可叹也！
汉朝的张汤为汉武帝效力，他玩弄法律条文、巧言诋毁来辅助法令，被他治罪而灭族的人很多，不久自己也因罪被处死。汉武帝怜惜张汤，逐渐提拔他的儿子张安世，升任为尚书令。张安世在宫中值宿护卫，忠诚正直，严肃恭敬不懈怠，为国家辛勤操劳，最终成为重臣，他确实可以重用无疑。但汉武帝的用意，却是因为他父亲张汤的缘故。唐朝的卢杞担任唐德宗的宰相，奸邪阴险，成为天下的祸害。因为公众舆论不容，被贬谪流放而死。德宗念念不忘他，提拔任用他的儿子卢元辅，官至兵部侍郎。卢元辅端正沉静、耿介正直，能够继承他祖父卢奕的忠诚风范，提拔他到尚书省、御史台等重要官署任职，是合适的。但德宗的用意，却是因为他父亲卢杞的缘故。况且在汉武帝时期，群臣中不幸被处死的，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以及善终的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武帝从未抚恤过他们的孤儿。德宗时期贤能的辅相，如崔祐甫、李泌、陆贽，都是身死之后便不再过问，却唯独对张汤、卢杞二人如此念念不忘，真是可叹啊！
诸公论唐肃宗
各位先生评论唐肃宗
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是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书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直指其事。殆与《洪范》云「武王胜殷杀受」之辞同。其词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颜鲁公《请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以为彼知肃宗有愧于是也。黄鲁直《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茍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
唐肃宗在战乱之际，夺取父亲的皇位而取代了他。但还有可以推脱的理由，说：“想要收复两京，不居于皇帝尊位，就不足以命令诸将。”至于太上皇（唐玄宗）回到长安后居住在兴庆宫，肃宗厌恶他与外人交往，强行把他迁到西内，不再按时探视问安，最终太上皇郁郁而终，这种不孝的恶行，上达于天。当时，元结（字次山）作《中兴颂》，文中记载天子出逃蜀地，太子在灵武即位，直接指斥这件事。这几乎与《尚书·洪范》中“武王战胜殷商杀死纣王”的措辞相同。颂词中说：“事情有极大的艰难，宗庙得以再次安定，两位圣君重新欢聚。”既然说“重新欢聚”，就知道他们不欢的时候很多了。杜甫的《杜鹃》诗写道：“我看禽鸟的情意，尚且懂得侍奉杜鹃。”这是极其悲伤的。颜真卿（封鲁国公）的《请立放生池表》说：“一日三次朝见，彰显天子的孝道；问安侍膳，不改变家人的礼节。”苏轼认为颜真卿知道肃宗对此有愧。黄庭坚（字鲁直）的《题磨崖碑》更加深刻切要：“抚慰军队、监国摄政本是太子的职责，为何急于夺取皇位呢？事情有极大的艰难，只是靠天幸罢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师。南内凄凉，几乎苟且偷生，高力士离去后，事情更加危险。臣子元结献上舂陵的几条策略，臣子杜甫写下《杜鹃》再拜之诗。哪里知道忠臣的悲痛深入骨髓，世上的人只欣赏那些美玉般的文辞！”这样揭露唐肃宗的罪过，真是到了极点。
孙马两公所言
孙、马两位先生所说的话
卢照邻有疾，问孙思邈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叠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胗也。寒暑不时，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睿宗召司马子微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孙公、司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养性，宜无出此者矣。
卢照邻生了病，问孙思邈说：「高明的医生如何治愈疾病？」孙思邈回答说：「天有四季和五行，寒暑交替，和谐时化为雨，愤怒时化为风，凝结时化为雪霜，舒展时化为彩虹，这是天的自然规律。人的四肢五脏，一醒一睡，呼吸往来，流动时成为荣卫，显现时成为气色，发出时成为声音，这是人的自然规律。阳气运用其形体，阴气运用其精华，这是天和人相同的。失调时就会蒸腾生热，郁结生寒，凝结成瘤赘，下陷成痈疽，奔涌时喘促乏力，枯竭时焦干憔悴，表现在脸上，变动在形体上。天地也是这样，五星的盈缩，彗星的飞流，是它们的危象。寒暑不合时令，是它们的蒸郁。石头耸立、土堆隆起，是它们的瘤赘。山崩地陷，是它们的痈疽。狂风暴雨，是它们的喘促乏力。河川干涸，是它们的焦枯。高明的医生用药物引导，用砭石针剂救治，圣人用至高的德行调和，用人事辅助，所以身体有可治愈的疾病，天有可挽救的灾祸。」唐睿宗召见司马子微询问他的道术，他回答说：「修道就是每天减少，减少再减少，直到无为。那心与目所知道看见的，每次减少尚且不能停止，何况攻击异端，来增加智虑呢！」皇帝说：「修身是这样，治国又该如何？」他说：「国家就像身体一样，所以让心游于淡泊，让气合于静漠，与万物自然相处，而没有私心，天下就治理好了。」孙公和司马先生所说的，都是至道妙理所在，修心养性，应该没有超出这些的了。
卢照邻有疾，问孙思邈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叠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胗也。寒暑不时，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
卢照邻患病，问孙思邈说：“高明的医生如何治愈疾病？”孙思邈回答说：“天有四季和五行，寒暑交替，和谐时化为雨，愤怒时化为风，凝结时化为雪霜，舒展时化为虹霓，这是天的正常规律。人的四肢五脏，一醒一睡，呼吸往来，流动成为荣卫之气，显现为气色，发出为声音，这是人的正常规律。阳气体现为形体，阴气体现为精华，这是天和人相同的。失调时就会蒸腾产生热，闭塞产生寒，凝结成瘤赘，下陷成痈疽，奔涌则喘乏，枯竭则焦槁，表现在脸上，变动在形体上。天地也是这样，五星的盈缩，彗星流星的飞驰，是天的危象。寒暑不合时令，是天的蒸腾和闭塞。石头立起、土堆隆起，是天的瘤赘。山崩地陷，是天的痈疽。狂风暴雨，是天的喘乏。河流干涸，是天的焦槁。高明的医生用药物引导，用砭石针剂救治，圣人用至高的德行调和，用人事辅助，所以身体有可治愈的疾病，天有可挽救的灾祸。”
睿宗召司马子微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孙公、司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养性，宜无出此者矣。
唐睿宗召见司马子微询问他的道术，他回答说：“修道就是每天减少，减少再减少，直到无为。心与目所知道和看见的，每次减少尚且不能停止，何况攻击异端，而增加智虑呢！”皇帝说：“修身是这样，治国又如何？”他说：“国家就像身体一样，所以让心游于淡泊，让气合于虚静，与万物自然相处，而没有私心，天下就治理好了。”孙思邈和司马子微所说的，都是至道妙理所在，修心养性，应该没有超出这些的了。
元微之诗
元微之的诗
《唐书·艺文志》元稹《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传于今者，惟闽、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文惠公镇越，以其旧治，而文集盖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白乐天书之，题云「元相公《春游》」。钱思公藏其真迹，穆父守越时，摹刻于蓬莱阁下，今不复存。集中逸此诗，文惠为列之于集外。李端民平叔尝和其韵寄公云：「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于。」乐天所书，予少时得其石刻，后亦失之。
《唐书·艺文志》记载元稹的《长庆集》有一百卷，《小集》十卷，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闽地和蜀地的刻本，共六十卷。三馆所收藏的，只有《小集》。文惠公镇守越地时，因为那里是他的旧治，而文集缺失，于是寻求并刻印了它。此外有一篇《春游》诗说：“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白居易书写了这首诗，题名为“元相公《春游》”。钱思公收藏了它的真迹，穆父镇守越地时，摹刻在蓬莱阁下，如今已不复存在。集中遗漏了这首诗，文惠公把它列在集外。李端民（字平叔）曾和其韵寄给文惠公说：“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于。”白居易所写的诗，我年轻时得到过它的石刻，后来也丢失了。
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穆宗诏索盘绛缭绫千匹，德裕奏言：「立鹅、天马、盘绛、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崇宁间，中使持御劄至成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军国之用，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以二事观之，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盖无有不听者。何常所论，甚与德裕相类云。
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时，唐穆宗下诏索要盘绛缭绫一千匹，李德裕上奏说：“立鹅、天马、盘绛、掬豹这些图案，花纹奇异华丽，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如今要大量使用一千匹，臣不明白为什么。”皇帝下诏嘉奖并停止了这项要求。崇宁年间，宦官带着皇帝的手令到成都，命令转运司织造戏龙罗两千匹、绣旗五百面，副使何常上奏说：“旗帜是军队和国家使用的，怎敢不遵奉诏令。戏龙罗只供皇帝御用，每天用一匹，一年不过三百多匹，如今却要数倍于此，没有益处。”皇帝下诏表扬他的话，将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从这两件事来看，臣子向君主进言，恳切而不攻击，大概没有不被听从的。何常的议论，与李德裕非常相似。
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穆宗诏索盘绛缭绫千匹，德裕奏言：「立鹅、天马、盘绛、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
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时，唐穆宗下诏索要盘绛缭绫一千匹。李德裕上奏说：“立鹅、天马、盘绛、掬豹这些图案，纹彩奇异华丽，只有皇帝的车驾才应当使用，如今大量使用一千匹，臣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穆宗于是下诏嘉奖他，并停止了这项征调。
崇宁间，中使持御劄至成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军国之用，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
崇宁年间，宦官带着皇帝的亲笔诏书到成都，命令转运司织造戏龙罗二千匹、绣旗五百面。副使何常上奏说：“旗帜是军队和国家使用的，怎敢不奉诏。戏龙罗只供皇帝御用，每天用一匹，一年不过三百多匹，如今却要数倍于此，实在没有益处。”皇帝下诏褒奖他的言论，将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以二事观之，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盖无有不听者。何常所论，甚与德裕相类云。
从这两件事来看，臣子向君主进言，恳切而不攻击，大概没有不被听从的。何常的议论，与李德裕非常相似。
详正学士
详正学士
唐太宗时，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仇正二十员。后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之，功不就。显庆中罢仇正官，使散官随番刊正。后诏东台侍郎赵仁本等，充使检校，置详正学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时罢去。然秘省自有校书郎、正字，使正名责实足矣。绍兴中以贵臣提举秘书省，而置编定书籍官二员，亦其类也。
唐太宗时，命令秘书监魏征抄写四部群书，准备收藏在内府，设置了仇正官员二十人。后来又下诏让虞世南、颜师古相继负责此事，但未能完成。显庆年间罢免了仇正官，让散官轮流校勘订正。后来又下诏让东台侍郎赵仁本等人担任使职检校，设置详正学士来代替散官，这个名称很雅致，不知何时被废除。然而秘书省本来就有校书郎、正字等官职，只要名实相符就足够了。绍兴年间，由贵臣提举秘书省，又设置了编定书籍官二员，也属于这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