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意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前来朝见的各地官员说：“根据土地出产来确定贡品，这在以前的典籍中已有记载。本州所产的东西，就用来充实朝廷的府库。近来听说一些都督、刺史为了博取名声，对本州应缴纳的贡物，有时嫌品质不好，便超出规定到外地去搜求，大家互相仿效，于是成了风气。这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劳苦和骚扰，应当革除这种弊端，不能再这样下去。”
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湣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
贞观年间，林邑国进贡了一只白鹦鹉，天性聪慧善辩，尤其善于应答，多次说出苦于寒冷的话。太宗怜悯它，便把它交给来使，命令放回山林之中。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等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太宗对群臣说：“如果中原不安定，日南、西域的朝贡使节又怎能到来？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这些？看到这种情况，反而心怀危惧。近代能够平定天下、开拓边疆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秦始皇暴虐无道，传到儿子就亡了国。汉武帝骄奢淫逸，国家也几乎断绝了国运。我手提三尺剑平定四海，远方夷族都来归服，亿万百姓安居乐业，自认为不比这两位君主差。然而这两位君主到了晚年，都不能保全自己，因此我常常担心危亡，一定不敢懈怠。只有依靠你们直言劝谏，来匡正辅佐我。如果只宣扬我的优点而隐瞒我的过失，一起进献阿谀奉承的话，那么国家的危亡，很快就会到来了。”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大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要征伐高丽，高丽的莫离支（官名）派使者进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说：“莫离支残暴地杀害了他的君主，这是九夷都不能容忍的。陛下因此兴兵，是要去吊民伐罪，为辽东的人洗雪君主受辱的耻辱。古代讨伐弑君的贼子，不接受他们的贿赂。从前宋国的华督送给鲁桓公郜国的大鼎，桓公把它放在太庙里，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君主，应当彰显德行、堵塞邪恶。现在您毁灭德行、树立邪恶，却把受贿得来的器物放在太庙里，百官都效法您，又怎么能惩罚别人呢？武王战胜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更何况要把彰显邪恶混乱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里，这又该怎么办呢？’《春秋》这部书，是历代帝王取法的准则。如果接受不臣之人的贡品，收纳弑君逆贼的朝贡，而不认为这是过错，那又凭什么去讨伐他们呢？我认为莫离支所进献的东西，自然不应该接受。”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国。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和莫离支盖苏文派使者进献两名美女。太宗对使者说：“我怜悯这两个女子在本国离开父母兄弟，如果因为喜爱她们的美色而伤害她们的心，我不会这样做。”于是全部退回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