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朴字文伯,东平人也。少举进士,为校书郎,依汉枢密使杨邠。邠与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见汉兴日浅,隐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为大臣,与将相交恶,知其必乱,乃去邠东归。后李业等教隐帝诛权臣,邠与章、弘肇皆见杀,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独免。

王朴,字文伯,东平人。年轻时考中进士,担任校书郎,依附后汉枢密使杨邠。杨邠与王章、史弘肇等人有矛盾,王朴看到后汉建立时间不长,隐帝年纪轻、身体弱,任用小人,而杨邠作为大臣,又与将相们关系恶化,知道一定会发生动乱,于是离开杨邠东归故乡。后来李业等人唆使隐帝诛杀权臣,杨邠与王章、史弘肇都被杀,三家的门客大多受到牵连,而王朴因为事先离开,唯独得以幸免。

周世宗镇澶州,朴为节度掌书记。世宗为开封尹,拜朴右拾遗,为推官。世宗即位,迁比部郎中,献平边策,曰:

周世宗镇守澶州时,王朴担任节度掌书记。世宗任开封府尹,任命王朴为右拾遗,担任推官。世宗即位后,升任比部郎中,进献平定边疆的策略,说:

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术。当失之时,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滥,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

唐朝失去道义而失去了吴、蜀,晋朝失去道义而失去了幽、并。观察他们失去的原因,就知道平定他们的方法。在失去的时候,君主昏庸、政治混乱,军队骄横、百姓困苦,近处的人在内部作奸,远处的人在外部叛乱,小的不加以控制就发展到僭越,大的不加以控制就发展到泛滥,天下人心离散,人们不肯效命,吴、蜀乘着他们的动乱而窃取名号,幽、并趁着他们的间隙而占据土地。平定他们的方法,在于反过来纠正唐、晋的过失罢了。一定要先提拔贤能、斥退不肖之徒,来肃清时政;任用有才能的人、去除无能的人,来审察人才;用恩惠和信义、号令,来凝聚人心;奖赏功劳、惩罚罪过,来使人竭尽全力;恭敬节俭、节省开支,来充实财物;按照时节征发徭役,来使百姓富足。等到仓库充实、器械完备、人民可用的时候再行动。对方的人民,知道我们的政治教化大力推行,上下同心,力量强大、财物充足,人民安定、将领和睦,有必定夺取的态势,那么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就愿意做我们的间谍,了解对方山川地形的人就愿意做我们的向导。对方的人民与这边的人民心意相同,这就是与天意相同;与天意相同,就没有不成功的功业。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彊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弱,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彊兵攻,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

攻取的方法,要从容易的开始。当今只有吴地容易谋取,东到大海,南到长江,可以骚扰的地区有两千里。先从防备薄弱的地方骚扰他们,防备东边就骚扰西边,防备西边就骚扰东边,他们必定会奔走救援自己的漏洞,奔走之间,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虚实、兵力的强弱,攻击空虚和薄弱之处,就会所向无敌了。不要大规模进攻,只用轻兵骚扰他们。他们的人胆小怯弱,知道我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一定会大规模发兵来应对,多次大规模发兵就会使百姓困苦、国家耗尽,一旦不大规模发兵,我们就获得利益。他们耗尽、我们获利,那么长江以北的各州就是国家所有的了。得到江北之后,就利用他们的人民,宣扬我们的军威,长江以南也不难平定了。这样,就用力少而收效大。得到吴地,那么桂、广都会成为内臣,岷、蜀可以用一纸文书招降。如果不来归顺,就四面同时进军,像卷席子一样平定蜀地。吴、蜀平定后,幽州可以望风归附。只有并州是拼死抵抗的敌人,不能用恩信引诱,必须用强兵攻打,他们的力量已经耗尽,士气已经丧失,不足以成为边患,可以留待以后图谋。如今兵力精干练达,器械装备完备,群臣知道法度,诸将效命,一年丰收之后,就可以平定边疆。

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

臣是个书生,不足以谈论大事,至于不识大体、不合机变,希望陛下宽恕!

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岁中,迁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是时,世宗新即位,锐意征伐,已挠群议,亲败刘旻于高平,归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数顾大臣问治道,选文学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平边策,朴在选中。而当时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以谓平定僭乱,在修文德以为先。惟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与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谓江淮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见其议论伟然,益以为奇,引与计议天下事,无不合,遂决意用之。显德三年,征淮,以朴为东京副留守。还,拜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迁枢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师。

升任左谏议大夫,主持开封府事务。一年后,升任左散骑常侍,充任端明殿学士。这时,世宗刚即位,锐意征伐,已经驳斥了群臣的议论,亲自在高平击败刘旻,回来后更加整治军队,慷慨有平定统一天下的志向。多次询问大臣治国之道,选拔文学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让他们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王朴在选拔之列。而当时的文士都不想皇上急于用武,认为平定僭伪叛乱,应该以修明文德为先。只有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与王朴都谈论用兵之策,王朴认为江淮可以先攻取。世宗向来已经了解王朴,等到见他议论宏伟,更加认为他是奇才,召来与他计议天下大事,没有不吻合的,于是决意任用他。显德三年,征伐淮南,任命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回来后,授任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升任枢密使。显德四年,再次征伐淮南,任命王朴留守京师。

世宗之时,外事征伐,而内修法度。朴为人明敏多材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显德二年,诏朴校定大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设通、经、统三法,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步日月五星,为钦天历。六年,又诏朴考正雅乐,朴以谓十二律管互吹,难得其真,乃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

世宗在位的时候,对外从事征伐,对内修明法度。王朴为人聪明敏捷、多才多智,不仅通晓当世的事务,至于阴阳、律历的方法,没有不通晓的。显德二年,下诏命王朴校定大历,于是削去近代符天等流俗不经的学说,设立通、经、统三种方法,用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等数据,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编成《钦天历》。显德六年,又下诏命王朴考正雅乐,王朴认为用十二支律管互相吹奏,难以得到准确音律,于是依照京房的方法制作律准,用九尺长的弦十三根,依照律管的长短尺寸设置琴柱,用七声作为音阶,乐成之后音律和谐。

朴性刚果,又见信于世宗,凡其所为,当时无敢难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阔,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其所作乐,至今用之不可变。其陈用兵之略,非特一时之策。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后亡。」其后宋兴,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

王朴性格刚毅果敢,又受到世宗的信任,凡是他所做的事,当时没有人敢非难,但别人也无法超过他。世宗征伐淮南,王朴留守京师,扩建新城,开通道路,壮丽宏伟宽阔,如今京师的规模,大多是他规划建造的。他制作的乐律,至今沿用不能改变。他陈述的用兵策略,不只是一时的计策。至于谈到各国兴亡的顺序说:「淮南可以最先攻取,并州是拼死抵抗的敌人,最后灭亡。」后来宋朝兴起,平定四方,只有并州最后归服,都像王朴所说的那样。

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视汴口,作斗门,还,过故相李谷第,疾作,仆于坐上,舁归而卒,年五十四。世宗临其丧,以玉钺叩地,大恸者数四。赠侍中

显德六年春天,世宗派王朴巡视汴口,建造斗门,回来时,经过前宰相李谷的宅第,疾病发作,倒在座位上,被抬回家后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世宗亲临他的丧礼,用玉钺叩击地面,多次大声痛哭。追赠侍中。

郑仁诲

郑仁诲

郑仁诲字日新,太原晋阳人也。初,事唐将陈绍光。绍光为人骁勇而好使酒,尝因醉怒仁诲,拔剑欲杀之,左右皆奔走,仁诲植立不动,无惧色,绍光掷剑于地,抚仁诲曰:「汝有器量,必富贵,非吾所及也。」仁诲后弃绍光去,还乡里,事母以孝闻。

郑仁诲,字日新,太原晋阳人。起初,侍奉唐将陈绍光。陈绍光为人骁勇而喜欢借酒使性,曾经因醉酒对郑仁诲发怒,拔剑要杀他,左右的人都逃跑了,郑仁诲站立不动,毫无惧色,陈绍光把剑扔在地上,抚摸着郑仁诲说:「你有器量,一定会富贵,不是我所能比的。」郑仁诲后来离开陈绍光,回到乡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

汉高祖河东节度使,周太祖居帐下,时时往过仁诲,与语甚懽。每事有疑,即从仁诲质问,仁诲所对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汉兴,周太祖为枢密使,乃召仁诲用之,累官至内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贞于河中,军中机画,仁诲多所参决。太祖入立,以仁诲为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枢密副使,累迁宣徽北院使,出为镇宁军节度使。显德元年,拜枢密使。世宗攻河东,仁诲留守东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将临其丧,有司言岁不利临丧,世宗不听,乃先以桃茢而临之。

后汉高祖任河东节度使时,周太祖在他帐下,时常去拜访郑仁诲,与他交谈非常高兴。每有疑难之事,就向郑仁诲请教,郑仁诲的回答不阿谀奉承,周太祖更加认为他是奇才。后汉建立,周太祖任枢密使,于是召用郑仁诲,多次升官至内客省使。周太祖在河中击败李守贞,军中的机谋策划,郑仁诲大多参与决策。周太祖入京即位,任命郑仁诲为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枢密副使,多次升迁至宣徽北院使,出任镇宁军节度使。显德元年,授任枢密使。世宗攻打河东,郑仁诲留守东都。第二年冬天,因病去世。世宗将要亲临他的丧礼,有关部门说年份不利于临丧,世宗不听,于是先用桃木扫帚驱邪后再去吊唁。

仁诲自其微时,常为太祖谋画,及居大位,未尝有所闻,而太祖、世宗皆亲重之,然亦能谦谨好礼,不自矜伐,为士大夫所称。赠中书令,追封韩国公,谥曰忠正。

郑仁诲从微贱时起,就常为太祖谋划,等到身居高位,未曾有什么传闻,而太祖、世宗都亲近器重他,但他也能谦虚谨慎、喜好礼法,不自我夸耀,被士大夫所称道。追赠中书令,追封韩国公,谥号忠正。

扈载

扈载

扈载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学,善属文。广顺初,举进士高第,拜校书郎,直史馆。再迁监察御史。其为文章,以辞多自喜。常次历代有国废兴治乱之迹为运源赋,甚详。又因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其壁,世宗闻之,遣小黄门就壁录之,览而称善,因拜水部员外郎、知制诰。迁翰林学士,赐绯,而载已病,不能朝谢。居百余日,乃力疾入直学士院。世宗怜之,赐告还第,遣太医视疾。

扈载,字仲熙,北燕人。年轻时好学,善于写文章。广顺初年,考中进士高等,授任校书郎,在史馆值班。两次升迁后任监察御史。他写文章,以辞藻丰富而自喜。曾编排历代国家兴废治乱的史迹,写成《运源赋》,非常详尽。又因游览相国寺,看到庭院中的竹子可爱,作《碧鲜赋》,题写在墙壁上,世宗听说后,派小宦官到墙壁上抄录下来,看后称赞写得好,于是授任水部员外郎、知制诰。升任翰林学士,赐给绯色官服,但扈载已经生病,不能上朝谢恩。过了一百多天,才勉强支撑病体到学士院值班。世宗怜惜他,赐给假期让他回家,派太医为他看病。

初,载以文知名一时,枢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荐于宰相李谷,久而不用,朴以问谷曰:「扈载不为舍人,何也?」谷曰:「非不知其才,然载命薄,恐不能胜。」朴曰:「公为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诰。及为学士,居岁中病卒,年三十六。议者以谷能知人而朴能荐士。

起初,扈载以文章闻名一时,枢密使王朴尤其看重他的才华,向宰相李谷推荐,过了很久没有被任用,王朴问李谷说:「扈载不能任中书舍人,为什么?」李谷说:「不是不知道他的才华,但扈载命薄,恐怕不能胜任。」王朴说:「您身为宰相,以进用贤才、斥退不肖为职责,为什么谈命呢?」不久召见授任知制诰。等到任翰林学士,过了一年多就病逝,年仅三十六岁。议论的人认为李谷能知人,而王朴能荐士。

是时,天子英武,乐延天下奇才,而尤礼文士,载与张昭、窦俨、陶谷、徐台符等俱被进用。谷居数人中,文辞最劣,尤无行。昭、俨数与论议,其文粲然,而谷徒能先意所在,以进谀取合人主,事无大小,必称美颂赞,至于广京城、为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类,皆为颂以献,其辞大抵类俳优。而载以不幸早卒,论议虽不及昭、俨,而不为谷之谀也。

这时,天子英明勇武,乐于延揽天下的奇才,而尤其礼遇文士,扈载与张昭、窦俨、陶谷、徐台符等人都被进用。陶谷在几人中,文辞最差,尤其没有品行。张昭、窦俨多次参与议论,他们的文章光彩照人,而陶谷只能预先揣摩君主的意图,进献谄谀来迎合君主,事情无论大小,一定称颂赞美,至于扩建京城、制作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类,都写成颂文进献,他的文辞大抵类似俳优。而扈载因不幸早逝,议论虽不及张昭、窦俨,但不像陶谷那样谄谀。

呜呼!作器者,无良材而有良匠;治国者,无能臣而有能君。盖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国譬之于奕,知其用而置得其处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败者临棋注目,终日而劳心,使善奕者视焉,为之易置其处则胜矣。胜者所用,败者之棋也;兴国所用,亡国之臣也。王朴之材,诚可谓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时,外事征伐,攻取战胜;内修制度,议刑法,定律历,讲求礼乐之遗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岂皆愚怯于晋、汉,而材智于周哉?惟知所用尔。

唉!制作器物的人,没有好的材料而有好的工匠;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干的臣子而有能干的君主。因为材料等待工匠才能成器,臣子等待君主才能被任用。所以说,治国好比下棋,知道棋子的用处而放在合适位置的人获胜,不知道棋子的用处而放在不合适位置的人失败。失败的人面对棋局注目凝视,整天劳心费神,让善于下棋的人来看,替他改变棋子的位置就获胜了。获胜者所用的,正是失败者的棋子;兴盛的国家所用的,正是亡国之臣。王朴的才能,确实可以说是有能力了。但如果不遇到世宗,又到哪里施展呢?世宗的时候,对外从事征伐,攻取战胜;对内修明制度,议论刑法,制定律历,讲求礼乐的遗文,所用的是五代的人士,难道他们在晋、汉时都愚昧怯懦,而在后周时就变得有才能智慧了吗?只是知道如何使用罢了。

夫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国之君,能置贤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适其分,而身享安荣。治乱相去虽远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呜呼,自古治君少而乱君多,况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胜叹哉!

那些乱国的君主,常常把愚昧不肖的人放在高位,而强迫他们做不能做的事,来暴露他们的短处和罪恶,把贤能智慧的人放在低位,而埋没他们的才能,使君子和小人都失去适当的位置,而自身陷入危亡。治国的君主,能把贤能智慧的人放在身边,而把愚昧不肖的人放在远处,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而自身享受安宁和荣耀。治和乱相差虽然很远,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多,不过是颠倒他们的位置罢了。唉,自古以来治国的君主少而乱国的君主多,何况在五代,士人能否遇到明君,真令人感叹不尽啊!

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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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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