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 ◄
韩非子
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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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说难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䟽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智慧不足以说服君主，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不能阐明我的思想，更不是难在我敢于毫无顾忌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要了解被说服者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辞去适应他。被说服者追求的是高尚的名声，如果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被看成是节操低下、行为卑贱，一定会被抛弃和疏远。被说服者追求的是丰厚的利益，如果用高尚的名声去说服他，就会被看成是没有心计、脱离实际，一定不会被采纳。被说服者暗地里追求厚利而表面上追求名声，如果用名声去说服他，他就会表面上接纳进说者而实际上疏远他；如果用厚利去说服他，他就会暗地里采用进说者的意见而表面上抛弃进说者本人。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久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言论因泄露而失败。未必是进说者本人泄露了秘密，只是他谈话中触及了君主隐藏的事情，这样进说者自身就危险了。君主表面上做着一件事，实际上却借此成就另一件事，进说者不仅知道他所做的事，还知道他这样做的意图，这样进说者自身就危险了。进说者谋划一件特殊的事情并且很合君主心意，有智谋的人从外部揣测到了这件事，事情泄露到外面，君主一定会认为是进说者自己泄露的，这样进说者自身就危险了。君主对进说者的恩泽还不够深厚，进说者却把知心话都说出来，如果主张实行了并且有功效，君主就会忘记他的好处；如果主张不能实行并且失败了，君主就会怀疑他，这样进说者自身就危险了。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却公开用礼义来指责他的过失，这样进说者自身就危险了。君主有时想出了好主意并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进说者却也知道这个主意，这样进说者自身就危险了。勉强君主去做他做不到的事，阻止君主去做他不能停止的事，这样进说者自身就危险了。所以，和君主谈论大臣，他就认为是在离间他和大臣的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他就认为是在卖弄权势。谈论君主所喜爱的人，他就认为是在寻找靠山；谈论君主所憎恶的人，他就认为是在试探自己。说话直截了当，他就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说话琐碎详尽，他就认为是啰嗦而冗长。简略地陈述意见，就说成是胆小怕事而不敢把话说尽；考虑问题广泛放肆，就说成是粗野无礼而傲慢。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㪯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㪯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美化被说服者所自夸的事情，而掩盖他所羞耻的事情。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用公义来引导并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然而又不能克制自己，进说者就要替他美化这种念头，并对他不去做表示惋惜。君主有高尚的志向，但实际上达不到，进说者就要举出他的过错并指出其中的坏处，同时称赞他不去做是好的。君主想夸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进说者就要替他举出同类事情中的其他事例，多给他提供依据，使他能从我的说法中有所借鉴，而我假装不知道，以此来帮助他发挥才智。想要进献与人共存的话，就一定要用美好的名义来阐明它，并暗示它符合君主的私利。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情，就要公开指出这样做会遭到毁谤，并暗示它会给君主带来私人的祸患。称赞与君主有同样品行的人，谋划与君主有同样计策的事情。如果君主有与别人相同的污点，就一定要大力粉饰，说那没什么坏处；如果君主有与别人相同的失败，就一定要公开掩饰，说那不算什么过失。君主夸耀自己的力量，就不要用他难以做到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认为决断勇敢，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就不要用他的失败去使他难堪。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了。用这种方法，就能得到君主的亲近而不被怀疑，并且能够把话都说出来。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的任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然而尚且不能不做卑贱的事来求得进身，这是多么污浊啊！现在把我的言论当作厨师和奴隶的话，如果能够被采纳并用来拯救当世，这绝不是有才能的人所认为耻辱的事。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泽已经深厚，进说者深谋远虑而不被怀疑，据理力争而不被怪罪，就可以明确地分析利害来成就功业，直接指出是非来端正自身，用这样的态度来相处，这就是进说的成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所以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来使他高兴。于是问群臣说：「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攻打？」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要攻打它，为什么？」胡国国君听说了，认为郑国亲近自己，于是就不防备郑国。郑国人偷袭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墙倒塌了。他的儿子说：「不修筑，一定会有盗贼。」他邻居的父亲也这样说。到了晚上果然大量丢失了财物。那家人认为自己的儿子很聪明，却怀疑邻居的父亲。这两个人的说法都是恰当的，但严重的被杀死，轻的被怀疑，可见不是认识问题困难，而是如何处理认识到的道理困难。所以绕朝的话是恰当的，他在晋国被看作圣人，在秦国却被杀死，这是不可不明察的。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啗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爱㢮，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啗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䟽。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国君主的宠爱。卫国的法律：私自驾驶君主车辆的人要判处砍脚的刑罚。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告诉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着君主的车出去了。君主听说了反而认为他贤德，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受砍脚的刑罚。」另一天，弥子瑕和君主在果园里游玩，吃桃子觉得甜，没吃完，把剩下的一半给君主吃。君主说：「真爱我啊！忘了自己的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姿色衰退、宠爱减少，得罪了君主，君主说：「这个人本来就曾经假托君命驾我的车，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相比并没有改变，而以前之所以被称赞、后来却获罪的原因，是君主爱憎之情的改变。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智慧就显得恰当而更加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智慧就显得不恰当而成为罪过并更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不可不考察君主的爱憎之后再进说。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亲近甚至骑它；但它的喉咙下面有一尺长的倒鳞，如果有人触动了它，就一定会被杀死。君主也有倒鳞，进说的人能够不触动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算是善于进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