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问社
哀公问社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为之，初非求异而取义于彼也。哀公本不必致问，既闻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战栗」之语。其意谓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实则非也。孔子责宰我不能因事献可替否，既非成事，尚为可说，又非遂事，尚为可谏，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谓「使民战栗」一句，亦出于宰我，记之者欲与前言有别，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说。然战栗之对，使出于我，则导君于猛，显为非宜。出于哀公，则便即时正救，以杜其始。两者皆失之，无所逃于圣人之责也。哀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家，不克成，卒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盖在于此。何休注《公羊传》云：「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犹迫也，亲而不远，主地正之意也。栗犹战栗，谨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则战栗之说，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练主用栗。」则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柏、栗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说有之。
鲁哀公向宰我问关于社祭的事，宰我回答说：“夏朝用松树，殷朝用柏树，周朝用栗树。”接着又说：“（用栗树）是为了使百姓战栗。”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解释，已经结束的事不必再劝阻，已经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古人设立社祭，只是各自根据当地适宜生长的树木来作为社主，原本不是追求奇异而从中取义。哀公本来不必问这个问题，听到用栗树的说法后，就产生了“使百姓战栗”的话。他的意思是古代不服从命令的人在社坛前被处死，以此威慑百姓。但实际并非如此。孔子责备宰我不能根据事情进献可行的、废除不可行的，既然不是已成之事，尚且可以解说；又不是已经结束的事，尚且可以劝阻；而且不是过去的事，哪里谈得上追究呢？有人说“使百姓战栗”这句话也出自宰我，记录的人想与前面的话有所区别，所以加了个“曰”字来引出，这也是一种说法。然而“战栗”的回答，如果出自宰我，那就是引导君主走向严苛，显然不合适。如果出自哀公，那么就应该立即纠正挽救，以杜绝其开端。这两种情况都有过失，无法逃脱圣人的责备。哀公想借助越国讨伐鲁国来除掉三桓，没有成功，最终被三桓驱逐，以至于失去国家，其根源大概就在这里。何休注释《公羊传》说：“松，如同‘容’，想象其容貌而侍奉它，是主人端正的意思。柏，如同‘迫’，亲近而不疏远，是主地端正的意思。栗，如同战栗，是谨慎恭敬的样子，是主天端正的意思。”这样看来，“战栗”的说法也有其依据。《公羊传》说：“虞祭的神主用桑木，练祭的神主用栗木。”那么夏、商、周三代所供奉的社主，难道也是用松、柏、栗作为神主吗？并非种植这些树木。程伊川也有这种说法。
绝句诗不贯穿
绝句诗不贯穿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此欧阳公绝妙之语。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贯穿，故名之曰《梦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论诗，尝立一说云：老杜近体律诗，精深妥帖，虽多至百韵，亦首尾相应，如常山之蛇，无间断龈龋处。而绝句乃或不然，五言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急雨捎溪足，斜晖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扁舟轻袅缆，小径曲通村」，「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鹍鸡」，「钓艇收缗尽，昏鸦接翅稀。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七言如「惨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冕雏傍母眠」；「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干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类是也。予因其说，以唐人万绝句考之，但有司空图《杂题》云「驿步堤萦阁，军城鼓振桥。鸥和湖雁下，雪隔岭梅飘」，「舴艋猿偷上，靖蜒燕竞飞。樵香烧桂子，苔湿挂莎衣」。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这是欧阳修绝妙的诗句。然而这四句各写一件事，似乎互不连贯，所以命名为《梦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欢论诗，曾提出一种说法：杜甫的近体律诗，精深妥帖，即使多达百韵，也首尾呼应，如同常山之蛇，没有间断和龃龉之处。而绝句却有时不是这样，五言绝句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急雨捎溪足，斜晖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扁舟轻袅缆，小径曲通村”，“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鹍鸡”，“钓艇收缗尽，昏鸦接翅稀。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七言绝句如“惨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冕雏傍母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类就是如此。我根据他的说法，用唐代人的万首绝句来考证，只有司空图的《杂题》说“驿步堤萦阁，军城鼓振桥。鸥和湖雁下，雪隔岭梅飘”，“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竞飞。樵香烧桂子，苔湿挂莎衣”。
农父田翁诗
农父田翁诗
张碧《农父》诗云：「运锄耕所侵晨起，陇畔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杜茍鹤《田翁》诗云：「白发星星筋骨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读之使人枪然，以今观之，何啻倍蓰也！
张碧的《农父》诗说：“运锄耕所侵晨起，陇畔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杜荀鹤的《田翁》诗说：“白发星星筋骨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读后使人凄然，以今天的情况来看，何止是加倍呢！
卫宣公二子
卫宣公二子
卫宣公二子之事，《诗》与《左传》所书，始末甚详，《乘舟》之诗，为伋、寿而作也。《左传》云：「宣公烝于庶母夷姜，生伋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宣姜与公子朔谮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纳伋之妻，翻谮其过。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寿子载其矽以先，盗杀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鲁隐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乱，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势须十五岁然后娶。既娶而夺之，又生寿、朔，朔已能同母谮兄，寿又能代为使者以越境，非十岁以下儿所能办也。然则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
卫宣公两个儿子的事情，《诗经》和《左传》记载得很详细，《乘舟》这首诗就是为伋和寿而作的。《左传》说：“宣公与庶母夷姜通奸，生下伋子。为伋子从齐国娶妻，妻子很美，宣公自己占有了她，生下寿和朔。宣姜与公子朔一起诬陷伋子。宣姜，就是宣公所纳的伋子的妻子，反而诬告他的过错。宣公派伋子出使齐国，让强盗在莘地埋伏等待，准备杀了他。寿子告诉伋子，让他逃走，伋子不肯。寿子便载着伋子的旌旗先走，强盗杀了他，于是兄弟俩一起遇害。”据考证，宣公在鲁隐公四年十二月即位，到鲁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去世，共十九年。姑且从即位开始，就发生了乱伦之事，而伋子就在第二年出生，按常理必须十五岁后才能娶妻。娶妻后又被夺走，又生下寿和朔，朔已经能同母亲一起诬陷兄长，寿又能代替使者越境行事，这不是十岁以下的孩子能做到的。那么在这十九年之间，这些事如何安排得下？这是最难理解的地方。
谓端为匹
把“端”称为“匹”
今人谓缣帛一匹为壹端，或总言端匹。案《左传》「币锦二两」注云：「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所谓匹也，二两，二匹也。」然则以端为匹非矣。《湘山野录》载夏英公镇襄阳，遇大礼赦恩，赐致仕官束帛，以绢十匹与胡旦，旦笑曰：「奉还五匹，请检《韩诗外传》，及诸儒韩康伯等所解「束帛戋戋〈（jiān）〉』之义，自可见证。」英公检之，果见三代束帛、束修之制。若柬帛则卷其帛为二端，五匹遂见十端，正合此说也。然《周易正义》及王弼注、《韩诗外传》皆无其语。文莹多妄诞，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传》「乘马束帛」注云：「束帛谓玄三𫄸二，玄三法天，𫄸二法地。」若文莹以此为证，犹之可也。
现在的人称一匹缣帛为“一端”，或者总称为“端匹”。据《左传》“币锦二两”的注释说：“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这就是所谓的匹，二两就是二匹。”所以把“端”当作“匹”是错误的。《湘山野录》记载夏英公镇守襄阳时，遇到大礼赦恩，赐给退休官员束帛，他把十匹绢给胡旦，胡旦笑着说：“奉还五匹，请查检《韩诗外传》以及各位儒者如韩康伯等人所解释的‘束帛戋戋’的含义，自然可以验证。”夏英公查检后，果然见到三代时束帛、束修的规制。如果是束帛，就把帛卷成二端，五匹就成了十端，正符合这种说法。然而《周易正义》和王弼注、《韩诗外传》中都没有这些话。文莹的记载多荒诞，不足为信。按《春秋·公羊传》“乘马束帛”的注释说：“束帛是指玄色三匹、纁色二匹，玄色三匹象征天，纁色二匹象征地。”如果文莹用这个作为证据，还算可以。
唐人草堂诗句
唐代人的草堂诗句
予于东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诗句书之壁而未暇也，姑录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堑西无树林」。白公有《别草堂》三绝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刘梦得《伤愚溪》云：「草堂无主燕飞回。」元微之《和裴校书》云：「清江见底草堂在。」钱起有《暮春归故山草堂》诗，又云：「暗归草堂静，半入花源去。」朱庆余：「称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与雪为邻。」顾况：「不作草堂招远客。」郎士元：「草堂竹径在何处？」张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峰月犹在，遥忆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陆龟蒙：「草堂抵待新秋景。」又云：「草堂尽日留僧坐。」司空图：「草堂旧隐犹招我。」韦庄：「今来空讶草堂新。」子兰：「策杖吟诗上草堂。」皎然有《题湖上草堂》云：「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
我在东园建造了一座草堂，想摘取唐代诗人的诗句写在墙壁上，但一直没有空闲，姑且先记录在这里。杜甫说：“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堑西无树林”。白居易有《别草堂》三首绝句，又说：“身出草堂心不出。”刘禹锡《伤愚溪》说：“草堂无主燕飞回。”元稹《和裴校书》说：“清江见底草堂在。”钱起有《暮春归故山草堂》诗，又说：“暗归草堂静，半入花源去。”朱庆余：“称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与雪为邻。”顾况：“不作草堂招远客。”郎士元：“草堂竹径在何处？”张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说：“西峰月犹在，遥忆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陆龟蒙：“草堂抵待新秋景。”又说：“草堂尽日留僧坐。”司空图：“草堂旧隐犹招我。”韦庄：“今来空讶草堂新。”子兰：“策杖吟诗上草堂。”皎然有《题湖上草堂》诗说：“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
公谷解经书日
公羊高和谷梁赤解释经书时记载日期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大抵志在尊王，至于纪年叙事，只因旧史。杜预见《汲家书魏国史记》，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椎此足以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所谓书日不书日，在轻重事体本无所系，而《公丰》、《谷梁》二传，每事断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一说，其它亦鲜。今表二传之语，以示儿曹。《公羊》云：「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葬者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难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齐人伐卫。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录乎内也。」「辛已，晋败秦于骰。诈战不日，此何以日？尽也。」「甲戌，败狄于咸。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隐之也。」「即位不日。」《谷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诸侯日卒，正也。」「日入，恶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阅崇武，故谨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败齐师。不日，疑战也。」「公败宋师。其日，成败之也。」「齐人灭遂。其不日，微国也。」「公会齐侯，盟于柯，桓盟虽内与，不日，信也。」「媵陈人之妇。其不日，数渝，恶之也。」「癸亥，葬纪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闵纪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戊辰，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变也。」「戊申，陨石于宋。是月，六鹢退飞。石无知，故日之。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齐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王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谨而日之。日系于月，月系于时，其不月，失其所系也。」「丁未，商臣拭其君髠。日髠之卒，所以谨商臣之弑也。」「乙已，及晋处父盟。不言公，讳也。何以知其与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须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谨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辞也。」「乙卯，晋、楚战于哪。日，其事败也。」「癸卯，晋灭潞。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贤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进也。」「癸酉，战于鞍。其日，或曰日其战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辞也。」「庚申，莒溃。恶之，故谨而日之也。」「秋，公至自会。不日，至自伐郑也。」「丙戌，郑伯卒于操。其日，未逾竟也。」「乙亥，臧孙约出奔邾。其日，正纥之出也。」「蔡世子弑其君。其不日，子夺父政，是渭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于比弑其君。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释时月者亦然，通经之士，可以默喻矣。沙鹿、梁山为两说，尤不然。苏子由《春秋论》云：「公羊、谷梁之传，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怒？」其意盖亦如此。
孔子撰写《春秋》，用一字来表示褒贬，大体上意在尊崇王室，至于纪年和叙事，只是沿袭旧史。杜预看到《汲冢书·魏国史记》，说“其中著书的文意很像《春秋经》，由此足以看出古代国史策书的常规。”所谓记载日期或不记载日期，在事情轻重上本来没有关联，但《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两部传，每件事都用日期来判断，所以显得窒碍不通。《左传》只有公子益师去世，“隐公没有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这一种说法，其他也很少。现在列出这两部传的语句，给孩子们看。《公羊传》说：“益师去世，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葬礼没有按时举行却记载日期，是草率的葬礼。没有按时举行又不记载日期，是怠慢的葬礼。过了时间才记载日期，是哀怜他。过了时间而不记载日期，称为不能安葬。按时举行而不记载日期，是正常的。按时举行却记载日期，是危险而不能安葬。”“庚寅日，进入邴地。为什么记载日期？因为艰难。”“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是表示信任。”“甲寅日，齐人攻打卫国。攻打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到达的那天。”“壬申日，鲁僖公在周王住所朝见。为什么记载日期？是记录内政。”“辛巳日，晋国在崤山打败秦国。诈战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因为秦军全军覆没。”“甲戌日，在咸地打败狄人。为什么记载日期？是夸大这件事。”“子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日期？是哀怜他。”“即位不记载日期。”《谷梁传》最多：“地位低的人的盟会，不记载日期。”“大夫去世记载日期，是正常的。”“诸侯去世记载日期，是正常的。”“记载日期进入，是憎恶进入的人。”“与外国盟会不记载日期。”“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大规模检阅崇尚武力，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预先确定的盟会，不记载日期。”“鲁庄公打败齐军。不记载日期，是怀疑这场战争。”“鲁庄公打败宋军。记载日期，是促成这场战争。”“齐人灭亡遂国。不记载日期，因为遂国是小国。”“鲁庄公与齐桓公在柯地盟会，桓公的盟会虽然是内部参与，但不记载日期，是表示信任。”“送陈国大夫的妇人出嫁。不记载日期，因为多次背弃盟约，是憎恶这种行为。”“癸亥日，安葬纪叔姬，不记载去世日期而记载安葬日期，是哀怜纪国的灭亡。”“子般去世记载日期，是正常的。不记载日期，是有缘故的。有可见的情况就记载日期。”“戊辰日，在葵丘盟会。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赞美这件事。”“辛卯日，沙鹿山崩塌。记载日期，是重视灾变。”“戊申日，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倒着飞。石头没有知觉，所以记载日期。鹢鸟是稍有知觉的动物，所以记载月份。”“乙亥日，齐桓公小白去世。这个人不合正道，却记载日期，为什么？”“壬申日，鲁僖公在周王住所朝见。记载日期，是因为他再次招致天子，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日期系于月份，月份系于季节，如果不记载月份，就失去了它所系属的。”“丁未日，商臣弑杀他的国君髠。记载髠的去世日期，是为了谨慎地记录商臣的弑君行为。”“乙巳日，与晋国处父盟会。不提到鲁僖公，是避讳。怎么知道是与鲁僖公盟会？因为记载了日期。”“甲戌日，夺取须句。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记载日期，为什么？是谴责再次夺取，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辛丑日，安葬周襄王。记载日期，太过分了，这是不葬的言辞。”“乙卯日，晋国和楚国在邲地作战。记载日期，是因为战事失败了。”“癸卯日，晋国灭亡潞国。灭亡国家有三种方法：中原国家谨慎地记载日期，小国记载月份，夷狄不记载日期。这里记载日期，是因为潞子贤明。”“甲戌日，楚共王去世。夷狄去世不记载日期。记载日期，是逐渐进步。”“癸酉日，在鞍地作战。记载日期，有人说记载的是这场战争，有人说记载的是全部情况。”“梁山崩塌。不记载日期。为什么？高山有崩塌的道理。”“鼷鼠咬食郊祭用的牛角。不记载日期，是紧急的言辞。”“庚申日，莒国溃败。憎恶这件事，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秋天，鲁僖公从盟会回来。不记载日期，是从攻打郑国回来。”“丙戌日，郑伯在操地去世。记载日期，是因为没有越过国境。”“乙亥日，臧孙纥出逃到邾国。记载日期，是纠正臧孙纥的出逃。”“蔡国世子弑杀他的国君。不记载日期，是儿子夺取父亲的政权，这称为夷狄行为。”“冬十月，安葬蔡景公。不记载去世日期而记载安葬月份，是不安葬。”“四月，楚国公子比弑杀他的国君。弑君者记载日期，不记载日期，说明公子比没有弑君。”“甲戌日，在平丘同盟。记载日期，是认为这次盟会好。”“国内的大事记载日期。即位，是国君的大事。不记载日期，为什么？用年来决定，不用日来决定。定公的即位，为什么记载日期？是为了彰显。”其他解释季节和月份的也是这样，通晓经书的人，可以默默领会了。沙鹿山和梁山有两种说法，尤其不对。苏辙在《春秋论》中说：“公羊、谷梁的传，日月和土地，都是用来作为训诫的。如果日月不知道，土地不详细，哪里值得用来表达喜怒？”他的意思大概也是这样。
柳应辰押字
柳应辰的押字
予顷因见鄂州南楼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识，后访得其人名应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既载之《四笔》中，今始究其实，柳之名是已。盖以国朝宝元元年吕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题云：「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大宋熙宁七年甲寅岁刻，尚书都官员外郎武陵柳应辰，时为永州通判。」仍有诗云：「浯溪石在大江边，心记闲将此地镌。自有后人来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阆中陈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为。押字古人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今应辰镌刻广博如许，已怪矣。好事者从而为之说，谓能法逐不祥，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蒋世基《述梦记》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职方员外郎柳拱辰受代归阙，祁阳县令齐术送行至白水，梦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结也，今柳公游浯溪，无诗而去，子盖求之。』觉而心异之，遂献一诗。柳依韵而和，其语不工。」拱辰以天圣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应辰兄也，辄并记之。
我先前因看到鄂州南楼土中的摩崖碑，其中一块刻着“柳”字，下一个字无法辨认，后来访得此人名叫应辰，据说是唐末五代时的湖北人，此事已记载在《四笔》中。如今才彻底弄清事实，柳应辰的名字确实如此。他是在本朝宝元元年吕溱榜考中甲科进士，现在浯溪石上有一个大押字，题写道：“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大宋熙宁七年甲寅岁刻，尚书都官员外郎武陵柳应辰，时为永州通判。”还有诗说：“浯溪石在大江边，心记闲将此地镌。自有后人来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阆中人陈思作跋语说：“这位柳都官想用怪异方式博取名声，所到之处留下盈丈大的押字，没人知道他想干什么。押字本是古人签名的草写，用在文书之间，作为个人标识罢了。如今应辰刻得如此巨大，已经够怪了。好事之徒还附会其说，认为能驱除不祥，真是可笑。”我得到这个拓本，才后悔之前的怀疑不对。石旁还有蒋世基的《述梦记》说：“至和三年八月，永州知州、职方员外郎柳拱辰任期届满回京，祁阳县令齐术送行到白水，梦见一个穿儒服戴儒冠的人说：‘我是元结，如今柳公游览浯溪，没有作诗就离开了，你何不请他写诗？’醒来后心中觉得奇异，便献上一首诗。柳拱辰依韵和诗，但诗句并不工整。”柳拱辰在天圣八年王拱辰榜考中进士，大概是柳应辰的兄长，我顺便一并记下。
唐尧无后
唐尧没有后代
尧、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后虽不有天下，而传至于陈及田齐，几二千载。惟尧之后，当舜在位时即绝，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原丹朱之恶，固在所绝。方舜、禹之世，顾不能别访贤胃为之立继乎？《左传》载子产之辞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谓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于晋者。成王灭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氏，曰御龙。」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御龙氏。」然则封国虽绝，尚有子孙。武王灭商，封帝尧之后于蓟，而未尝一见于简策。史赵言楚之灭陈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臧文仲闻寥与六二国亡，曰：「臯陶庭坚不祀，忽诸！」尧之盛德，岂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孙，何也？
尧和舜的儿子，同样不成器。舜的后代虽然没能拥有天下，但传承到陈国以及田齐，将近两千年。只有尧的后代，在舜在位时就断绝了，所以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以致断绝了他的世系。”又作告诫说：“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如今失去其道，扰乱其纲纪，于是走向灭亡。”推究丹朱的恶行，固然该被断绝。但在舜、禹的时代，难道不能另外寻访贤良的后裔为他立嗣吗？《左传》记载子产的话说：“唐人承袭此地，来服事夏、商，其末世叫唐叔虞。这里说的唐人末世，并非周武王的儿子封在晋国的那位。成王灭唐而封给太叔。”又有蔡墨说：“陶唐氏衰落后，其后代有刘累氏，称为御龙。”范宣子说：“我的祖先，从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如此看来，封国虽然断绝，但仍有子孙。武王灭商后，封帝尧的后代于蓟国，却从未在史册中见到记载。史赵谈到楚国灭陈时说：“盛德之人必定享受百代祭祀，虞舜的世代数，还未到尽头。”臧文仲听说蓼国和六国灭亡，说：“皋陶、庭坚无人祭祀了，突然就没了！”尧的盛德，难道在舜、皋陶之下，而爵位封地却不能延续到孙子，这是为什么呢？
斯须之敬
短暂的敬意
今公私宴会，称与主人对席者曰席面。古者谓之宾、谓之客是已。《仪礼·燕礼篇》：「射人请宾，公曰：『命某为宾。』宾少进，礼辞。又命之，宾许诺。」《左传》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杜预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权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国，侍从共饯之于吏部尚书厅，陈应求主席，自六部长贰之外，两省官皆预，凡会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应求揖之为客，辞不就，曰：「常时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诸公言：「此席正为恃郎设，何辞之为？」薛终不可。予时为右史，最居未坐。给事中王日严目予曰：「景卢能仓卒间应对，愿出一转语折衷之。」予笑谓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侍郎姑处斯须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复如常时。」薛无以对，诸公皆称善，遂就席。
如今公私宴会，称呼与主人对坐的人为“席面”。古代称这种人为“宾”或“客”。《仪礼·燕礼篇》记载：“射人请示宾客人选，国君说：‘任命某人为宾。’宾稍上前，按礼推辞。国君再次任命，宾才答应。”《左传》记载季氏宴请大夫，臧纥担任客。宋公同时宴请晋、楚两国的大夫，赵孟担任客。杜预注释说：“客，是满座所尊敬的人。”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代理工部侍郎的身份受命出使金国，侍从官员一起在吏部尚书厅为他饯行，陈应求主持宴会，除了六部的正副长官外，两省的官员也都参加，总共与会者十二人。薛季益在官员中地位最低，陈应求拱手请他做“客”，他推辞不接受，说：“平时本来有固定的次序，为什么今天不一样呢？”众人说：“这桌酒席正是为侍郎您设的，为什么要推辞呢？”薛季益始终不肯。我当时担任右史，坐在最末席。给事中王日严看着我说：“景卢（洪迈的字）能在仓促间应对，希望你说一句话来折中调和。”我笑着对薛季益说：“孟子不是说过吗？‘平常的恭敬在于兄长，暂时的恭敬在于同乡人。’侍郎您姑且接受这暂时的恭敬就可以了。明天以后，不妨再恢复平时的礼节。”薛季益无话可对，众人都称赞说得好，于是他就座了。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年
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三代远矣，姑掖汉以来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权归吕氏，几覆刘宗。武帝元光元年为丁未，长星见，量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将出征匈奴，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屠夷死灭，不可胜数，及于巫蛊之祸，太子子父皆败。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复废，一岁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为新都侯，立赵飞燕为皇后，由是国统三绝，汉业遂颓，虽光武建武之时，海内无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刘渊乱华之衅，正是岁也。殇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东汉政乱，实基于此。桓帝终于永康丁未，孝灵继之，汉室灭矣。魏文帝以黄初丙午终，朋帝嗣位，司马氏夺国，兆于此时。晋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东宫，五胡毒乱，此其源也。东晋讫隋，南北分裂，九县飚回，在所不论。唐太宗贞观之季，武氏已在后宫，中宗神龙、景龙，其事可见。代宗大历元、二，大盗初平，而置其余孽于河北，强藩悍镇，卒以亡唐。宝历丙午，敬宗遇弑。大和丁未，是为文宗甘露之悲，至于不可救药。佰宗光启之际，天下固已大乱，而中官劫幸兴元，襄王煴僭立。石晋开运，遗祸至今。皇朝景德，方脱契丹之扰，而明年祥符，神仙宫观之役崇炽，海内虚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愲乱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围，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总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灾，又惨于丙午，昭昭天象，见于运行，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丙午、丁未这两年，中原王朝遇到这两个年份往往会发生变故，不是内部产生祸乱，就是外族入侵。夏、商、周三代太过久远，暂且从汉朝以来说起。汉高祖在丙午年去世，大权落入吕氏手中，几乎颠覆了刘氏宗室。汉武帝元光元年是丁未年，彗星出现，蚩尤旗横贯天空，这年春天，戾太子出生，开始命令将领出征匈奴，从此以后，军队出征三十年，屠杀、消灭的敌人不计其数，直到巫蛊之祸发生，太子和父亲都失败了。汉昭帝元平元年是丁未年，皇帝去世，昌邑王被立为帝又被废黜，一年之内两次更换君主。汉成帝永始二年、三年，是丙午、丁未年，王氏家族正兴盛，封王莽为新都侯，立赵飞燕为皇后，从此皇位继承三次断绝，汉朝基业于是衰落。即使光武帝建武时期，天下太平无事，但招引南匈奴，酿成刘渊扰乱中原的祸端，也正是在这个年份。汉殇帝、汉安帝即位，正逢这两年，东汉政治混乱，实际上由此开始。汉桓帝在永康丁未年去世，汉灵帝继位，汉室就灭亡了。魏文帝在黄初丙午年去世，魏明帝继位，司马氏夺取政权，征兆出现在此时。晋武帝太康六年、七年，晋惠帝正在东宫，五胡肆虐作乱，这是其根源。从东晋到隋朝，南北分裂，天下动荡，这里暂且不论。唐太宗贞观末年，武则天已经在后宫，唐中宗神龙、景龙年间，这些事可以见到。唐代宗大历元年、二年，大盗刚刚平定，却把他们的残余势力安置在河北，强大的藩镇，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宝历丙午年，唐敬宗被弑杀。大和丁未年，是唐文宗的甘露之变，以至于不可救药。唐僖宗光启年间，天下本来已经大乱，而宦官劫持皇帝到兴元，襄王李煴僭越称帝。后晋开运年间，遗留的祸患直到今天。本朝景德年间，刚刚摆脱契丹的侵扰，而第二年祥符年间，神仙宫观的工程盛行，天下财力空虚。治平丁未年，王安石入朝，扰乱宗庙社稷。靖康丙午年，都城被围困，到了丁未年，汴京失守。淳熙丁未年，高宗去世。总而言之，大抵丁未年的灾祸，又比丙午年更惨烈，明显的天象，表现在运行之中，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祖宗命相
祖宗任命宰相
祖宗进用宰相，惟意所属，初不以内外高卑为主。若召故相，则率置诸见当国者之上，太平兴国中，薛文惠公居正薨，卢多逊、沈伦在相位，而赵韩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为集贤，而召故相吕文穆公蒙正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钦若为参政，不次补，而毕文简公士安由侍读学士、寇忠湣公准由三司使，并命为史馆集贤，毕公虽历参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陈恭公执中罢，刘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复为昭文，富为集贤，而沈迁史馆。熙宁三年，韩献肃公绛、王荆公安石同拜，韩在上而先罢，荆公越四年亦罢。韩复为馆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韩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于洛，司马公自门下侍郎，拜左仆射，固辞，乞令彦博以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而己为右以佐之。宣仁不许，曰：「彦博岂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仆射，会台谏有言，彦博不可居三省长官，于是但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以后，蔡京凡四入，辄为首台。此非可论典故也。隆兴元年冬，汤歧公思退为右仆射，张魏公浚为枢密使，孝宗欲命张为左，请于德寿，高宗曰：「汤思退竞是左相，张浚元是右相，只仍其旧可也。」于是出命。
祖宗时期提拔任用宰相，完全根据皇帝的心意，并不以在朝内或朝外、职位高低为主要标准。如果召回以前的宰相，通常都把他们安排在现任宰相之上。太平兴国年间，薛居正去世，卢多逊、沈伦担任宰相，而赵普以太子太保的闲散官职被任命为昭文馆大学士。咸平四年，李沆任集贤殿大学士，同时召回前宰相吕蒙正任昭文馆大学士。景德元年，李沆去世，王旦、王钦若任参知政事，没有按常规递补，而毕士安由侍读学士、寇准由三司使，同时被任命为史馆修撰和集贤殿大学士，毕士安虽然曾任参知政事，但不到一个月。至和二年，陈执中被罢免，刘沆在位，而从外地召回文彦博、富弼二人，文彦博再次任昭文馆大学士，富弼任集贤殿大学士，刘沆升任史馆修撰。熙宁三年，韩绛、王安石同时被任命为宰相，韩绛居首位但先被罢免，王安石四年后也被罢免。韩绛再次担任史馆宰相，第二年王安石再次入朝，被任命为昭文馆大学士，位居韩绛之上。元祐元年，从洛阳召回文彦博，司马光从门下侍郎升任左仆射，他坚决推辞，请求让文彦博以太师兼侍中的身份行使左仆射职权，自己担任右仆射来辅佐他。宣仁太后不同意，说：“文彦博怎么能位居你之上？”想任命他兼侍中行使右仆射职权，恰逢御史台和谏官有意见，认为文彦博不能担任三省长官，于是只让他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以后，蔡京共四次入朝，每次都担任首席宰相。这就不必再谈论旧例了。隆兴元年冬天，汤思退任右仆射，张浚任枢密使，孝宗想任命张浚为左仆射，向德寿宫请示，高宗说：“汤思退本来就是左相，张浚原本是右相，就保持原样好了。”于是发布了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