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涉大川
利于渡过大河
《易》卦辞称「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辞称「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讼》、《未济》，指《坎》体而言。《益》、《中孚》，指《巽》体而言。《涣》指《坎》、《巽》而言。盖《坎》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为木，木可为舟楫以济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虚」，《涣》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实取诸《涣》，正合二体以取象也。《谦》、《蛊》则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则中爻有《巽》、《颐》之反，对《大过》，方有《巽》体，五去之远，所以言「不可涉」，上则变而之对卦，故「利涉」云。
《周易》卦辞中称“利于渡过大河”的有七处，称“不利于渡河”的有一处。爻辞中称“利于渡河”的有两处，“用以渡河”的一处，“不可渡河”的一处。《需》《讼》《未济》三卦，是针对《坎》卦的卦体而言的。《益》《中孚》两卦，是针对《巽》卦的卦体而言的。《涣》卦是针对《坎》和《巽》两卦而言的。因为《坎》卦代表水，有大河的象征。而《巽》卦代表木，木可以做成船桨来渡河。所以《益》卦的彖辞说“木道乃行”，《中孚》卦的彖辞说“乘木舟虚”，《涣》卦的彖辞说“乘木有功”。另外，船桨的便利，实际上取自《涣》卦，正是结合了《坎》《巽》两种卦体来取象。《谦》《蛊》两卦，中间爻位有《坎》卦；《同人》《大畜》两卦，中间爻位有《巽》卦；《颐》卦的反卦，对应《大过》卦，才有《巽》卦的卦体，第五爻离它很远，所以说“不可涉”，上爻则变化而成为它的对卦，所以说“利涉”。
光武弃冯衍
光武帝抛弃冯衍
汉室中兴，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诏令罢兵，辞不受召，于是始贰焉。更始方困于赤眉，而光武杀其将谢躬、苗曾，取洛阳，下河东，翻为腹心之疾。后世以成败论人，故不复议。予谓光武知更始不材，必败大业，逆取顺守，尚为有辞。彼鲍永、冯衍，始坚守并州，不肯降下，闻更始已亡，乃罢兵来归，曰：「诚惭以其众幸富贵。」其忠义之节，凛然可称。光武不能显而用之，闻其言而不悦。永后以它立功见用，而衍终身摈斥，群臣亦无为之言者，吁可叹哉！
汉朝的中兴，固然都是光武帝的功劳，但更始帝已经即天子位，光武帝接受了他的爵位和俸禄，北面称臣，等到平定王郎、安定河北后，更始帝下诏命令他罢兵，他推辞不接受召见，于是才开始有了二心。更始帝正被赤眉军所困，而光武帝却杀了他的将领谢躬、苗曾，攻取洛阳，拿下河东，反而成了更始帝的心腹大患。后世以成败论人，所以不再议论这些。我认为光武帝知道更始帝没有才能，必定会败坏大业，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再用正当的方法守住，尚且还有说辞。至于鲍永、冯衍，起初坚守并州，不肯投降，听说更始帝已死，才罢兵前来归顺，说：“实在惭愧，凭借部众来求取富贵。”他们的忠义节操，凛然可敬。光武帝不能重用他们，听到他们的话后不高兴。鲍永后来因其他功劳被任用，而冯衍终身被排斥，群臣也没有替他说话的，唉，真是可叹啊！
恭显议萧望之
弘恭、石显商议处置萧望之
弘恭、石显议置萧望之于牢狱，汉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讫可其奏，望之果自杀，帝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乃已。王氏五侯奢僣，成帝内衔之，一旦赫怒，诏尚书奏诛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实无意诛也。窦宪恃宫掖声势，夺公主园，章帝切责，有孤雏腐鼠之比，然竟不绳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讥之矣。司马公谓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其欺既明，终不能治，可谓易欺而难寤也。予谓师傅大臣进退罪否，人主当决之于心，何为谋及宦者？且望之先时已尝下廷尉矣，使其甘于再辱，忍耻对吏，将遂以恭、显之议为是耶！望之死与不死，不必论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汉颠覆，章帝仁柔无断，后汉遂衰，皆无足责。
弘恭、石显商议把萧望之下狱，汉元帝知道他不肯接受狱吏的审讯，但最终还是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萧望之果然自杀，元帝召见石显等人，责问他们商议不周详，他们都摘下帽子谢罪，事情才算了结。王氏五侯奢侈僭越，成帝内心怀恨，有一天勃然大怒，下诏让尚书上奏诛杀薄昭的旧例，但只是想吓唬他们，实际上没有诛杀的意思。窦宪倚仗宫廷的权势，强夺公主的园地，章帝严厉责备他，有“孤雏腐鼠”的比喻，但最终没有治他的罪。这三位君主的失政，前代史书已经深刻讥讽了。司马光说元帝起初怀疑萧望之不肯入狱，弘恭、石显认为一定没有忧虑，他们的欺骗已经明显，最终却不能惩治，可以说是容易被欺骗而难以醒悟。我认为太师太傅这样的大臣，其进退和是否有罪，君主应当自己决断，为什么要和宦官商议？况且萧望之先前已经下过廷尉狱了，假使他甘愿再次受辱，忍耻面对狱吏，难道就要认为弘恭、石显的议论是对的吗？萧望之死与不死，不必讨论了。成帝把政事委托给外戚，导致西汉覆灭；章帝仁厚柔弱没有决断，导致东汉衰败，都不值得责备。
晁错张汤
晁错和张汤
晁错为内史，言事辄听，幸倾九卿，及为御史大夫，权任出丞相右。张汤为御史，每朝奏事，国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萧望之为御史，意轻丞相，遇之无礼。三人者贤否虽不同，然均为非谊，各以它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晁错担任内史时，奏事总是被采纳，宠幸超过九卿，等到担任御史大夫，权力和职责在丞相之上。张汤担任御史，每次上朝奏事，国家事务忙到太阳偏西，丞相只是充数，天下大事都由张汤决断。萧望之担任御史，心里轻视丞相，对待他无礼。这三个人贤能与否虽然不同，但都不合道义，各自因其他事情而死，或许是有原因的吧！
逸《书》、逸《诗》，虽篇名或存，既亡其辞，则其义不复可考。而孔安国注《尚书》，杜预注《左传》，必欲强为之说。《书》「汩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单作《明居》」注云「咎单，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传》「国子赋辔之柔矣」注云「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如此之类。予顷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颖为《书》学谕，讲「帝厘下土」数语，曰：「知之为知之，《尧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为不知，《九共》《稿饫》，略之可也。」其说最纯明可喜，林君有《书解》行于世，而不载此语，故为表出之。
散佚的《尚书》篇、散佚的《诗经》篇，虽然篇名有时还存在，但既然原文已经亡失，那么它们的意义就无法再考证了。而孔安国注释《尚书》，杜预注释《左传》，一定要勉强作出解释。《尚书》中“汩作”的注释说“说的是他治理百姓的功绩”。“咎单作《明居》”的注释说“咎单，是主管土地的官员。作《明居》，是治理百姓的法令”。《左传》中“国子赋辔之柔矣”的注释说“取义于宽缓的政令，来安定诸侯，就像柔软的缰绳驾驭刚烈的马”。如此之类。我先前在福州担任教授时，林之奇（字少颖）担任《尚书》学谕，讲解“帝厘下土”几句话，说：“知道就是知道，这是《尧典》《舜典》可以讲解的原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九共》《稿饫》这些篇，省略它们就可以了。”他的说法最纯正明白，令人喜爱，林君有《书解》流传于世，但没有记载这句话，所以特意把它表述出来。
刑罚四卦
关于刑罚的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罚之事著于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罚敕法」，《丰》曰「君子以折狱致刑」，《贲》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噬嗑》、《旅》上卦为《离》《丰》、《贲》，下卦为《离》。离，明也。圣人知刑狱为人司命，故设卦观象，必以文明为主，而后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周易》六十四卦中，把刑罚之事写在《大象》里的共有四卦。《噬嗑》卦说“先王以明罚敕法”，《丰》卦说“君子以折狱致刑”，《贲》卦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卦说“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噬嗑》《旅》两卦的上卦是《离》，《丰》《贲》两卦的下卦是《离》。离，就是光明。圣人知道刑狱关系到人的生死，所以设立卦象观察象征，一定以文明为主，而后世却把它交给文法俗吏，这是为什么呢？
《易》中所言鱼，皆指《巽》也。《姤》卦《巽》下《干》上，故九二有鱼，九四无鱼。《井》内卦为《巽》，故二有射鲋之象。《中孚》外卦为《巽》，故曰「豚鱼吉」。《剥》卦五阴而一阳。方一阴自下生，变《干》为《姤》，其下三爻乃《巽》体也。二阴生而为《遁》，则六二、九三、九四乃《巽》体。三阴生而为《否》，则六三、九四、九五乃《巽》体。四阴生而为《观》，则上三爻乃《巽》体。至五阴为《剥》，则《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辞曰「贯鱼」，盖指下四爻皆从《巽》来，如鱼骈头而贯也。或曰《说》卦不言「《巽》为鱼」，今何以知之？曰，以类而知之。说卦所不该者多矣，如「长子」、「长女」、「中女」、「少女」见于《震》、《巽》、《离》、《兑》中，而《坎》、《艮》之下，不言「为中男」、「为少男」之类，它可推也。
《周易》中所说的鱼，都指的是《巽》卦。《姤》卦是《巽》下《干》上，所以九二爻有鱼，九四爻没有鱼。《井》卦的内卦是《巽》，所以第二爻有射鲋的象征。《中孚》卦的外卦是《巽》，所以说“豚鱼吉”。《剥》卦有五阴一阳。当一阴从下生起，变《干》为《姤》，它的下三爻就是《巽》体。二阴生起成为《遁》，那么六二、九三、九四就是《巽》体。三阴生起成为《否》，那么六三、九四、九五就是《巽》体。四阴生起成为《观》，那么上三爻就是《巽》体。到五阴成为《剥》，那么《巽》才开始消失。所以六五的爻辞说“贯鱼”，大概是指下四爻都从《巽》来，像鱼并排着头被贯穿。有人说《说卦》没有说“《巽》为鱼”，现在怎么知道呢？回答说，通过类推而知道。《说卦》没有涵盖的多了，比如“长子”“长女”“中女”“少女”出现在《震》《巽》《离》《兑》中，而《坎》《艮》下面，不说“为中男”“为少男”之类，其他可以类推。
三省长官
三省的长官
中书、尚书令在西汉时为少府官属，与大官、汤官、上林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为加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而秩稍增，尚书令为千石，然铜印墨绶，虽居几要，而去公卿甚远，至或出为县令。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初遂为三省长官，居真宰相之任，犹列三品。大历中乃升正二品。入国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师之上，然只以为亲王及使相兼官，无单拜者。见任宰相带侍中者才五人：范鲁公质、赵韩王普、丁晋公谓、冯魏公拯、韩魏王琦。尚书令又最贵，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赵韩王、韩魏王始赠真令，韩公官止司徒，及赠尚令，乃诏自今更不加赠，盖不欲以三师之官，赘其称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书令为左辅、右弼，而不置尚书令，以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为之，故郭子仪不敢拜，非本朝也。
中书令和尚书令在西汉时是少府的属官，与大官令、汤官令、上林令等官职的品级大致相等。侍中只是加官，在东汉也属于少府，但品级稍有提高。尚书令的俸禄是千石，虽然掌管机要，但离公卿的地位还很远，甚至有时被外放为县令。魏晋以来，这些官职逐渐变得显贵重要。唐朝初年，它们成为三省的长官，担任真正的宰相职务，但仍列为三品。大历年间才升为正二品。到了本朝（宋朝），这些官职的地位更加尊贵，在朝班序列中甚至排在太师之上，但只作为亲王和使相的兼官，没有单独授予的。现任宰相中兼任侍中的只有五人：范质（鲁国公）、赵普（韩王）、丁谓（晋国公）、冯拯（魏国公）、韩琦（魏王）。尚书令最为尊贵，除宗室亲王外，不轻易授予他人。赵普和韩琦最初被追赠为真正的尚书令，韩琦的官职只到司徒，等到追赠尚书令时，皇帝下诏今后不再加赠，大概是不想用三师的官职来赘加在他的称号上。政和初年，蔡京将侍中、中书令改为左辅、右弼，而不设置尚书令，认为太宗皇帝曾担任过此官。殊不知这是唐太宗担任过的官职，所以郭子仪不敢接受，并非本朝的事。
王珪李靖
王珪与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侄王评事》诗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云云）〉。」「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观此诗，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赠礼部尚书。然细考其事，大不与史合。蔡绛诗话引《唐书·列女传》云：「珪母卢氏，识房、杜必贵。」质之此诗，则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诗话》云：「不特不姓卢，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案《唐·列女传》元无此事，珪传末只云：「始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二人过其家，母李窥之，知其必贵。」蔡说妄云有传，又误以李为卢，皆不足辩。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与秦王不睦，以权相倾。珪为太子中允，说建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长年，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请行。其后杨文干之事起，高祖责以兄弟不睦，归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还任用。久之，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征尽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则珪与太宗，非素交明矣。《唐书》载李氏事，亦采之小说，恐未必然，而杜公称其祖姑事，不应不实。且太宗时宰相，别无姓王者，真不可晓也。
杜甫《送重表侄王评事》诗中说：“我的曾老姑，是你的高祖母。你的祖先尚未显达时，娶她为尚书之妇。隋朝大业末年，房玄龄、杜如晦都是朋友。年长者来到门前，荒年自己糊口。家中贫穷无供给，客位只有扫帚。不久献上珍馐，寂寥人散之后（等等）。”“上段说天下大乱，应与英俊之人交厚。我曾暗中观察那几位，他们都有经世之才。接着问最年轻的，是个虬髯十八九岁的少年。你们成就大名，都靠此人。下段说风云际会，龙虎一吟一吼。愿展丈夫雄才，得以摆脱儿女情长。秦王当时在座，真气惊动门窗。等到贞观初年，尚书登上台斗之位。夫人常乘肩舆，上殿称颂万寿。皇帝以嫂叔之礼相待，盛事永垂不朽。”看这首诗，似乎指的是王珪。王珪是唐太宗的宰相，追赠礼部尚书。但仔细考究此事，与史实大不相符。蔡绛《诗话》引用《唐书·列女传》说：“王珪的母亲卢氏，看出房玄龄、杜如晦将来必贵。”对照此诗，王珪的母亲却是杜氏。《桐江诗话》说：“不仅不姓卢，而且是王珪的妻子，不是母亲。”我查考《唐书·列女传》，原本没有此事，王珪传末尾只说：“当初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交好，二人到他家，母亲李氏窥见他们，知道他们必贵。”蔡绛妄说有此传，又误将李姓说成卢姓，都不值得辩驳。只是唐高祖在位时，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不和，互相倾轧。王珪任太子中允，劝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殿下只因为年长，位居东宫，没有大功来镇服海内。如今刘黑闼是散亡之余，您应亲自出击，以取功名。”李建成于是请求出征。后来杨文干事件发生，高祖责备兄弟不和，归罪于王珪等人并将他们流放。太宗即位后，才召回任用。过了很久，太宗在丹霄殿宴请近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从前是仇敌，没想到今天能同席宴饮。”太宗说：“王珪、魏征尽心于他们所侍奉的人，所以我任用他们。”这样看来，王珪与太宗并非旧交，是很明显的。《唐书》记载李氏之事，也是采自小说，恐怕未必可信，而杜甫称述其祖姑之事，不应不实。况且太宗时的宰相，没有其他姓王的，实在令人费解。
又有杜光庭《虬须客传》[1]云，隋炀帝幸江都，命杨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谒，窃其一妓，道遇异人，与俱至太原，因刘文静以见州将之子，言其真英主，倾家资与靖，使助创业之举，即太宗也。按史载唐公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后高祖定京师，将斩之而止，必无先识太宗之事。且炀帝在江都时，杨素死已十余年矣。此一传，大抵皆妄云。
又有杜光庭的《虬须客传》说，隋炀帝巡幸江都，命杨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平民身份前去拜见，偷了他的一名歌妓，路上遇到异人，一起到太原，通过刘文静见到州将的儿子，说他是真正的英主，倾尽家财资助李靖，让他帮助创业之举，这人就是唐太宗。按史书记载，唐高祖攻打突厥时，李靖察觉他有非常之志，便自囚上奏紧急事变。后来高祖平定京师，要杀李靖而作罢，绝无预先认识太宗之事。况且炀帝在江都时，杨素已死十余年了。这篇传记，大抵都是虚妄之说。
黄鲁直《宿舒州太湖观音院》诗云：「汲烹寒泉窟，伐烛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盖言抵触之义，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课伐木》诗序云：「课隶人入谷斩阴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篱，是缺是补，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鯺突。夔人屋壁，列树白桃，镘焉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混沦乎无良宾客。」其诗句有云：「藉汝跨小篱，乳兽待人肉。虎穴连里闾，久客惧所触。」乃知鲁直用此序中语。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诗，所谓「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无抵触之义，鲁直盖误用之。
黄庭坚《宿舒州太湖观音院》诗说：“汲烹寒泉窟，伐烛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其中“夔”字很新颖，意思大概是说“抵触”之义，但不知出处。只有杜甫《课伐木》诗序说：“督促仆役入谷砍伐阴木，早晨出发傍晚返回。我有藩篱，有缺就补，旅居暂得小安。山中有虎，知道禁戒。如果依仗爪牙之利，必定在昏黑时冲撞。夔人的屋壁，排列种植白桃，用泥涂抹墙壁，内实以竹，以示阻遏。因为与虎接近，混乱中无良宾客。”其诗句有：“藉汝跨小篱，乳兽待人肉。虎穴连里闾，久客惧所触。”才知道黄庭坚用了此序中的语句。但杜甫在夔州所作的诗，所谓“夔人”，是描述当地风俗而已，本来没有“抵触”之义，黄庭坚大概是误用了。
又《寺斋睡起》绝句云：「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按《王父偃传》：「上书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谓八事为律令而言，则「为」字当作去声读，今鲁直似以为平声，恐亦误也。
又有《寺斋睡起》绝句说：“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按《王父偃传》：“上书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说的是八件事是律令，那么“为”字应读作去声，现在黄庭坚似乎把它当作平声，恐怕也是错误的。
曹操用人
曹操用人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嵒，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鄜盗，付之郑浑而民安寇灭。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慑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曹操是汉朝的鬼蜮，君子所不齿，但他知人善任，实在是后世难以企及的。荀彧、荀攸、郭嘉都是心腹谋臣，共同成就大事，无需赘述。其余的人，有的智慧足以胜任一官，有的权力足以分管一郡，无论大小，都卓然称职。他担心关中诸将为害，就委托司隶校尉钟繇处理西部事务，结果马腾、韩遂送儿子入朝侍奉。当天下大乱，各军缺粮时，他任用枣祗、任峻建立屯田，使军国富足，于是削平群雄。他想恢复盐官之利，就派卫觊镇抚关中，使诸将服从。河东未平定，他任命杜畿为太守，结果卫固、范先束手就擒。并州刚平定，他任命梁习为刺史，使边境肃清。扬州被孙权占据，只剩九江一郡，他交给刘馥治理，恩德教化大行。冯翊被鄜盗困扰，他交给郑浑治理，百姓安定，盗贼消灭。代郡的三个单于依仗武力骄横放纵，裴潜单车前往郡中，单于便畏服。刚得到汉中，他命杜袭督管留守事务，百姓自愿迁往洛阳、邺城的多达八万口。刚得到马超的军队，士兵听说要调防，惊骇欲变，他命赵俨为护军，结果士兵相继归降，迁往东方的也有二万口。这十件事，带来的利益难道不大吗！张辽在合肥击退孙权，郭淮在阳平抵御蜀军，徐晃在樊城击退关羽，都是以少胜多，分担了方面的忧患。曹操在建安时期无敌于天下，并非侥幸。
汉士择所从
汉朝士人选择所追随的对象
汉自中平黄巾之乱，天下震扰，士大夫莫不择所从，以为全身远害之计，然非豪杰不能也。荀彧少时，以颍川四战之地，劝父老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彧独率宗族往冀州，袁绍待以上宾之礼，彧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去而从曹操，其乡人留者，多为贼所杀。袁绍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独往荆州，刘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避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不去，谗慝将兴。」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为表所害。曹操牧兖州，陈留太守张邈与之亲友。郡士高柔独以为邈必乘间为变，率乡人欲避之，众皆以曹、张相亲，不然其言。柔举宗适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见袁绍，谓其谋臣辛评等曰：「智者审于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难与共济大难，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评等曰：「袁氏今最强，去将何之？」嘉不复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钦数见奇于表，袭曰：「所以俱来者，欲全身以待时耳。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许，俨曰：「曹镇东必能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诣操。河间邢颙在无终，闻操定冀州，谓田畴曰：「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畴曰：「颙，天民之先觉者也。」孙策定丹阳，吕范请暂领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众，岂宜复屈小职！」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欲济世务也，譬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策从之。周瑜闻策声问，便推结分好，及策卒权立，瑜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服事焉。诸葛亮在襄阳，刘表不能起，一见刘备，事之不疑。此诸人识见如是，安得困于乱世哉！
汉朝从中平年间的黄巾之乱开始，天下震动纷扰，士大夫们没有谁不选择投靠的对象，以此作为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的计策，但这不是英雄豪杰是做不到的。荀彧年轻时，因为颍川是四面受敌的兵家必争之地，劝告父老乡亲赶快离开那里，同乡的人大多留恋故土不肯离去，荀彧独自率领宗族前往冀州，袁绍用上宾的礼节对待他，但荀彧估量袁绍终究不能成就大业，就离开他投靠了曹操，那些留在颍川的同乡，大多被贼寇杀害。袁绍派使者迎接汝南的士大夫，只有和洽独自前往荆州，刘表用上等宾客的礼节接待他。和洽说：“我之所以不跟从袁绍，是为了避开争夺之地。昏乱世道的君主，不能过分亲近，长久不离开，谗言和邪恶就会兴起。”于是向南到了武陵，那些留在荆州的人大多被刘表杀害。曹操担任兖州牧时，陈留太守张邈和他关系亲密友好。郡中士人高柔独自认为张邈一定会趁机作乱，率领同乡人想要避开他，众人都认为曹操和张邈关系亲密，不认同他的话。高柔带领全族迁往河北，张邈果然反叛了曹操。郭嘉初次见到袁绍，对他的谋臣辛评等人说：“明智的人审慎地衡量君主，袁公头绪繁多却抓不住要领，喜欢谋划却没有决断，很难和他一起度过大难，我将要另外寻求君主，你们何不离开呢？”辛评等人说：“袁氏现在最强大，离开他能去哪里呢？”郭嘉不再说话，于是离开去投靠曹操。曹操召见他，和他谈论天下大事，郭嘉出来后说：“这才是我真正的君主。”杜袭、赵俨、繁钦到荆州躲避战乱，繁钦多次在刘表面前显示自己的才能，杜袭说：“我们之所以一起来，是想保全自身等待时机罢了。你如果不停地显示才能，就不是我们这一类人了。”等到天子在许昌建都，赵俨说：“曹镇东一定能拯救华夏，我知道该归附谁了。”于是前去投靠曹操。河间的邢颙在无终，听说曹操平定了冀州，对田畴说：“听说曹公法令严明，百姓厌恶战乱了，乱到极点就会太平，请让我率先归附。”于是收拾行装返回家乡。田畴说：“邢颙，是天下百姓中先觉悟的人。”孙策平定丹阳，吕范请求暂时担任都督，孙策说：“子衡你已经有了大队人马，怎么适合再委屈担任小职务呢！”吕范说：“现在我舍弃本土而托身于将军，是想救助世事，好比同船渡海，一件事不牢靠，就一起遭受失败，这也是我吕范的打算，不只是为了将军。”孙策听从了他。周瑜听说孙策的名声，就推心置腹结交友好，等到孙策去世孙权即位，周瑜认为孙权可以和他共同成就大业，于是尽心竭力地侍奉他。诸葛亮在襄阳，刘表不能起用他，他一见到刘备，就毫不迟疑地侍奉他。这些人见识如此高明，怎么会困顿在乱世之中呢！
王戎诣阮籍，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此事见戎传，而《世说》为详。又一事云，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二者稍不同。公荣待客如是，费酒多矣，顾不蒙一杯于人乎？东坡诗云：「未许低头拜东野，徒言共饮胜公荣。」盖用前事也。
王戎去拜访阮籍，当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也在座，阮籍对王戎说：“偶然有两斗美酒，应当和你一起喝。那个公荣不能参与。”两人互相敬酒对饮，公荣最终没能喝到一杯，但言谈说笑，三人没有区别。有人问阮籍原因，阮籍说：“胜过公荣的人，不得不和他喝酒；不如公荣的人，不可以不和他喝酒；只有公荣，可以不和他喝酒。”这件事见于王戎的传记，而《世说新语》记载得更详细。又有一件事说，公荣和别人喝酒，混杂着各种不伦不类的人，有人讥讽他，他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不可以不和他喝；不如公荣的人，也不可以不和他喝；和公荣同类的人，又不可不和他喝，所以整天一起喝酒喝醉。”两者稍有不同。公荣这样招待客人，浪费的酒很多，难道就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一杯酒吗？苏东坡的诗说：“未许低头拜东野，徒言共饮胜公荣。”大概是用了前面的事典。
元丰官制
元丰官制
元丰官制初成，欲以司马公为御史大夫，又将俟建储时，以公及吕申公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于既老，议处以侍中、中书令，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军国重事。自后习以为制，不复除此等官，以谓前无故事，其实不然也。绍兴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张扶除太常卿，执政言自来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复言之，乃以为国子祭酒。近岁除莫济秘书监，济辞避累日，然后就职。已而李褷、陈綍、郑丙皆为之，均曰：「职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元丰年间的官制刚刚制定时，想要任命司马光为御史大夫，又打算在立太子的时候，任命司马光和吕公著为太保、太傅。元祐初年，起用已经年老退休的文彦博，商议任命他为侍中、中书令，被谏官攻击，于是改为平章军国重事。从此以后习以为常成为制度，不再任命这类官职，认为以前没有先例，其实并非如此。绍兴二十五年，宫中直接批示任命右正言张扶为太常卿，执政大臣说历来太常寺不设卿一职，于是改为宗正卿，又有人提出意见，于是任命他为国子祭酒。近年来任命莫济为秘书监，莫济推辞躲避了好几天，然后才就职。不久李褷、陈綍、郑丙都担任了这个职务，他们都说：“这是职事官，有什么不能任命的呢？”
耳余袁刘
耳余袁刘
张耳、陈余少时为刎颈交，其后争权，相与致死地而不厌，盖势利之极，其究必然。韩馥举冀州以迎袁绍，而终以惧死。刘璋开门延刘备，坐失益州。翟让提兵授李密，而举族不免。尔朱兆以六镇之众付高欢，而卒毙于欢手。绍、密、欢忘其所自，不足深责。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邪？
张耳、陈余年轻时是生死之交，后来争夺权力，互相把对方置于死地而不满足，大概是权势利益到了极点，其结果必然如此。韩馥献出冀州来迎接袁绍，最终却因恐惧而死。刘璋打开城门迎接刘备，白白丢失了益州。翟让把军队交给李密，结果全族不免于难。尔朱兆把六镇的军队交付给高欢，最终死在高欢手里。袁绍、李密、高欢忘了自己的出身，不值得深加责备。但谁能说刘备是仁厚长者，却忍心做出这种事呢？
周汉存国
周汉存国
周之初，诸侯千八百国，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国耳，七战国与卫也。然赵、韩、魏分晋而立，齐田氏代姜而兴，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旧邦。秦始皇乃吕氏子，楚幽王乃黄氏子，所谓嬴、芊之先，当不歆非类。然则惟燕、卫二姬姓存，而卫至胡亥世乃绝，若以为召公、康叔之德，则周公岂不及乎！汉列侯八百余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阳、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夺国。平阳为曹参之后，富平为张安世之后，参犹有创业之功，若安世则汤子也，史称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然轻重其心，杀人亦多矣，独无余殃乎！汉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夺国，光武乃但许宗室复故，余皆除之，虽干侯亦不绍封，不知曹、张两侯，何以能独全也？
周朝初年，诸侯有一千八百国，到周赧王灭亡时，所存的只有八国罢了，即七个战国和卫国。但赵、韩、魏是从晋国分裂而建立的，齐国的田氏取代姜氏而兴起，他们拥有土地各自不到二百年，都不是旧有的邦国。秦始皇是吕氏的儿子，楚幽王是黄氏的儿子，所谓的嬴姓、芈姓的先祖，应当不会享用非我族类的祭祀。这样看来，只有燕、卫两个姬姓国家保存下来，而卫国到胡亥时代才断绝，如果认为这是因为召公、康叔的德行，那么周公难道还比不上他们吗！汉朝的列侯有八百多人，到光武帝时保存下来的，只有平阳、建平、富平三侯罢了。建平侯因为先投降了梁王，被永远剥夺了封国。平阳侯是曹参的后代，富平侯是张安世的后代，曹参还有创业的功劳，至于张安世则是张汤的儿子，史书称赞他推举贤能、宣扬善行，本来应该有后代，但他权衡轻重，杀人也很多，难道唯独没有留下灾祸吗！汉朝的侯爵在王莽时期都没有被剥夺封国，光武帝却只允许宗室恢复旧封，其余的都废除了，即使像干侯这样的也不续封，不知道曹、张两侯，为什么能够独自保全呢？
曹操杀杨修
曹操杀杨修
曹操杀杨修之后，见其父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䃅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古文苑》载操与彪书，数修之罪，以为「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且赠彪锦裘二领，八节角桃杖一枝，青牸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驱使二人。又遗其妻裘、靴、有心青衣二人，钱绢甚厚。卞夫人亦与袁夫人书云：「贤郎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明公性急，辄行军法。」以衣服、文绢、房子官锦、香车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书引愆致谢。是时汉室将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为汉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呜呼危哉！
曹操杀了杨修之后，见到他的父亲杨彪，问道：“您为什么瘦得这么厉害？”杨彪回答说：“我惭愧没有金日䃅那样的先见之明，却还怀着老牛舔犊般的疼爱。”曹操听了为之动容。《古文苑》记载了曹操给杨彪的信，列举杨修的罪过，认为他“依仗豪父的权势，常常不和我同心，将会给您尊贵的门第带来大祸，所以下令处死了他”。并且赠送给杨彪锦裘两件，八节角桃杖一枝，青色母牛两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四望通幰七香车一辆，侍从两人。又送给杨彪的妻子皮裘、靴子、有心侍女两人，钱和绢帛很丰厚。卞夫人也写信给袁夫人说：“您的贤郎有盖世的文才，全家都钦佩敬重，只是明公性情急躁，就动用了军法。”并送去了衣服、文绢、房子官锦、香车。杨彪和袁夫人都回信引咎自责并致谢。这时汉室将要灭亡，政权在曹氏手中，袁公（袁绍）四代担任宰相，是汉朝的宗室重臣，本来就是曹操所忌惮的，杨彪能不死在他手里，真是幸运啊。唉，真是危险啊！
古人重国体
古人重国体
古人为邦以国体为急，初无小大强弱之异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执言修辞，非贤大夫不能尽。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聘齐，宋华元止之，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及楚子围宋既急，犹曰：「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
古人治理国家，把国家体面当作最紧要的事，起初并没有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的区别。他们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如何对待别人，也都是这样。所以发表言论、运用辞令，不是贤能的大夫就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楚国申舟不向宋国借路而前往齐国聘问，宋国的华元阻止他，说：“经过我国却不借路，这是把我国当作边境属地。把我们当作边境属地，就是灭亡。杀了他的使者，楚国一定会攻打我们。攻打我们，也是灭亡。灭亡，结果是一样的。”于是杀了申舟。等到楚庄王包围宋国形势紧急时，宋国仍然说：“在城下签订盟约，即使让国家灭亡，也不能听从。”
郑三卿为盗所杀，余盗在宋，郑人纳赂以请之。师慧曰：「以千乘之相，易𬘡乐之蒙，宋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其赂。
郑国的三位卿大夫被盗贼杀害，其余盗贼逃到宋国，郑国人送去财物请求引渡他们。师慧说：“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相，去换取一个演奏淫乐的盲人乐师，这是因为宋国没有贤人的缘故啊。”子罕听说了这件事，坚决请求归还了郑国的财物。
晋韩宣子有环在郑商，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晋合诸侯于平丘，子产争贡赋之次，子大叔咎之。子产曰：「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郑驷偃娶于晋，偃卒，郑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晋人来问，子产对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
晋国的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在郑国商人手里，他向郑定公请求得到它，子产不给，说：“大国的要求，如果不用礼义来拒绝，他们有什么满足？我们将会成为他们的边邑，那就失去国家的地位了。如果大国的命令没有节制，郑国成了边邑，我们也不这样做。”晋国在平丘会合诸侯，子产争论进贡赋税的次序，子大叔责备他。子产说：“国家不竞争就会被欺凌，那还成什么国家！”郑国的驷偃从晋国娶了妻子，驷偃死后，郑国人舍弃他的儿子而立了他的弟弟，晋国人来责问，子产回答客人说：“如果我国国君的几位臣子，其中去世的，晋国大夫就专断地决定他们的继承人，那郑国就成了晋国的县邑，还成什么国家！”
楚囚郑印堇父，献于秦，郑以货请之。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弗从，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读此数事，知春秋列国各数百年，其必有道矣。
楚国囚禁了郑国的印堇父，献给秦国，郑国用财物去请求赎回。子产说：“得不到。秦国接受了楚国的战功，却又从郑国收取财物，这不能算是国家，秦国不会这样做。如果说郑国依靠君主的恩惠，楚国的军队恐怕还在我们城下呢。”郑国没有听从，秦国果然不给。后来换了礼物，听从了子产的意见才得到印堇父。读了这几件事，就知道春秋时期各国各自延续数百年，其中一定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