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天下愚笨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的人不肯做坏事，愚笨的人却喜欢触犯法令。大凡赦免的恩典，只能施及那些不法之徒。古语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之内两次赦免，善良的人就会变成哑巴。』凡是『滋养杂草就会伤害庄稼，施恩于奸邪之人就会残害良民』。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这类人严惩不赦。』另外，蜀汉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次看到他们讲述治理乱世的方法都很完备，却从不谈论赦免。』所以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实行赦免，而蜀国得到了极大的教化。梁武帝每年多次赦免，最终导致国家倾覆。谋求小仁爱的人，正是大仁爱的祸害。所以我拥有天下以来，绝对不放赦。现在天下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更加不可频繁使用，恐怕愚笨的人常常心存侥幸，只想犯法，不能改正过错。」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国家的法令，只须简明扼要，不能对同一种罪行制定好几种条款。法令条文多了，官员们不能全部记住，反而会滋生奸诈行为，如果想给人开脱罪责就引用轻的条款，如果想给人定罪就引用重的条款。频繁变更法令，实在对治理没有好处，应当让法令审慎细致，不要使条文之间相互抵触。」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诏令和法规，如果不能保持稳定，那么人心就会多有疑惑，奸诈之事就会更加滋生。《周易》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发布号令，就像汗水从身体里流出，一旦流出就不会再收回。《尚书》说：『慎重地发布命令，命令一旦发出就要执行，不能反悔。』况且汉高祖忙得没有空闲，萧何出身于小吏，制定法令之后，还能做到整齐划一。现在应当仔细思考这个道理，不能轻易发布诏令，必须审定之后，作为永久的规范。」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长孙皇后患病，病情逐渐危重。皇太子向皇后禀告说：「医药都用尽了，现在您的身体仍不见好转，请让我奏请皇上赦免囚徒并度人出家为僧道，希望能得到福佑。」皇后说：「死生由命运决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修福可以延寿，我向来没有做过坏事；如果行善没有效果，那还有什么福可以求？赦免是国家的大事，佛教道教，不过是皇上时常表示保存的异域宗教罢了，常常担心会成为治理国家的弊端。怎么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扰乱天下的法度？不能听从你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