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富于《禹贡》、《职方》，雄据于三国六朝五季，而冲要岩剧于前明。盖至今所领仅七城，而于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犹为重望云。三代画州，荆域袤延且数千里，无可言也。汉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说刘表曰：「荆州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八郡可传檄而定。」诸葛忠武说昭烈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用武之国。」六朝争剧于萧梁，五季称雄于高氏，一时献奇借箸，腾说虽多，大约不出蒯、葛数语。然是时荆州实兼武陵、桂阳诸郡，幅𢄙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则今荆州境矣。彼时王国所封，蔚为都会。我朝因明旧治，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旋改满营，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两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远安隶荆门州。于是荆州所部，止于七县。然而形势犹最诸府，则江陵固兼南北之冲，而东延西控，联络故自若也。至于时事异宜，则满汉分城，民兵不扰；漕兑互抵，转饷无劳，亦既因时而立制矣。惟大江东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视昔为重。乾隆戊申，大水灌城，军民被淹，城治倾圯。天子南顾畴咨，特命重臣，持节临莅，发帑二百万金，巨工大役，次第兴举。余于是时奉命来督两湖，夙夜惴惕，惟恐思虑有所未周，无以仰答诏旨。咨于群公，询于寮采，群策材力，幸无陨越。而亿兆生灵，皆蒙恺泽，而出于昏垫，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
荆州在《禹贡》《职方》中物产丰富，在三国、六朝、五代时期占据重要地位，到明朝时更是冲要险峻之地。至今所辖虽仅七座城邑，但在湖北十一府州中，仍享有崇高声望。夏商周三代划分州域时，荆州地域绵延数千里，不必多说。汉代分设南郡，归荆州管辖。蒯越游说刘表说：“荆州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八郡可传檄而定。”诸葛亮对昭烈帝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水、沔水，尽得南海之利，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用武之地。”六朝时期在萧梁时争夺激烈，五代时高氏在此称雄，一时献计献策的人虽多，大致不出蒯越、诸葛亮那几句话。但当时荆州实际兼有武陵、桂阳等郡，幅员涵盖湖南全境。到明朝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就是现在荆州的地界了。那时分封王国，蔚为都会。我朝沿袭明朝旧制，起初派总兵官镇守此地，不久改为满营，按制度设置将军、都统以下官职。雍正十三年，划出二州三县和土司地，分设宜昌、施南两府。乾隆五十六年，又将远安隶属荆门州。于是荆州所辖，只剩七县。然而形势仍居各府之首，因为江陵本就兼扼南北要冲，向东延伸、向西控制，联络自如。至于时势变化需要调整，则满汉分城而居，军民互不干扰；漕粮兑运互相抵补，转运粮饷不费劳力，也是顺应时势而建立制度。只是大江东下分流，故道多已淤塞，江防堵筑工程，比过去更为重要。乾隆戊申年，大水灌城，军民被淹，城防倾塌。天子南顾忧虑，特命重臣持节亲临，拨发国库银二百万两，重大工程依次兴办。我此时奉命来督两湖，日夜惶恐，唯恐思虑不周，无法报答圣旨。咨询诸公，询问僚属，集思广益，幸未失职。亿万百姓都蒙受恩泽，脱离水患，荆州虽旧却焕然一新。
逾年，民气渐苏，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阴张君方理，始欲整齐掌故，为后持循，旋以事去。继其任者，永济崔君龙见，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崔君以名进士起家，学优而仕，其于斯志，盖斤斤乎不茍作也。且《荆志》著于古者，倍他州郡，盛宏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阳尹传》，书虽不存，部目可考，遗文逸句，犹时见于群书所称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仅见著录而无其籍。康熙年间，胡在恪所修，号称佳本，而世亦鲜见。今存叶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旧文，体例谨严，纂辑必注所出，则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于斯志，则一秉史裁，详赡博雅之中，运以独断别裁之义。首纪以具编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于诸考，人物详于列传，亦既纲举而目张矣。又以史志之书，记事为主。艺文乃著录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选诗文杂体；其有矫而正者，则又裁节诗文，分类隶于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今师史例以辑府志，更倣选例以辑文征。自云：志师八家《国语》，文征师十五《国风》，各自为书，乃得相辅而不相乱。又采辑之余，琐事畸言，取则失裁，弃则可惜；近人编为志余，亦非史法。今乃别为《丛谈》一书，巨细兼收，而有条不紊，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昔罗愿撰《新安志》，自谓儒者之书，不同钞撮簿记。今崔君所辑，本源深远，视罗氏雅裁，有过之而无不及已。会湖北有《通志》之役，聘会稽章典籍学诚，论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识，与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屡质于典籍，往复商搉，时亦取衷于余。余故备悉其始末，而叙于卷端。
过了一年，民气逐渐复苏，官府稍有清闲安宁。知府山阴人张方理，开始想整理掌故，为后人遵循，不久因事离任。继任者永济人崔龙见，便召集七县长吏商议修府志。崔君以名进士出身，学优而仕，他对这部志书，可谓一丝不苟，不轻易下笔。况且《荆州志》在古代的著述，比其他州郡多出一倍：盛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阳尹传》，书虽不存，但目录可考，遗文逸句，还时常被群书引用。前明所修《荆州府志》，只见著录而无原书。康熙年间，胡在恪所修，号称佳本，但世上也少见。现存叶仰高志，自称多沿用胡氏旧文，体例谨严，编纂必注出处，这是其方法的优点。而崔君对这部志书，则完全秉持史家裁断，在详赡博雅之中，运用独断别裁的义例。首设纪以具备编年史法，次列表以显示世次年代，掌故存于各考，人物详于列传，已是纲举目张。又认为史志之书，以记事为主。艺文是著录的篇章，而近代志家，滥选诗文杂体；有矫枉过正的，又裁节诗文，分类附于本事之下，都失却古人流别。如今师法史例来辑府志，更仿照选例来辑文征。自称：志师法八家《国语》，文征师法十五《国风》，各自成书，才能相辅相成而不相乱。又采辑之余，琐事奇谈，取之则失裁断，弃之则可惜；近人编为志余，也不合史法。如今另编《丛谈》一书，巨细兼收，而有条不紊，这是近日志家所罕见的。从前罗愿撰《新安志》，自称是儒者之书，不同于抄撮簿记。如今崔君所辑，本源深远，比罗氏的雅裁，有过之而无不及。恰逢湖北有修《通志》之役，聘请会稽章学诚典籍论次其事。章君素有史识，与我的见解相合。崔君又多次向章典籍请教，往复商榷，有时也取正于我。我因此详知其始末，而作序于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