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鄕大夫「三年大比，兴一鄕之贤能，献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甚盛典也。
《周官》记载，乡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推举一乡的贤能之士，将文书进献给君王。君王两次拜谢后接受，并将其收藏于天府”，这是非常隆重的典礼。
汉制，孝廉茂才力田贤良之举，盖以古者鄕党州闾之遗，当时贤书典籍，辟举掌故，未有专书；则以科条为繁，兴替人文，散见纪传；潜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
汉代的制度，孝廉、茂才、力田、贤良等科目的举荐，大概是沿袭了古代乡党州闾的遗风。当时的贤能文书和典籍，以及征辟举荐的旧例，都没有专门的书籍记载；因为科目条例繁多，人才兴衰的事迹，散见于纪传之中；潜心研究的人，自然可以考求而知。
江左六朝，州郡侨迁，士不土著，学不专业，鄕举里选，势渐难行。
东晋南朝的六朝时期，州郡侨置迁徙，士人不定居本土，学业不专攻一科，乡里推举选拔的制度，逐渐难以推行。
至于隋氏，一以文学词章，创为进士之举，有唐以来，于斯为盛。
到了隋朝，完全以文学词章为标准，创立了进士科考试，从唐朝以来，这一制度达到鼎盛。
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传。
选举制度既已专门化，资历身份更加重要，科目条例繁杂琐细，旧例故事代代相传。
于是文学之士，搜罗典章，采摭闻见，识大识小，并有成书。
于是有学识的文士，搜集典章制度，采录见闻，无论大事小事，都编撰成书。
传记故事，杂以俳谐，而选举之书，盖裒然与柱下所藏等矣。
传记故事中，夹杂着诙谐戏谑的内容，而关于选举的书籍，已经积累得与朝廷藏书相当了。
𢰅著既繁，条贯义例，未能一辙，就求其指，略有三门：若晁迥《进士编勅》，陆深《科塲条贯》之属，律例功令之书也；姚康、乐史《科第录》，〈姚康十六卷，乐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记》，〈李奕二卷，亡。洪适十五卷。〉题名记传之类也；王定保《唐摭言》，钱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杂记之属也。
著作既已繁多，其条理和义例，却未能统一。就其主旨而言，大致有三类：如晁迥的《进士编敕》、陆深的《科场条贯》之类，是律令条例的书籍；姚康、乐史的《科第录》（姚康十六卷，乐史十卷），李奕、洪适的《登科记》（李奕二卷，已亡佚。洪适十五卷），是题名记传之类；王定保的《唐摭言》、钱明逸的《宋衣冠盛事》，是稗官野史、杂记之类。
史臣采辑掌故，编于书志，裁择人事，次入列传；一代浩繁，义例严谨，其笔削之余，等于弃土之苴，吐果之核。
史官采集掌故，编入书志，裁选人事，依次列入列传；一代史事浩繁，义例严谨，那些经过删削剩下的内容，如同丢弃的土渣、吐出的果核。
而陈编猥琐，杂录无文，小牍短书，不能传世行远；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献于王而登之天府者，阙焉不备。
而旧编琐碎，杂录没有文采，短小的书牍，不能流传久远；于是使得科举及第的人才事迹，这种《周官》中所以要拜献君王并收藏于天府的记录，竟然缺失而不完备。
是以方州之书，不遵鄕大夫愼重贤书之制，记载无法，条贯未明之咎也。
这就是地方志书，不遵循乡大夫慎重对待贤能文书的制度，记载没有章法，条理不够明晰的过错。
近代颇有考定方州自为一书者，若乐史《江南登科记》，张朝瑞《南国贤书》，陈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类萃一方掌故，惜未见之天下通行。
近代颇有一些考订地方、自成一书的，如乐史的《江南登科记》、张朝瑞的《南国贤书》、陈汝元的《皇明浙士登科考》，都是汇集一方的掌故，可惜未能通行天下。
而州县志书，编次科目，表列举贡，前明以来，颇存其例，较之宋元州郡之书，可谓寸有所长者矣。
而州县志书，编排科目，用表格列出举人和贡生，自明代以来，颇保存了这一体例，比起宋元时期的州郡志书，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了。
特其体例未纯，纪载无法，不熟年经事纬之例，〈亦有用表例者，举贡掾仕封荫之条，多所抵牾。〉猥杂成书；甚者附载事迹，表传不分。
只是其体例不够纯粹，记载没有章法，不熟悉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体例（也有用表格体例的，但举人、贡生、属官、仕宦、封赠、荫袭等条目，多有矛盾之处），杂乱地编成书；更有甚者，附载事迹，表格和传记不分。
此则相率成风，未可悉数其谬者也。〈论辨详列传第一篇总论内。〉
这已是相沿成风，无法一一列举其谬误了。（详细论述见列传第一篇总论内。）
今摭史志之文，先详制度，后列题名，以世相次，起于唐代，托于今兹，为《选举表》。
现在摘取史志中的文字，先详述制度，后列出题名，按时代顺序排列，起于唐代，止于当今，编成《选举表》。
其封荫辟举，不可纪以年者，附其后云。
其中封赠、荫袭、征辟、举荐等无法按年份记载的，附录于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