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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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
新唐书
卷二百
卷二百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儒学下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儒学下
文艺上 袁朗 贺德仁 蔡允恭 谢偃 崔信明 刘延祐 张昌龄 崔行功 杜审言孙:杜甫 王勃附: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 元万顷
文艺上 袁朗 贺德仁 蔡允恭 谢偃 崔信明 刘延祐 张昌龄 崔行功 杜审言（孙：杜甫） 王勃（附：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 元万顷
褚无量附:徐安贞 元行冲 陈贞节 施敬本 卢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附:侯行果 赵冬曦附:尹愔 陆坚 郑钦说 卢僎 啖助附:施士匄 仲子陵 韦彤 陈京 畅当 林蕴 韦公肃 许康佐
褚无量（附：徐安贞） 元行冲 陈贞节 施敬本 卢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附：侯行果） 赵冬曦（附：尹愔） 陆坚 郑钦说 卢僎 啖助（附：施士匄 仲子陵 韦彤 陈京 畅当 林蕴 韦公肃 许康佐）
◎儒学下
◎儒学下
褚无量
褚无量，字弘度，是杭州盐官人。幼年时跟随沈子正、曹福学习经书，专心钻研古代典籍。他家靠近临平湖，有一次湖中有龙出现，人们都跑去观看，褚无量当时还年幼，却读书好像没听见一样，众人对此感到惊异。他尤其精通《礼》和司马迁的《史记》。考中明经科，多次升迁后担任国子博士，又升任司业兼修文馆学士。
中宗将南郊，诏定仪典。时祝钦明、郭山恽建言皇后为亚献，无量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郊祀，国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礼》。《周礼》冬至祭天圆丘，不以地配，唯始祖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与。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是后不应助祭。又内宰职『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祭天无祼，知此乃宗庙祭耳。巾车、内司服，掌后六服与五路，无后祭天之服与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汉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享事。末代黩神，事不经见，不可为法。」时左仆射韦巨源佐钦明，故无量议格。以母老解官。
唐中宗将要举行南郊祭天，下诏制定礼仪典制。当时祝钦明、郭山恽建议由皇后担任第二次献祭，褚无量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坚决反对，认为：“郊祀是国家大事，要折中取正没有比《周礼》更合适的了。《周礼》规定冬至在圆丘祭天，不配祭地，只以始祖为主，也不配祭先妣，所以皇后不能参与。又《大宗伯》说：‘凡是大祭祀，如果王后不参与，就由人代行进献豆笾，然后撤去。’这说明皇后不应协助祭祀。又内宰的职责是‘大祭祀时，王后行祼献礼则协助使用瑶爵。’但祭天没有祼礼，可知这是宗庙祭祀。巾车、内司服掌管皇后的六种礼服和五种车辆，但没有皇后祭天的礼服和车辆，这说明皇后不协助祭天。只有汉代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与祭祀的事。后代亵渎神灵，这种事不合经典，不能作为法则。”当时左仆射韦巨源支持祝钦明，所以褚无量的建议被搁置。他因母亲年老而辞官。
玄宗为太子，复拜国子司业兼侍读，撰《翼善记》以进，厚被礼答。太子释奠国学，令讲经，建端树义，博敏而辩，进银青光禄大夫，锡予蕃渥。及即位，迁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母丧解，诏州刺史薛莹吊祭，赐物加等。庐墓左，鹿犯所植松柏，无量号诉曰：「山林不乏，忍犯吾茔树耶？」自是群鹿驯扰，不复枨触，无量为终身不御其肉。丧除，召复故官。以耆老，随仗听徐行，又为设腰舆，许乘入殿中。频上书陈得失。
唐玄宗做太子时，又任命褚无量担任国子司业兼侍读，他撰写了《翼善记》进献，受到优厚的礼遇和答复。太子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命他讲解经书，他提出论点、树立义理，广博敏捷而善于辩论，被晋升为银青光禄大夫，赏赐十分丰厚。等到玄宗即位，升任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为舒国公。因母亲去世而解职，皇帝下诏让刺史薛莹前往吊唁祭奠，赏赐物品增加等级。他在母亲墓旁搭建小屋守丧，有鹿侵犯他种植的松柏，褚无量哭诉道：“山林中不缺食物，你忍心侵犯我墓地的树木吗？”从此群鹿变得驯服，不再冲撞树木，褚无量终身不吃鹿肉。守丧期满，被召回恢复原职。因他年老，允许他跟随仪仗队慢慢行走，又为他设置腰舆，准许他乘坐进入殿中。他多次上书陈述朝政得失。
开元五年，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坏，姚崇建言：「庙本苻坚故殿，不宜罢行。」无量鄙其言，以为不足听，乃上疏曰：「王者阴盛阳微，则先祖见变。今后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应变异。举畯良，撙奢靡，轻赋，慎刑，纳谏争，察谄谀，继绝世，则天人和会，灾异讫息。」帝是崇语，车驾遂东。无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遍群神。汉孝景祠黄帝桥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过魏祭信陵君墓，过赵封乐毅后，孝章祠桓谭冢。愿陛下所过名山、大川、丘陵、坟衍，古帝王、贤臣在祀典者，并诏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兴灭继绝，崇德报功。故存人之国，大于救人之灾；立人之后，重于封人之墓。愿到东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绝者，虽在支庶，咸得承袭。」帝纳其言，即诏无量祠尧平阳，宋璟祠舜蒲阪，苏颋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参献。又求武德以来勋臣苗裔，绍续其封。
开元五年，皇帝将要前往东都洛阳，但太庙毁坏了，姚崇建议说：“太庙原本是苻坚的旧殿，不应该因此停止出行。”褚无量鄙视他的话，认为不值得听从，于是上疏说：“君王如果阴盛阳微，祖先就会显示灾变。现在后宫中未被皇帝临幸的，应该全部放出，以应对变异。选拔贤良，抑制奢靡，减轻赋税，谨慎刑罚，接纳谏诤，明察谄谀，延续断绝的世系，这样天人和协，灾异就会停止。”皇帝赞同姚崇的话，车驾于是东行。褚无量又进言说：“从前虞舜巡狩时，祭祀山川，遍及众神。汉孝景帝在桥山祭祀黄帝，孝武帝在九疑山祭祀舜，高祖经过魏国时祭拜信陵君墓，经过赵国时封赏乐毅的后代，孝章帝祭祀桓谭的墓。希望陛下所经过的名山、大川、丘陵、坟衍，以及古代帝王、贤臣在祀典中的，都下诏进行祭祀。自古以来受命的君主，必定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崇尚德行、报答功绩。所以保存别人的国家，比拯救别人的灾难更重要；确立别人的后代，比封赏别人的坟墓更重大。希望到达东都后，收罗录用从唐初至今功臣中世系断绝的，即使是旁支庶出，也都能承袭爵位。”皇帝采纳了他的话，立即下诏让褚无量在平阳祭祀尧，宋璟在蒲阪祭祀舜，苏颋在安邑祭祀禹，由所在地的刺史参与进献。又寻求武德以来功臣的后代，延续他们的封爵。
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无量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天子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为之使。因表闻喜尉卢僎、江夏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雠定。卫尉设次，光禄给食。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不数年，四库完治。帝诏群臣观书，赐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言：「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不从。帝西还，徙书丽正殿，更以修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比京官预朝会。复诏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学，无量以《孝经》、《论语》五通献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选郗常亨、郭谦光、潘元祚等为太子、诸王侍读。七年，太子齿胄于学，诏无量升坐讲劝，百官观礼，厚赉赐。卒，年七十五。病困语人，以丽正书未毕为恨。帝闻悼痛，诏宰相曰：「无量，朕师，今其永逝，宜用优典。」于是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葬事官给。所撰述百余篇。殁后有于书殿得讲《史记》、《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叹息，以绢五百匹赐其家。
当初，内府的旧书，从高宗时收藏在宫中，甲乙编次混乱颠倒，褚无量建议缮写抄录、补全编排，以扩充珍贵典籍。天子下诏在东都乾元殿东厢分类汇集整理，褚无量担任使者。于是他上表推荐闻喜尉卢僎、江夏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别负责校对审定。卫尉设置场所，光禄供应饮食。又下诏让秘书省、司经局、昭文馆、崇文馆互相检查校对，搜求天下散佚的书籍来补充缺漏。不到几年，四库书籍整理完备。皇帝下诏让群臣参观书籍，赏赐褚无量等人帛各有差别。褚无量又说：“贞观年间御览的书籍都有宰相在末尾署名，我地位卑微不足以承担此任，请求与宰相联名题写跋尾。”皇帝没有同意。皇帝西还长安后，将书籍迁到丽正殿，改任修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比照京官参与朝会。又下诏让褚无量到丽正殿继续完成之前的工作。皇太子和四位王子尚未入学，褚无量将《孝经》、《论语》各五部进献给皇帝。皇帝说：“我知道了。”于是挑选郗常亨、郭谦光、潘元祚等人担任太子和诸王的侍读。开元七年，太子在国学行齿胄礼，下诏让褚无量升座讲学劝勉，百官观看礼仪，赏赐丰厚。褚无量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病重时对人说，以丽正殿的书籍未能完成而遗憾。皇帝听说后悲痛哀悼，下诏对宰相说：“褚无量是我的老师，如今永远离世，应该用优厚的典礼。”于是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丧事由官府供给。他撰写的著作有一百多篇。他去世后有人在书殿中找到他讲解《史记》的《至言》十二篇进献，皇帝叹息，用五百匹绢赏赐他的家人。
起初，褚无量与马怀素担任侍读，后来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果也入选此职，虽然赏赐频繁增加，但礼遇却衰减了。陆去泰，历任左右补阙内供奉。王择从，是京兆人，最终担任汜水令。
徐安贞
徐安贞
徐楚璧，当初应考制举，三次考中甲科，开元年间担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皇帝撰写文章常让他审阅草稿。最终官至中书侍郎，封东海县子。他在中书省任职很久，当时李林甫当权，有人说他参与了许多计议谋划。后来改名为安贞。
元行冲
元行冲
元淡，字行冲，以字显，后魏常山王素莲之后。少孤，养于外祖司农卿韦机。及长，博学，尤通故训。及进士第，累迁通事舍人。狄仁杰器之。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储积以自资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疾疢。门下充旨味者多矣，愿以小人备一药石，可乎？」仁杰笑曰：「君正吾药笼中物，不可一日无也。」
元淡，字行冲，以字闻名，是后魏常山王素莲的后代。幼年丧父，由外祖父司农卿韦机抚养长大。长大后，学识广博，尤其通晓古书训诂。考中进士，多次升迁后担任通事舍人。狄仁杰器重他。他曾对狄仁杰说：“下级侍奉上级，好比富家储备物资以供自己使用，干肉、肉脯、肉羹用来提供美味，人参、白术、灵芝、肉桂用来预防疾病。您门下充任美味的人很多，希望让我充当一味药石，可以吗？”狄仁杰笑着说：“你正是我药笼中的东西，一天也不能缺少。”
景云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无编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详文约，学者尚之。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继马之象。魏收以晋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
景云年间，被任命为太常少卿。元行冲因自己出身拓跋氏，遗憾史书没有编年体，于是撰写了《魏典》三十篇，叙事详尽而文辞简约，学者们崇尚此书。当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现一块石头，有牛继马后的征兆。魏收认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充司马姓，以此应验石上的符兆。元行冲认为昭成皇帝名叫犍，继承晋朝受命，只有这个可以对应。有人挖开古墓得到一件铜器，形状像琵琶，身体正圆，人们不能辨认。元行冲说：“这是阮咸制作的乐器。”命人换成木制，装上弦，它的声音清亮雅致，乐家于是称之为“阮咸”。
开元初，罢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兼关内按察使。自以书生，非弹治才，固辞。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谦坐仇人告变，考讯自诬，株蔓数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见原。四迁大理卿，不乐法家，固谢所居官，改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充使检校集贤，再迁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先是，马怀素撰书志，褚无量校丽正四部书，业未卒，相次物故。诏行冲并代之。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以老罢丽正校书事。
开元初年，被免去太子詹事，外任为岐州刺史，兼关内按察使。他自认为是书生，不是弹劾治理的才能，坚决推辞。入朝担任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嗣彭王之子李志谦因仇人告发谋反，在审讯中被迫自诬，牵连数十人，元行冲查明其冤屈，列条上奏，得以赦免。四次升迁后担任大理卿，他不喜欢法家之学，坚决辞去所任官职，改任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充任使者检校集贤院，又升任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在此之前，马怀素撰写书志，褚无量校勘丽正殿四部书籍，事业未完成，相继去世。下诏让元行冲一并接替他们。玄宗亲自注释《孝经》，下诏让元行冲作疏解，立于学官。因年老免去丽正殿校书事务。
初，魏光乘请用魏征《类礼》列于经，帝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获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缀，诸儒共非之。至征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意诸儒间己，因著论自辩，名曰《释疑》。曰：
当初，魏光乘请求将魏征的《类礼》列入经书，皇帝命元行冲与诸儒汇集义理作疏解，准备立于学官，于是元行冲引荐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集删订为五十篇，进献给官府。这时右丞相张说建议说：“戴圣所收录的《礼记》，至今已近千年，与经书并列，不可废除。魏孙炎开始依据旧书摘取分类相比附，如同抄录缀合，诸儒都非议他。到魏征时更加以整理，并作训注，恐怕不可采用。”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书留在宫中未颁行。元行冲认为诸儒离间自己，于是著论自我辩解，名为《释疑》。文中说：
客问主人：「小戴之学，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经孰优？」主人曰：「《小戴礼》行于汉末，马融为传，卢植合二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钩党狱起，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虽存探究，咨谋靡所。具《郑志》者百有余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肃因之，或多攻诋。而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条例支分，箴石间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群言之冗脞，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书毕以闻，太宗嘉赏，录赐储贰。陛下纂业，宜所循袭，乃制诸儒，甄分旧义。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摈压不申，疑于知新，果于仍故？」
客人问主人：“小戴的学问，郑康成的注释，魏氏有所刊改，这两部经书哪个更好？”主人说：“《小戴礼》在汉末流行，马融为之作传，卢植合并二十九篇并作解，但世间不传。钩党之狱兴起，郑康成在逃窜潜伏之中，整理纷乱的典籍，虽然有所探究，但无处咨询商议。记载《郑志》的有一百多条，但章句之徒竟不省察。王肃继承之后，多有攻击诋毁。而郑学有孙炎，虽然扶持郑义，但条例支离，针砭时起，增改百篇。魏氏嫌恶众说的冗杂，采纳众说的精要简练，刊正删削，书成后上报，太宗嘉奖赞赏，抄录赐给太子。陛下继承大业，应当遵循沿袭，于是命诸儒甄别分析旧义。岂料章句之士，坚持旧说，排斥压抑而不申张，疑于知新，却果于守旧？”
客曰：「当局称迷，傍观必审，何所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难：汉孔安国注《古文尚书》，族兄臧与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也。浮学守株，众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独智为谴。』一也。昔孔季产专古学，有孔扶者与俗浮沈，每诫产曰：『今朝廷率章句内学，君独修古义。古义非章句内学，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世，君其殆哉！』二也。刘歆好《左氏》，欲建学官，哀帝纳之，诸儒迁延不肯置对。歆移书诮让，诸博士皆忿恨。龚胜时为光禄大夫，见歆议，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诋歆改乱前志，非毁先帝所立。歆惧，出为五原太守。以君宾之学，公仲之博，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三也。王肃规郑玄数千百条，郑学马昭诋劾肃短。诏遣博士张融按经问诘，融推处是非，而肃酬对疲于岁时。四也。王粲曰：『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意皆尽矣，所疑犹未谕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则郑、服之外，皆雠矣。五也。夫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道之行废，必有其时者欤？何遽速近名之嫌邪？」
客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什么可怀疑而不陈述的呢？”回答说：“改动章句，有五个难处：汉代孔安国注释《古文尚书》，族兄孔臧写信给他说：‘司马相如常愤恨俗儒用浮夸言辞冒犯经义，想拨乱反正却未能做到。浮浅的学问如同守株待兔，众人非议正确的道理，自古就是这样，恐怕这个道理不被相信，而独自的智慧反遭谴责。’这是第一难。从前孔季产专攻古学，有个叫孔扶的人随世俗沉浮，常告诫孔季产说：‘如今朝廷大都推崇章句内学，唯独你研修古义。古义不是章句内学，是危害自身的做法，独善其身不被世人所容，你恐怕危险啊！’这是第二难。刘歆喜好《左氏春秋》，想设立学官，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众儒生拖延不肯应对。刘歆写信责备他们，各位博士都愤恨不已。龚胜当时任光禄大夫，看到刘歆的议论，就请求退休。司空师丹因此大怒，诋毁刘歆改变扰乱前人的志向，非议诋毁先帝所确立的学说。刘歆害怕，出京担任五原太守。以君宾的学问、公仲的渊博，尚且迫于同门朋党的议论，最终让子骏背负诽谤。这是第三难。王肃批评郑玄数千上百条，郑学的马昭诋毁弹劾王肃的短处。皇帝下诏派博士张融依据经书质问，张融评判是非，而王肃应对了一年多时间。这是第四难。王粲说：‘世人称伊水、洛水以东，淮水、汉水以北，只有康成一人而已。都说先儒多有缺漏，郑氏的学说完备。’王粲私下感叹奇怪，于是寻求郑玄的学问，得到《尚书注》，回去思考其中的意思，意思都理解了，但仍有疑惑未能明白，共写了二篇文章。王邵说：‘魏晋时期浮华，古道湮没衰替，历经三百年，士大夫以研究章句为耻。只有草野之人专攻经书自许，不能广泛探究，择取其中的优点，只想把康成当父亲、子慎当兄长，宁愿说孔圣人有误，也不肯说郑玄、服虔不对。’这样看来，郑玄、服虔之外，都是仇敌了。这是第五难。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等到百年之后，应当有明哲的君子，遗憾不能与我同世。道的推行或废弃，一定有其时机吧？何必急于追求名声而招致嫌疑呢？”
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不久请求退休，十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献。
陈贞节
陈贞节
陈贞节，颍川人。开元初，为右拾遗。初，隐、章怀、懿德、节湣四太子并建陵庙，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时祠官进飨。贞节以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犹亲尽而毁，四太子庙皆别祖，无功于人，而园祠时荐，有司守卫，与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颂功德，《诗》曰：『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使无功而颂，不曰舞咏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称小庙。未知四庙欲何名乎？请罢卒吏，诏祠官无领属，以应礼典。古者别子为祖，故有大、小宗。若谓祀未可绝，宜许所后子孙奉之。」诏有司博议。驾部员外郎裴子余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圣念懿属而为之享。《春秋》书晋世子曰：『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类，君祀无乃戾乎！』此有庙也。鲁定公元年，立炀宫。炀，伯禽子，季氏远祖，尚不为限，况天子笃亲亲以及旁期，谁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庙皆天子睦亲继绝也。逝者锡苹繁，犹生者之开茅土。古封建子弟，讵皆有功？生无所议，死乃援礼停祠，人其谓何？隐于上，伯祖也，服缌；章怀，伯父也，服期；懿德、节湣，堂昆弟也，服大功。亲未尽，庙不可废。」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于是四陵庙惟减吏卒半，它如旧。
陈贞节是颍川人。开元初年，担任右拾遗。当初，隐太子、章怀太子、懿德太子、节湣太子四人都修建了陵庙，分设八个官署，安排官员和吏卒，四季由祠官进献祭品。陈贞节认为这不合适，上奏说：“君王制定祭祀礼仪，对有功德的人尚且因亲缘关系断绝而毁庙，四位太子的庙都是别祖，对百姓没有功劳，却设园祠按时祭祀，有官员守卫，与历代帝王等同。演奏钟磬、歌唱，是用来颂扬功德的，《诗经》说：‘钟鼓已经设置，一朝享用祭品。’如果让没有功劳的人被颂扬，岂不是说歌舞不合礼制吗？周制：始祖才称为小庙。不知道这四庙想叫什么名字？请求撤除吏卒，下诏让祠官不再管辖，以符合礼典。古代别子成为始祖，所以有大宗、小宗。如果认为祭祀不可断绝，应该允许其后代子孙供奉。”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广泛讨论。驾部员外郎裴子余说：“四位太子都是先帝的嫡子，历代圣君顾念美好的亲属而为他们设立祭祀。《春秋》记载晋国世子说：‘将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将祭祀我。’这是没有祭祀的情况。又说：‘神灵不享用非同类者的祭品，君王的祭祀恐怕违背礼制吧！’这是有庙的情况。鲁定公元年，建立炀宫。炀是伯禽的儿子，季氏的远祖，尚且不限制，何况天子厚待亲属而延及旁系，谁不认为应该这样？”太常博士段同说：“四座陵庙都是天子和睦亲属、延续断绝的祭祀。对逝者赐予祭祀，如同对生者分封土地。古代分封子弟，难道都有功劳？活着时没有异议，死后却援引礼制停止祭祀，人们会怎么说？隐太子是皇上的伯祖，服缌麻丧；章怀太子是伯父，服期年丧；懿德太子、节湣太子是堂兄弟，服大功丧。亲缘关系未断绝，庙不可废。”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也附和他的意见。于是四座陵庙只减少一半吏卒，其他照旧。
迁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肃明皇后并升焉。贞节奏言：「庙必有配，一帝一后，礼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肃明皇后既非子贵，宜在别庙。周人『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姜原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庙曰宫。晋简文帝郑宣皇后不配食，筑宫于外，以岁时致享。肃明请准周姜原、晋宣后，纳主别庙，时享如仪。」于是，留主仪坤庙，诏隶太庙，毋置官属。贞节又与博士苏献上言：「睿宗于孝和，弟也。按贺循说，兄弟不相为后。故殷盘庚不序阳甲，而上继先君；汉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晋怀帝继世祖，不继惠帝。故阳甲、孝成出为别庙。」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则毁二庙。有天下者，从祢而上事七庙，尊者所统广，故及远祖。若容兄弟，则上毁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请以中宗为别庙，大祫则合食太祖。奉睿宗继高宗，则祼献永序。」诏可。乃奉中宗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
升任太常博士。玄宗尊奉昭成皇后祔祭于睿宗庙室，又想将肃明皇后一同升祔。陈贞节上奏说：“宗庙必须有配享，一帝一后，是礼制的正轨。昭成皇后有太姒那样的德行，应该升配睿宗；肃明皇后既然不是因子而贵，应该安置在别庙。周人‘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是姜原，因为生下后稷，所以特立庙称为宫。晋简文帝的郑宣皇后不配享，在宫外筑庙，按时节致祭。肃明皇后请参照周代姜原、晋代宣皇后，将神主安置在别庙，按时祭祀如礼仪。”于是，将神主留在仪坤庙，下诏隶属太庙，不设官属。陈贞节又与博士苏献上奏说：“睿宗对于孝和皇帝，是弟弟。按照贺循的说法，兄弟之间不互相作为后代。所以殷代盘庚不排在阳甲之后，而上继先君；汉光武帝不继承孝成帝，而上承元帝；晋怀帝继承世祖，不继承惠帝。所以阳甲、孝成帝被迁出成为别庙。”又说：“兄弟同属一世，昭穆位次相同，就会毁掉二庙。拥有天下的人，从父庙往上祭祀七庙，尊者所统辖的范围广，所以能及于远祖。如果容纳兄弟，就会向上毁掉祖考，天子不能完全祭祀七世了。请求将中宗设为别庙，大祫祭时则与太祖合祭。尊奉睿宗继承高宗，那么祼献之礼就能永远有序。”皇帝下诏同意。于是将中宗迁到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
五年，太庙坏，天子舍神主太极殿，营新庙，素服避正寝，三百不朝，犹幸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曰：「乃正月太庙毁，此跻二帝之验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今皆违之。鲁文公之二年，跻僖于闵上，后太室坏，《春秋》书其灾，说曰：『僖虽闵兄，尝为之臣，臣居君上，是谓失礼，故太室坏。』且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弟尝臣兄，乃可跻乎？庄公薨，闵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庙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鲁自是陵夷，堕周公之祀。太庙今坏，意者其将陵夷，堕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后君。昔跻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坏，今太庙毁，与《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国，孝和中兴有功，今内主别祠，不得立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长不可轻。且臣继君，犹子继父。故禹不先鲧，周不先不窋，宋、郑不以帝乙、厉王不肖，犹尊之也，况中兴邪？晋太康时，宣帝庙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庙殿陷而及泉，更营之，梁又折。天之所谴，非必朽而坏也。晋不承天，故及于乱。臣谓宜迁孝和还庙，何必违礼，下同鲁、晋哉？」帝异其言，诏有司复议。贞节、献与博士冯宗质之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与焉。殷自成汤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干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则兄弟不为世矣。殷人六庙：亲庙四，并汤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为世，方上毁四室，乃无祖祢，是必不然。古者繇祢极祖，虽叠毁叠迁，而三昭穆未尝阙也。《礼》：大宗无子，则立支子。又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无兄弟相为后者，故舍至亲，取远属。父子曰继，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庙，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统，告享不得称嗣子、嗣孙，乃言伯考、伯祖，何统序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为别庙。汉世祖列七庙，而惠帝不与。文、武子孙昌衍，文为汉太宗。晋景帝亦文帝兄，景绝世，不列于庙。及告谥世祖，称景为从祖。今谓晋武帝越崇其父，而庙毁及亡，何汉出惠帝而享世长久乎？七庙、五庙，明天子、诸侯也；父子相继，一统也；昭穆列序，重继也。礼，兄弟相继，不得称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继高宗者。偶室于庙，则为二穆，于礼可乎？礼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绍伯考，弃己亲正统哉？孝和中兴，别建园寝，百世不毁，尚何议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寝，圣真方祔庙，则未尝一日居上也。」帝语宰相召平子与博士详论。博士护前言，合轧平子。平子援经辩数分明，献等不能屈。苏颋右博士，故平子坐贬都城尉。然诸儒以平子孤挺，见迮于礼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决，然卒不复中宗于庙。
开元五年，太庙损坏，天子将神主安置在太极殿，营建新庙，穿素服避开正殿，三百天不上朝，还前往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说：“正月太庙毁坏，这是升祔两位皇帝的征兆。《春秋》说：‘国君去世，卒哭后祔祭，祔祭后制作神主，单独祭祀神主，烝尝禘祭在庙中。’如今都违背了。鲁文公二年，将僖公升在闵公之上，后来太室损坏，《春秋》记载这场灾祸，解释说：‘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兄长，但曾经做过他的臣子，臣子居于君主之上，这叫做失礼，所以太室损坏。’况且兄长做弟弟的臣子，尚且不可升祔；弟弟曾经做兄长的臣子，难道可以升祔吗？庄公去世，闵公二年举行禘祭，《春秋》批评此事。何况先帝夏季驾崩，而太庙冬季举行禘祭，不是太急促了吗？太室是尊贵之所，如果说鲁国从此衰微，毁坏了周公的祭祀。如今太庙损坏，料想是即将衰微，毁坏先帝的祭祀吗？陛下没有祭祀孝和皇帝，先祭祀太上皇，这是先臣后君。从前升祔兄弟在上，如今弟弟先于兄长祭祀。从前太室损坏，如今太庙毁坏，与《春秋》记载完全相同，不可不明察。武后篡国，孝和皇帝中兴有功，如今将其神主安置在别祠，不能立于宗庙之中，已经太刻薄了。功劳不可抛弃，君主不可贬低，长辈不可轻视。况且臣子继承君主，如同儿子继承父亲。所以禹不先于鲧，周不先于不窋，宋国、郑国不因为帝乙、厉王不贤，仍然尊崇他们，何况是中兴的君主呢？晋太康年间，宣帝庙地基下陷房梁折断，又过了三年，太庙殿陷落深及泉水，重新营建，房梁又折断。上天的谴责，不一定是因为腐朽而损坏。晋朝不承受天命，所以遭遇祸乱。臣认为应该将孝和皇帝迁回宗庙，何必违背礼制，等同于鲁国、晋国呢？”皇帝认为他的话与众不同，下诏让有关部门重新讨论。陈贞节、苏献与博士冯宗质问他：“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兄弟不参与其中。殷代从成汤到帝乙共十二位君主，其中父子相传六世。《易干凿度》说：‘殷代的帝乙是六世王。’那么兄弟不算一世。殷人六庙：四座亲庙，加上汤共六庙。殷代兄弟四位君主，如果算作一世，就要向上毁掉四室，就没有祖庙和父庙了，这必然不对。古代从父庙往上到始祖，虽然不断毁庙迁庙，但三昭三穆从未缺失。《礼记》说：大宗没有儿子，就立支子为后。又说：‘做他人后代的人就是他人的儿子。’没有兄弟互相做后代的，所以舍弃至亲，选取远属。父子相传叫继，兄弟相传叫及，兄弟不互相入庙，由来已久了。假如有兄弟代立继承统绪，告祭时不能称嗣子、嗣孙，而要说伯考、伯祖，这算什么统绪次序呢？殷代十二位君主，只有三祖、三宗，说明兄弟各自建立别庙。汉世祖排列七庙，而惠帝不在其中。文帝、武帝的子孙繁衍昌盛，文帝成为汉太宗。晋景帝也是文帝的兄长，景帝绝嗣，不在庙中。到告谥世祖时，称景帝为从祖。如今说晋武帝越级尊崇其父，导致庙毁而亡，为什么汉朝迁出惠帝却享国长久呢？七庙、五庙，是用来明确天子、诸侯的等级；父子相继，是统一统绪；昭穆排列，是重视继承。礼制规定，兄弟相继，不得称嗣子，说明睿宗不以孝和皇帝为父，必定上继高宗。如果兄弟同室在庙中，就成了二穆，这在礼制上可以吗？礼制不允许，却让天子旁系继承伯考，抛弃自己的亲正统吗？孝和皇帝中兴，另外修建园寝，百世不毁，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平子胡乱引用僖公逆祀作为类比，殊不知孝和皇帝升入新寝，圣上刚刚祔庙，他未曾一日居于上位。”皇帝告诉宰相召见平子与博士详细讨论。博士维护之前的言论，合力排挤平子。平子引经据典辩驳分析清楚明白，苏献等人不能使他屈服。苏颋偏袒博士，所以平子被贬为都城尉。然而众儒生认为平子孤身挺立，被礼官逼迫，感到不平。皇帝也知道他正直，久久不能决断，但最终没有将中宗迁回宗庙。
明年，帝将大享明堂，贞节恶武后所营，非古所谓「木不镂、土不文」之制，乃与冯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宪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寝占阳午地，先帝所以听政，故毁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哗讪，以为神灵不悦。堂成，灾火从之。后不修德，俄复营构，殚用极侈，诡禳厥变，又欲严配上帝，神安肯临？且密迩掖廷，人神杂扰，是谓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则。天子听政，乃居便坐，无以尊示群臣。愿以明堂复为乾元殿，使人识其旧，不亦愈乎？」诏所司详议。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佥谓：「明堂瑰怪不法，天烬之余，不容大享。请因旧循制，还署乾元正寝。正、至，天子御以朝会。若大享，复寓圜丘。」制曰可。贞节以寿卒。
第二年，皇帝将要在明堂举行大享之礼，陈贞节厌恶武后所营建的明堂，不符合古代所谓“木不雕刻、土不纹饰”的制度，于是与冯宗上奏说：“明堂必须正对丙巳方位，以效法房宿、心宿布政，是太微垣上帝所在之处。武后最初用乾元正寝占据阳午之地，那是先帝听政的地方，所以拆毁宫殿建造明堂。拆除那天，有声音如雷，百姓喧哗讥讽，认为神灵不高兴。明堂建成，火灾随之而来。武后不修养德行，不久又营建，用尽奢侈，诡异地禳除灾变，又想严格配享上帝，神灵怎肯降临？况且明堂靠近后宫，人神混杂干扰，这是所谓不能放置物品的地方。两京是上都，四方以此为准则。天子听政，却居于便座，无法向群臣显示尊贵。希望将明堂恢复为乾元殿，使人认识其旧制，不是更好吗？”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详细讨论。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人都说：“明堂瑰丽怪异不合礼法，是天火焚烧后的残余，不能举行大享之礼。请求依照旧制，恢复为乾元正寝。正旦、冬至，天子御临以举行朝会。如果举行大享，则寄托在圜丘。”皇帝下诏同意。陈贞节寿终正寝。
施敬本
施敬本
施敬本，润州丹阳人。开元中，为四门助教。玄宗将封禅，诏有司讲求典仪。旧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诏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郁人，下士二，掌祼事。汉无郁人，用近臣。汉世侍中微甚，籍孺、闳孺等幸臣为之。后汉邵阖自侍中迁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职省起居，执虎子，盖亵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郁人比。祝者荐主人意于神，非贱职也。古二君相见，卿为上傧，况天人际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员外郎、博士之比。汉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轻重不伦，非礼也。旧制，谒者引太尉升坛。谒者位下，升坛礼重。汉尚书御史属，有谒者仆射一，秩六百石，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以郎中满岁称给事中，未满岁称谒者。光禄勋属，有谒者，掌宾赞，员七十，秩比六百石。则古谒者名秩差异等，今谒者班微，循空名，忘实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诏中书令张说引敬本熟悉其议，故侍中、祝、谒者，视礼轻重，以它官摄领。
施敬本是润州丹阳人。开元年间，担任四门助教。唐玄宗将要举行封禅大典，下诏让有关部门研究典礼仪制。按照旧制，洗手、洗酒杯等事务，都由侍中主持；祭祀天神，由太祝主持。敬本上奏说：“周朝的制度，大宗伯属下有郁人，设下士二人，掌管灌酒之事。汉朝没有郁人，用近臣代替。汉代的侍中地位很低，由籍孺、闳孺这类宠臣担任。后汉的邵阖从侍中升任步兵校尉，俸禄千石，他的职责是检查皇帝的起居、拿便壶，这是亵近的臣子。现在的侍中位居宰相，不是郁人可以相比的。祝是向神灵传达主人意愿的人，不是低贱的职务。古代两位君主相见，卿担任上等傧相，何况是沟通天人之际呢！周朝的太祝，设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大夫，相当于现在的郎中、太常丞；上士，相当于员外郎、博士。汉朝太祝令的俸禄是六百石，现在的太祝却是下士。用下士来接待天神，用大臣来侍奉天子，轻重不相称，不合礼制。旧制，由谒者引导太尉登坛。谒者地位低下，而登坛礼仪很重。汉朝尚书御史的属官中，有谒者仆射一人，俸禄六百石，佩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人，担任郎中满一年的称为给事中，不满一年的称为谒者。光禄勋的属官中，有谒者，掌管宾客赞礼，人员七十，俸禄比照六百石。可见古代谒者的名称和品级各有差别，现在谒者地位卑微，只沿袭空名，忘了实际职责，这不是用来侍奉天子的做法。”皇帝下诏让中书令张说带敬本详细讨论他的建议，因此侍中、太祝、谒者等职位，根据礼仪的轻重，由其他官员代理兼任。
敬本以太常博士为集贤院修撰。逾年，迁右补阙、秘书郎，卒。
敬本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担任集贤院修撰。过了一年，升任右补阙、秘书郎，去世。
卢履冰
卢履冰
卢履冰，幽州范阳人，元魏都官尚书义僖五世孙。开元五年，仕历右补阙。建言：「古者父在为母期，彻灵而心丧。武后始请同父三年，非是，请如礼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议。刑部郎中田再思曰：「会礼之家比聚讼。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为母三年，高宗实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阂人子之情，爱一期服于其亲，使与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实制之，阅百年无异论，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为母三年，后虽请，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孙妇没，行服再期，不可谓宜。礼，女子无专道，故曰『家无二尊』。父在为母服期，统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后世复有妇夺夫之败，不可不察。」书留未下。履冰即极陈：「父在为母立几筵者一期，心丧者再期，父必三年而后娶，以达子之志。夫圣人岂蔑情于所生？固有意于天下。昔武后阴储篡谋，豫自光崇，升期[B18J]，抗斩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启衅阶。孝和仅得反正，韦氏复出，冘杀天子，几亡宗社。故臣将以正夫妇之纲，非特母子间也。议者或言：『降母服，非《诗》所谓罔极者，而又与伯叔母、姑姊妹等。且[B18J]、斩已有升降，则岁月不容异也。』此迂生鄙儒，未习先王之旨，安足议夫礼哉？罔极者，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谓君子有终身之忧之谓，何限一期、二期服哉？圣人之于礼，必建中制，使贤不肖共成文理而后释，彼伯叔、姑姊，乌有筵杖之制、三年心丧乎？母[B18J]父斩，不易之道也。」左散骑常侍元行冲议曰：「古缘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斩衰三年，情礼俱尽者，因心立极也。妻丧杖期，情礼俱杀者，远嫌疑，尊乾道也。为嫡子三年斩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礼，杀其情也。孝莫大于严父，故父在为母免官，[B18J]而期，心丧三年，情已申而礼杀也，自尧、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舍尊厌之重，亏严父之义，谓之礼，可乎？姨兼从母之名，以母之女党，加于舅服，不为无理。嫂叔不服，则远嫌也。请据古为适。」帝弗报。是时言丧服，各以所见奋，交口纷腾。七年，乃下诏：「服纪一用古制。」自是人间父在为母服，或期而禫，禫而释，心丧三年；或期而禫，终三年；或[B18J]衰三年。
卢履冰是幽州范阳人，是元魏时期都官尚书卢义僖的五世孙。开元五年，他历任右补阙。他建议说：“古代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撤除灵位后心中哀悼三年。武后开始请求将丧期改为与父亲相同三年，这不合礼制，请求按照礼制办理。”玄宗对此有疑虑，又因为舅父、嫂叔的丧服规定也不妥当，一并交给百官讨论。刑部郎中田再思说：“研究礼制的人往往聚在一起争论不休。遵循古制不一定正确，实行现行制度也不一定错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高宗时确实实行过，写入法令已经很久了。何必违背先帝的旨意，阻隔人子的孝情，只给亲人一年的丧服，使她和伯叔母、姑姊妹相同呢？嫂叔、舅甥的丧服，太宗时确实制定了，经过百年没有异议，不能更改。”履冰于是说：“上元年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后来虽然有人请求，但没有采用，直到垂拱年间才开始实行。甚至出现祖父母在世而子孙媳妇去世，服丧两年，这不能说合适。礼制规定，女子没有专断之道，所以说‘家中没有两个尊长’。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是为了统一尊长。现在不纠正这个错误，恐怕后世还会有妻子夺走丈夫权威的祸害，不可不察。”奏章被扣留没有下发。履冰于是极力陈述：“父亲在世时为母亲设立几筵是一年，心中哀悼是两年，父亲必须三年后才能再娶，以表达儿子的心意。圣人难道会轻视生母之情吗？本来就有意于天下。从前武后暗中积蓄篡位阴谋，预先自我抬高，将一年丧期提升，与斩衰并列，不久就欺凌唐室，开启了祸端。唐中宗仅能恢复皇位，韦氏又出现，毒杀天子，几乎灭亡宗庙社稷。所以臣要用此来端正夫妇的纲常，不只是母子之间的事。议论的人有的说：‘降低母亲的丧服，不符合《诗经》所说的“罔极”，而且与伯叔母、姑姊妹等同。况且齐衰和斩衰已有轻重之分，那么丧期年月就不应不同。’这是迂腐的儒生，没有学习先王的旨意，哪里足以议论礼制呢？‘罔极’是指春秋祭祀，按时思念，是说君子有终身的哀思，哪里限于一年或两年的丧服呢？圣人对于礼制，必定建立中正的标准，使贤者和不肖者共同遵循文理而后释怀，那些伯叔、姑姊，哪里有设几筵、持丧杖的制度、三年的心中哀悼呢？母亲齐衰、父亲斩衰，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左散骑常侍元行冲议论说：“古代根据情感制定丧服：女子以父亲为天，妻子以丈夫为天，斩衰三年，情感和礼制都尽到了，这是根据内心确立的最高准则。妻子去世服丧杖期，情感和礼制都减损了，是为了远离嫌疑，尊重乾道。为嫡子服斩衰三年而不离职，是尊重祖先、重视嫡子，推崇其礼制，减损其情感。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要离职，服齐衰一年，心中哀悼三年，情感已经表达而礼制减损，这是尧、舜、周公、孔子都相同的。现在舍弃尊崇和压制的原则，损害尊敬父亲的道义，称之为礼，可以吗？姨母兼有从母的名称，因为是母亲的女性亲属，所以丧服比舅父重，这并非没有道理。嫂叔之间不服丧，是为了远离嫌疑。请求依据古制来制定合适的礼制。”皇帝没有答复。当时谈论丧服的人，各自根据所见慷慨陈词，众说纷纭。开元七年，才下诏：“丧服制度一律采用古制。”从此民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有的服一年丧期后举行禫祭，禫祭后脱去丧服，心中哀悼三年；有的服一年丧期后举行禫祭，然后服满三年；有的服齐衰三年。
后履冰以官卒。
后来履冰在任上去世。
王仲丘
王仲丘
王仲丘，沂州瑯邪人。祖师顺，仕高宗，议漕输事有名当时，终司门郎中。仲丘开元中历左补阙内供奉、集贤修撰、起居舍人。
王仲丘是沂州琅邪人。祖父王师顺，在高宗时任职，因议论漕运事务而闻名当时，官至司门郎中。仲丘在开元年间历任左补阙内供奉、集贤修撰、起居舍人。
时典章差驳，仲丘欲合《贞观》、《显庆》二礼，据「有其举之，莫可废之」之谊，即上言：「《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祈谷。臣谓《诗》『春夏祈谷于上帝』，《礼》『上辛祈谷于上帝』，则上帝当昊天矣。郑玄曰：『天之五帝递王，王者必感一以兴。比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谷。』感帝之祀，《贞观》用之矣。请因祈谷之坛，遍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谷之宗也。请二礼皆用。《贞观礼》，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臣谓雩上帝，为百谷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乐。』郑玄说：『帝，上帝也，乃天别号。祀于圆丘，尊天位也。』《显庆》祀昊天与《月令》合，而《贞观》尝祀五帝矣，请二礼皆用。《贞观礼》，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明堂。臣谓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则属之昊天。郑玄称《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异礼，不容并而为一。故于《孝经》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无二主，但异其处，以避后稷。今《显庆》享上帝，合于《经》，然《贞观》尝祀五方帝矣。请二礼皆用。」诏可。
当时典章制度错杂不一，仲丘想合并《贞观礼》和《显庆礼》，依据“既然有这种礼仪，就不能废除”的原则，于是上奏说：“《贞观礼》规定，正月上辛日，在南郊祭祀感帝。《显庆礼》规定：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以祈求谷物丰收。臣认为《诗经》说‘春夏祈求谷物于上帝’，《礼记》说‘上辛日祈求谷物于上帝’，那么上帝应当就是昊天。郑玄说：‘天上的五帝轮流主宰，王者必定感应其中之一而兴起。在夏历正月，在郊外祭祀所感应的帝，以祖先配享，并借此祈求谷物。’感帝的祭祀，《贞观礼》采用了。请求在祈谷的祭坛上，遍祭五方帝。五帝是五行的精华、九谷的根本。请求两种礼仪都采用。《贞观礼》规定，在南郊举行雩祭，祭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显庆礼》规定，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臣认为雩祭上帝，是为百谷祈求甘雨，所以《月令》说：‘大雩祭上帝，用盛大的音乐。’郑玄解释说：‘帝，就是上帝，是天的别号。在圆丘祭祀，是尊崇天的地位。’《显庆礼》祭祀昊天与《月令》相合，而《贞观礼》曾经祭祀五帝，请求两种礼仪都采用。《贞观礼》规定，季秋在明堂祭祀五方帝、五官。《显庆礼》规定，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臣认为周朝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先儒认为天就是感帝，引用太微五帝来说明上帝，则上帝属于昊天。郑玄称《周官》中‘旅上帝’和‘祀五帝’，各有不同的文字和礼仪，不能合并为一。所以在《孝经》中解释天和上帝时说：‘上帝也就是天。’神没有两个主，只是地点不同，以避开后稷。现在《显庆礼》祭祀上帝，符合《孝经》，但《贞观礼》曾经祭祀五方帝。请求两种礼仪都采用。”下诏同意。
迁礼部员外郎。卒，赠秘书少监。
升任礼部员外郎。去世后，追赠秘书少监。
康子元
康子元
康子元，越州会稽人。仕历献陵令。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贤直学士侯行果荐子元及平阳敬会真于说，说借以闻，并赐衣币，得侍读。子元擢累秘书少监，会真四门博士，俄皆兼集贤侍讲学士。
康子元是越州会稽人。历任献陵令。开元初年，下诏让中书令张说推举能研究《周易》、《老子》、《庄子》的人，集贤直学士侯行果向张说推荐了子元和平阳的敬会真，张说借此上奏，两人都获赐衣物钱币，得以担任侍读。子元多次升迁至秘书少监，会真任四门博士，不久都兼任集贤侍讲学士。
玄宗将东之太山，说引子元、行果、徐坚、韦縚商裁封禅仪。初，高宗之封，中书令许敬宗议：「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说、坚、子元白奏：「《周官》：乐六变，天神降。是降神以乐，非缘燔也。宋、齐以来，皆先哜福酒，乃燎。请先祭后燔，如《贞观礼》便。」行果与赵冬曦议，以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无由降。」子元议挺不徙。说曰：「康子独出蒙轮，以当一队邪？」议未判，说请决于帝，帝诏后燔。
玄宗将要东去泰山，张说带领子元、行果、徐坚、韦縚商议裁定封禅礼仪。当初，高宗封禅时，中书令许敬宗建议：“周人崇尚气味，所以在祭祀前燔柴。”张说、徐坚、子元上奏说：“《周官》说：音乐演奏六遍，天神降临。这是用音乐降神，不是靠燔柴。宋、齐以来，都是先饮福酒，然后燔柴。请求先祭祀后燔柴，按照《贞观礼》办理。”行果与赵冬曦议论，认为：“先燔柴降神，由来已久。如果祭祀完毕后再燔柴，神就无法降临。”子元的意见坚持不变。张说说：“康子独自像蒙轮那样冲出来，要抵挡一队人马吗？”意见没有裁定，张说请求皇帝决断，皇帝下诏采用后燔柴的方式。
皇帝车驾从泰山返回，减少随从官员，先驻扎在东都，只有子元、毋煚、韦述以学士身份随从。很久以后，子元调任宗正少卿，因病被授予秘书监，退休。去世后，追赠汴州刺史。皇帝曾撰写赞辞赐给张说和子元，命画工绘制他们的画像，下诏让冬曦、韦述、毋煚分别撰写传记。
侯行果
侯行果
行果者，上谷人，历国子司业，侍皇太子读。卒，赠庆王傅。
行果是上谷人，历任国子司业，侍奉皇太子读书。去世后，追赠庆王傅。
始，行果、会真及长乐冯朝隐同进讲。朝隐能推索《老》、《庄》秘义，会真亦善《老子》，每启篇，先薰盥乃读。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无贤行果云。」朝隐终太子右谕德，会真太学博士。
当初，行果、会真以及长乐的冯朝隐一同进讲。朝隐能推究《老子》、《庄子》的深奥义理，会真也擅长《老子》，每次打开篇章，先熏香洗手然后才阅读。皇帝说：“我想再找擅长《周易》的人，但没有比行果更贤能的了。”朝隐官至太子右谕德，会真任太学博士。
赵冬曦
赵冬曦
赵冬曦，定州鼓城人。进士擢第，历左拾遗。神龙初，上书曰：「古律条目千余。隋时奸臣侮法，著律曰：『律无正条者，出罪举重以明轻，入罪举轻以明重。』一辞而废条目数百。自是轻重沿爱憎，被罚者不知其然，使贾谊见之，恸哭必矣。夫法易知，则下不敢犯而远机阱；文义深，则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谓宜刊定科条，直书其事。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之类，皆勿用。使愚夫愚妇相率而远罪，犯者虽贵必坐。律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当时称是。
赵冬曦是定州鼓城人。考中进士，历任左拾遗。神龙初年，他上书说：“古代法律条目有一千多条。隋朝时奸臣玩弄法律，制定律文说：‘法律没有正式条文的，出罪时举重罪以说明轻罪，入罪时举轻罪以说明重罪。’这一句话就废除了数百条条目。从此量刑轻重取决于爱憎，被处罚的人不知道原因，如果贾谊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痛哭。法律容易理解，那么百姓就不敢触犯而远离陷阱；文义深奥，那么官吏就会趁机谋私，结党营私盛行。律、令、格、式，我认为应该修订科条，直接写明事实。那些用‘准’、‘加减’、‘比附’、‘量情’以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之类的条款，都不要使用。使愚夫愚妇都能相互引导远离犯罪，犯法的人即使地位高贵也必定治罪。法律明确则百姓信服，法令统一则君主尊贵。”当时人们认为他说得对。
开元初，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入集贤院修撰。是时，将仕郎王嗣琳、四门助教范仙厦为校勘，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未几，冬曦知史官事，迁考功员外郎。逾年，与季良、廙业、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冬曦俄迁中书舍人内供奉，以国子祭酒卒。
开元初年，升任监察御史，因事获罪被流放岳州。后被召回恢复官职，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一起进入集贤院担任修撰。当时，将仕郎王嗣琳、四门助教范仙厦担任校勘，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担任校理。不久，冬曦主持史官事务，升任考功员外郎。过了一年，与季良、廙业、知章、吕向都成为直学士。冬曦不久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以国子祭酒的身份去世。
冬曦性格放达，不关心世事。兄长夏日，弟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汇贞，都考中进士。安贞任给事中，居贞任吴郡采访使，颐贞任安西都护。居贞的儿子赵昌，另有传记。
王嗣琳以太子校书郎罢。东方颢上书忤旨，左迁高安丞。廙业亦坐事左迁余杭令。仙厦善讲论，后为道士。开元集贤学士，又有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名稍著。
王嗣琳以太子校书郎的身份被罢免。东方颢上书触犯旨意，被降职为高安县丞。廙业也因事获罪被降职为余杭县令。仙厦善于讲论，后来成为道士。开元年间集贤学士中，还有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名声稍显。
尹愔
尹愔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尝受学于国子博士王道珪，称之曰：「吾门人多矣，尹子叵测也。」以亲丧哀毁。除丧，不仕。左右史张说、尹元凯荐为国子大成。每释奠，讲辨三教，听者皆得所未闻。迁四门助教，撰《诸经义枢》、《续史记》皆未就。梦天官、麟台交辟，寤而会亲族叙诀，二日卒，年四十。
尹愔是秦州天水人。他的父亲尹思贞，字季弱，精通《春秋》，考中高等。曾跟随国子博士王道珪学习，王道珪称赞他说：“我的学生很多，但尹子深不可测。”因父母去世而哀伤过度。服丧期满后，没有出来做官。左右史张说、尹元凯推荐他担任国子大成。每次举行释奠礼时，他讲解辩论三教，听讲的人都听到从未听过的内容。升任四门助教，撰写《诸经义枢》和《续史记》都没有完成。他梦见天官和麟台一起征召他，醒来后召集亲族诀别，两天后去世，享年四十岁。
尹愔学识渊博，尤其精通老子著作。起初他是一名道士，唐玄宗崇尚玄学，有人推荐尹愔，玄宗召见他谈话，非常高兴，厚礼相待，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他坚决推辞不接受。皇帝下诏允许他穿着道士服处理政务，他才就职，专门负责集贤院和史馆的图书。开元末年去世，追赠左散骑常侍。
陆坚
陆坚
陆坚，河南洛阳人。初为汝州参军，以友婿李慈伏诛，贬涪州参军，再迁通事舍人。有诏起复，遣中官敦谕，不就。以给事中兼学士。善书。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刚正，更赐名。从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图形禁中，亲制赞。以秘书监卒，年七十一，赠吏部尚书，谥曰懿。
陆坚是河南洛阳人。起初担任汝州参军，因连襟李慈被处死，被贬为涪州参军，又升任通事舍人。皇帝下诏让他复职，派宦官敦促劝谕，他没有接受。以给事中身份兼任学士。他擅长书法。原名友悌，唐玄宗赞赏他刚正不阿，改赐名为坚。跟随皇帝封禅泰山，被封为建安男。皇帝待他非常优厚，在宫中画了他的像，亲自撰写赞语。他以秘书监身份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懿。
郑钦说
郑钦说
郑钦说，后魏濮阳太守敬叔八世孙。开元初，繇新津丞请试五经，擢第，授巩县尉、集贤院校理。历右补阙内供奉。通历术，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当时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诸子曰：「世世以铭访通人，有知之者，吾死无恨。」昉五世孙升之，隐居商洛，写以授钦说。钦说出使，得之于长乐驿，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廋葬之岁月，而先识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黄钟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却求汉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浃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惊，服其智。
郑钦说是后魏濮阳太守郑敬叔的八世孙。开元初年，他从新津丞的职位请求参加五经考试，考中，被任命为巩县尉、集贤院校理。历任右补阙内供奉。他精通历法，博学多识。当初，梁朝太常任昉在大同四年七月在钟山墓穴中得到一段铭文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当时没有人能解释，于是收藏起来，告诫儿子们说：“世世代代拿这段铭文去请教博学的人，如果有人能理解，我死而无憾。”任昉的五世孙任升之，隐居在商洛，抄写下来交给郑钦说。郑钦说出使时，在长乐驿得到它，走到敷水三十里处领悟说：“占卜墓地的人隐藏了埋葬的岁月，却预先知道墓塌的日期。甸服是五百，黄钟是十一，从大同四年往回推算到汉建武四年，共五百一十一年。埋葬在三月十日庚寅日，这是三上庚。墓塌在七月十二日己巳日，这是七中己。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共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共十八万六千四百天，所以说二九重三四百圮。”任升之大为惊叹，佩服他的智慧。
子克钧，为都官郎中。吐蕃围灵州，军饷匮竭，德宗以克钧为灵、夏二州运粮使，转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他的儿子郑克钧，担任都官郎中。吐蕃围攻灵州时，军粮匮乏，唐德宗任命郑克钧为灵州、夏州运粮使，转运粮食囤积在塞下，守军因此安定。
卢僎
卢僎
卢僎，吏部尚书从愿三从父也。自闻喜尉为学士，终吏部员外郎。
卢僎是吏部尚书卢从愿的三从父。他从闻喜尉做起担任学士，最终官至吏部员外郎。
兄俌，中宗时历右补阙。默啜入寇，败沙咤忠义，诏百官陈破贼胜策，独俌上疏以为：「治内可以及外，赏罚明则士尽节。鸣沙之役，主将先遁，中军犹能死战。正法纪功，则戎行可劝。若忠义，骑将材，不可当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边，免行役，次庐伍，明教令，赏虏获，近战则守家，远战则利货。购辩勇，强诸蕃，以图攻取。择边州刺史，搜乘积粟，谨烽燧以备守。」中宗善其言，然无施行者。俌终秘书少监。
他的哥哥卢俌，中宗时历任右补阙。默啜入侵，击败沙咤忠义，皇帝下诏让百官陈述破敌取胜的策略，只有卢俌上疏认为：“治理好内部可以影响到外部，赏罚分明则将士会尽忠尽节。鸣沙之战，主将先逃跑，中军还能拼死作战。如果依法纪论功，就可以激励军队。像沙咤忠义，是骑兵将领的才能，不能担当大任。应该依照古代的方法，招募百姓迁移到边境，免除徭役，编组户籍，明确教令，奖赏战利品，近战则保卫家园，远战则获取财物。招募能言善辩和勇猛的人，加强各蕃部，以图谋攻取。选择边境州刺史，囤积粮食，谨慎设置烽火台来防备守卫。”中宗认为他的话很好，但没有施行。卢俌最终官至秘书少监。
啖助
啖助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后来迁居关中。他精通经术。天宝末年，调任临海尉、丹阳主簿。任期届满后，隐居不出，甘于粗茶淡饭。
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敝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之化，难行于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古语曰：『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茍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助爱公、谷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者。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凿意多此类。
他擅长研究《春秋》，考察三家的优缺点，修补缺漏，命名为《集传》，共用了十年才完成，又提取其纲要条例作为例统。他论述孔子修订《春秋》的意图，认为：“夏朝的政治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端是粗野；商朝继承夏朝而崇尚恭敬，恭敬的弊端是迷信鬼神；周朝继承商朝而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端是虚伪。挽救虚伪不如用忠厚。文饰是忠厚的末流。如果从根本设立教化，其弊端尚且是末流；如果从末流设立教化，弊端将如何？武王、周公继承商朝的弊端，不得已而使用文饰。周公去世后，没有人知道如何改变，所以其弊端比夏、商两代更严重。孔子对此感到痛心，说：‘虞、夏之道，百姓很少怨恨；商、周之道，其弊端不可胜数！’所以说：‘后代即使有兴起的君主，虞帝也是无法企及的。’这大概是说唐、虞的教化难以在末世推行，而夏朝的忠厚应当通过变革来实现。所以《春秋》用权变来辅助实用，用真诚来决断礼义，而以忠道来推原人情。不拘泥于空名，不崇尚偏激，顺应时宜来挽救乱世，根据时势来升降官职。古语说：‘商朝变革夏朝，周朝变革商朝，春秋变革周朝。’而公羊子也说：‘乐于称道尧、舜之道，来比拟后世的圣人。’由此可知《春秋》采用二帝、三王的法则，以夏朝为根本，不固守周朝的制度是很明显的。”又说：“周幽王、周厉王虽然衰败，但《雅》诗还没有变成《风》诗。等到周平王东迁，人们习惯了残余的教化，如果有善恶之事，应当用周朝的法度来纠正。所以从平王末年断限，以隐公为起始，这是为了拯救浅薄、勉励善良，挽救周朝的弊端，改革礼制的缺失。”啖助喜爱公羊、谷梁两家，认为左氏的解释多有谬误，其书出自孔子的门人。而且《论语》中孔子引用的人，大多是前代的老彭、伯夷等，都不是同时代的人；而孔子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大概像史佚、迟任这样的人。另外《左氏传》和《国语》，编排不伦不类，叙事矛盾，不是一人所作。大概是左氏汇集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称为左氏，便附会到左丘明身上，这是不对的。啖助的穿凿附会大多如此。
啖助的门人赵匡、陆质，是他的高徒。啖助去世时，年仅四十七岁。陆质和啖助的儿子啖异收集整理啖助所著的《春秋集注总例》，请赵匡增删，陆质编纂汇总，命名为《纂例》。赵匡，字伯循，河东人，曾任洋州刺史，是陆质所称的赵夫子。
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彜、韦彤、韦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
大历年间，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闻名，施士匄以《诗》闻名，仲子陵、袁彜、韦彤、韦以《礼》闻名，蔡广成以《易》闻名，强蒙以《论语》闻名，他们都各自标榜自己的学说，而施士匄、仲子陵最为卓越。
施士匄
施士匄
士匄，吴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繇四门助教为博士，秩满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传》，未甚传。后文宗喜经术，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读。帝曰：「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
施士匄是吴地人，同时精通《左氏春秋》，用这两部经书教授学生。他从四门助教升任博士，任期届满应当离任，学生们联名上疏请求留任，共十九年，最终在任上去世。弟子们一起安葬了他。施士匄撰写了《春秋传》，但流传不广。后来唐文宗喜好经术，宰相李石趁机说施士匄的《春秋》可以阅读。皇帝说：“我见过了，那是穿凿附会的学问，只是制造异同，学者如同挖井，得到好水就够了，何必劳苦地四处寻求，然后才算有收获呢？”
仲子陵
仲子陵
子陵，蜀人，好古学，舍峨眉山。举贤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苍、大小戴《礼》。有司请正太祖东向位，而迁献、懿二主。子陵议藏主德明、兴圣庙，其言典正。后异论纷洄，复为《通难》示诸儒，诸儒不能诎。久之，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西人以为荣。终司门员外郎。子陵以文义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图书及酒数斛而已。
仲子陵是蜀地人，喜好古学，居住在峨眉山。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升任太常博士，精通后苍、大小戴的《礼》。有关部门请求确定太祖东向的位次，并迁移献、懿二主的神位。仲子陵建议将神主收藏在德明、兴圣庙，他的言论典雅纯正。后来异论纷起，他又写了《通难》给儒生们看，儒生们无法驳倒他。过了很久，他主管黔中的选补事务，乘驿车经过家乡，西蜀人以此为荣。最终官至司门员外郎。仲子陵以文义自娱，去世时，家中只有图书和几斛酒而已。
赞曰：《春秋》、《诗》、《易》、《书》，由孔子时师弟子相传，历暴秦，不断如系。至汉兴，刬挟书令，则儒者肆然讲授，经典浸兴。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缪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赞语说：《春秋》、《诗》、《易》、《书》，从孔子时代由师徒相传，经历暴秦，像绳索一样没有断绝。到汉朝兴起，废除挟书令，儒生们便肆意讲授，经典逐渐兴盛。左丘明与孔子同时，用《鲁史》配合《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都出自子夏的门人。三家解说经书，各有错乱，但都本于圣人，其得失大约各占一半，义理或有谬误，先儒敬畏圣人，不敢轻易改动。啖助在唐代，号称研究《春秋》，指责三家，不本于师承，自创名号之学，凭私意臆断，尊奉为“孔子的意思”，赵匡、陆质跟着唱和，于是显赫一时。唉！孔子去世已数千年，啖助所推演阐发的果真是孔子的意思吗？未必如此。把未必如此的事当作必然，就是固执；坚持一己的固执而倡导于世，就是诬妄。诬妄和固执，君子是不取的。啖助果真认为可以吗？只是让后生穿凿附会、诡辩，诟骂前人，舍弃成说，而自相纷扰，这是啖助所导致的。
韦彤
韦彤
先此，天宝中，诏尚食朔望进食太庙，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与也。贞元十二年，帝始诏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于是彤与博士裴堪议曰：「礼，宗庙朔望不祭，园寝则有之。贞观、开元间，在礼若令，不敢变古。天宝中，始有进食事，殆王玙缘生事亡，用燕具亵馔，参渎礼荐，不可示远。传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圣人等牲牢，布笾豆，昆虫、草木可荐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庙，交神明，全孝敬也。洁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馔，美膬甘旨，谓之亵味，所以燕宾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则荐与宴，圣人判为二物，不可乱也。今若熟饔而享，非以异为敬之意。且祭不欲数，亦不欲疏，感时致享，以制中也。今园寝月二祭，不为疏，庙岁五享，不为数，有司奉承，得尽其恭。若又加盛馔于朔望，是失礼之中，有司不得尽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极而溢礼，弗敢以肴品之多而剩味。愿罢天宝所增，奉园寝以珍，奉宗庙以礼，两得所宜。」帝曰：「是礼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谓朕何？徐议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废。
在此之前，天宝年间，皇帝下诏让尚食局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向太庙进献食物，天子派宦官侍奉祭祀，有关部门不参与。贞元十二年，皇帝开始下诏初一、十五的进献，交给宗正寺和太常寺共同供应。于是韦彤和博士裴堪议论说：“按照礼制，宗庙在初一、十五不祭祀，园寝则有这种祭祀。贞观、开元年间，礼制如同法令，不敢改变古制。天宝年间，才开始有进献食物的事，大概是王玙根据生者事奉死者的做法，用宴饮的亵渎食物，混杂在礼祭中，不能传示后世。经传上说：‘祭祀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生于内心的。’因此圣人平等地使用牺牲，陈列笾豆，昆虫、草木等可以进献的，没有不存在的，这是为了享祭宗庙，沟通神明，成全孝敬之心。洁净的膳食，八珍百品，可口的菜肴，美味甘甜，称为亵味，这是用来宴请宾客，联络人情，表示慈惠的。这样看来，进献和宴饮，圣人区分为两件事，不能混淆。现在如果用熟食来祭祀，这不是以不同为恭敬的意思。而且祭祀既不能太频繁，也不能太稀少，根据时节举行祭祀，以保持适中。现在园寝每月祭祀两次，不算稀少，宗庙每年祭祀五次，不算频繁，有关部门奉行，能够尽到恭敬。如果又在初一、十五增加丰盛的食物，这是失礼之中，有关部门不能尽到恭敬。所以君王考察古制，不敢因孝思的极致而超越礼制，不敢因菜肴的丰盛而增加滋味。希望废除天宝年间增加的制度，用珍品供奉园寝，用礼制供奉宗庙，两者各得其所。”皇帝说：“这是先帝裁定的礼制，突然更改，人们会说我什么呢？慢慢商议是否可行。”但初一、十五的进献最终没有废除。
会昭陵寝宫为原火延燔，而客祭瑶台佛寺。又故宫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惮劳，欲即行宫作寝，诏宰相百官议。吏部员外郎杨于陵议曰：「园寝非三代制，自秦、汉以来，附陵置寝，或远若迩，则无闻焉。韦玄成等议园陵，于兴废初无适语。且寝宫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远，使诸陵之寝，皆有区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则故寝已燔，行宫已久，因以治饰，亦复何嫌？或曰：『太宗创业，寝宫不辄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静，今大兴荒废，嚣役密迩，非幽穸所安，改之便。」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则为之迁，况有故邪？今文寝灾，徙而宫之，非无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寝，于礼至顺。又它陵皆在柏城，随便营作，不越封兆，力省易从。」帝重改先帝制，还宫山颠。
恰逢昭陵的寝宫被野火蔓延烧毁，只能在瑶台佛寺临时祭祀。又因为原来的宫殿在山上，缺乏水源，工匠们害怕劳苦，想就近在行宫建造寝宫，皇帝下诏让宰相和百官商议。吏部员外郎杨于陵建议说：「园寝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从秦、汉以来，在陵墓旁设置寝宫，有的远有的近，没有固定的说法。韦玄成等人议论园陵，对于兴废之事原本没有恰当的说法。况且寝宫所占的地方，在柏城之内，距离陵墓不远，如果让各陵的寝宫都有区域限制，所以不能迁移；如果只限于柏城之内，那么原来的寝宫已经烧毁，行宫已经存在很久了，趁机加以修整装饰，又有什么可嫌忌的呢？有人说：『太宗开创基业，寝宫不能轻易改动。』这不对。陵墓区域是安放神灵的地方，神灵本来喜好安静，现在大规模兴修荒废的工程，喧闹的劳役靠近陵墓，不是幽暗墓穴所安适的，改迁是合适的。」王彤说：「先王建立都城、设置城邑，如果不利就为此迁移，何况是有原因呢？现在文寝遭遇火灾，迁移并建造宫殿，不是没有缘故的。神灵安于迁移，因此建造寝宫，在礼制上最为顺当。又其他陵墓都在柏城之内，可以随便营建，不超出陵墓的界限，节省劳力容易施行。」皇帝重视改变先帝的制度，于是将寝宫迁回山顶。
彤卒后，武宗会昌五年，诏京城不许群臣作私庙。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议：「古制：庙必中门之外，吉凶皆告，以亲而尊之，不自专也。今俾立庙京外，不能得其意于礼。宫之南九坊，三坊曰围外，地荒左，立庙无嫌；余六坊可禁。」诏不许，听准古即居所立庙。
王彤去世后，武宗会昌五年，下诏京城不允许群臣建立私人宗庙。宰相李德裕等人引用王彤的议论：「古代制度：宗庙一定要建在中门之外，吉凶之事都要禀告，因为亲近而尊敬它，不自行专断。现在让在京城外建立宗庙，不能在礼制上符合其本意。皇宫以南的九个坊，其中三个坊称为围外，土地荒芜偏僻，建立宗庙没有嫌忌；其余六个坊可以禁止。」皇帝下诏不允许，准许按照古制在居住地建立宗庙。
陈京
陈京
陈京，字庆复，是陈朝宜都王陈叔明的第五代孙。父亲陈兼，担任右补阙、翰林学士。陈京擅长文辞，常衮称赞他，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为妻。考中进士科，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
德宗在奉天，闻段秀实为贼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为「方多难时，不宜壅万机，天下其谓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节，恤贤臣，天下所以安，况卓卓特异者乎？」帝曰：「善。」还京师，擢左补阙。帝以卢杞为饶州刺史，京与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共劾：「杞辅政要位，大臣逾时月不得对，百官懔懔常若兵在颈。陛下复用之，奸贼唾掌复兴。」帝不听。京等争尤确，帝大怒，左右辟易，谏者稍引却。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极道不可，以死请，杞遂废。帝之立，迎访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终代不敢置。
德宗在奉天时，听说段秀实被叛贼杀害，七天没有上朝。宰相认为「正当多难之时，不应该阻塞政务，天下人会怎么说呢？」陈京说：「丞相的话不对。褒奖大节，抚恤贤臣，天下因此安定，何况是像这样卓越特异的人呢？」皇帝说：「好。」回到京城后，提升陈京为左补阙。皇帝任命卢杞为饶州刺史，陈京与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共同弹劾：「卢杞在重要职位辅政，大臣们超过一个月不能奏对，百官战战兢兢常像刀架在脖子上。陛下再任用他，奸贼们会唾手再次兴起。」皇帝不听。陈京等人争论尤其坚决，皇帝大怒，左右侍从都退避，进谏的人渐渐退却。陈京正色说：「赵需等人不要急忙退下！」极力陈述不可行，以死请求，卢杞于是被废黜。皇帝即位后，迎接寻访太后，很久没有找到，心意渐渐懈怠。陈京秘密上奏说：「只管派遣使者寻访查找。」皇帝恍然大悟，最终在位期间不敢放弃。
初，玄宗、肃宗既祔室，迁献、懿二祖于西夹室，引太祖位东向。礼仪使于休烈议：「献、懿属尊于太祖，若合食，则太祖位不得正，请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肃宗从世祖南向，高宗、玄宗从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丧毕，当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义，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合食于祖，无毁庙迁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与周异，周以后稷为始封祖，而毁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东向，常统其尊。司马晋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为别庙，大禘祫则正太祖位，无所屈。别庙祭高、太以降，所以叙亲也。唐家宜别为献、懿二祖立庙，禘祫则祭，太祖遂正东向位。德明、兴圣二帝，向已有庙，则藏祔二祖为宜。」
当初，玄宗、肃宗已经附祭于祖庙，将献祖、懿祖二位祖先的神主迁到西夹室，把太祖的神位放在东向位置。礼仪使于休烈建议：「献祖、懿祖的辈分比太祖尊贵，如果合祭，那么太祖的位置就不能端正，请求收藏二位祖先的神主，让太宗、中宗、睿宗、肃宗跟随世祖面向南，高宗、玄宗跟随高祖面向北。」禘祭和祫祭都不包括二位祖先，共十八年。建中初年，代宗丧期结束，应当举行大祫祭。陈京以太常博士的身份上奏说：「《春秋》的义理，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未毁庙的神主合祭于始祖庙，没有毁庙迁主不享受祭祀的说法。唐朝的祭祀制度与周朝不同，周朝以后稷为始封的始祖，而毁庙的神主都在后稷之下，所以太祖面向东，常统率其尊位。司马晋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为别庙，大禘祫时就端正太祖的位置，没有屈尊。别庙祭祀高皇、太皇以下，是用来排列亲疏的。唐朝应该另外为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建立庙宇，禘祭和祫祭时就祭祀他们，太祖于是端正东向的位置。德明帝、兴圣帝，先前已有庙宇，那么收藏附祭二位祖先的神主是合适的。」
诏百官普议。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曰：「今议者有三：一谓献、懿亲远而迁，不当祫，宜藏主西室；二谓二祖宜祫食，与太祖并昭穆，阙东向位；三谓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庙。虽然，于人神未厌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迁矣，而又配天，尊无与上，至禘祫时，𫏐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实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晋蔡谟等有成议，不为无据。请大祫享奉献主东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顺，为万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别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时议者举然。于是还献、懿主祫于庙，如真卿议。
皇帝下诏让百官广泛议论。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说：「现在议论的人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献祖、懿祖亲缘已远而被迁出，不应参与祫祭，应该收藏神主在西室；一种认为二位祖先应该参与祫祭，与太祖并列昭穆，空缺东向的位置；一种认为让二位祖先参与祫祭和禘祭，那么太祖就永远不能保全其始祖地位，应该将二位神主附祭于德明庙。虽然如此，但对于人和神来说都不满足。景帝已经受天命开始受封，百代不迁，而且配享上天，尊贵无比，到禘祭和祫祭时，暂时屈居昭穆之位来申明孝敬尊崇祖先，这实际上是明神的意思，用来教导天下的孝道。况且晋朝蔡谟等人已有成议，不是没有依据。请求在大祫祭时奉献祖的神主面向东，懿祖的神主居昭位，景帝的神主居穆位，重视根本、崇尚顺理，作为万代的法则。所谓祫，就是合祭。如果另外祭祀德明帝，这是分食，不是合食。」当时议论的人都赞同。于是将献祖、懿祖的神主归还参与祫祭于祖庙，按照颜真卿的建议。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卨、稷为祖，上无余尊，故合食有序。汉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晋祖宣帝，故高皇、处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献、懿亲尽庙迁，犹居东向，非礼之祀，神所不享。愿下群臣议。」于是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上言：「谨按晋孙钦议：『太祖以前，虽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后未毁已升藏于二祧者，故虽百代及之。』献、懿在始封前，亲尽主迁，上拟三代，则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则《春秋》所谓『陈于太祖』者。汉议罢郡国庙，丞相韦玄成议：『太上皇、孝惠亲尽宜毁。太上主宜瘗于园，惠主迁高庙。』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瘗于园，不及禘祫，献、懿比也。惠迁高庙，在太祖后，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迁处士主置园邑，岁时以令丞奉荐；东晋以征西等祖迁入西除，同谓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讫开元，禘祫犹虚东向位。洎立九庙，追祖献、懿，然祝于三祖不称臣。至德时，复作庙，遂不为弘农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广德中，始以景皇帝当东向位，以献、懿两主亲尽，罢祫而藏。颜真卿引蔡谟议，复奉献主东向，懿昭景穆。不记谟议晋未尝用，而唐一王法容可准乎？臣等谓尝、禘、郊、社无二尊，瘗、毁、迁、藏，各以义断。景皇帝已东向，一日改易，不可谓礼，宜复藏献、懿二主于西室，以本《祭法》『远庙为祧，去祧而坛，去坛而𫮃，坛、𫮃，有祷祭，无祷止』之义。太祖得正，无所屈。」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奏说：「商朝、周朝以卨、稷为始祖，上面没有多余的尊位，所以合祭有次序。汉朝受天命，以高皇帝为始祖，所以太上皇不以昭穆次序合祭。魏朝以武帝为始祖，晋朝以宣帝为始祖，所以高皇、处士、征西等君主，也不以昭穆次序合祭。景皇帝开始受封于唐，唐朝推尊他为始祖，而献祖、懿祖亲缘已尽、庙主迁出，仍然占据东向的位置，不合礼制的祭祀，神灵不会享用。希望交给群臣议论。」于是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人上奏说：「谨按晋朝孙钦的议论：『太祖以前，虽然有神主，禘祭和祫祭不涉及；所涉及的，是太祖以后未毁庙而已经升藏于二祧的神主，所以即使百代也涉及。』献祖、懿祖在始封之前，亲缘已尽、神主迁出，向上比照三代，那么禘祭和祫祭不涉及。太祖以下，如世祖，就是《春秋》所说的『陈列于太祖庙中』。汉朝议论废除郡国庙，丞相韦玄成建议：『太上皇、孝惠帝亲缘已尽应当毁庙。太上皇的神主应当埋于园陵，孝惠帝的神主迁到高庙。』太上皇在太祖之前，神主埋于园陵，不涉及禘祭和祫祭，与献祖、懿祖类似。孝惠帝迁到高庙，在太祖之后，而涉及禘祭和祫祭，与世祖类似。魏明帝迁处士的神主置于园邑，每年按时由令丞进献祭品；东晋将征西等祖先的神主迁入西厢，都称为祧，都不涉及祭祀。所以唐朝初年到开元年间，禘祭和祫祭仍然空缺东向的位置。等到建立九庙，追尊献祖、懿祖为祖先，然而祝文中对三祖不称臣。至德年间，又建造庙宇，于是不为弘农府君立神主，因为祭祀不涉及。广德年间，开始以景皇帝应当居东向位，因为献祖、懿祖两位神主亲缘已尽，停止祫祭而收藏。颜真卿引用蔡谟的议论，又奉献祖的神主面向东，懿祖居昭位、景帝居穆位。不记得蔡谟的议论晋朝未曾采用，而唐朝一统王法难道可以效仿吗？臣等认为尝祭、禘祭、郊祭、社祭没有两个至尊，埋藏、毁弃、迁出、收藏，各按义理决断。景皇帝已经居东向位，一旦改易，不能称为礼制，应该重新收藏献祖、懿祖两位神主于西室，以本于《祭法》『远庙称为祧，离开祧庙筑坛，离开坛筑𫮃，坛和𫮃，有祈祷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的义理。太祖得以端正，没有屈尊。」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天子以受命之君为太祖，诸侯以始封之主为祖，故自太祖、祖以下，亲尽叠毁。洎秦灭学，汉不暇礼，晋失宋因，故有连王庙之制，有虚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谓有序；不建叠毁，非所谓有杀；连王庙，非所谓有别；虚太祖位，非所谓一尊。此礼所由废也。《传》曰：『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献、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时，犹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礼祭之，而不敢奉以东向位。今而易之，无乃乱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礼；及其祭，则亲尽而毁。汉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礼；及祭也，亲尽而毁。唐家追王献、懿二祖以天子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复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迁主，藏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迁主，藏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异庙也。今自献而下，犹先公也；自景而下，犹先王也。请别庙以居二祖，则行周道，复古制，便。」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论说：「天子以受天命之君为太祖，诸侯以始封之主为始祖，所以从太祖、始祖以下，亲缘已尽就依次毁庙。等到秦朝灭绝学术，汉朝无暇顾及礼制，晋朝失礼、宋朝沿袭，所以有连王庙的制度，有虚设太祖之位的情况。而且不排列昭穆，不是所谓的有次序；不建立依次毁庙，不是所谓的有减损；连王庙，不是所谓的有区别；虚设太祖之位，不是所谓的统一至尊。这就是礼制因此废弃的原因。《传》说：『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天子，祭祀用天子之礼，埋葬用士人之礼。』现在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在唐朝未受天命时，如同士人。所以高祖、太宗用天子之礼祭祀他们，而不敢奉他们居东向位。现在改易，岂不是扰乱先帝的次序吗？周朝拥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用天子之礼；到祭祀时，亲缘已尽就毁庙。汉朝拥有天下，尊崇太上皇用天子之礼；到祭祀时，亲缘已尽就毁庙。唐朝追尊献祖、懿祖二位祖先用天子之礼；到祭祀时，亲缘已尽就毁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周官》有先公的祧庙、先王的祧庙。先公迁出的神主，收藏在后稷庙中，这是周朝未受天命时的祧庙吗？先王迁出的神主，收藏在文王、武王庙中，这是周朝已受天命时的祧庙吗？所以有祧庙，是用来区别庙宇的。现在从献祖以下，如同先公；从景帝以下，如同先王。请求另立庙宇来安置二位祖先，那么实行周朝之道，恢复古代制度，是合适的。」
工部郎中张荐等请自献而降，悉入昭穆，虚东向位。司勋员外郎裴枢曰：「《礼》：『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复追尊焉，则尊祖之义乖。太庙之外，别祭庙焉，则社稷不重。汉韦玄成请瘗主于园，晋虞喜请瘗庙两阶间。喜据左氏自证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祫及坛𫮃，终禘及郊宗石室，是谓郊宗之祖。』喜请夹室中为石室以处之，是不然。何者？夹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处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园寝，安迁主，采汉、晋旧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变之正。」
工部郎中张荐等人请求从献祖以下，全部纳入昭穆序列，虚设东向位。司勋员外郎裴枢说：「《礼》说：『亲爱亲人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所以团结族人，团结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宗庙庄严所以社稷重要。』太祖之上，又追尊祖先，那么尊崇祖先的义理就乖违了。太庙之外，另外祭祀庙宇，那么社稷就不重要了。汉朝韦玄成请求将神主埋于园陵，晋朝虞喜请求埋于庙的两阶之间。虞喜依据《左传》自我证明说：『先王每日祭祀祖父、父亲，每月祭祀曾祖、高祖，每季祭祀及于二祧，每年祫祭及于坛和𫮃，最终禘祭及于郊宗石室，这就是所谓的郊宗之祖。』虞喜请求在夹室中建造石室来安置神主，这不对。为什么呢？夹室是用来安置太祖以下神主的，不是太祖以上藏主的地方。没有卑下者居正位、尊贵者居旁侧的道理。如果在园寝中建造石室，安置迁出的神主，采用汉、晋的旧制，祫祭和禘祭各一次祭祀，或许《春秋》能得到变通的正道。」
是时，京以考功员外郎又言：「兴圣皇帝则献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孙祔曾高之庙，人情大顺也。」京兆少尹韦武曰：「祫则大合，禘则序祧。当祫之岁，常以献东向，率懿而后以昭穆极亲亲。及禘，则太祖筵于西，列众主左右，是于太祖不为降，献无所厌。」时诸儒以左氏「子齐圣，不先父食」，请迎献主权东向，太祖暂还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谓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数未足时，言禹不先鲧乎？魏、晋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迁主。引《宫》诗，则永可也。因虞主，则瘗园可也。缘远祧，则筑宫可也。以太祖实卑，则虚位可也。然永与瘗园，臣子所不安。若虚正位，则太祖之尊无时而申。请奉献、懿二祖迁于德明、兴圣庙为顺。或曰二祖别庙，非合食。且德明、兴圣二庙禘祫之年，皆有荐飨，是已分食，奚独疑二祖乎？」
这时，陈京以考功员外郎的身份又说：「兴圣皇帝是献祖的曾祖，懿祖的高祖。以曾孙附祭于曾祖、高祖的庙中，人情上非常顺当。」京兆少尹韦武说：「祫祭是大会合，禘祭是排列祧庙。在祫祭的年份，通常以献祖面向东，率领懿祖之后按昭穆次序极尽亲亲之道。到禘祭时，太祖在西边设席，排列众神主在左右，这样对太祖不是降格，献祖没有受压抑。」当时众儒者根据《左传》「儿子齐圣，不先于父亲进食」，请求迎接献祖暂时面向东，太祖暂时回到穆位。同官尉仲子陵说：「所谓不先进食，是左丘明纠正文公的逆祀。儒者怎么知道夏朝世代数目不足时，说禹不先于鲧呢？魏、晋的始祖大多较近，始祖之上都有迁出的神主。引用《宫》诗，那么永久祭祀是可以的。依据虞主，那么埋于园陵是可以的。缘于远祧，那么建造宫室是可以的。因为太祖实际地位卑下，那么虚设正位是可以的。然而永久祭祀和埋于园陵，臣子心中不安。如果虚设正位，那么太祖的尊崇就没有时机得以伸张。请求奉献祖、懿祖二位祖先迁到德明、兴圣庙是顺当的。有人说二位祖先另立庙宇，不是合食。况且德明、兴圣二庙在禘祭和祫祭的年份，都有进献祭品，这已经是分食，为什么唯独怀疑二位祖先呢？」
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质众议，自申其说曰：「一谓献、懿二主宜永藏夹室，臣不谓可。且礼，祫祭，毁主皆合食。今藏夹室，至祫得不食太庙乎？若二祖不豫，不谓之合矣。二谓两主宜毁而瘗之，臣不谓可。礼，天子七庙、一坛、一𫮃，迁主皆藏于祧，虽百代不毁。祫则太庙享焉。魏晋以来，始有毁瘗之议，不见于经。唐家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犹在坛𫮃，可毁瘗而不禘祫乎？三谓二祖之主宜各迁诸陵，臣不谓可。二祖享太庙二百年，一日迁之，恐眷顾依违，不即享于下国。四谓宜奉主祔兴圣庙而不禘祫，臣不谓可。礼，『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于献、懿，子孙也。今引子东向，废父之祭，不可谓典。五谓献、懿宜别立庙京师，臣不谓可。凡礼有降有杀，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𫮃，去𫮃为鬼，渐而远者，祭益希。昔鲁立炀宫，《春秋》非之，谓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复筑宫以祭。今议正同，故臣皆不谓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世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始祖得东向也。景皇帝虽太祖，于献、懿，子孙也。当禘祫，献祖居东向位，景从昭若穆，是祖以孙尊，孙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远。又常祭众，合祭寡，则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与其伸孙尊，废祖祭，不以顺乎？」
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质疑众人的议论，自己申述他的观点说：“第一种意见认为献祖、懿祖两位神主应该永久藏在夹室中，我认为不可以。而且按照礼制，祫祭时，毁庙的神主都要一起受祭。现在藏在夹室，到祫祭时难道不能到太庙受祭吗？如果两位祖先不能参与，就不能称为合祭了。第二种意见认为两位神主应该毁掉并埋藏，我认为不可以。礼制规定，天子有七庙、一坛、一𫮃，迁走的神主都藏在祧庙中，即使百代也不毁弃。祫祭时就在太庙受祭。魏晋以来，才有毁弃埋藏的议论，不见于经典。唐朝建立九庙，用周制来推算，献祖、懿祖还在坛𫮃的地位，可以毁弃埋藏而不参与禘祭、祫祭吗？第三种意见认为两位祖先的神主应该分别迁到各自的陵园，我认为不可以。两位祖先在太庙受祭二百年，一旦迁走，恐怕他们眷恋不舍，不能立即在下国受祭。第四种意见认为应该把神主附祭在兴圣庙而不参与禘祭、祫祭，我认为不可以。礼制说：‘祭祀如同祖先在眼前。’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来说，是子孙。现在让子孙面向东位，废弃父亲的祭祀，不能称为典制。第五种意见认为献祖、懿祖应该在京城另立庙宇，我认为不可以。凡是礼制有降等有减杀，所以离开庙宇成为祧庙，离开祧庙成为坛，离开坛成为𫮃，离开𫮃成为鬼，逐渐疏远，祭祀就越来越少。从前鲁国立炀宫，《春秋》批评它，说不应该取用已经毁弃的庙宇、已经收藏的神主，再筑宫室来祭祀。现在的议论正与此相同，所以我都认为不可以。古代殷商以玄王为始祖，周以后稷为始祖，太祖以上，都各自为帝。而且世代久远，不再祭祀他们，所以始祖得以面向东位。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是子孙。在禘祭、祫祭时，献祖处于东向位，景皇帝按照昭穆顺序跟随，这是祖先因子孙而尊贵，子孙因祖先而屈从，神道与人情，相差不远。而且常规祭祀多，合祭少，那么太祖屈从的时候少，而伸展的时候多。与其伸展子孙的尊贵，废弃祖先的祭祀，不如顺从礼制呢？”
冕又上《禘祫义证》十四篇，帝诏尚书省会百官、国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陆淳奏：「按《礼》及诸儒议，复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则献、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议者有四：曰藏夹室，曰置别庙，曰各迁于园，曰祔兴圣庙。臣谓藏夹室，则享献无期，非周人藏二祧之义；置别庙，论始曹魏，《礼》无传焉，司马晋议而不用；迁诸园，乱宗庙之制。唯祔兴圣庙，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礼。」帝依违未决也。
冕又呈上《禘祫义证》十四篇，皇帝下诏让尚书省召集百官、国子监的儒官，明确判定是否可行。左司郎中陆淳上奏说：“按照《礼》及各位儒者的议论，恢复太祖的位次，是正确的。太祖位次确定后，那么献祖、懿祖两位神主应该有所安置。现在议论者有四种意见：说藏在夹室，说设置别庙，说各自迁到陵园，说附祭在兴圣庙。我认为藏在夹室，那么祭祀没有定期，不符合周人藏二祧的意义；设置别庙，议论始于曹魏，《礼》中没有记载，司马晋议论过但没有采用；迁到陵园，会扰乱宗庙的制度。只有附祭在兴圣庙，禘祭或祫祭时一同祭祀，差不多合乎礼制。”皇帝犹豫不决。
十九年，将禘祭，京复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请诏百官议。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请奉献、懿主祔德明、兴圣庙。鸿胪卿王权、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诗·清庙》章曰：『祀文王也。』胡不言太王、王季？则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庙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礼也；祔后稷庙，不敢以私夺公也。古者先王迁庙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庙。献、懿主宜祔兴圣庙，则太祖东向得其尊，献、懿主归得其所。」是时，言祔兴圣庙什七八，天子尚犹豫未刚定。至是，群臣稍显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开国之鸿构；又权根援《诗》、《礼》明白。帝泮然，于是定迁二祖于兴圣庙，凡禘祫一享。诏增广兴圣二室。会祀日薄，庙未成，张缯为室，内神主庙垣间，奉兴圣、德明主居之。庙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东向。
贞元十九年，将要举行禘祭，京又上奏说禘祭是大会合祖宗，必须尊崇太祖的位次，端正昭穆顺序。请求下诏让百官议论。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请求奉献祖、懿祖的神主附祭在德明庙和兴圣庙。鸿胪卿王权、申衍之说：“周人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所以《诗经·清庙》篇说：‘祭祀文王。’为什么不说太王、王季？那是因为太王、王季以上，都附祭在后稷庙中，所以清庙得以祭祀文王。太王、王季的尊崇，是私礼；附祭在后稷庙中，是不敢以私礼取代公礼。古代先王迁走庙中的神主，按照昭穆顺序合藏在祖庙中。献祖、懿祖的神主应该附祭在兴圣庙，那么太祖面向东位得到尊崇，献祖、懿祖的神主也各得其所。”这时，主张附祭在兴圣庙的人占十分之七八，天子还犹豫没有坚决决定。到这时，群臣逐渐公开说两位祖先本来是追尊的，并非有受命开国的宏大功业；而且权根援引《诗经》、《礼》说得明白。皇帝恍然大悟，于是决定将两位祖先的神主迁到兴圣庙，凡是禘祭、祫祭时一同祭祀。下诏增扩兴圣庙的两个室。恰逢祭祀日期临近，庙宇尚未建成，就张挂丝织品作为室，把神主放在庙墙之间，奉迎兴圣帝、德明帝的神主安置其中。庙建成后举行附祭。从此景皇帝就面向东位了。
京自博士献议，弥二十年乃决，诸儒无后言。帝赐京绯衣、银鱼。昭陵寝占山上，宦侍惮免汲乏，请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俭足以为后世法，不可改。」议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议善。」卒不徙。帝器京，谓有宰相才，欲用之。会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书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讪己，帝使诘辨无状，然犹自考功员外再迁给事中，皆兼集贤殿学士。帝疑京为忌者中伤，中人问赉相继。后对延英，帝谕遣，京沮骇走出，罢为秘书少监，卒。
京从博士提出建议，经过二十年才决定，各位儒者没有后话。皇帝赐给京绯衣、银鱼袋。昭陵的陵寝建在山上，宦官们害怕打水困难，请求改变地点，宰相不能反对。京说：“这是太宗的遗志，它的俭朴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不能改变。”议论的人大多附和宦官，皇帝说：“京的建议好。”最终没有迁移。皇帝器重京，认为他有宰相的才能，想任用他。恰逢他患了疯病，自己刺伤自己但没有死，又上言说中书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诽谤自己，皇帝派人查问没有证据，但仍然从考功员外郎两次升迁到给事中，都兼任集贤殿学士。皇帝怀疑京是被忌恨他的人中伤，宦官接连前来慰问赏赐。后来在延英殿应对，皇帝告谕让他离开，京沮丧惊恐地跑出去，被罢免为秘书少监，去世。
初，帝讨李希烈，财用屈，京与户部侍郎赵赞请税民屋架，籍贾人赀力，以率贷之。宪宗尝问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闻德宗播迁梁、汉，久乃复，谁实召乱，为我言之。」对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俭，经崔祐甫辅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殁，宰相非其人，奸佞营蛊，谓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语先入，主听惑焉。而陈京、赵赞为帝税屋架，贷贾缗，内怨外忿，身及大乱。咎兴信宵人，剥下佐上，赖天之灵，败不抵亡。」帝恨惋曰：「京与赞，真贼臣。」
当初，皇帝讨伐李希烈，财政用度匮乏，京与户部侍郎赵赞请求征收百姓房屋的税，登记商人的资产，按比例借贷。宪宗曾问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时，听说德宗流亡到梁州、汉中，很久才恢复，究竟是谁招致祸乱，给我说说。”回答说：“德宗刚即位时，亲自施行仁慈节俭，经过崔祐甫辅政，四方期望达到太平盛世。祐甫去世后，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奸佞之人营私蛊惑，说河北的叛臣可以用武力征服，甜言蜜语先入为主，君主的听闻被迷惑。而陈京、赵赞为皇帝征收房屋税，借贷商人的钱，内怀怨恨外有愤怒，自身陷入大乱。祸患起源于信任小人，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依靠上天的神灵，失败而没有灭亡。”皇帝遗憾惋惜地说：“京与赞，真是贼臣。”
京无子，以从子褒嗣。褒孙伯宣，辞著作佐郎不拜。
京没有儿子，以侄子褒为后嗣。褒的孙子伯宣，推辞著作佐郎的官职不接受。
赞曰：德宗敝政，税间架、借商钱、宫市为最甚。顺宗为太子，欲极陈之，惩王叔文之谏而止，其畏如此。区区之臣，冒颜而关说，难哉！其飨国日浅，志不在民矣。宪宗闻暴敛之令首于贼臣，感愤太息，爱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镈，谏者不听。兴利之臣败君之德甚矣！
赞语说：德宗的弊政，以征收房屋税、借贷商人钱、宫市最为严重。顺宗做太子时，想极力陈述这些弊政，因惩戒王叔文的劝谏而停止，他的畏惧如此。小小的臣子，冒着触犯龙颜的风险而进言，真是难啊！他在位时间短，志向不在百姓身上。宪宗听说暴敛的命令首先出自贼臣，感慨愤恨叹息，爱民到了极点。等到任用程异、皇甫镈时，劝谏的人不听。兴利之臣败坏君主的德行太严重了！
畅当
畅当
畅当，河东人。父璀，左散骑常侍，代宗时，与裴冕、贾至、王延昌待制集贤院，终户部尚书。
畅当，河东人。父亲畅璀，任左散骑常侍，代宗时，与裴冕、贾至、王延昌在集贤院待制，最终官至户部尚书。
当进士擢第，贞元初，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诸王将服三年，诏太常议太子服。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曰：「子为母齐衰三年，盖通丧也；太子为皇后服，古无文。晋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预议：『古天子三年丧，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若不变除，则东宫臣仆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丧服之节，国史不书。至明年正月，以晋王为并州都督。既命官，当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晋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问当等：「『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群臣齐衰三十日公除。宜约以为服限。」乃请如宋、齐皇后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谒则服墨惨，还宫衰麻。右补阙穆质上疏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汉文帝以宗庙社稷之重自贬，乃以日易月，后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丧宜无厌降。惟晋既葬公除，议者诡辞以甘时主，不足师法。今有司之议，亏化败俗，常情所郁。夫政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后世记礼之失，自今而始，顾不重哉！父在为母期，古礼也。国朝服之三年，臣谓三年则太重，唯行古为得礼。」德宗遣内常侍马钦叙谓质曰：「太子有抚军、监国、问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释服，以墨衰终丧，是何疑邪？」质又奏疏曰：「太子于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义，则抚军监国，有权夺。父子问安侍膳，固无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废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将不得问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异。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门变服，今期丧以下惨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夺情，事缘金革。今不监国抚军，何抑夺邪？子之于父母，礼异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远，报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诏宰臣与有司更议，当等曰：「《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皇后父母服十二月，从朝旨则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恐丧服入侍，伤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夺也。太子公除，以墨惨奉朝，归宫衰麻，酌变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郑叔则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内谒即墨服。」复诏问质，质以为虽不能循古礼，犹愈于魏、晋之文远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丧，至朝则抑哀承慈，实臣子至行。唯心与服，内外宜称。今质请降诏于外，无害墨衰于内。臣谓言行于外，而服异于内，事非至诚，乖于德教。请下明诏如叔则议。」天子从之。及董晋代叔则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谏官，初非朕意。畅当等请循魏、晋故事，至论也。」
畅当考中进士，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去世，朝廷内外服丧期满，皇太子、诸王准备服丧三年，下诏让太常商议太子的丧服。畅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说：“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是通用的丧制；太子为皇后服丧，古代没有记载。晋元皇后去世，也曾怀疑太子的服制。杜预议论说：‘古代天子服三年丧，下葬后就除服，魏也以葬后为期限。皇太子与国家一体，如果不改变除服，那么东宫的臣仆也会穿着丧服出入殿省。’太子于是在卒哭后除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去世，十一月下葬，太子丧服的礼节，国史没有记载。到第二年正月，任命晋王为并州都督。既然任命了官职，应当已经除服了。现在皇太子应该按照魏、晋的制度：下葬后举行虞祭，虞祭后卒哭，卒哭后除服，心中服丧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见询问畅当等人：“‘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不曾吃饱过。’现在太子穿着丧服侍奉膳食直到下葬，可以吗？命令：群臣齐衰三十天后因公事除服。应该以此约为服丧的期限。”于是请求按照宋、齐皇后为其父母服丧三十天后除服，入宫谒见时穿墨色丧服，回宫后穿麻布丧服。右补阙穆质上疏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平民都一样。’汉文帝因宗庙社稷的重要而自我贬损，于是以日代替月，后世不能改变。太子，是臣子，不能像君主那样，为母亲服丧不应该减损。只有晋朝下葬后因公事除服，议论者用诡辩之辞来迎合当时的君主，不值得效法。现在有关部门的议论，损害教化败坏风俗，常情所压抑。政事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后世记载礼制的失误，从今天开始，难道不重要吗！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期年，是古礼。本朝服三年，我认为三年太重，只有实行古礼才合乎礼制。”德宗派内常侍马钦叙对穆质说：“太子有抚军、监国、问安、侍膳等事务，有关部门以三十天除服，下葬后脱去丧服，以墨色丧服终丧，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穆质又上奏疏说：“太子对于陛下，是子道，也是臣道。君臣以义，那么抚军监国，有权宜夺情。父子问安侍膳，本来没有穿丧服的嫌疑，古代没有穿丧服而废弃事务的。舒王以下服丧三年，难道就不能问安侍膳了吗？太子、舒王，都是臣子，不应该差别太大。而且皇后，是天下的母亲，她的父母，是士人平民，以天下之母的身份，为士人平民降等服丧，是可以的。太子，是臣子，以臣子的身份为母亲降等，可以吗？因公事除服，不是古礼。进入公门改变服装，如今期丧以下的惨制就是如此。太子早晚侍奉，不能与因公事除服相比。墨色丧服夺情，事情涉及军务。现在不监国抚军，为什么要抑制夺情呢？儿子对于父母，礼制不同而感情相同。太子侍奉君父的日子长，报答母亲的日子短，忍心让他失去好名声吗？”于是下诏让宰相与有关部门重新商议，畅当等人说：“《礼》有进入公门脱去齐衰的规定，《开元礼》中，皇后父母服丧十二个月，按照朝廷旨意则十三天除服；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丧五个月，按照朝廷旨意则五天除服。恐怕穿着丧服入宫侍奉，伤害至尊的心意，不只是因为军务而夺情。太子因公事除服，以墨色丧服上朝，回宫后穿麻布丧服，斟酌变通制定制度是可以的。”宰相于是让太常卿郑叔则起草奏章：“下葬后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祭，内宫谒见时穿墨色丧服。”又下诏询问穆质，穆质认为虽然不能遵循古礼，但比魏、晋的制度好得多。宰相于是说：“太子居皇后丧，到朝廷则抑制哀痛承受慈爱，实在是臣子的最高品行。只是内心与服装，内外应该相称。现在穆质请求在外降诏，不影响在内穿墨色丧服。我认为在外言行，而服装与内心不同，事情不是出于至诚，违背了德教。请求下达明确诏令按照郑叔则的提议。”天子听从了。等到董晋代替郑叔则任太常卿，皇帝说：“皇太子服期年丧，是由于谏官的建议，起初不是我的本意。畅当等人请求遵循魏、晋的旧例，是至当的议论。”
当以果州刺史卒。
畅当在果州刺史任上去世。
林蕴
林蕴
林蕴，字复梦，泉州莆田人。父亲林披，字茂彦，因临汀多山鬼淫祠，百姓厌恶痛苦，撰写了《无鬼论》。刺史樊晃上奏任命他为临汀县令，因治理政绩升任别驾。
蕴世通经，西川节度使韦臯辟推官。刘辟反，蕴晓以逆顺，不听。复遗书切谏，辟怒，械于狱，且杀之，将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为幸矣！」辟惜其直，阴戒刑人抽剑磨其颈，以胁服之。蕴叱曰：「死即死，我项岂顽奴砥石邪？」辟知不可服，舍之，斥为唐昌尉。及辟败，蕴名重京师。
林蕴世代通晓经学，西川节度使韦皋征召他为推官。刘辟反叛，林蕴用逆顺的道理开导他，刘辟不听。又写信恳切劝谏，刘辟发怒，将他戴上刑具关进监狱，并要杀他，将要行刑时，林蕴大声呼喊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能死是幸运啊！”刘辟爱惜他的正直，暗中告诫行刑人抽出剑来磨他的脖子，以此胁迫他屈服。林蕴叱责说：“死就死，我的脖子难道是顽奴的磨刀石吗？”刘辟知道不能使他屈服，释放了他，贬斥为唐昌尉。等到刘辟失败，林蕴名重京城。
李吉甫、李绛、武元衡为相，蕴贻书讽以：「国家有西土，犹右臂也。今臂不附体，北弥豳郊，西极汧、陇，不数百里为外域。泾原、凤翔、邠宁三镇皆右臂，大藩拥旄钺数十百人，唯李抱玉请复河、湟，命将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长，使守秦、陇。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有权臣制乐曲，自立丧纪。舜命契：『百姓弗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唐以臯、佑、锷、季安为司徒，官不择人。卢从史、于臯谟罪大而刑轻。农桑无百分之一，农夫一人给百口，蚕妇一人供百身，竭力于下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边兵菜色，而将帅纵侈自养。中人十户不足以给一无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骄将。」六事皆当时极敝。蕴亦韦臯所引重，嫉其专制，感愤关说。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
李吉甫、李绛、武元衡担任宰相时，李蕴写信劝诫他们说：“国家拥有西部领土，如同人的右臂。如今右臂不附于身体，北边延伸到豳地郊野，西边到达汧水、陇山，不过数百里就成了外域。泾原、凤翔、邠宁三镇都是右臂，大藩镇拥有旄钺的将领数十上百人，只有李抱玉请求收复河湟地区，但任命将领不得其人，应当提拔行伍中的杰出人才，让他们守卫秦州、陇州。帝王功业成就后制作礼乐，天下安定后制定礼仪。如今有权臣擅自制作乐曲，自行设立丧葬制度。舜帝任命契说：‘百姓不亲近，五品不和睦，你担任司徒。’唐朝却任命韦臯、杜佑、王锷、季安为司徒，官职不选择合适的人。卢从史、于臯谟罪大而刑罚轻。农业和蚕桑生产不到百分之一，一个农夫要供养百口人，一个蚕妇要供应百人的衣着，在下面竭尽全力的人，饥饿时得不到食物，寒冷时得不到衣服。边防士兵面有菜色，而将帅却放纵奢侈、自我供养。十个中人的赋税不足以供给一个无功的士兵，一百个士兵不足以奉养一个骄横的将领。”这六件事都是当时最严重的弊端。李蕴也被韦臯所器重，但他憎恨韦臯的专制，感慨愤懑而加以劝说。然而他嗜酒如命，常常得罪人，宰相便搁置不用他。
沧景程权辟掌书记。既而权上四州版籍请吏，而军中习熟擅地，畏内属，挟权拒命，不得出。蕴陈君臣大谊，谕首将，人人释然，于是权得去。蕴迁礼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刘伯刍荐之于朝，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复坐赃，杖流儋州而卒。
沧景节度使程权征召他担任掌书记。不久程权上交四州的版图户籍请求朝廷派官，但军中习惯擅自占据土地，害怕归附朝廷，便挟持程权抗拒命令，使他无法脱身。李蕴陈述君臣大义，劝谕将领们，人人都释然理解，于是程权得以离开。李蕴升任礼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刘伯刍在朝廷上推荐他，出任邵州刺史。他曾用杖刑打死门客陶玄之，将尸体投入江中，没收其妻子为娼妓，又因贪污罪，被杖责流放儋州而死。
蕴辩给，尝有姓崔者矜氏族，蕴折之曰：「崔杼弑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对。
李蕴能言善辩，曾有一个姓崔的人夸耀自己的氏族，李蕴驳斥他说：“崔杼弑杀齐君，林放问礼的根本，优劣如何呢？”那人低头不能回答。
韦公肃
韦公肃
韦公肃，隋仪同观城公约七世孙。元和初为太常博士兼修撰。宪宗将耕藉，诏公肃草具仪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郑余庆庙有二祖妣，疑于祔祭，请诸有司。公肃议：「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嫡。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嫡也，两祔无嫌。晋骠骑大将军温峤继室三，疑并为夫人，以问太学博士陈舒，舒曰：『妻虽先没，荣辱并从夫。礼祔于祖姑，祖姑有三，则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礼，没不可贬。』于是遂用舒议。且嫡继于古有殊制，于今无异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寝祭二妻，庙享可异乎？古继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为比，使子孙荣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鲁惠公元妃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孟侄娣也，不入惠庙。宋武公生仲子，归于鲁，生桓公而惠薨，立宫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别宫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晋南昌府君庙有荀、薛两氏，景帝庙有夏侯、羊两氏，唐家睿宗室则昭成、肃明二后，故太师颜真卿祖室有殷、柳两氏。二夫人并祔，故事则然。」诸儒不能异。
韦公肃是隋朝仪同三司观城公韦约的七世孙。元和初年担任太常博士兼修撰。唐宪宗将要举行耕藉礼，下诏让韦公肃起草礼仪典制，他的仪容举止很得体。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郑余庆的庙中有两位祖母，对祔祭有疑虑，向有关部门请示。韦公肃议论说：“古代诸侯一次娶九女，所以庙中没有两位嫡妻。自秦朝以来有再娶的情况，前妻和后继者都是嫡妻，两人一起祔祭没有妨碍。晋朝骠骑大将军温峤有三任继室，有人怀疑她们都应称为夫人，便询问太学博士陈舒，陈舒说：‘妻子虽然先去世，荣辱都随从丈夫。按礼制祔祭于祖姑，祖姑有三位，则各自祔祭于公公所生的祖母。她们都是夫人。活着时以正礼相待，死后不可贬低。’于是便采用了陈舒的议论。况且嫡妻和继妻在古代有不同制度，在今天没有等级差别，祔配的典礼，怎能不同？卿士在寝庙中祭祀两位妻子，在宗庙中祭祀可以不同吗？古代继室用媵妾，今天用嫡妻，不应援引一次娶妻来比较，使子孙的荣耀祭祀有所不及。有人说：‘《春秋》记载，鲁惠公的元妃孟子去世，以声子为继室，声子是孟子的侄女和妹妹，不入惠公庙。宋武公生下仲子，嫁到鲁国，生下桓公后惠公去世，另立宫室供奉她，不与惠公合祭，而另立宫室是为什么？这是追从父亲的意愿。然而这如何类比呢？’回答说：晋朝南昌府君的庙中有荀氏、薛氏两位，景帝庙中有夏侯氏、羊氏两位，唐朝睿宗庙中有昭成、肃明两位皇后，已故太师颜真卿的祖庙中有殷氏、柳氏两位。两位夫人一起祔祭，旧例就是这样。”各位儒生不能提出异议。
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进蔬具，止乐。余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书、门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谒。前忌与晦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侧门通慰。后遂为常。及是，公肃上言：「《礼》，忌日不乐，而无忌月。唯晋穆帝将纳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议有司，于是荀纳、王洽等引忌时、忌岁讥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彻乐事。丧除则礼革，王者不以私怀逾礼节，故禫礼徙月乐，渐去其情也，不容追远，而立礼反重。今兹太常，虽郊庙，乐且停习，是谓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乐，是谓无故而彻也。愿依经谊，裁正其违。」有诏中书门下召礼官、学官议，咸曰宜如公肃所请。制可。以官寿卒。
起初，在睿宗的忌月，太常寺上奏初一、十五停止朝会，尚食局进献素食，停止奏乐。其余日子皇帝到便殿，备有供奉仪仗。中书、门下省的官员可以侍奉，其他不是奏事的人不得谒见。忌日前三天和晦日后三天，都不处理政事。忌日和晦日的第二天，百官叩拜侧门表达慰问。后来便成为常例。到这时，韦公肃上言说：“《礼》规定，忌日不奏乐，但没有忌月的规定。只有晋穆帝将要娶皇后时，对康帝的忌月有疑虑，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讨论，于是荀纳、王洽等人引用忌时、忌岁的说法来批评他的言论。如今有关部门沿袭前代的禁令，在二十五个月的期限内，有停止朝会、撤除音乐的事情。丧期结束后礼制就改变，君王不因私人情感超越礼节，所以禫祭后移月奏乐，逐渐去除哀情，不容许追念远祖，而设立礼制反而加重。现在太常寺，即使是郊庙祭祀，也停止练习音乐，这叫做反而加重而怠慢神灵。有关部门完全禁止中外奏乐，这叫做无故撤除音乐。希望依据经义，裁断纠正其违礼之处。”皇帝下诏让中书门下省召集礼官、学官讨论，都说应当如韦公肃所请求的。皇帝下制同意。韦公肃在官任上去世。
许康佐
许康佐
许康佐，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之。家苦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讥其不择禄。及母丧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为亲屈，由是有名。
许康佐在贞元年间考中进士和宏辞科，连续考中。家中非常贫困，母亲年老，他请求担任知院官，人们讥讽他不选择俸禄。等到母亲丧期结束，凡是征召的命令都不回应，人们才知道他是为亲人而委屈自己，因此有了名声。
迁侍御史。以中书舍人为翰林侍讲学士，与王起皆为文宗宠礼。帝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问：「阍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对，帝嘻笑罢。后观书蓬莱殿，召李训问之，对曰：「古阍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为轻死之道，孔子书之以为戒。」帝曰：「朕迩刑臣多矣，得不虑哉！」训曰：「列圣知而不能远，恶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庙福也。」于是内谋剪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辞疾，罢为兵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卒，赠吏部，谥曰懿。
升任侍御史。以中书舍人身份担任翰林侍讲学士，与王起都受到文宗的宠爱礼遇。皇帝读《春秋》到“阍弑吴子余祭”时，问道：“阍是什么人？”许康佐因为宦官势力正强，不敢回答，皇帝笑着作罢。后来在蓬莱殿看书，召来李训询问，李训回答说：“古代的阍寺，就是今天的宦官。君王不亲近受过刑罚的臣子，认为这是轻视死亡的做法，孔子记载下来作为警戒。”皇帝说：“朕亲近的刑臣很多了，怎能不忧虑呢！”李训说：“历代圣君知道却不能疏远，厌恶却不能去除，陛下想到这一点，是宗庙的福气。”于是内部谋划剪除宦官。许康佐知道皇帝的意图，便称病辞职，被罢免为兵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懿。
他的几个弟弟都考中进士，而许尧佐最先考中，又考中宏辞科，担任太子校书郎。过了八年，许康佐也考中。许尧佐官至谏议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