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
日知录
卷十九 论艺文二
文须有益于天下
卷十八 ◄
日知录
卷十九 论艺文二
文章必须对天下有益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文章之所以不能从天地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载政事、体察民情、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像这样的文章，对天下有益，对未来有益，多写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至于那些谈论怪异、暴力、悖乱、鬼神的事，没有根据的言论，抄袭剽窃的说法，阿谀奉承的文字，像这样的文章，对自己有损，对别人无益，多写一篇，就多一篇的害处。
文不贵多
文章不以数量多为贵
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
两汉的文人，著作非常少，史书在他们的传记末尾，常常说著作共有多少篇。只有董仲舒多达一百三十篇，而其余的人不过五六十篇，有的十几篇，有的三四篇。史书记录他们的篇数，大概是称赞他们，而不是嫌他们少。可是现在的人写书，却以数量多为丰富，数量多就一定不能精工，即使精工也一定不能都对世人有实用，它们不流传是应该的。
西京尚辞赋，故《汉书‧艺文志》所载止诗、赋二家。其诸有名文人，陆贾赋止三篇，贾谊赋止七篇，枚乘赋止九篇，司马相如赋止二十九篇，儿宽赋止二篇，司马迁赋止八篇，王褒赋止十六篇，杨雄赋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则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而于《枚皋传》云：「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其文骩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是辞赋多而不必善也。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文；又其时崇重经术，复多训诂。凡传中录其篇数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余篇，少者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𫘦𬳿、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郑玄传》云：「玄依《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诸经百余万言，通人颇讥其繁。」是解经多而不必善也。
西汉崇尚辞赋，所以《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只有诗、赋两家。那些有名的文人，陆贾的赋只有三篇，贾谊的赋只有七篇，枚乘的赋只有九篇，司马相如的赋只有二十九篇，儿宽的赋只有两篇，司马迁的赋只有八篇，王褒的赋只有十六篇，杨雄的赋只有十二篇，而最多的，是淮南王的赋八十二篇，枚皋的赋一百二十篇。而在《枚皋传》中说：“枚皋写文章速度快，接受诏令就能写成，所以他的赋很多。司马相如善于写文章但速度慢，所以作品少，但比枚皋写得好。枚皋在赋辞中，自己说写赋不如司马相如，他的文章风格委靡，曲意顺从事情，都能表达意思，颇为诙谐可笑而不够闲雅优美，总共可读的，不到二十篇，其中特别轻慢戏谑不可读的，还有几十篇。”这说明辞赋多不一定就好。东汉多碑文、诔文、书序、论辩之类的文章；而且当时崇尚经术，又有很多训诂之作。凡是传记中记录篇数的，有四十九人，其中多的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有一百多篇，少的如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𫘦𬳿、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在《郑玄传》中说：“郑玄依照《论语》作了《郑志》八篇，所注释的各种经书共一百多万字，通达的人颇讥讽其繁琐。”这说明解释经书多不一定就好。
秦延群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此颜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者也。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
秦延君解释《尧典》篇目两个字的意思，用了十多万字，仅仅解释“曰若稽古”就用了三万字，这就是颜之推《家训》中所说的邺下谚语：博士买驴，写了三张纸的契约，还没有出现一个“驴”字。文章因为少而兴盛，因为多而衰败。拿两汉来说，东汉的文章比西汉多，但文章衰败了。拿三代来说，春秋以后的文字比《六经》多，但文章衰败了。《礼记》说：“天下无道，那么言语就有枝叶（浮夸虚饰）。”
《隋志》载古人文集，西京惟刘向六卷，杨雄、刘歆各五卷，为至多矣，他不过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简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约至一百一卷，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隋书·经籍志》记载古人的文集，西汉只有刘向六卷，杨雄、刘歆各五卷，算是最多的了，其他人不过一卷、二卷。而江东的梁简文帝多达八十五卷，元帝多达五十二卷，沈约多达一百零一卷，这就是所谓的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
著书之难
著书的困难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𢑥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
诸子百家的著作，除了孟子、荀子之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鞅、申不害、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就不能自成体系，所以采集各家言论，汇集而成书，这是诸子著作的一个变化。现在的人写书集，如果每一篇都完全出自自己的手笔，一定不能写得多，大概就像《吕氏春秋》、《淮南子》这类书罢了。一定要是古人没有涉及到的，而后世又不可缺少的，然后才去写它，这样或许才能流传吧？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宋人的书，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的精力完成的，于是成为后世不可缺少的书。而其中小的错误和遗漏，尚且不能避免。至于后人的书，越多就越有错误和遗漏，写得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且急于求名的缘故。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伊川先生（程颐）晚年写成《易传》，学生请求传授，先生说：“再等我的学问有所进步。孔子不是说过吗：忘记自己年老，不知道年岁不够用了，勤奋地每天孜孜不倦，直到死才停止。”
直言
直言
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张载说过：“百姓是我的同胞。今天的百姓，是我和那些显达而在上位的人所共同面对的。用实际事务来拯救百姓，这是显达而在上位者的责任；用言论来拯救百姓，这也是困窘而在下位者的责任。”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𫇭，玄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盩屋尉，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
“天下有道，那么百姓就不议论。”既然如此，那么政教风俗如果并非尽善尽美，就允许百姓议论了。所以《盘庚之诰》说：“不要有人敢隐藏小民的规谏，而国家有重大疑难，要询问民众的顺从或反对。”子产不毁掉乡校，汉文帝停下车辇接受谏言，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唐朝中期，这种风气还保存着。鲁山县令元德秀派遣几个乐工，手拉手在𫇭地唱歌，玄宗被感动；白居易任盩屋县尉时，创作乐府诗和诗歌一百多篇，规劝讽刺时事，流传到宫中，宪宗召他进入翰林院。这也接近于陈列各国风诗、听取众人歌谣的做法了。
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慆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
诗歌作为教化，虽然以温柔敦厚为主，但也有直接斥责某人而不避讳的。比如“赫赫师尹，不平谓何”；比如“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比如“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比如“伊谁云从，维暴之云”，这些都是直接斥责他们的官职、家族和名字，古人不认为这是忌讳。《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的章句说：“指怀王的小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慆兮。”章句说：“指楚国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比如杜甫的《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接近于《诗经·十月之交》中诗人的用意了。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魏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
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公开斥责周容；刘孝标的《广绝交论》，暗中讥讽到溉。袁楚客规劝魏元忠，有指出十种过失的书信；韩愈讽刺阳城，写了《争臣论》。这些都是古人风俗淳厚的表现。
文人之多
文人太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畬。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
唐宋以来，文人怎么这么多啊。本来就有不懂经术、不通古今，却自命为文人的人。韩愈《符读书城南诗》说：“文章难道不贵重，经训才是耕种的田地。积水没有源头，早晨满晚上就干涸。人不通古今，就像牛马穿着衣服。行为陷入不义，还指望什么好名誉。”而宋代刘挚训诫子孙，常常说：“士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被称为文人，就不值得一看了。”既然如此，那么以文人闻名于世，哪里值得重视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摘取我的花朵却不吃我的果实”的人。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用文章来提携奖掖后生，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也有这种风气，而陆深所记载的刘健告诫翰林庶吉士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宋史》记载：欧阳修与学者交谈，从不涉及文章，只谈论吏治之事。他认为文章只能用来修养自身，政事却可以惠及万物。
巧言
巧言
《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诗经》说：“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孔子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巧言乱德。”巧言不只是指言语，凡是现在的人所作的诗赋碑状等足以取悦别人的文章，都属于巧言一类。不能做到巧言不足以成为通达之人，但只有能做到却不去做，才是天下的大勇，所以孔子认为刚毅木讷接近于仁。学者用力的方向，在于此而不在于彼。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孙弟，以至于弑父与君，皆好犯上好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诌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于世。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故大禹谓之巧言令色孔壬，而与驩兜、有苗同为一类。甚哉其可畏也。然则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身而治国矣。
天下不仁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喜欢冒犯上级、喜欢作乱的人，一种是巧言令色的人。从小不谦逊不敬爱兄长，以至于弑父弑君，都是喜欢冒犯上级、喜欢作乱的推演。从耸起肩膀、假装笑容、未合己意就附和，以至于因为担心失去而无所不为，都是巧言令色的推演。然而这两种人常常相互依存而立于世上。有王莽的篡位弑君，就一定有扬雄的赞美新朝；有曹操的禅让代汉，就一定有潘勖的《九锡文》。所以祸乱产生的根源，犯上的人是魁首，巧言的人是帮凶。所以大禹称巧言令色的人为“孔壬”（大奸佞），而把他们与驩兜、有苗视为同一类。多么可怕啊！既然如此，那么学者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先以孝悌为先，来消除他们悖逆凶暴之心；接着用忠信，来去除他们谄媚逢迎的习气。使一言一行都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让不仁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这样之后才可以修身治国了。
世言魏忠贤初不知书，而口含天宪，则有一二文人代为之。《后汉书》言：梁冀裁能书计，其诬奏太尉李固时，扶风马融为冀章草。《唐书》言李林甫自无学术，仅能秉笔，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阘茸者，代为题尺。又言高骈上书，肆为丑悖，胁邀天子，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宋史》言：章惇用事，尝曰：「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乃使林希典书命，逞毒于元祐诸臣，呜呼，何代无文人，有国者不可不深惟华实之辨也。
世人说魏忠贤起初不识字，但口含天宪（代皇帝发令），就有一两个文人代他做。《后汉书》记载：梁冀仅仅能写字算账，他诬告太尉李固时，扶风人马融为梁冀起草奏章。《唐书》记载李林甫自己没有学问，仅仅能执笔，而郭慎微、苑咸这些卑劣的文士，代他写信札。又说高骈上书，肆意写些丑恶悖逆的话，要挟天子，而吴人顾云，用文辞来粉饰他的奸恶。《宋史》记载：章惇当权时，曾说：“元祐初年司马光做宰相，任用苏轼掌管制诰，所以能鼓动四方。”于是让林希掌管起草诏命，对元祐诸臣发泄毒害。唉，哪个朝代没有文人？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不深入思考华与实的辨别啊。
文辞欺人
文辞欺骗人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后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
自古以来，用文章辞藻欺骗世人的，没有比谢灵运更严重的，其次就是王维。谢灵运身为开国元勋的后代，继承了国公的爵位。刘宋取代晋朝后，他不能像徐广、陶渊明那样隐居山林。既然做了宋朝的臣子，又与庐陵王刘义真交往密切。到了元嘉年间，多次升迁至侍中。他自认为是名流，应当参与朝政，但宋文帝只把他当作文人对待，因此他心生怨恨。他又上书建议北伐河北，多次被弹劾治罪，甚至起兵拒捕。于是作诗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等到临刑时，又作诗说：“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如果说他是想效忠晋朝，那为什么前后的言行如此矛盾呢！史官将他记载为叛逆，并不算苛刻。王维担任给事中时，安禄山攻陷两京，把他拘禁在普施寺，强迫他接受伪职。安禄山在凝碧池宴请他的部下，王维作诗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叛乱平定后，王维被关进监狱，有人把他的诗传到皇帝的行在，他的弟弟刑部侍郎王缙请求削去自己的官职来赎兄长的罪，肃宗于是特别赦免了他，降职为太子中允。襄王僭越称帝，逼迫李拯担任翰林学士。李拯被玷污了伪职，心中不安。当时朱玫执政，百官秩序混乱。李拯曾经退朝后，在宫门前停马，作诗说：“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完诗后流下眼泪。等到王行瑜杀了朱玫，襄王出逃，李拯被乱兵杀死。这两个人的诗相似，一个死一个没死，而那些文人墨客大多袒护王维，比如杜甫称他为“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却去给叛贼做官的吗？如今有人在颠沛流离之后，投靠异姓，甚至被排斥不容，然后发表忠愤的言论，与那些名声玷污伪职却自托忠心的人相比，比谢灵运、王维之流更等而下之了。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慙，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末世的人情越来越巧诈，写文章而不感到惭愧，本来就有早上吟诵《采薇》篇，晚上却因接到任命文书而高兴的人。如果根据他们的言论来评判，那么鲁连可以用车装，王蠋可以用斗量了。我说：不是这样，世上如果有懂得辨别言论的人出现，那么这些人的真伪就能通过他们的言论分辨出来，最终无法逃脱。《黍离》中的大夫，开始时心神不宁，中间像哽咽一样，后来像喝醉了一样，无可奈何，只能托付给苍天，这是真情；汨罗江的宗臣（屈原），言语沉重，辞藻反复，心烦意乱，言辞不能有条理，这是真情；栗里的征士（陶渊明），淡然好像忘记了世事，但感愤的情怀有时不能自已，稍微流露出真情，这是真情。那些急切地自我表白而发表言论的，是虚伪的。《易经》说：“将要背叛的人言辞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言辞枝蔓，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服。”《诗经》说：“盗贼的话非常甜美，祸乱因此加剧。”考察真伪，摒除盗贼之言，君子的道义，兴王的事业，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修辞
修辞
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
《典》《谟》、爻象，这是二帝三王的言论。《论语》《孝经》，这是孔子的言论。文章就在这里，人性和天道也不超出这个范围。所以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说得好啊！游定夫的话说：“不能写文章却想了解人性和天道，就像筑几仞高的墙，却用浮尘和泡沫做地基，没有这样的道理。”后来的君子，在初学阶段就谈论性道，却把文章看作小技，不必用力。然而孔子不是说“它的旨意深远，它的言辞有文采”吗？不是说“言辞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远”吗？曾子说：“说话时注意言辞语气，就能远离粗鄙和悖理。”我曾经看到现在讲学的先生从语录入门的人，大多不善于修辞，有人甚至反用子贡的话来讥讽说：“夫子的人性和天道可以听到，夫子的文章却听不到。”杨用修说：“文就是道。诗就是言，语录出现后文与道就分离了，诗话出现后诗与言就分离了。”从嘉靖以后，人们知道语录不文雅，于是王元美的《札记》、范介儒的《肤语》，向上效法扬雄，向下学习文中子，虽然所得有深浅的不同，但可以说是懂得言论的人了。
文人摹仿之病
文人摹仿的弊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杼、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如杨雄拟《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皆心劳而日拙者矣，《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近代文章的弊病全在于摹仿，即使逼真地像古人，也已经不是最高境界，何况遗失了神理而只得到皮毛呢。而且古人写文章，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说：“现在有人效仿谢灵运、裴鸿胪的文章，学谢灵运得不到他的精华，只得到他的冗长；学裴鸿胪则抛弃了他的长处，只得到他的短处。”宋代的苏子瞻说：“现在人学杜甫的诗，只得到他的粗俗罢了。”金代的元裕之诗说：“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文章这件事，还是儒者的末事，想要像陆士衡所说的“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那样，现在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进一步窥探著述的领域，就更难了。效仿《楚辞》的，一定不如《楚辞》；效仿《七发》的，一定不如《七发》。大概他们心中先有一个人在前面，既怕失去他的样子，而自己的笔力又不能自如，这就是寿陵少年学步邯郸的说法。洪氏《容斋随笔》说：“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辞藻华丽，旨意丰腴，上逼近《楚辞》，所以值得喜爱。后来继承的人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模仿得太切近，完全没有新意。傅玄又收集它们，编成《七林》，让人读不到终篇，往往就丢在几案上。柳子厚的《晋问》用了这种体裁，却超然另立新意，激越清壮，汉晋各位文士的弊病于是一扫而空。东方朔的《答客难》，自然是文章中的杰出之作，扬雄模仿它，作《解嘲》，还有驰骋自得的妙处，至于崔骃的《达旨》，班固的《宾戏》，张衡的《应间》，都是章摹句写，弊病与《七林》相同。等到韩退之的《进学解》出现，于是一扫而空。”他的话很恰当，但这只是从文辞的工拙来说，至于意思，则总不能超出古人的范围之外。比如扬雄模仿《易经》而作《太玄》，王莽依照《周书》而作《大诰》，都是心劳日拙的，《曲礼》的训诫“不要抄袭，不要雷同”，这是古人立言的根本。
文章繁简
文章的繁简
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市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间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间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上，《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说：“古代对于文辞必须自己创造，后来不能做到就剽窃，后人都是指摘前人互相沿袭，从汉朝到现在一直如此。”这非常切中今人的弊病。至于樊宗师的文，则是惩戒时人的过失而又自己犯了过失。写书需要注释，这在秦汉以前是可以的；如果今天写书非注释不能理解，那就是求简而得繁，两样都失去了。孔子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够了。”言辞重在表达，不论它的繁简，繁简的议论兴起，文章就消亡了。《史记》的繁处一定胜过《汉书》的简处，《新唐书》的简，不是简在事情上，而是简在文辞上，这就是它的弊病。“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这不需要市井之人看见而意思已经明白。“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间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这些必须重复才能把情事说尽，这是孟子文章的妙处。如果放入《新唐书》，对于齐人一定会说：“其妻疑而间之”，对于子产一定会说：“校人出而笑之”，两句话就完了，所以言辞重在表达，不重在简略。刘器之说：“《新唐书》叙事喜欢简略文辞，所以事情大多郁结不明，这是写史的弊病。而且文章哪里有繁简呢？前人议论说像风行水上，自然形成文理；如果不是出于自然，而有意追求繁简，就错了。当时《进〈新唐书〉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之所以不如古人，弊病正在这两句上。《黄氏日钞》说：‘苏子由的《古史》修改《史记》，有很多不当之处。比如《樗里子传》，《史记》说：“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说：“母，韩女也，滑稽多智。”好像母亲是滑稽的了，那么“樗里子”三个字可以省吗？《甘茂传》，《史记》说：“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说：“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好像史举自己学百家了，那么“事”这个字可以省吗？由此可知文章不可以省字为工，如果字可以省，太史公早就省了。’”
文人求古之病
文人求古的弊病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虬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惜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糖书》：郑余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曰：「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掇《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后生戒。」元陶宗仪《辍耕录》曰：「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改之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奠可考矣。何孟春《诗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未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毅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后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于慎行《笔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后周书·柳虬传》记载：“当时的人议论文章体制有今古的不同，柳虬认为时代有古今之分，文章本身并没有古今之别。”这是非常恰当的论断。如今的人写不出《两汉书》那样的文章，就像《两汉书》的作者写不出《尚书》、《左传》一样。然而柳虬却把《史记》、《汉书》中的文法当作古法，甚至有人摘取其中的一两个字句用到自己的文章里，显得非常不协调。因为觉得今天的土地不够古雅，就吝惜使用古地名；觉得今天的官职不够古雅，就借用古代的官名；舍弃今天常用的字，而借用古字中通用的字，这些都是文人用来掩盖自己文章俚俗浅薄的手段。《糖书》记载：郑余庆的奏议喜欢用古语，比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关部门不明白这是什么话，人们都指责他不合时宜。宋代陆游在《跋前汉通用古字韵》中说：“古人读书多，所以写文章时偶尔用一两个古字，起初并不认为这样写就精妙，自己也不知道哪个是古、哪个是今。近来却有人抄摘《史记》、《汉书》中的字词用到文辞里，自认为精妙，却不知道有人在笑话他们。我偶然见到这本书，为之叹息，写下来作为对后辈的告诫。”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凡是书写官衔，都应当依据实际，比如廉访使、总管之类，如果改成‘监司’、‘太守’，就扰乱了官制，时间久了就无法考证了。”何孟春在《诗冬序录》中说：“现在的人称呼别人的姓一定要换成世族郡望，称呼官职一定要用前代的职名，称呼府州县一定要用前代的郡邑名，想以此显得与众不同，却不知道在文字中加入这些，对文章的精妙与否有什么益处？这不仅在道理上不可取，而且在事实上也有妨碍。姓李的人称‘陇西公’，姓杜的称‘京兆’，姓王的称‘琅邪’，姓郑的称‘荥阳’，用一个姓氏的郡望来概括所有人，这可以吗？这种失误，是从唐末五代时期的孙光宪等人开始的。《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毅为‘五柳公’，这类用前人的名号来概括同姓的人，尤其可鄙。官职和郡邑的设置，历代都有沿革，现在一定要用前代的名号来称呼，后人将如何考证呢？这就是所谓在道理上不可取，在事实上也有妨碍。”于慎行在《笔麈》中说：“《史记》、《汉书》文字的精妙本来有其所在，并不是说它们的官名地名古老。现在的人羡慕它们文章的雅致，往往取用其中的官名地名来称呼今天的事物，这应该被古人笑话。《史记》、《汉书》的文章如果想复古，为什么不用三代的官名来称呼当时的事物，而只是记录实际情况呢？文章的雅俗本来就不在于此，这样做只会混淆事实，无法流传久远，大家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向来不擅长文辞，没有什么可模仿的，至于名义上的细微之处，则不敢马虎。平常的小作品，或许有迁就碑刻文字的地方，但绝不敢在官名地名上用古名代替今名。前辈名家也大多如此。”
古人集中无冗复
古人的文集中没有冗长重复的内容。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后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见古人不必其文之出于己
古人的文章不仅在一篇之中没有冗长重复，在一部文集之中也没有冗长重复。比如称赞一个人的优点，出现在祭文中，就不会再出现在墓志铭里；出现在墓志铭里，就不会再出现在其他文章里：后人读他的全集，可以互相参照。还有互相出现在别人文章里的情况，比如欧阳修写《尹师鲁志》，不说近来的古文是从尹师鲁开始的，因为范仲淹的祭文已经说过了，可以互相参照，不必重复。这是因为欧阳修自信自己和范仲淹的文章都可以流传后世，也可以看出古人非常珍视自己的言辞。刘禹锡写《柳子厚文集序》说：“凡是柳宗元的姓名、仕途、年龄以及立身行事的大原则，有韩愈的墓志铭和祭文在。”这又可以看出古人不必让文章都出于自己之手。
书不当两序
书不应该有两篇序文。
《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序其首，副柱考序其后，职也。凡书亦犹是矣。且如国初时，府州县志书成，必推其乡先生之齿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则官于其府州县者也。请者必当其人，其人亦必自审其无可让而后为之。官于是者，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不让于乡矣。乡之先生，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官不敢作矣。义取于独断，则有自为之而不让于乡与官矣。凡此者，所谓职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别有发明，则为后序。亦有但纪岁月而无序者。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盖始于子夏之序《诗》，其后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读此言，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会试录》、《乡试录》由主考官在卷首作序，副主考在卷末作序，这是他们的职责。所有的书也都是这样。比如在明朝初年，府、州、县志修成后，一定会推举当地年高德劭且有文采的乡绅作序，否则就由在该府州县任职的官员作序。请求作序的人一定要找合适的人，那个人也一定要自己审度没有可以推让的人之后才动笔。在当地任职的官员，如果文笔优秀，对这部书有贡献，那么就不必谦让给乡绅。当地的乡绅，如果文笔优秀，对这部书有贡献，那么官员就不敢作序了。如果取义于独自决断，那么就有自己作序而不谦让给乡绅和官员的情况。所有这些，就是所谓的职责。所以序文只有一篇，如果另有需要阐发的内容，就写后序。也有只记录年月而没有序文的。现在却有两篇序文，甚至有累积三四篇序文还不止的。两篇序文不合体例，请的人不合适也不合职责，世上的君子不学习却喜欢多说话。凡是书有需要阐发的内容，作序是可以的；没有需要阐发的内容，只记录成书的年月就可以了。人的毛病在于喜欢给别人作序。唐代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说：“自古以来为文章作序的人，都是后世尊崇那个人才为他作的。现在我和您同生于当世，想为您尚未完成的文章作序，本来就不可以。”读了这些话，现在喜欢给别人作序的人可以停止了。娄坚在《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说：“序，是叙述写作意图的。大概始于子夏为《诗经》作序，后来刘向以校书为职责，每编成一书，就作序，最为典雅规范。左思写成《三都赋》后，自认为名声不够显著，就向皇甫谧请求作序。从此以后，写文章的人，多有托付别人来传扬自己的，都急于求名，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至于书流传久了，存世的刻本有的模糊不清无法阅读，就有人抄写并重新刻印。于是又有人作序，这应该叙述刻印的意图就可以了，但现在作序的人，不是追论前代贤人，妄加优劣的评判，就是过分称赞好事，多设宣扬之辞，这些都是我不取的。”读了这些话，现在喜欢为古人文集作序的人可以停止了。
古人不为人立传
古人不为别人立传。
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太平御览》书目列古人别传数十种，谓之别传，所以别于史家。
“列传”这个名称始于司马迁，这本来是史书的体例。不担任史官职责的人，没有为别人立传的。所以有碑文、有墓志铭、有行状，但没有传。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说“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这是把寓言称为传。《韩愈文集》中有三篇传：太学生何蕃、泥瓦匠王承福、毛颖。《柳宗元文集》中有六篇传：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只选取了他的一件事，就称之为传；王承福这类人都是卑微之人，也称之为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是游戏之作，也称之为传。这大概是把它们比作小说之类的作品。至于段太尉，则不称为传，而称为“逸事状”，柳宗元不敢为段太尉立传，是因为他不担任史官的职责。自从宋代以后，才有为别人立传的人，这是侵犯了史官的职责。《太平御览》的书目中列出了古人的“别传”几十种，称为“别传”，是为了区别于史家的传记。
志状不可妄作
墓志铭和行状不能随意写作。
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史以记事，亦以载言。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谓是与？名臣硕德之子孙，不必皆读父书；读父书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为人作志者，必一时文苑名士，乃不能详究，而曰：「子孙之状云尔，吾则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识字之子孙，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令之宗匠，乃欲使籍谈、伯鲁之流为文人任其过，嗟乎，若是则尽天下而文人矣。
墓志铭和行状在文章家看来属于史学的流派，呈交给史官，流传给后人，是修史的基础。史书用来记载事件，也用来记载言论。所以不读这个人一生所写的文章，就不能写作；这个人如果生前担任公卿大臣的职位，不了解一个朝代的大事，就不能写作；这个人如果生前在官署任职，不了解一个部门的掌故，就不能写作；这个人如果生前担任监司、守令的职位，不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形、风俗、沿革、利弊，就不能写作。现在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随意为别人写墓志铭；史官又不加考证就采用，因此互相矛盾不合。孔子说：“大概有那种不懂却硬要写作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名臣大德的后代，不一定都读过父辈的书；读过父辈书的人不一定能通晓官府的掌故。至于为别人写墓志铭的人，一定是当时的文坛名士，却不能详细考究，反而说：“子孙的行状是这样写的，我就沿用它。”大臣家可以有目不识丁的子孙，但文章家不能有不通晓政令的宗师，却想让籍谈、伯鲁这类人来替文人承担过错，唉，如果这样，那么全天下的人都是文人了。
作文润笔
写文章收取润笔费。
《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
《蔡邕文集》中，为当时的权贵写作碑文诔辞的作品很多，比如胡广、陈寔各有三篇碑文，桥玄、杨赐、胡硕各有两篇碑文，至于袁满来年仅十五岁，胡根年仅七岁，都为他们写了碑文。如果不是贪图他们的润笔费，不至于这样做。史书传记因为蔡邕名声大，就隐去不说罢了。文人接受酬金，难道只有韩愈收受阿谀墓主的钱财吗？
王楙《野客丛书》曰：「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杜甫作《八哀诗》，李岂一篇曰：「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刘禹锡《祭韩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可谓发露真赃者矣。昔扬子云犹不肯受贾人之钱，载之《法言》，而杜乃谓之「义取」，则又不若唐寅之直以为利也。《戒庵漫笔》言：「唐子畏有一巨册，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
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写文章接受酬谢，并非始于晋宋时期。看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被安置在长门宫，听说司马相如天下最擅长写文章，就奉送黄金百斤给卓文君买酒，司马相如因此写文章来感悟皇上，陈皇后重新得到宠幸。这种风气西汉时就已经有了。”杜甫写《八哀诗》，其中李邕一篇说：“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刘禹锡在《祭韩愈文》中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可以说是揭露了真实的赃物。从前扬雄尚且不肯接受商人的钱财，这件事记载在《法言》中，而杜甫却称之为“义取”，则又不如唐寅直接把它当作利益。《戒庵漫笔》说：“唐寅有一个大册子，自己记录所写的文章，簿面上题写‘利市’二字。”
《新唐书‧韦贯之传》言：「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今之卖文为活者，可以愧矣。
《新唐书·韦贯之传》记载：“裴均的儿子拿着上万匹细绢，请求韦贯之撰写父亲的墓志铭。韦贯之回答说：‘我宁可饿死，怎么能做这种事？’”现在靠卖文为生的人，应该感到羞愧了。
《司空图传》言：「隐居中条山，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既不有其赠，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司空图传》记载：“司空图隐居在中条山，王重荣父子非常敬重他，多次赠送礼物，他都不接受。曾经为他撰写碑文，王重荣赠送了几千匹绢，司空图把它们放在虞乡，让市人随意拿取，一天之内就取光了。”既然不占有这些赠品，那又为什么接受呢？是不得已啊。这又是次一等的做法了。
文非其人
文章不符合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于许衡，衡戒之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观前代马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徐广为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竝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陆游晚年再出，为韩诧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文公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是皆非其人而与之者也。夫祸患之来，轻于耻辱，必不得已，与其与也，宁拒。至乃俭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则又贵知微之君子矣。」
《元史》记载：姚燧拿着文章向许衡请教，许衡告诫他说：“弓箭这类器物，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如果盗贼得到了它，也会用来对付人。文章固然是士人显露名声的利器，但如果先有了能闻名当世的名声，将如何应对那些役使你的人呢？不是适当的人却给他文章，与不是适当的人却拒绝他，都是罪过。这不是保全自身、处世的方法。我看前代的马融，因邓氏而受到惩戒，不敢再违逆权势之家，于是替梁冀起草弹劾李固的奏章，又写了《大将军西第颂》，因此颇为正直的人所羞耻。徐广担任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事，想让百官向他致敬，台内让徐广提出意见，从此内外都执行下官礼，徐广常为此感到惭愧悔恨。陆游晚年再次出仕，为韩侂胄撰写《南园阅古泉记》，受到清议的讥讽。朱文公曾说，他的才能太高，行迹太近，恐怕被有权势的人牵制，不能保全晚节。这些都是给不适当的人写文章的例子。祸患的来临，比耻辱要轻，如果万不得已，与其给予，不如拒绝。至于那些有俭德而内含美质的人，他们的作用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更看重能洞察细微的君子了。”
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亦不可轻作。《韩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实书》曰：「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合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为《顺宗实录》，书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则曰：「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陵轹公卿已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尝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谴，市里懽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与前所上之书，迥若天渊矣。岂非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而不自觉其失言者邪？后之君子，可以为戒。
年轻人尚未显达时，投靠权贵、求取接见的文章，也不可轻易写作。《韩昌黎集》中有《上京兆尹李实书》说：“我来到京师，至今已十五年。所见的公卿大臣，数不胜数，都只是能守官尽职、没有过失罢了。从未见过像阁下这样赤心侍奉君主、忧国如家的人。今年以来，一百多天没有下雨，种子无法入土，田野没有青草，但盗贼不敢兴起，谷价不敢上涨，百坊、一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的人，都好像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巨猾的贪官污吏，都销声匿迹、魂飞魄散，不是阁下条理镇服、宣扬天子的威德，怎能达到这种地步。”等到他撰写《顺宗实录》，记载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时，却说：“李实谄媚侍奉李齐运，迅速升迁到京兆尹，仗着宠幸强横固执，不顾法令。当时春夏干旱，京畿缺乏粮食，李实毫不介意，反而加紧聚敛搜刮，以供给进奉。每次上奏应对就说：‘今年虽然干旱，但谷子很好。’因此租税都不减免，百姓穷困到拆屋卖瓦木、借贷麦苗来应付官府。他欺凌公卿以下官员，随意根据喜怒诬告奏请升迁或贬黜，朝廷都畏惧他。曾有诏令免除京畿内拖欠的租税，李实不执行，仍用诏书像当初一样征收，他勇于杀人，官吏无法生活。到被贬谪时，街市上欢呼，都袖藏瓦砾拦路等候他，李实从小路逃脱。”这与之前所上的书信，迥然不同如天壤之别。难道不是年轻人尚未显达时，投靠求见的文章，而不自觉失言吗？后世的君子，可以以此为戒。
假设之辞
假设之辞
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又曰：「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亦是岁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陈王，岂可椅掖史传，以议此赋之不合哉。庾信《枯树赋》，既言殷仲文出为东阳太守，乃复有桓大司马，亦同此例。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后复得幸者，亦本无其事。徘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
古人写作赋，多用假设之辞。叙述往事作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合史实。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这类文章，从司马相如开始。后来的作者，都效法此意。谢庄的《月赋》说：“陈王刚失去应玚、刘桢，端坐忧思，多有闲暇。”又说：“抽出笔来进献简牍，命令王粲。”按王粲在建安二十一年随征吴，二十二年春病逝于途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同时去世，也是这一年。到明帝太和六年，曹植被封为陈王，怎能拘泥于史传，来指责这篇赋不合史实呢？庾信的《枯树赋》，既说殷仲文出任东阳太守，又提到桓大司马，也是同样的例子。而《长门赋》所说的陈皇后重新得宠，本来也没有这回事。诙谐的文章，不应当用严肃的史论来对待。
陈后复幸之云，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谓「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也。
陈皇后重新得宠的说法，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说的“屈原到了安乐之国，介子推又接受了俸禄”一样。
古文未正之隐
古文未正之隐
陆机《辨亡论》，其称晋军，上篇谓之「王师」，下篇谓之「疆寇」。
陆机的《辨亡论》，其中称呼晋军，上篇称为“王师”，下篇称为“疆寇”。
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卤」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皋羽《西台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后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鉴》，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后十六州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其下阙文一行，谓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讳之不书，此有待于后人之补完者也。汉人言，《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其事皆见于书。故定、哀之间，多微辞矣。况于易姓改物，制有华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习其读而不知，无为贵君子矣。」
文天祥的《指南录序》中，“北”字都写作“卤”字。后人不知道他的用意，不能改正。谢翱的《西台恸哭记》，本应写“文信公”，却误写为“颜鲁公”，本应写“季宋”，却写为“季汉”。这些都等待后人改正。胡三省注释《通鉴》，到第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后十六州贿赂契丹之事，说“从此以后，辽灭晋，金破宋”，其下缺一行文字，指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避讳不写，这有待后人补充。汉人说，《春秋》所贬损的大人物，当世有威权势力的君臣，其事都见于书中。所以定公、哀公之间，多有隐微的言辞。何况改朝换代、统治华夏的人呢？孟子说：“不了解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的时代。研读其文而不了解，就不值得称为君子了。”
郑思肖的《心史》，记载文丞相的事，说文公自述本末，没有称对方为“大国”、“丞相”，又自称“天祥”，都不是文公的原话，旧本都直接斥责对方首领的名字。那么现在的集本，或许都是传抄者所改。
《金史‧纥吕烈牙吾塔传》：「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完颜合达传》：「北中大臣，以舆地图指示之」，《完颜赛不传》：「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盖「卤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辞未改。
《金史·纥石烈牙吾塔传》说：“北中也派遣唐庆等人往来议和”，《完颜合达传》说：“北中大臣，用舆地图指示给他”，《完颜赛不传》说：“按春从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理，大概是“卤中”。修史的人，沿用了金人的说法未改。
《晋书》刘元海、石季龙，作史者自避唐讳，后之引书者，多不知而袭之。惟《通鉴》并改从本名。
《晋书》中刘元海、石季龙，是修史者自己避唐讳而改的，后来引用此书的人，多不知道而沿袭。只有《通鉴》都改回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