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不可常
盛衰无常
东坡谓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予每读书史，追悼古昔，未尝不掩卷而叹。伶子于叙《赵飞燕传》，极道其姊弟一时之盛，而终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国初时，工部尚书杨纷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以状诉其事，玢批纸尾，有「试上含元基上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宫殿己如此，殆于宗周《黍离》之咏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题一绝句，字极小而端劲，最为感人。其词曰：「汉国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旨意高远，不知为何人，必唐世诗流所作也。李峤《汾阴行》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明皇闻之，至于位下。杜甫《观画马图》云：「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hòng）〉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元微之《连昌官词》云：「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闼树宛然。」又云：「舞谢欹倾基尚存，文窗窈窕纱犹绿。」「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凡此诸篇，不可胜纪。《飞燕别传》以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桓谭跋语。予窃有疑焉，不唯其书太媟〈（xiè）〉，至云扬雄独知之，雄贪名矫激，谢不与交；为河东都尉，捽〈（zuó）〉辱决曹班躅，躅从兄子彪续司马《史记》，绌子于无所叙录，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为淮南相。」案是时淮南国绝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诸诗，聊载于此。
苏东坡说，事物的兴盛、荒废、成功、毁坏，是无法预知的。我每次阅读史书，追思悼念古代的人和事，没有不掩卷叹息的。伶玄在《赵飞燕传》的序言中，极力描述赵飞燕姐妹一时的显赫，而最终以荒田野草的悲哀作结，说的是兴盛不可长留，衰败不可推知，正是这个意思。本朝初年，工部尚书杨玢在长安的旧居，多次被邻居侵占，他的子弟想写状子告发这件事，杨玢在纸尾批了一首诗，其中有“试上含元基上望，秋风秋草正离离”的句子。那时距离唐朝灭亡不到一百年，而原来的宫殿就已经如此荒凉，大概与周朝大夫的《黍离》之叹相似了。慈恩寺塔上有荆叔题写的一首绝句，字迹极小却端正有力，最为感人。诗中说：“汉国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旨意高远，不知道作者是谁，一定是唐代诗人所作。李峤的《汾阴行》说：“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唐明皇听到这首诗，以至于落泪。杜甫的《观画马图》说：“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说：“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元稹的《连昌宫词》说：“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闼树宛然。”又说：“舞谢欹倾基尚存，文窗窈窕纱犹绿。”“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所有这些诗篇，数不胜数。《飞燕别传》被认为是伶玄所作，还有伶玄的自序和桓谭的跋语。我私下对此有怀疑，不仅因为这本书内容过于轻佻，甚至说只有扬雄了解他，而扬雄贪图名声、矫情偏激，拒绝与他交往；又说伶玄任河东都尉时，揪住并羞辱了决曹班躅，班躅的堂兄之子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记》，却贬低伶玄，不收录他的事迹，这些恐怕都不符合事实。而且书中自称：“在汉成帝、哀帝时期，担任淮南国相。”查考当时淮南国早已灭绝，这足以证明其荒谬。于是我将这些诗篇按次序编排，姑且记载在这里。
唐赋造语相似
唐代赋作造语相似
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轭远听，沓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然杨敬之《华山赋》又在其前，叙述尤壮，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xī）〉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后又有李庾者，赋西都云：「秦址薪矣，汉址芜矣。西去一舍，鞠为墟矣。代远时移，作新都矣。」其文与意皆不逮杨、杜远甚。高彦休《阙史》云敬之「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如上数语，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诵念。牧之乃佑孙，则《阿房赋》实模仿杨作也。彦休者，昭宗时人。
唐人写赋，大多以造语新奇为特色。杜牧的《阿房宫赋》说：“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轭远听，沓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喻和联想，如此铺张。然而杨敬之的《华山赋》更在其前，叙述尤其雄壮，说：“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后来又有李庾，写《西都赋》说：“秦址薪矣，汉址芜矣。西去一舍，鞠为墟矣。代远时移，作新都矣。”其文辞和意蕴都远不及杨敬之和杜牧。高彦休的《阙史》说杨敬之的“赋有五千字，传诵于人口”。赋中的句子，如上文所引的几句，司徒杜佑、太尉李德裕经常吟诵。杜牧是杜佑的孙子，那么《阿房宫赋》实际上是模仿杨敬之的作品。高彦休是唐昭宗时期的人。
张蕴古大宝箴
张蕴古的《大宝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凡六百余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于《文艺·谢偃传》未，又不载此文，但云「讽帝以民畏而未怀，其辞挺切」而已。《资治通鉴》仅载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tǒu）〉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然此外尚多规正之语，如曰：「惟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有求，具寮陈其所倡。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就大。乐不可极，乐极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货，勿听亡国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音淫。勿谓我尊，而慢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媸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吾王拨乱，勘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其文大抵不凡，既不为史所书，故学者亦罕传诵。蕴古为丞四年，以无罪受戮，太宗寻悔之，乃有覆奏之旨，传亦不书，而以为坐事诛，皆失之矣。《旧唐书》全载此箴，仍专立传，不知宋景文何为削之也？
唐太宗刚即位时，直中书省张蕴古呈上《大宝箴》，共六百多字，于是被提拔为大理丞。《新唐书》只把他的名字附在《文艺·谢偃传》末尾，又不记载这篇文章，只说“讽谏皇帝，认为百姓畏惧但尚未归附，其言辞挺直恳切”而已。《资治通鉴》只记载了其中大略，说：“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规劝匡正的话，比如说：“惟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有求，具寮陈其所倡。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就大。乐不可极，乐极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货，勿听亡国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音淫。勿谓我尊，而慢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媸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吾王拨乱，勘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天下为公，一人有庆。”这篇文章大体上很不平凡，既然不被史书记载，所以学者也很少传诵。张蕴古担任大理丞四年，因无罪而被杀，太宗不久就后悔了，于是有了死刑复核复奏的旨意，传记中也不记载此事，而认为他是因事获罪被诛，这都是错误的。《旧唐书》全文记载了这篇箴文，并且专门为他立传，不知道宋景文（宋祁）为什么删掉它呢？
国初文籍
本朝初年的文献典籍
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炀荡析，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本朝初年承接五代战乱之后，各地书籍雕版极少，按理说应该被焚烧毁坏，荡然无存。然而太平兴国年间编纂《太平御览》，引用了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其纲目都记载在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来不及全部收录，以今天来考察，失传的占了十分之七八，这样看来，太平盛世一百七十年，反而比不上极度混乱的时代。姚铉在大中祥符四年，编纂《唐文粹》，他的序言说：“何况如今历代典籍，几乎没有亡佚。”看姚铉所分类的文集，大概也大多不存世了，实在可叹！
叙画汉郊祀天地
叙述汉代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论，国朝元丰、元祐、绍圣中三议之矣，莫辩于东坡之立说，然其大旨驳当时议臣，谓周、汉以来，皆尝合祭，及谓夏至之日行礼为不便。予固赞美之于《四笔》矣。但熟考《汉史》，犹为未尽。自高皇帝增秦四峙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来，至于元、成，皆郊见甘泉。武帝因幸汾阴，始立后土祠于脽〈（shuí）〉上，率岁岁间举之，或隔一岁，常以正月郊泰畸，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罢甘泉、汾阴之祭。元丰、祐、绍三议，皆未尝及此。盖盛夏入庙出郊，在汉礼元不然也。是时，坡公以非议者所起，故不暇更为之说，似不必深攻合祭为王莽所行，庶几往复考赜，不至矛盾，当复俟知礼者折衷之焉。
关于郊祀是合祭还是分祭的争论，本朝在元丰、元祐、绍圣年间曾三次讨论，没有比苏东坡的立论更明辨的了，但他的主要观点是驳斥当时的议政大臣，认为周、汉以来，都曾有过合祭，并认为夏至这天行礼不方便。我本来已经在《四笔》中赞美过他的观点了。但仔细考察《汉书》，仍觉得不够详尽。从汉高祖将秦朝的四个祭坛增为五个，用来祭祀天地。汉武帝以来，直到元帝、成帝，都在甘泉宫举行郊祭。汉武帝因为巡幸汾阴，才在脽上建立后土祠，大致每年或隔一年举行一次，常在正月祭祀泰一，三月祭祀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次设立南北郊祭，也采用正月、三月的辛日，而废除了甘泉、汾阴的祭祀。元丰、元祐、绍圣三朝的议论，都没有提及这些。大概盛夏时节进入宗庙、出城郊祭，在汉代礼仪中原本不是这样的。当时，苏公因为非议者刚刚兴起，所以没来得及再作详细论述，似乎不必深究合祭是王莽所行之事，或许反复考察探究，不至于矛盾，应当再等待懂得礼制的人来折中裁定。
骞𬸣二字义训
“骞”和“𬸣”二字的含义解释
骞𬸣二字，音义训释不同。以字书正之，骞，去干切，注云：「马腹絷，又亏也。」今列于《礼部韵略》下平声二仙中。𬸣，虚言切，注云：「飞貌。」今列于上平声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骞亏之骞为轩昂掀举之义，非也。其字之下从马，马岂能掀举哉？闵损字子骞，虽古圣贤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亏少之义，则涣然矣。其下从鸟，则于掀飞之训为得。此字殆废于今，故东坡、山谷亦皆押骞字入元韵，如「时来或作鹏骞」，「传非其人恐飞骞」之类，特不暇毛举深考耳，唯韩公《和侯协律咏笋》一联云：「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𬸣。」乃为得之。此固小学琐琐，尤可以见公之不茍于下笔也。
“骞”和“𬸣”这两个字，读音和含义解释不同。根据字书来订正，“骞”读作去干切，注释说：“马腹被束缚，又表示亏损。”现在列在《礼部韵略》下平声二仙韵中。“𬸣”读作虚言切，注释说：“飞翔的样子。”现在列在上平声二十二元韵中。文人相沿成习，把表示亏损的“骞”字当作轩昂、掀举的意思，这是不对的。这个字下面从“马”，马怎么能掀举呢？闵损字子骞，虽然古代圣贤命名造字，未必有所拘泥，但如果按照亏损、缺少的意思来解释，就豁然贯通了。而“𬸣”字下面从“鸟”，那么对于掀飞的解释就恰当了。这个字如今几乎废用了，所以苏东坡、黄山谷也都把“骞”字押入元韵，比如“时来或作鹏骞”、“传非其人恐飞骞”之类，只是没时间详细深入考究罢了，只有韩愈《和侯协律咏笋》中的一联说：“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𬸣。”才算用对了。这固然是小学方面的琐碎问题，尤其可以看出韩公下笔不随便。
书麹信陵事
记载麹信陵的事迹
夜读白乐天《秦中吟》十诗，其《立碑》篇云：「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麹，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歧。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蝎，唯有邑人知。」予因忆少年寓无锡时，从钱伸仲大夫借书，正得信陵遗集，财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贞元元年鲍防下及第，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读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惨黩[1]之政，施于黎元，令长之罪也。神得而诛之，岂可移于人以害其岁？」详味此言，其为政无愧于神天可见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乡贡进士姚辇，以其文示县令萧缜，缜辍俸买石刊之。乐天十诗，作于贞元元和之际，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传。《新唐·艺文志》但记诗一卷，略无它说。非乐天之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汝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
夜里读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诗，其中《立碑》篇说：“我听说望江县，麹县令抚恤孤寡。〈麹，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声不传于京师。〉他死后想要归葬故乡，百姓拦住了岔路。攀住车辕不让他离去，于是留葬在这江边。至今人们提到他的名字，男女都流泪。没有人立碑碣，只有本地人知道。”我因此回忆起少年时寄居无锡，向钱伸仲大夫借书，正好得到麹信陵的遗集，只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篇。信陵在贞元元年鲍防榜下考中进士，名列第四，在贞元六年任望江县令。读他的《投石祝江文》说：“如果私欲的追求，施行于乡里；残酷污浊的政令，施加于百姓，这是县令的罪过。神可以诛杀他，怎么能转嫁到百姓身上而损害年成呢？”仔细品味这些话，他为政无愧于神明上天，可以看出来了。到大中十一年，寄居当地的乡贡进士姚辇，把他的文章给县令萧缜看，萧缜拿出俸禄买石刻印。白居易的十首诗，作于贞元、元和年间，距离信陵去世才十五年，而他的名字已经不传了。《新唐书·艺文志》只记载诗一卷，没有其他说法。如果不是白居易的诗，他几乎与草木一同腐朽了。乾道二年，历阳人陆同任望江县令，在汝阴得到他的诗，王廉清为他刻版并送到郡学，只是没有《祈雨文》。
贡禹朱晖晚达
贡禹和朱晖晚年显达
贡禹壮年仕不遇，弃官而归。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谏大夫迁光禄，奏言：「臣犬马之齿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则禹入朝时，盖年八十，其生子时固已七十岁矣，竟再迁至御史大夫，列于三公。杜子美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晖在章帝朝，自临淮太守屏居，后召拜仆射，复为太守，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议事不合，自系狱，不肯复署议，曰：「行年八十，得在机密，当以死报。」遂闭口不复言。帝意解，迁为尚书令。至和帝时，复谏征匈奴，计其年当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贡禹壮年时仕途不顺，弃官回乡。到汉元帝初年，才被征召任用，从谏大夫升任光禄大夫，上奏说：“臣年已八十一，只有一个儿子，年龄十二岁。”那么贡禹入朝时，大概已经八十岁了，他生儿子时本来已经七十岁了，最终又升迁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杜甫说：“长安的卿相多是少年，富贵应该趁早争取。”这是不对的。朱晖在汉章帝时期，从临淮太守退职闲居，后来被征召任命为仆射，又任太守，上疏请求留在宫中，皇帝下诏同意了。因为议事意见不合，自己投案入狱，不肯再签署意见，说：“我年近八十，能身处机密之位，应当以死报效。”于是闭口不再说话。皇帝怒气消解，升他为尚书令。到汉和帝时，又劝谏征讨匈奴，算来他的年龄应当有九十岁了。他的忠诚正直不是贡禹能比的。
琵琶行海棠诗
《琵琶行》与《海棠诗》
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掳写天涯沦落之恨尔。东坡滴黄州，赋《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尔也。或谓殊无一话一言与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乐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写而后已哉？
白居易的《琵琶行》一篇，读者只羡慕它的风致，敬佩它的词章，以至于被谱成乐府，咏唱还不够，于是认为真是为长安旧时的歌女所作。我私下怀疑这一点。唐代法网虽然在这方面比较宽松，但白居易曾经身处宫禁近地，而且被贬官不久，一定不肯趁夜进入独处妇人的船中，和她一起饮酒，以至于尽情弹奏丝弦之乐，半夜才离开，难道不怕商人日后议论他吗？白居易的本意，只是想抒发天涯沦落的感慨罢了。苏东坡被贬黄州，作《定惠院海棠》诗，有“偏僻之地哪里得来此花，莫不是好事者从西蜀移来”、“天涯流落都令人感念，且饮一杯酒唱此曲”的句子，他的用意也是如此。有人说这两首诗完全没有一句话相似，这是不对的。这真是能运用白居易用意的人，何必像常人那样逐章摹写句子才算完呢？
东坡不随人后
苏东坡不随人后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大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枚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话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若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𬸣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翾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于诗亦然，乐天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坡则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老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十日菊》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采旧公案，而机抒一新，前无古人，于是为至。与夫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之意，以为「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为一僧所嗤者有间矣。
自从屈原在辞赋中假托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代的作者都纷纷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用了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雄的《长杨赋》用了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固的《两都赋》用了西都宾、东都主人，张衡的《两都赋》用了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思的《三都赋》用了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都是改换名字，沿袭同一套路，再也没有能超出法度规矩、具有全新意境的。晋人成公绥的《啸赋》，本来没有宾主，却一定要假托逸群公子才能措辞。枚乘的《七发》，原本只以楚太子、吴客来叙述，而曹植的《七启》就有了玄微子、镜机子。张协的《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这些名号。言辞并非不精巧，但这种习气根深蒂固，从未改变。像苏东坡作《后杞菊赋》，开头直接说：“唉，先生，谁让你坐在堂上自称太守？”这简直像飞龙搏击大鹏，在九万里的云霄中翱翔，无法捉摸，哪里是那些局限于小树林的鸟儿所能窥探其边际的呢？在诗歌方面也是如此，白居易说：“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苏轼则说：“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甫说：“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苏轼则说：“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的《十日菊》说：“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苏轼则说：“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说：“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这正是采用旧的典故，但构思焕然一新，前无古人，达到了极致。这与那些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的意思，写成“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而被一个僧人嘲笑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元白习制科
元稹和白居易练习制科考试
白乐天、元微之同习制科，中第之后，白公《寄微之》诗曰：「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矻矻〈（kū）〉，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劄，毫锋锐若锥。」注云：「时与微之结集策略之目，其数至百十，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乃知士子待敌，编缀应用，自唐以来则然，毫锥笔之名起于此也。
白居易和元稹一同准备制科考试，考中之后，白居易在《寄微之》诗中说：“都在年轻力壮时，共同珍惜盛世光明。感叹光阴虚度，私下里窥探高官显位。白天勤奋地钻研文章，夜晚孜孜不倦地讲学。策论的题目像箭一样穿透，笔锋锐利如锥子。”注释说：“当时与元稹收集整理策论的题目，数量达到上百个，各自带着纤细锋利的细管笔，带着去参加考试，互相看着就笑，称之为‘毫锥’。”由此可知，士子们应对考试，编纂应用材料，从唐代以来就是这样，“毫锥”笔的名称也起源于此。
门生门下见门生
门生的门下又见到门生
后唐裴尚书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门生马裔孙知举，放榜后引新进士谒谢于裴，裴欢宴永日，书一绝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时人荣之。事见苏耆《开谭录》。予以《五代登科记》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举，四年放进士八人，裔孙预焉。后十年，裔孙为翰林学士，以清泰三年放进士十三人，兹所书是已。裔孙寻拜相，《新史》亦载此一句云。白乐天诗，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云：「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予考《登科记》，乐天以贞元十六年庚辰中书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宝应二年癸卯礼部侍郎萧听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时，几四十年矣。听自癸卯放进士之后，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再知贡举，可谓寿俊。观白公所赋，益可见唐世举子之尊尚主司也。
后唐的裴尚书年老退休。清泰初年，他的门生马裔孙主持科举考试，放榜后带领新进士去拜谢裴尚书，裴尚书设宴欢庆了一整天，并写了一首绝句：“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荣耀的事。这件事记载在苏耆的《开谭录》中。我根据《五代登科记》考证，裴尚书在同光年间三次主持科举，四年录取进士八人，马裔孙在其中。十年后，马裔孙担任翰林学士，在清泰三年录取进士十三人，这里所记载的就是这件事。马裔孙不久后官拜宰相，《新五代史》也记载了这句话。白居易的诗中，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释说：“座主是在萧尚书门下考中的。”我考证《登科记》，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庚辰年，在中书舍人高郢门下以第四名考中进士，高郢在宝应二年癸卯年，在礼部侍郎萧听门下以第九名考中进士，等到高郢官拜太常时，已经将近四十年了。萧听从癸卯年录取进士之后，二十四年后的丁卯年，又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再次主持科举考试，可以说是长寿而杰出的人。看白居易所写的诗，更可以看出唐代的举子对主考官的尊崇。
韩苏杜公叙马
韩愈、苏轼、杜甫描写马
韩公《人物画记》，其叙马处云：「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牵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屹者，饮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谓其叙事该而不烦，故仿之而作《罗汉记》。坡公赋《韩干十四马》诗云：「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为布置铺写则同。诵坡公之语，盖不待见画也。予《云林绘监》中有临本，略无小异。杜老《观盲将军画马图》云：「昔日太宗拳毛䯄，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揪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其语视东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画马赞》云：「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袅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赡彼骏骨，实惟龙媒」之句。坡公《九马赞》言：「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词云：「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此诗文数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矣。
韩愈的《人物画记》，其中描写马的地方说：“大马有九匹，在马之中又有上等的和下等的，有行走的，有被牵着的，有奔跑的，有涉水的，有在陆地上的，有抬头的，有回头的，有嘶鸣的，有睡觉的，有活动的，有站立的，有屹立的，有喝水的，有撒尿的，有涉水的，有下坡的，有痒了在树上蹭的，有喘气的，有嗅闻的，有高兴而互相嬉戏的，有发怒而互相踢咬的，有吃草的，有被人骑着的，有疾驰的，有慢跑的，有驮着衣物的，有驮着狐狸兔子的，总共马的各种情态有二十七种。马的大小共八十三匹，但没有一匹是相同的。”秦观认为他叙事完备而不繁琐，所以模仿它写了《罗汉记》。苏轼的《韩干十四马》诗说：“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和记，体裁虽然不同，但它们在布局铺陈描写上是相同的。诵读苏轼的诗句，大概不需要看到画就能想象出来。我的《云林绘监》中有临摹本，几乎没有差异。杜甫的《观曹将军画马图》说：“昔日太宗拳毛䯄，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揪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这些话与苏轼相比，似乎有所不及，但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却不妨独步诗坛。杜甫还有《画马赞》说：“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袅清新”以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赡彼骏骨，实惟龙媒”这样的句子。苏轼的《九马赞》说：“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词说：“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这几篇诗文，真能使人内心超然，意气风发，可以说是“妙绝动宫墙”了。
风灾霜旱
风灾和霜旱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
庆元四年（1198年），饶州盛夏时节，雨水频繁降落，六七月间从未举行过祈雨仪式，农家的水车和龙骨车都靠在墙边闲置，父老乡亲认为这是前所未见的情况，预期秋天的收成会比平常年份翻倍，然而低洼的田地却报告发生了涝灾。
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孽䖝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蟊贼也。
余干、安仁两县却在八月遭受了“地火”的灾祸。所谓“地火”，就是禾苗的根和心都生出了害虫，茎干焦枯，像烈火焚烧一样，这正是古人所说的“蟊贼”。
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
九月十四日，接连降下严霜，晚稻尚未结实的，都被霜冻侵害，无法再生长，各县大多如此。有固定产业的人向郡县申诉，郡守勤勉爱民，有意减免租税，但僚属们大多说：“按照法律，没有这两项灾祸的减免规定。”又说：“九月正是霜降节气，不值得奇怪。”我查考白居易的讽谏诗《杜陵叟》中说：“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这就是明证。
予因记元祐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我因此记起元祐五年（1090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写给宰相吕大防的信，讨论浙西灾情说：“贤明的人一听到这些话，按理没有不实行的，但只怕世俗谄媚成风，揣摩别人喜欢听什么、忌讳什么，争着说没有灾害，或者有灾害也不严重。八月末，秀州有数千人申诉风灾，官吏认为法律只规定申诉水旱灾而没有风灾，关闭城门拒不接纳，老幼互相践踏，死了十一人。由此说来，官吏不喜欢谈论灾害的，大概十人中有九人，不可不察觉啊。”苏东坡能说到这些，真可说是仁人的言论。难道不是古人立法之初，像所谓风灾、早霜这类灾害，不像水旱灾害那样可以查考田地情况，担心贪民趁机冒领，所以不轻易开启这个先例吗？如今的办法，固然难以新增条例。但只要凡是灾害损伤，超出水旱灾害范围的，专门委托贤良的守令推行救济，那么实惠就能施及百姓，可以挽救他们流亡的灾祸，这是仁政的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