簿书纤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张本，后世又无由而知，则欲考古制而得其详，其道何从？曰：叔孙章程，韩信军法，萧何律令，皆汉初经要之书，犹《周官》之六典也。《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宫府，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藉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胜矣。万物之情，各有所极。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数哉？
官府簿册的细微条目，既然不能混杂在史志之中，而古人编排的原始材料，后世又无从知晓，那么想要考察古代制度并了解其详细内容，该从何入手呢？回答说：叔孙通制定的礼仪章程，韩信编订的军法，萧何撰写的律令，都是汉初重要的典籍，如同《周官》中的六典一样。《汉书·艺文志》对礼乐刑法不能全部收录保存，也是因为这些书本来就隶属于官府，人们可以向有关部门咨询而获得。官员失职、书籍亡佚，则是因为这类书籍体制繁重，势必不能流传久远，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并非只有汉代如此。欧阳修、宋祁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竟想借助史书的力量来传布它们。文章容易流传，而制度名数难以长久保存，所以《礼经》亡佚过半，《乐经》全部失传。六经尚且如此，何况史书文字呢？况且《新唐书》的篇幅是《汉书》的一倍，《宋史》又是《新唐书》的一倍，已经让人感到难以承受了。万物的情状，各自都有极限。倘若后人再使篇幅加倍于《唐书》、《宋史》而成书，那么就会层层叠叠，不要说人的耳目之力必定不能周遍，而且时间一久，终究也还是要亡佚。这样就会因为制度名数的繁重，反而连史书文字也一起亡佚了，史书的力量又哪里还能保存制度名数呢？
然则前代章程故事，将遂听其亡欤？曰：史学亡于唐，而史法亦莫具于唐。欧阳《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刘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倣《周官》六典，包罗典章，巨细兼收，书盈百帙。未尝不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于赅备，故修之至汲汲也。至于宋初，王氏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其后徐氏更为《两汉会要》，则补苴前古，括代为书。虽与刘、杜之典同源异流，要皆综核典章，别于史志，义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为典要，既已如彼；后人修唐宋书，即以其法，纪纲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欧阳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数，而猥加罗列，则亦不善度乎时矣。或谓《通典》、《会要》之书，较马、班书志之体为加详耳。其于器物名数，亦复不能甄综赅备，故考古者不能不参质他书，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茍存于今，虽户版之籍，市井泉货之簿，未始不可备考证也。如欲皆存而无裁制，则岱岳不足供藏书，沧海不足为墨沈也。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畧有条贯，以存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既然如此，那么前代的章程旧事，就任凭它们亡佚吗？回答说：史学在唐代衰亡，而史法也没有比唐代更完备的。欧阳修的《新唐书·志》尚未问世，唐人就已经察觉到典章制度不能从史志中求得完备。刘秩著有《政典》，杜佑著有《通典》，都仿效《周官》六典，包罗典章制度，大小内容兼收并蓄，书籍多达百卷。他们未尝不说君臣的事迹，纪传可以详细记载；制度名数，书志难以完备收录，所以编修时十分急切。到了宋初，王溥著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其后徐天麟又撰《两汉会要》，则是补缀前代，概括一个朝代编成专书。虽然与刘秩、杜佑的典制之书同源异流，但总的来说都是综合考核典章制度，与史志相区别，义理和体例都很明确，不可更改。唐代和宋代所编的典要之书，已经像那样了；后人修撰唐、宋史书，就应当采用他们的方法，提纲挈领地记载唐宋制度，使之与纪传体的史书相辅相成；这样《春秋》与《周礼》的源流相接，世代遵行，不也很好吗？为什么欧阳修撰述《新唐书》，元人编纂《宋史》，反而取用前代史书没有收录的器物名数，胡乱加以罗列，这真是不善于审时度势啊。有人说《通典》、《会要》这类书，比起司马迁、班固的书志体例更为详细罢了。它们对于器物名数，也还是不能甄别综合得完备，所以考古的人不能不参考其他书籍，这又是不懂行的话了。古代器物如果保存到今天，即使是户籍簿册、市井钱币的账本，也未尝不可用来备考证。如果想要全部保存而不加裁制，那么泰山也不够用来藏书，沧海也不够用来做墨汁了。所以为史学考虑长远之策，纪、表、志、传都遵循旧有体例；再推究《周官》的遗意，就着官府的簿册，删取名物器数，略加条理，以保存一时的掌故，与史书相辅相成而不互相侵扰，即使作为百世不变的法则，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