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志六第十五
《食货志》第六篇第十五卷
魏书卷一百一十一
《魏书》卷第一百一十一
刑罚志七第十六
《刑罚志》第七篇第十六卷
作者：魏收 北齐
作者：魏收（北齐时期）
灵征志八上第十七
《灵征志》第八篇上第十七卷
二仪既判，汇品生焉，五才兼用，废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爱恶。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乐之心，应感而动，动而逾变。淳化所陶，下以惇朴。故异章服，画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锐，奸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故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眚灾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周礼：建三典，刑邦国，以五听求民情，八议以申之，三刺以审之。左嘉石，平罢民；右肺石，达穷民。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赦幼弱，赦耄耋，赦惷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吕侯度作祥刑，以诘四方，五刑之属增矣。夫疑狱泛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爱民如此，刑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天地分开之后，万物产生，五种材料同时使用，缺少一种都不行。金、木、水、火、土，相互之间有喜爱也有厌恶。阴阳所孕育的，禀受气而形成形体，用雷霆来鼓动，用云雨来滋润，春夏让它们生长，秋冬让它们收藏。这就是道德和刑罚的设置，从神道中显现出来。圣人处在天地之间，遵循神祇的意旨。百姓有喜怒的本性，哀乐的心情，感应外物而行动，行动后就会变化。淳朴的教化所熏陶，下面的人就变得敦厚朴实。所以用不同的服饰，在衣冠上画图案，来表示羞耻并申明禁令，人们就不敢触犯。这种风气一旦变得激烈，奸诈狡猾的人就产生了。因此要明确法令，设立刑罚和奖赏。所以《尚书》说：“用常刑来象征，用流放来宽恕五刑，鞭打作为官刑，木棍作为教刑，金钱作为赎刑，怙恶不悛的处以贼刑，过失犯罪的赦免。”舜命令皋陶说：“五刑各有服罪，五服分三处执行，五流各有居所，五居分三处安置。”夏朝的刑罚有死刑二百条，膑刑三百条，宫刑五百条，劓刑和墨刑各一千条。商朝沿袭夏朝，有所增减。《周礼》规定：建立三种刑法，治理国家，用五种听讼方法了解民情，用八议来申明，用三刺来审慎。左边设置嘉石，来安置不良的百姓；右边设置肺石，来让穷苦的百姓申诉。宽恕不知法的人，宽恕过失犯罪的人，宽恕遗忘的人；赦免年幼体弱的人，赦免年老的人，赦免痴呆愚蠢的人。周朝的政治衰败后，周穆王年老糊涂，命令吕侯制定祥刑，来治理四方，五刑的种类增加了。对于有疑问的案件，广泛询问，与众人共同决定，众人认为可疑就赦免，一定要考察大小案件的比照来定案。先王如此爱护百姓，刑罚一旦确定就不能改变，所以君子尽心尽力。
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曰：「夫狱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郤，则锻练而周内之。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致之罪明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宣帝善之。痛乎！狱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狱，所以求生；今之立狱，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1]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魏武帝造甲子科条，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罚金之坐，除妇人加笞之制。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竞相使用严酷的刑罚，互相吞并。商鞅用《法经》六篇，到秦国游说，建议诛灭三族，实行连坐之法。风俗变得刻薄，被称为虎狼之国。到了秦始皇，终于统一天下，毁弃先王的典章，制定挟书禁令，法律比秋天的茅草还繁多，法网比凝固的油脂还细密，奸诈虚伪之事一起发生，囚犯堵塞道路，监狱积压案件，牢狱像市场一样。于是天下怨恨反叛，十户中有九户如此。汉高祖进入关中，废除烦琐苛刻的法规，约法三章。汉文帝以仁厚治国，一年只判决四百起案件，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汉武帝时因为奸邪之事更加严重，增加法律五十多篇。汉宣帝时，路温舒上书说：“监狱是天下的命脉，《尚书》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放过有罪之人。如今管理监狱的官吏，并非不仁慈。上下互相逼迫，把苛刻当作明察，严酷的人获得公正的名声，公平的人多有后患。所以管理监狱的官吏都想让人死，并非憎恨人，而是自保的方法在于让人死。人的常情是安逸就乐于生存，痛苦就想死，在鞭打之下，什么要求得不到呢？所以囚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编造谎言来给人看。官吏利用这种情况，就引导他们来明确罪名；上奏时害怕被驳回，就罗织罪名并周密地套进去。即使皋陶来审理，也会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文辞罗织的罪名很明确。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监狱更深的了。”汉宣帝认为他说得好。痛心啊！狱吏的危害已经很久了。所以说，古代设立监狱，是为了让人求生；现在设立监狱，是为了让人求死。不能不慎重啊。于定国担任廷尉，汇集各种法律，共九百六十卷，死刑四百九十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罪的判决比照，共三千四百七十二条，各种判罪应当适用的，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法律篇章没有大的增减。魏武帝制定甲子科条，犯有戴脚镣之罪的人，改用斗械。魏明帝修改士民罚金的规定，废除对妇人加笞的刑罚。晋武帝认为魏朝的制度严苛细密，又下诏让车骑将军贾充召集各位儒学之士，删定名例，编成二十卷，合并共二千九百多条。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晋朝丧乱，中原荡然无存。魏朝承接在百王之后，处于崩散之后，典章刑罚泯灭废弃，礼俗浇薄。自从太祖拨乱反正，荡涤华夏，到了太和年间，然后官吏清廉、政治平和，断案省简，这就是所谓百年之后才能战胜残暴、去除杀戮。所以概括行事，写在篇章中。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魏朝初期，礼俗纯朴，刑罚禁令疏略简单。宣帝南迁，又设置四部大人，坐在王庭裁决诉讼，用言语来约束，刻木记事，没有牢狱拷问的方法，所有犯罪的人，都临时判决遣送。神元帝沿袭旧制，没有改革变动。
穆帝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穆帝时，刘聪、石勒颠覆了晋朝。穆帝将要平定他们的叛乱，于是严苛刑法，经常以军令行事。百姓趁着宽政，很多人因违命而获罪，死者数以万计。于是国家部落骚动惊骇。平文帝继承大业，安抚聚集离散的百姓。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昭成帝建国二年：应当处死的，允许其家人献上金马赎罪；犯大逆罪的，亲族男女无论老少都斩首；男女不按礼制交合的，都处死；百姓互相杀害的，允许向死者家赔偿马牛四十九头，以及送葬器物来平息；没有牵连逮捕的连坐；盗窃官府财物，赔偿五倍，盗窃私人财物，赔偿十倍。法令明确，百姓安定。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
太祖幼年遭遇艰难，尝尽险阻，完全了解百姓的真假情况。等到即位，亲自实行仁厚，协调百姓。平定中原后，忧虑前代刑网严苛细密，于是命令三公郎王德废除那些对百姓残酷苛刻的法律，约定科令，大力崇尚简易。这时，天下百姓长久苦于兵乱，畏惧法律、乐于安定。太祖知道他们如此，就用清静无为来镇抚，惩罚一定从轻，万民欣然拥戴。然而对于大臣，执法毫不宽容。晚年灾异屡次出现，太祖身体不适，纲纪废弛，刑罚颇为滥用残酷。
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有敍焉。帝既练精庶事，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太宗即位，修复废置的官职，体恤百姓的疾苦，命令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共同审理百姓诉讼，各种政务又有了秩序。太宗既然精熟各种事务，做官的人逐渐用苛刻的法律条文来逃避罪责。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䴥中，诏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槀；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论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是后民官渎货，帝思有以肃之。太延三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
世祖即位，认为刑罚禁令过重，神䴥年间，下诏让司徒崔浩制定律令。废除五岁和四岁刑，增加一年刑。将死刑分为两种：斩首和绞刑。大逆不道罪处以腰斩，诛杀同籍亲属，十四岁以下处以腐刑，女子没入官府。杀害亲属的处以车裂。制造蛊毒的，男女都斩首，并焚烧其家。施行巫蛊的，背着公羊抱着狗沉入深渊。应当受刑的可以赎罪，贫穷的则加鞭二百。京畿内富裕的百姓到山上烧炭，贫穷的在厕所服役，女子舂米；那些有顽疾不如常人的，看守苑囿。王官分九品，可以用官爵免除刑罚。妇人应当受刑而怀孕的，产后一百天才执行。十四岁以下的，减刑一半，八十岁和九岁的，除非杀人不受处罚。拷问不超过四十九下。判刑的，由部主写明情况，公车审讯供词，由三都裁决。应当处死的，由部案奏报皇帝。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担心监官不能公平，案件判决后都要呈报，皇帝亲自询问，没有不同意见和怨言才定案。各州国的大辟罪，都要先上报请示才执行。宫阙左边悬挂登闻鼓，人有穷困冤屈就击鼓，公车上奏其表章。此后地方官贪污渎职，世祖想加以整肃。太延三年，下诏天下吏民，可以举报告发州牧郡守的不法行为。于是凶恶悖逆的平民，专门寻找地方官的过失，胁迫在位者，在民间强取豪夺。而长官都降低身份对待他们，苟且免祸而不以为耻，贪婪残暴依然如故。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咨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当时皇帝多次亲自征讨和巡幸四方，真君五年，命令恭宗总揽百官、代理国政。少傅游雅上疏说：“殿下亲自处理百官事务，经营内外，黎明即起，咨询国老。臣愧居疑承之职，负责进献建议。汉武帝时，开始开辟河右四郡，讨论各种疑罪而流放迁徙他们。十多年后，边郡充实，并修整农戍，汉宣帝沿袭此法，从而征服北方。这是近代的事。帝王对于罪人，并非因愤怒而诛杀，而是想让他们改恶从善。流放迁徙的苦楚，惩罚也很深。除非大逆正刑，都可以流放，即使全家远迁，也欢喜上路，终身劳役，不敢说苦。而且远流分离，内心或许思善。这样，奸邪可以平息，边疆足以防备。”恭宗认为他的话很好，但没有实行。
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网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
六年春天，因为有关部门断法不公，下诏所有疑案都交给中书省，依照古代经义论决。起初的盗律，赃物四十匹处死刑，百姓多轻慢政令，于是加重法律，赃物三匹都处死。正平元年，下诏说：“刑网太密，犯法的人更多，朕很怜悯。要详细审定律令，务必求得适中，有不便于百姓的加以增减。”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恢复旧制，增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其他罪，共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死刑一百四十五条，刑罚二百二十一条。有关部门虽然增减条章，仍未能阐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旧式。太安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
高宗初年，仍遵循旧制。太安四年，开始设立酒禁。这时年谷多次丰收，士民多因饮酒导致酗酒诉讼，或议论主政。高宗厌恶这种情况，所以一切禁止，酿酒、卖酒饮酒的都斩首，吉凶宾客亲友之事，则开禁，有日程。增设内外候官，侦察各曹外部州镇，甚至有微服混杂在府寺之间，来寻找百官的过失。他们所穷治的，有关部门苦于严加审讯，而多互相诬告牵连，就弹劾为不敬。各司官员赃物二丈都斩首。又增加律令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三条，死刑三十五条，刑罚六十二条。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上言：“除非大逆和亲手杀人，请饶恕其性命，流放守边。”下诏听从。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
显祖即位，废除口误之罪，开放酒禁。皇帝勤于治理功业，内外百官，无不震动肃敬。等到传位给高祖，仍然亲自处理万机，刑罚政令严明，显扬提拔清廉节操，淘汰贪婪卑鄙之人。州牧郡守中廉洁的，往往有闻名于世。
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自狱付中书覆案，后颇上下法，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延兴四年，下诏除非大逆干纪的，都只处罚本人，废除门房之诛。自从案件交付中书省覆核，后来颇有不依法办事的情况，于是废除这种做法，案件有大疑问的，才公平议论。此前各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有时导致矫诏擅权。于是事情无论大小，都命令依据律令正名，不得疑奏。符合的就制可，失当的就弹劾诘问，全部听从墨诏。从此事情都精细详审，下面没有人敢互相欺骗。
显祖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于狱案，必令覆鞫，诸有囚系，或积年不断。群臣颇以为言。帝曰：「狱滞虽非治体，不犹愈乎仓卒而滥也。夫人幽苦则思善，故囹圄与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轻恕耳。」由是囚系虽淹滞，而刑罚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屡下，则狂愚多侥幸，故自延兴，终于季年，不复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显祖知其若此，乃为之制。其捶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悉依令。皆从于轻简也。
显祖（献文帝）晚年，特别重视刑罚，一谈到刑罚常常悲伤痛心。每次审理案件，必定要求重新审讯，许多被囚禁的人，有的多年不能结案。群臣对此颇有议论。皇帝说：“案件积压虽然不符合治国之道，但难道不比仓促判决造成滥刑要好些吗？人处在幽禁困苦中就会思考向善，所以监狱和福堂是共存的。我想让他们改过自新，所以才给予轻罚宽恕罢了。”因此，囚禁虽然拖延，但刑罚大多处置得当。又因为赦令频繁下达，会使狂妄愚昧的人多存侥幸心理，所以从延兴年间开始，直到他统治末年，不再下达赦令。司法官员审讯囚犯，杖刑限制在五十下，但官员想开脱某人就用细小的棍棒，想陷害某人就先使用大杖。百姓大多承受不住而被迫诬告牵连他人，有的甚至毙命于杖下。显祖知道这种情况后，为此制定了制度。杖刑用荆条制作，削平其节疤，审讯囚犯时，杖刑的根部粗三分，打背部的用二分，打小腿的用一分，拷打全部依照法令。一切都从轻从简。
高祖驭宇，留心刑法。故事，斩者皆裸形伏质，入死者绞，虽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旧典，务从宽仁。」司徒元丕等奏言：「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又诏曰：「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媟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高祖（孝文帝）统治天下，留心刑法。旧例，斩首的罪犯都要裸体伏在砧板上，判处死刑的用绞刑，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并未施行。太和元年，下诏说：“刑法是用来禁止暴行、平息奸邪的，处死罪犯不在于让他们裸体。应当参考旧典，务必从宽仁厚。”司徒元丕等人上奏说：“陛下心怀仁恕之恩，让受刑者免去裸体露骨的耻辱。普天之下感念恩德，没有不感到庆幸的。臣等谨慎商议，大逆和盗贼分别处以弃市和袒露上身斩首，盗窃和官吏受贿分别处以绞刑，并交付甸师执行。”又下诏说：“百姓靠教化而和睦，不是严刑所能控制的。防范虽然严厉，触犯的人反而更多。如今犯法至死，都判斩刑，脱去衣服裸体，男女混杂相见。这哪里是用法律来整肃、用礼仪来教导呢？现在要为此制定完备的制度。”
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諠鬬于街术。吏民安其职业。
太和三年，下诏说：“治理在于政令宽和，弊端源于法网严密。如今负责侦察的官员数以千计，奸邪巧诈、玩弄权势，重罪受贿不举报，细小的过失却吹毛求疵地检举。应当全部罢免这些职务。”于是重新设置谨慎正直的官员数百人，用来防止街市上的喧哗斗殴。官吏和百姓都安于自己的职守。
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在此之前，因为律令不完备，奸猾的官吏运用法律，导致量刑有轻有重。皇帝下诏命令中书令高闾召集宫中秘书官员等修改旧有法律条文，根据情况增减。又命令群臣参与讨论，力求公允，经过皇帝审定。太和五年冬天完成，共八百三十二章，其中灭门之罪十六条，死刑二百三十五条，其他刑罚三百七十七条；废除了团伙抢劫首谋者灭门的规定，法律中重刑只到枭首为止。
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囚颈，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此以为能。帝闻而伤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
当时法官以及州、郡、县的官员不能根据实情断案。于是制造重枷，大得几乎要合抱；又用坠石悬挂在囚犯脖子上，伤及内部骨头；再让强壮的士卒轮流殴打他们。囚犯大多无法忍受，因而被迫诬服。官吏以此作为能干的表现。皇帝听说后很痛心，于是规定除非是大逆罪且有明确证据而拒不认罪者，不得使用大枷。
律：「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禄制，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帝哀矜庶狱，至于奏谳，率从降恕，全命徙边，岁以千计。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
法律规定：“贪赃枉法十匹，因公受贿二百匹的处死刑。”到太和八年，开始颁布俸禄制度，重新规定因公受贿一匹，贪赃枉法无论多少都处死。这年秋天，派遣使者巡视天下，纠察地方长官的不法行为，因贪赃被处死的有四十多人。领取俸禄的官员都小心谨慎，贿赂请托的道路几乎断绝。皇帝哀怜各种案件，以至于上报的判决，大多从轻宽恕，保全性命流放边疆，每年数以千计。京城判处死刑的案件，一年到头不过五六起，州镇也减少了。
十一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髠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八月诏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2]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冬十月，复诏公卿令参议之。
太和十一年春天，下诏说：“三千种罪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但法律中对父母不恭顺，只处以剃发的髠刑。这在道理上不恰当。可以重新详细修改。”又下诏说：“之前命令公卿讨论制定刑法典，但灭门之诛仍然写在法律中，违背了《周书》中父子分别定罪的原则。推究古代情理，很不可取。可以重新商议，删除繁苛残酷的条款。”秋八月下诏说：“法律条文规定刑期三年，就进入极刑。犯罪没有过半的衡量，罪行却有生死的区别。可以详细审查法律条文，凡有这类情况，重新修订确定。”冬十月，又下诏命令公卿参与讨论。
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太和十二年下诏：“犯死罪的人，如果父母、祖父母年老，又没有其他成年子孙，也没有期亲的，应当将案件上报奏请等待批复，并将此写入法令格式。”
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
世宗（宣武帝）即位，意在推行宽政。正始元年冬天，下诏说：“审理案件、制定法律，是国家应当慎重的事情，刑法的轻重增减，各个时代可能不同。先朝用心于法典，修改制定法令规则，但当时正值征战，未能详细研究，施行于当时，仍导致疑惑和错误。尚书省和门下省可以在中书外省讨论律令。凡有疑难案件，要斟酌新旧规定，进一步思考整理，增减上下，务必周全完备，随时有所制定，另外上报。希望顺应变化、合乎时宜，永远作为通行制度。”
永平元年秋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继等奏曰：「臣等闻王者继天子物，为民父母，导之以德化，齐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务于三讯五听，不以木石定狱。伏惟陛下子爱苍生，恩侔天地，疏网改祝，仁过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伤，爰降慈旨，广垂昭恤。虽有虞慎狱之深，汉文恻隐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犯□年刑已上枷锁，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又无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恒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诚宜案劾，依旨科处，但踵行已久，计不推坐。检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无成制。臣等参量，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诸台、寺、州、郡大枷，请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讯所用。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未几，狱官肆虐，稍复重大。
永平元年秋七月，下诏命令尚书检查枷杖大小违反制度的原因，并追究其罪责。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元继等上奏说：“臣等听说，君王继承天命治理万物，作为百姓的父母，用德化来引导，用刑法来整肃，大小案件必须依据实情，哀怜而不要高兴，务必进行三讯五听，不靠木石来定案。陛下爱民如子，恩德与天地相等，放宽法网、改变刑律，仁德超过商汤。因为枷杖不合规定，怜悯百姓生命可能受到伤害，于是降下仁慈旨意，广泛昭示体恤。即使有虞舜审慎断案的深远，汉文帝恻隐之心的极致，也不能与陛下同日而语。谨查《狱官令》：审理案件，先要完备五听的原则，尽到探求实情的本意，再验证各种证据，事情多有疑似，仍不坦白实情的，然后加以拷打；凡犯有某年以上刑期的要戴枷锁，流放以上的，增加手铐脚镣。交替使用，不能同时施加。不是大逆和叛国罪，都不使用大枷、高杻、重械，也没有用石头的条文。但法官和州郡官员，借机增加刑具，于是成为常法。向前违背五听原则，向后违反法令条文，确实应当弹劾，按照旨意处罚，但沿袭已久，估计不宜追究。检查杖的大小、鞭的长短，法令已有规定格式，但枷的轻重，先前没有成文制度。臣等斟酌衡量，制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部分长一丈，通颊木各宽五寸，用来对付大逆和叛国罪；手铐脚镣用来管理流刑以上。各台、寺、州、郡的大枷，请求全部烧毁。枷本来是拘禁囚犯用的，不是拷讯用的。从今以后断案，都依照法令尽到听讯的道理，根据人的强弱，施加拷打，不允许非法拷打人，同时使用拷石。”从此，枷杖的制度，颇有了一定的标准。不久，狱官肆虐，又逐渐恢复重大。
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春，尚书邢峦奏：「窃详王公已下，或析体宸极，或著勋当时，咸胙土授民，维城王室。至于五等之爵，亦以功锡，虽爵秩有异，而号拟河山，得之至难，失之永坠。刑典既同，名复殊绝，请议所宜，附为永制。」诏议律之制，与八坐门下参论。皆以为：「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余资，复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实爽。愚谓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诏从之。
《法例律》规定：“五等爵位以及官品令中从第五品以上，可以用官阶抵当两年徒刑；被免官的人，三年之后可以重新做官，但比原官阶降低一等。”延昌二年春天，尚书邢峦上奏说：“我私下考虑，王公以下，有的是皇帝亲属，有的在当时立有功劳，都受封土地、统治百姓，作为王室的屏障。至于五等爵位，也是因功赏赐，虽然爵位等级不同，但封号比拟山河，得到非常困难，失去就永远沉沦。刑法既然相同，名位又很尊贵，请求讨论合适的办法，附入永久制度。”皇帝下诏讨论法律条文，与八座、门下省共同参议。大家都认为：“官员如果因罪被除名，用官职抵当刑罚，还有剩余资历，再降阶任用。至于五等封爵，如果刑罚执行完毕，永远被削除，就等同于除名，在情理上确实不妥。我们认为，从王公以下，有封邑的人，因罪被除名，三年之后，应各降本爵一等，王和郡公降为县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伯降为子，子降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位也依此而降，直到散男。那些乡男没有更低爵位可降的，三年之后，允许依照其本品的资历出身。”皇帝下诏同意。
其年秋，符玺郎中高□贤、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贤同元愉逆，除名为民，会赦之后，被旨勿论。尚书邢峦奏：「案季贤既受逆官，为其传檄，规扇幽瀛，遘兹祸乱，据律准犯，罪当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赖蒙大宥，身命获全，除名还民，于其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属相及。体既相及，事同一科，岂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又缘坐之罪，不得以职除流。且货赇小愆，寇盗微戾，赃状露验者，会赦犹除其名。何有罪极裂冠，衅均毁冕，父子齐刑，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依律则罪合孥戮，准赦则例皆除名。古人议无将之罪者，毁其室，洿其宫，绝其踪，灭其类。其宅犹弃，而况人乎？请依律处，除名为民。」诏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听复仕。」
同年秋天，符玺郎中高□贤、弟弟员外散骑侍郎高仲贤、叔叔司徒府主簿高六珍等人，因弟弟高季贤参与元愉谋反，被除名为平民，遇到大赦之后，接到旨意不再追究。尚书邢峦上奏说：“查高季贤既然接受了叛军的官职，为他们传递文书，图谋煽动幽州、瀛州，导致这场祸乱，根据法律衡量罪行，应当处以灭族，兄长和叔叔连坐，法律有明文规定。幸而蒙受宽大，性命得以保全，除名还为民，对他们已是幸运。但谋反罪重，所以亲属连坐。既然连坐，就属于同一类罪行，哪有赦前都判流放斩首之罪，赦后却唯独免除反贼本人罪名的道理？况且连坐之罪，不能因官职抵当流刑。而且贪污受贿的小过错，偷盗抢劫的轻微罪行，赃物暴露查实的，遇到大赦还要除名。哪有罪行严重到颠覆朝廷、毁坏礼法，父子同刑、兄弟共罚，赦前同判斩首流放，赦后却有恢复官职的道理？依照法律则罪当灭族，比照赦令则按例都应除名。古人讨论‘无将’之罪时，要毁掉其房屋，污损其宫室，断绝其踪迹，消灭其同类。其住宅尚且抛弃，何况是人呢？请求依法处置，除名为民。”皇帝下诏说：“死者既然在赦前，而且员外官不在正式侍从之列，可以全部允许他们重新做官。”
三年，尚书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鄃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人者，谓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两各非诈。此女虽父卖为婢，体本是良。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3]于情不可。更推例以为永式。」〕
延昌三年，尚书李平上奏说：“冀州阜城县百姓费羊皮母亲去世，家境贫困无法安葬，将七岁的女儿卖给同城人张回做奴婢。张回又转卖给鄃县百姓梁定之，但没有说明她是良家女子。根据《盗律》：‘劫掠人、劫掠贩卖人、和同贩卖人为奴婢的，处死。’张回故意购买费羊皮的女儿，图谋转卖。依法应判处绞刑。”皇帝下诏说：“律文所说的‘和卖人’，是指两人合谋骗取他人财物。如今费羊皮卖女，告诉张回说是良家女子，张回贪图便宜，明知是良家女子而公开购买。确实都与律文不合，但双方都不是欺诈。这个女子虽然被父亲卖为奴婢，但身份本是良家。张回转卖的时候，本应有迟疑，却决然当作真奴婢卖掉。于情理不可。应进一步推究案例，作为永久定例。”
〔廷尉少卿杨钧议曰：[4]「谨详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是一，而刑死悬殊者，由缘情制罚，则致罪有差。又详『群盗强盗，首从皆同』，和掠之罪，固应不异。及『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然五服相卖，皆有明条，买者之罪，律所不载。窃谓同凡从法，其缘服相减者，宜有差，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羊皮卖女为婢，不言追赎，张回真买，谓同家财，至于转鬻之日，不复疑虑。缘其买之于女父，便卖之于他人，准其和掠，此有因缘之类也。又详恐喝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幼贱求之。』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乃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5]〕
廷尉少卿杨钧议论说：“谨详细查考《盗律》：‘劫掠人、劫掠贩卖人为奴婢的，都处死。’另一条说：‘卖子孙的，处一年徒刑。’同样是卖良家子女，而刑罚有死刑和徒刑的巨大差别，这是因为根据情理制定刑罚，导致罪行有轻重。又详细查考：‘群盗和强盗，首犯从犯都同样处罚。’和同劫掠的罪行，本来也应没有差别。以及‘明知是他人劫掠的财物，而故意购买的，以随从论处。’然而五服亲属之间相互出卖，都有明确条文，但买者的罪行，法律没有记载。我认为，买者应按照普通从犯处理，那些因亲属关系而减刑的，应当有差别，买者的罪行不能超过卖者的罪过。但费羊皮卖女为婢，没有提到赎回，张回是真实购买，视为如同家财，到了转卖的时候，不再有疑虑。因为他从女孩父亲那里买来，便卖给他人，比照和同劫掠，这属于有因缘关系的一类。又详细查考恐吓条目的注释：‘尊长已经给予决定，恐吓幼贱索取。’然而恐吓行为相同，却不承担恐吓的罪名，是因为尊长已经给予决定的缘故。而张回原本从费羊皮那里买婢女，又真实地卖给梁定之。比照这一条例，他先前有缘由；推究因缘关系，道理颇为相似。根据事实比照条文，判处流放是合适的。”
〔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案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唯买者无罪文。然〕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但卖者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知良故买，又于彼无亲。若买同卖者，即理不可。何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亦非掠，从其真买，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之坐，自应一例，不得全如钧议，云买者之罪，不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条：『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依此律文，知人掠良，从其宜买，罪止于流。然其亲属相卖，坐殊凡掠。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流坐，于法为深。准律斟降，合刑五岁。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便真卖，不语前人得之由绪。前人谓真奴婢，更或转卖，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案其罪状，与掠无异。且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不告前人良状由绪，处同掠罪。」
三公郎中崔鸿建议说：“根据法律，‘卖子女的判一年徒刑；卖五服以内亲属的，如果卖的是尊长，判死刑；卖期亲以及妾和儿媳的，判流放’。只有对买主没有规定罪名。然而卖主既然有罪，买主也不能不追究。但卖主因为天性难以割舍，支属容易遗弃，尊卑不同，所以罪名有差异。买主知道是良民而故意购买，又对卖主没有亲属关系。如果买主和卖主同罪，道理上说不通。为什么呢？‘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这也不是抢掠，而是真实购买，到了定罪时，刑罚和死刑差别很大。很明显，买主的定罪应该统一，不能完全像元臣建议的那样，说买主的罪不超过卖主的罪。而且买主对卖主没有天性和支属的情义，为什么会有等级差异的道理？又根据其他条款：‘知道是他人抢掠盗窃的财物而故意购买的，按从犯论处。’根据这条法律，知道他人抢掠良民，而从中购买，罪只到流放。然而亲属之间互相贩卖，罪名与一般抢掠不同。至于买主，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处以同样的流放，在法律上就过重了。根据法律斟酌减轻，应判五年徒刑。至于买主，知道是良民，就决定真买，不告诉卖主得来的缘由。卖主以为是真奴婢，可能再转卖，因此流落漂泊，不知去向，家人想要赎回，却无处寻找，永远沉沦为贱奴，没有恢复良民身份的日子。根据其罪状，与抢掠没有区别。而且法律严厉则奸邪容易平息，政令宽松则百姓多犯法，水火之喻，在先代典籍中已有明文。现在我认为，买人亲属后又转卖，不告诉卖主良民的状况和缘由，应处以与抢掠同等的罪名。”
太保、高阳王雍议曰：「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明然，去盗远矣。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如臣钧之议，知买掠良人者，本无罪文。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和掠之罪，故应不异。明此自无正条，引类以结罪。臣鸿以转卖流漂，罪与掠等，可谓『罪人斯得』。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沉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似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奸盗之本，非谓市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刑。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坐。首有沾刑之科，从有极默之戾，推之宪律，法刑无据。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又详臣鸿之议，有从他亲属买得良人，而复真卖，不语后人由状者，处同掠罪。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太保、高阳王元雍建议说：“州府判处张回，专门引用盗律，但核查张回所犯的罪行，本来不是和掠，保证人证明得很清楚，离盗律很远。现在引用盗律的条款，处以和掠的罪名，推究情理和法律，实在是不妥当。像元臣的建议，知道是买抢掠来的良民，本来没有罪名条文。为什么这样说？‘群盗强盗，不分首从都同罪’，和掠的罪名，本来应该没有差别。这说明此事本身没有正条，是引用类似条款来定罪。崔鸿认为转卖导致流落漂泊，罪名与抢掠相等，可以说是‘罪人斯得’。根据贼律说：‘预谋杀人而被发觉的判流放，从犯判五年徒刑；已经伤害及杀人后又苏醒的判死刑，从犯判流放；已经杀人的判斩首，参与并加力的从犯判死刑，不加力的判流放。’仔细考虑沉沦为贱奴与身死，流落漂泊与腐骨，一存一亡，哪个危害更大？然而贼律中杀人，有首从的区分，盗人卖买，却没有首从的等级。谋杀与和掠，同样是针对良民，应该作为参照。之所以不引用杀人罪来减轻，而降低到强盗一类，即使谋杀与强盗都可以作为例子，却似乎是从轻处理。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又说：‘知道是他人抢掠盗窃的财物而故意购买的，按从犯论处。’这是为了禁止暴掠的源头，遏制奸盗的根本，不是说从亲属尊长手中购买，就等同于盗掠的刑罚。我认为五服之内互相贩卖，都是良民，之所以允许有等级差异的罪名，是因为明确离抢掠盗贼的道理很远，所以根据亲疏来划分等级，根据尊卑来定轻重。根据法律：‘所有共同犯罪，都以发起意图的人为首犯。’明确买卖有起因，首从的定罪应该确定。如果羊皮不说卖，那么张回就没有买的心思，那么羊皮是首犯，张回是从犯。首犯有受刑的条款，从犯有极重的罪责，推究宪法法律，刑罚没有依据。买主的罪名，应该各自根据卖主的罪名来定。又详细考虑崔鸿的建议，有从其他亲属手中买得良民，又真卖，不告诉后人缘由的，处以与抢掠同等的罪名。既然已经成了奴婢，卖与不卖，都不是良民。何必认为不卖可以原谅，转卖就难以宽恕。张回的过错，应该鞭打一百。卖子女来安葬亲人，孝心真诚可嘉，但表彰赏赐的建议没有听到，刑罚的条款已经降下。恐怕这不是敦厚风俗、以德引导百姓的做法。请求免除羊皮的罪名，公家补偿卖得的钱。”诏书说：“羊皮卖女葬母，孝心真诚可嘉，可以特别宽恕。张回虽然是从父亲那里买来，但不应该转卖，可判五年徒刑。”
先是，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鞫，宗正约以旧制。尚书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荫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
在此之前，皇族有罪过，都不进行审讯。当时有宗室士人元显富，犯罪需要审讯，宗正按照旧制处理。尚书李平上奏说：“因为帝室宗族根基稳固，遍布天下，其中属籍疏远、荫庇官职低微的人，行为不良触犯法律，按理必须追究。请求设立界限，作为固定制度。”诏书说：“宗族源远流长，世代繁衍，列入宗室户籍，而做坏事的人，数量也很多。先朝既然没有不审讯的规定，而他们却空自矫情依仗，助长违逆暴行。所有在议亲议贵等特权之外的人，都可以按照普通法律处理。”
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检除名之例，依律文，『狱成』谓处罪案成者。寺谓犯罪迳弹后，使覆检鞫证定刑，罪状彰露，案署分昞，狱理是成。若使案虽成，虽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疑，更付别使者，可从未成之条。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体。何者？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测之恩宥，辩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窃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以为：「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检使处罪者，虽已案成，御史风弹，以痛诬伏；或拷不承引，依证而科；或有私嫌，强逼成罪；家人诉枉，辞案相背。刑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公正，岂疑于私。如谓规不测之泽，抑绝讼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若从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经赦，及覆治理状，真伪未分，承前以来，如此例皆得复职。愚谓经奏遇赦，及已覆治，得为狱成。」尚书李韶奏：「使虽结案，处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诉枉，尚书纳辞，连解下鞫，未检遇宥者，不得为案成之狱。推之情理，谓崔纂等议为允。」诏从之。
同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人上奏说：“检查除名的案例，根据法律条文，‘狱成’是指定罪案件已经成立。廷尉认为，犯罪经过弹劾后，派人覆核审讯确定刑罚，罪状暴露，案卷签署分明，案件就成立了。如果案件虽然成立，虽然已经申报尚书省，事情下达到廷尉，或者廷尉认为情状未尽，或者有人拦驾击鼓，或者门下省产生疑问，再交付其他使者审理的，可以按照未成的条款处理。其家人陈诉，如果相信他们的片面之词，而阻碍已经成立的判决，就是曲从私情，违背公理。为什么呢？五种欺诈手段已经用尽，六种证据已经具备，侥幸之徒又生出异端，进则希望拖延时间，退则希望意外的恩赦，用诡辩迷惑正道，用歪曲扰乱正直，在下助长百姓的奸邪，在上败坏国法，我们私下感到不安。”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认为：“法律条文说，案件已经成立及判决完毕，经过审理，而怀疑有奸诈欺骗、不合法理，以及申诉冤枉的，可以提审覆治。检查使定罪的人，虽然案件已经成立，但御史风闻弹劾，因痛苦而诬服；或者拷打不承认，依据证据定罪；或者有私人嫌隙，强逼成罪；家人申诉冤枉，言辞与案卷相矛盾。刑罚不轻，按理必须审讯。既然是为了公正，怎么能怀疑有私心。如果说为了杜绝侥幸之徒，压制诉讼，那么冤枉滞留的人，最终无法申理。如果按照案件成立处理，就违背了覆治的法律。然而未判决经过赦免，以及覆治后情状真伪未分，从以前以来，这样的例子都能复职。我们认为，经过上奏遇到赦免，以及已经覆治的，可以算作狱成。”尚书李韶上奏说：“使者虽然结案，处理上报廷尉，解送尚书省，以及家人申诉冤枉，尚书接受诉状，连续解送下审，未检查遇到宽宥的，不能算作案成之狱。推究情理，认为崔纂等人的建议是妥当的。”诏书听从了。
熙平中，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廷尉卿裴延俊上言：「法例律：『诸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依贼律，谋反大逆，处买枭首。其延陵法㩲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众，事在赦后，亦合死坐。」正崔纂以为：「景晖云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虽杀晖为无理，恐赦晖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戮。景晖九岁小儿，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其口。皆奸吏无端，横生粉墨，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若以妖言惑众，据律应死，然更不破□惑众。赦令之后方显其事；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书曰：与杀无辜，宁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晖愚小，自依凡律。」灵太后令曰：「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余如奏。」
熙平年间，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规定的期限之后，没有自首。廷尉卿裴延俊上奏说：“法例律：‘所有逃亡的人，在赦书规定的期限之后，不自首的，恢复原来的罪名。’根据贼律，谋反大逆，判处王买枭首。至于延陵法㩲等人所说的月光童子刘景晖，妖言惑众，事情发生在赦令之后，也应当处死。”正崔纂认为：“景晖说能变成蛇和雉，这是旁人的话。虽然杀景晖没有道理，但恐怕赦免景晖又会迷惑众人。因此犹豫不决，不敢擅自决定。当今是无所忌讳的朝代，不应施行无罪之戮。景晖是九岁小孩，口中还有乳臭，言行举止，都不关自己的事，‘月光’的称号，不是从他口中说出的。都是奸吏无端，横生是非，所谓制造罪名的人巧妙，杀人的人能干。如果以妖言惑众，根据法律应判死刑，然而更不破解□惑众。赦令之后才显露此事；在律令之外，再寻求他的罪名。赦律凭什么取信于天下，天下又怎能不怀疑赦律呢！《尚书》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放过有罪。又根据法例律：‘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杀伤人论罪的上请。’议论的人说，悼耄之人的罪，不适用这条法律。我认为，年老智慧如尚父，年少聪慧如甘罗，这是非常之人，可以按他们的建议处理，景晖愚笨年幼，自然按照普通法律。”灵太后下令说：“景晖既然已经经过恩赦，怎么能再议论加横罪，可以流放到略阳为民。其余按照奏议处理。”
时司州表：「河东郡民李怜生行毒药，案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无期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未及判申，怜母身丧。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谓州判为允。主簿李玚驳曰：「案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检上请之言，非应府州所决。毒杀人者斩，妻子流，计其所犯，实重余宪。准之情律，所亏不浅。且怜既怀酖毒之心，谓不可参隣人伍。计其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礼乎？且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处斩，流其妻子。实足诫彼氓庶，肃是刑章。」尚书萧宝夤奏从玚执，诏从之。
当时司州上表说：“河东郡百姓李怜生使用毒药，按律判处死刑。他的母亲申诉说：‘我年老，没有期亲，按例应该上请。’检查户籍没有错误，但未及判决申报，李怜的母亲去世。州府判决三年服丧期满后再执行。”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认为州府的判决是妥当的。主簿李玚反驳说：“根据法例律：‘所有犯死罪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没有成年子孙，旁边没有期亲的，详细情况上请。流放的人鞭笞，留下赡养其亲人，亲人去世后则执行流放。不在赦免之列。’检查上请的说法，不是府州所能决定的。毒杀人的人斩首，妻子流放，计算他所犯的罪，实际上比一般法律更重。根据情理和法律，所亏欠的不浅。而且李怜既然怀有鸩毒之心，我认为不能让他与邻居为伍。考虑到他母亲在世时，尚且应该全家流放，何况现在母亲已死，还引用三年的丧礼吗？而且给假殡葬，足以显示仁宽，现在已经卒哭，不应该再延期。可以依法处斩，流放他的妻子。这足以警戒那些百姓，整肃刑法。”尚书萧宝夤上奏听从李玚的意见，诏书听从了。
旧制，直合、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合等禁直上下，有宿衞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旧制规定，直合、直后、直斋，以及武官队主、队副等，作为比视官，如果犯罪，不能免除刑罚。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说：“根据各州中正，也不是品令所记载的，又没有俸禄抚恤，但先朝以来，都应当受刑。直合等人在宫中值班上下，有宿卫的辛劳，按理不应有差别。”灵太后下令按照中正的例子处理。
神龟中，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耽惑，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曰：「容妃、慧猛恕死，髠鞭付宫，余如奏。」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案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又寻门下处奏，以『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其智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天慈广被，不即依决，[17]虽恕其命，窃谓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案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旧格：[18]『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定，[19]后决从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狱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参差，或时未允。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昔邴吉为相，不存鬬毙，而问牛喘，岂不以司别故也。案容妃等，罪止于奸私。若擒之秽席，众证分明，即律科处，不越刑坐。何得同宫掖之罪，齐奚官之役。[20]案智寿口诉，妹适司士曹参军罗显贵，[21]已生二女于其夫，则他家之母。礼云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若私门失度，罪在于夫，衅非兄弟。昔魏晋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诤之，谓：『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22]斯乃不刊之令轨，古今之通议。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23]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相证。论刑过其所犯，语情又乖律宪。案律，奸罪无相缘之坐。不可借辉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无欺于耳目。何得以非正刑书，[24]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驷马不追。既有诏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请。」
神龟年间，兰陵公主的驸马都尉刘辉，因与河阴县百姓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慧猛通奸淫乱，沉溺迷惑，殴打公主导致其受伤流产。刘辉畏罪逃亡。门下省上奏处理意见：「各人应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因知情而不加防范阻拦，处以流刑。」皇帝下诏说：「容妃、慧猛免死，剃去头发、处以鞭刑后交付宫中，其余按奏议执行。」尚书三公郎中崔纂坚持说：「我看到诏令悬赏：如果抓获刘辉，在职官员赏赐晋升两级，平民百姓允许出身进一级，仆役免除劳役，奴婢成为良民。查刘辉没有叛逆之罪，赏赐却等同于反贼刘宣明的标准。又查门下省的奏议，认为『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双方情意沉迷，致使刘辉心怀愤怒，殴打公主伤及胎儿。虽然法律没有明确条文，但罪行应属极刑，一并判处死刑。张智寿等两家，发配到敦煌当兵』。皇恩浩荡，没有立即执行判决，虽然饶恕了他们的性命，我私下认为并不妥当。法律政令，是高祖皇帝用来治理天下的，不能因个人喜怒而增减，不能因关系亲疏而改变。查《斗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因愤怒，用兵器杀死子孙的处五年徒刑，殴打致死的处四年徒刑，如果心中有所爱憎而故意杀害的，各加一等。』虽然公主下嫁，尊贵不同于普通妻子，但人家媳妇怀孕，不能不是自己的子女。又依据永平四年先朝的旧例：『各种流刑和死刑，都先对首犯判定罪名，然后判决从犯。』事情必须根据根本来推求枝节，案件如果因为刘辉逃跑，就应该悬空处理，没有舍弃首犯而追究从犯的道理。流刑和死刑参差不齐，或许有时不够公允。门下省的大臣，职责在于陈述上奏。从前邴吉担任丞相，不关心斗殴致死的事，却过问牛喘气，难道不是因为职责有别的缘故吗？查容妃等人，罪行只限于通奸。如果在淫乱的场合抓获，众人证据确凿，就按法律判处，不会超出刑罚范围。怎么能等同于宫廷内的罪行，与宫中服役的人一样处罚？查张智寿口述，妹妹嫁给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经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就是别人家的母亲。礼制说妇女不侍奉两个丈夫，犹如说不侍奉两个天。如果私门行为失当，罪责在于丈夫，祸端不涉及兄弟。从前魏晋没有废除灭五族的刑罚，有免除儿子杀戮母亲的判罚。何曾争论说：『未出嫁的女子，随从父母的刑罚；已经出嫁的妇人，随从夫家的刑罚。』这是不可更改的法规，古今通行的议论。法律中，『近亲相互隐瞒』指的是普通罪行。何况通奸这种丑事，怎么能用同气连枝的人来作证？论刑罚超过了所犯的罪行，论情理又违背了法律条文。查法律，通奸罪没有牵连的处罚。不能借刘辉的愤怒，对兄弟施加刑罚。在街市上处决犯人，是让众人共同唾弃他；在朝廷上封爵，是让众人共同认可他，表明对天下不偏私，不欺瞒耳目。怎么能用不正规的刑书，在全国施行？刑罚名称一旦失误，驷马难追。既然已有诏旨，就按此执行，但不符合法律的案件，按理应该重新请示。」
尚书元修义以为：「昔哀姜悖礼于鲁，齐侯取而杀之，春秋所讥。又夏姬罪滥于陈国，但责征舒，而不非父母。明妇人外成，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右仆射游肇奏言：「臣等谬参枢辖，献替是司，门下出纳，谟明常则。至于无良犯法，职有司存，劾罪结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奸状，罪止于刑，并处极法，准律未当。出适之女，坐及其兄，推据典宪，理实为猛。又辉虽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谓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陈请。乞付有司，重更详议。」诏曰：「辉悖法乱理，[25]罪不可纵。厚赏悬募，必望擒获。容妃、慧猛与辉私乱，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诛，将何惩肃！且已醮之女，不应坐及昆弟，但智寿、庆和知妹奸情，初不防御，招引刘辉，共成淫丑，败风秽化，理深其罚，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恒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且古有诏狱，宁复一归大理。而尚书治本，纳言所属。弗究悖理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违彼义途，苟存执宪，殊乖任寄，深合罪责。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
尚书元修义认为：「从前哀姜在鲁国违背礼制，齐侯将她抓来杀死，《春秋》对此有所讥讽。又夏姬在陈国罪行泛滥，只责罚征舒，而不非难她的父母。这表明妇人出嫁后，违反礼制的过错，与娘家亲属无关。何况已经出嫁的妹妹，祸端怎能牵连到兄弟呢？」右仆射游肇上奏说：「我们这些人错误地参与中枢机要，负责提出建议和意见，门下省掌管诏令的传达，谋划阐明常规法则。至于不良之人犯法，自有主管官员负责，弹劾定罪结案，本来不是我们的事。容妃等人的奸情，罪行只限于刑罚，却一并处以极刑，比照法律并不恰当。已经出嫁的女子，判罪牵连到她的兄长，推究依据典章法度，情理上确实过于严苛。又刘辉虽然逃避刑罚，但罪行不涉及妻子儿女，悬赏捉拿等同于大逆不道，也认为是加重了处罚。违背法律的案件，按理应该陈述请示。请求交付有关部门，重新详细评议。」皇帝下诏说：「刘辉违背法律、扰乱伦理，罪行不可放纵。用重赏悬赏捉拿，必定希望抓获。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淫乱，因此沉迷迷惑，导致公主发生意外。这样的人不诛杀，将用什么来惩戒肃清！而且已经出嫁的女子，不应牵连兄弟，但张智寿、陈庆和知道妹妹的奸情，起初不加防范，招引刘辉，共同造成淫乱丑事，败坏风气、污染教化，按理应加重处罚，特令门下省审理结案，不受常规司法部门约束，怎能一概按常例作为通行标准？况且古代有诏令审理的案件，难道都一律归大理寺处理？而尚书省是治理根本，负责纳言。不探究违背道理的深浅，不详查损害教化的多少，背离了正确的途径，苟且地坚持执法，大大辜负了委任寄托，深应受到罪责。崔纂可免去郎官职务，都坐尚书，全部剥夺俸禄一个时期。」
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尒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侍中孙腾上言：「谨详，法若画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案律，公私劫盗，罪止流刑。而比执事苦违，好为穿凿，律令之外，更立余条，通相纠之路，班捉获之赏。斯乃刑书徒设，狱讼更烦，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非所谓不严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为升平之美，义在省刑；陵迟之衰，必由峻法。是以汉约三章，天下归德；秦酷五刑，率士瓦解。礼训君子，律禁小人，举罪定名，国有常辟。至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经典垂言，国朝成范。随时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细滋烦，令民豫备。恐防之弥坚，攻之弥甚。请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恒宪。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本从末。」诏从之。
孝昌年间以后，天下混乱，法令不恒定，有时宽松有时严苛。等到尔朱氏专权，刑罚轻重随意，在官的人，大多以严酷为能事。到迁都邺城后，京城附近盗贼纷纷兴起。有关部门上奏建立严厉的制度：凡是强盗杀人的，首犯和从犯都斩首，妻子儿女同户籍的，发配为乐户；那些没有杀人的，以及赃物不满五匹的，首犯斩首，从犯处死，妻子儿女也发配为乐户；小偷盗赃物满十匹以上的，首犯处死，妻子儿女发配驿站服役，从犯流放。侍中孙腾上言说：「谨慎详察，法律如果统一，道理上就不应有二致，不能因个人喜怒而随意导致轻重不同。查法律，公私抢劫盗窃，罪行最高是流刑。但近来主管官员苦苦违背，喜欢穿凿附会，在律令之外，又设立其他条款，开通相互纠举的途径，颁布捉获的赏赐。这是刑书形同虚设，诉讼更加烦乱，法令越繁多，盗贼反而越多。这不是所谓的不严苛而能治理，遵守旧典的做法。臣认为太平盛世的完美，在于省减刑罚；衰败的弊端，必然源于严酷的法律。因此汉高祖约法三章，天下归心于德政；秦朝酷用五刑，全国土崩瓦解。礼制训导君子，法律禁止小人，列举罪行确定罪名，国家有固定的刑罚。至于『因过失灾害而赦免，怙恶不悛则处以刑罚』，经典中留下训言，本朝有现成的规范。根据时势而运用，各有主管部门负责。不应大小事都滋长烦琐，让百姓预先防备。恐怕防范得越坚固，攻击得就越厉害。请求所有犯盗的人，全部按照律令处理，以明确恒常的法规。希望使刑罚杀伐适中，不得弃本逐末。」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
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兴和初，齐文襄王入辅朝政，以公平肃物，大改其风。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知治矣。
天平年间以后，迁都初创，各部门大多不遵纪守法，贿赂公然进行。兴和初年，齐文襄王入朝辅政，以公平严肃的态度对待事物，大力改变了这种风气。到武定年间，法令严明，天下都知道治理了。
校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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