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鲁公忠义大节，照映今古，岂唯唐朝人士罕见比伦，自汉以来，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处，在明皇时，为杨国忠所恶，由殿中侍御史出东都、平原。肃宗时，以论太庙筑坛事，为宰相所恶，由御史大夫出冯翊。为李辅国所恶，由刑部侍郎贬蓬州。代宗时，以言祭器不饬，元载以为诽谤，由刑部尚书贬峡州。德宗时，不容于杨炎，由吏部尚书换东宫散秩。卢杞之擅国也，欲去公，数遣人问方镇所便，公往见之，责其不见容，由是衔恨切骨。是时年七十有五，竟堕杞之诡计而死，议者痛之。呜呼！公既知杞之恶己，盖因其方镇之间，欣然从之。不然，则高举远引，挂冠东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终不自为去就，以蹈危机，《春秋》责备贤者，斯为可恨。司空图隐于王官谷，柳璨以诏书召之，图阳为衰野，堕笏失仪，得放还山。璨之奸恶过于杞，图非公比也，卒全身于大乱之世，然则公之委命贼手，岂不大可惜也哉！虽然，公囚困于淮西，屡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国，以激四海义烈之气，贞元反正，实为有助焉。岂天欲全界公以万世之名，故使一时堕于横逆以成始成终者乎！
颜真卿的忠义大节，照耀古今，岂止是唐朝人士中罕见对手，自汉朝以来，也几乎屈指可数。考察他在朝廷的任职和出处：在唐明皇时，被杨国忠厌恶，从殿中侍御史外放到东都、平原。唐肃宗时，因议论太庙筑坛的事，被宰相厌恶，从御史大夫外放到冯翊。被李辅国厌恶，从刑部侍郎贬到蓬州。唐代宗时，因说祭器不整洁，元载认为是诽谤，从刑部尚书贬到峡州。唐德宗时，不被杨炎容纳，从吏部尚书改任东宫散官。卢杞专权时，想除掉颜真卿，多次派人问他愿意去哪个方镇，颜真卿去见卢杞，责备他不能容人，因此卢杞对他恨之入骨。当时颜真卿七十五岁，最终落入卢杞的诡计而死，议论的人为他痛心。唉！颜真卿既然知道卢杞厌恶自己，何不趁他询问方镇之便，欣然前往呢？不然的话，就高飞远走，辞官东去，这正是卢杞所希望的。但他却眷恋京都，始终不为自己做出去留的决定，以致陷入危机，《春秋》对贤者要求完备，这实在令人遗憾。司空图隐居在王官谷，柳璨用诏书召他，司空图假装衰老粗野，掉笏失仪，得以放还山中。柳璨的奸恶超过卢杞，司空图不是颜真卿能比的，最终在乱世中保全了自身，然而颜真卿却把命交给贼手，岂不太可惜了吗！虽然如此，颜真卿被囚禁在淮西，多次挫败李希烈，最终捐躯殉国，以此激发出四海的义烈之气，贞元年间朝廷反正，实在有他的助力。难道是上天想完全赐予颜真卿万世之名，所以让他一时陷入横祸，以成就他始终如一的名节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按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干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
“你们的俸禄，是百姓的膏脂；百姓容易虐待，上天难以欺瞒。”宋太宗皇帝书写了这段话，赐给各郡国，立在厅堂的南面，称为《戒石铭》。据记载，成都人景焕著有《野人闲话》一书，是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记载了蜀王孟昶撰文颁发给各邑的文字：“朕念及百姓，废寝忘食。告诉县令们，要抚养安抚。政绩要像鲁恭那样有三异，治道要像宓子贱那样用琴声。治理要像驱鸡那样得法，操守要像留犊那样清廉。宽严得当，风俗可改。不要侵削百姓，不要造成创伤。百姓容易虐待，上天难以欺瞒。赋税是紧要的，军国需要依靠。朕的赏罚，一定及时。你们的俸禄，是百姓的膏脂。作为百姓的父母，没有不仁慈的。勉励你们以此为戒，体会朕的深思。”共二十四句。孟昶那小小的爱民之心，在五代那些僭伪的君主中算是可称道的，但语言都不工整，只有被表出的这几句，词简理尽，于是成了帝王之言，大概是诗家所说的夺胎换骨法。
今时人家双生男女，或以后生者为长，谓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为长，谓先后当有序。然固有经一日或亥、子时生，则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时为弟，巳时为兄，则弟乃先兄一时矣。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何休注云：「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乃知长幼之次，自商、周以来不同如此。
现在人家生双胞胎男女，有的以后出生的为长，说受胎在前；有的以先出生的为长，说先后应当有序。然而本来就有经过一天或亥时、子时出生的，那么弟弟就比哥哥早出生一天了。辰时出生的为弟，巳时出生的为兄，那么弟弟就比哥哥早出生一个时辰了。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记载：“立嫡子以年长不以贤能，立庶子以尊贵不以年长。”何休注说：“子指左右陪嫁的妾以及侄女、妹妹所生的儿子，质家重亲情先立妹妹之子，文家重尊贵先立侄女之子，如果是双胞胎，质家根据所见立先出生的，文家根据本意立后出生的。”于是知道长幼的顺序，从商、周以来就这样不同。
建安城东二十里，有梨山庙，相传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书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请改之，盖以为李回也。后读《文艺·李频传》，懿宗时，频为建州刺史，以礼法治下。时朝政乱，盗兴相椎敚，而建赖频以安。卒官下，州为立庙梨山，岁祠之，乃证其为频。继往祷而祝之云，俟获感应，则当刻石纪实。已而得雨，遂为作碑。偶阅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书，正纪频事，云除建州牧，卒于郡。曹松有诗悼之曰：「出旌临建水，谢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筐，清资罢转郎。瘴中无子奠，岭外一妻蠕。恐是浮吟骨，东归就故乡。」其身后事落拓如此。《传》又云：「频丧归寿昌，父老相与扶柩葬之。天下乱，盗发其冢，县人随加封掩。」则无后可见云。《稽神录》载一事，亦以为回，徐铉失于不审也。
建安城东二十里，有座梨山庙，相传是唐代刺史李公的祠庙。我担任郡守时，写了一篇祝文说：“亟回哀眷。”书吏拿着祝文说“回”字犯了相公的名讳，请求改掉，原来他们认为相公是李回。后来我读《文艺·李频传》，唐懿宗时，李频任建州刺史，用礼法治理百姓。当时朝政混乱，盗贼兴起互相抢夺，但建州依赖李频得以安定。他死在任上，州里为他立庙在梨山，每年祭祀，这才证明是李频。我接着去祈祷并祝告说，等得到感应，就刻石记录实情。不久下了雨，于是为他立碑。偶然翻阅唐末人石文德所著的《唐朝新纂》一书，正好记载李频的事，说被任命为建州牧，死在郡中。曹松有诗悼念他说：“出旌临建水，谢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筐，清资罢转郎。瘴中无子奠，岭外一妻蠕。恐是浮吟骨，东归就故乡。”他身后事如此落拓。《传》又说：“李频的灵柩归葬寿昌，父老们一起扶柩安葬。天下大乱，盗贼挖了他的墓，县里人随即加以封掩。”可见他没有后代。《稽神录》记载了一件事，也认为是李回，是徐铉失于不审慎。
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令文所载也。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于广陵，车驾将幸建康，从官列衔上奏，乞同班入对。时汤岐公以大观文为行宫留守，寄声欲联名，众以名位不同为辞。歧公曰：「思退亦侍从也。」然竟不克从。绍熙二年，吏部郑尚书侨上章乞荐士，诏令在内近臣台谏、在外侍从，各举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碟，便及内任从官与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执政皆不预。安有从官得荐人，而旧掘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都是侍从官，这是法令所记载的。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在广陵，皇帝将前往建康，侍从官列衔上奏，请求一同入对。当时汤岐公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任行宫留守，传话想联名，众人以名位不同为由推辞。汤岐公说：“思退也是侍从官。”但最终没能加入。绍熙二年，吏部尚书郑侨上奏章请求推荐人才，诏令让在朝内的近臣台谏、在朝外的侍从，各举荐六人能够充任朝士的。吏部遍发公文，只涉及内任的从官与外任的待制以上，而前宰相执政都不参与。哪有侍从官可以荐人，而旧宰相却不可以的，这是有关部门的失误。
存亡大计
存亡大计
国家大策，系于安危存亡，方变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陈至当之谋，其听而行之，当如捧漏瓮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于事几，且惑于议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祸败，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将征刘备，田丰劝袁绍袭其后，绍辞以子疾不行。操征乌戎，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后皆为操所灭。唐兵征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自河北来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进，其臣凌敬请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关中骇震，则郑围自解。诸将曰：「凌敬书生，何为知战事，其言岂可用？」建德乃谢敬。其妻曹氏，又劝令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优不解。建德亦不从，引众合战，身为人擒，国随以灭。唐庄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谋数道大举，令董漳引陜虢、泽潞之兵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寇镇定，王彦章以禁军攻郓州，段凝以大军当庄宗。庄宗闻之，深以为忧。而段凝不能临机决策，梁主又无断，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东叛，耶律德光赴救，败唐兵而围之，废帝问策于群臣。时德光兄赞华，因争国之故，亡归在唐，吏部侍郎龙敏请立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虏必有内顾之虑，然后选募精锐以击之，此解围一算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难，胡骑犯阙，孤军深入，后无重援，亦有出奇计乞用师捣燕者，天未悔祸，噬脐弗及，可胜叹哉！
国家的重大决策，关系到安危存亡。当变故交相逼迫时，幸好有智者提出最恰当的谋略，如果听从并实行，就应该像捧着漏瓮去浇烧焦的锅一样急切。而愚昧昏庸的君主，对事情的关键看不清楚，又被谄媚怯懦之人的言论所迷惑，转眼间就遭受祸败，自古以来不止一例。曹操亲自率军征讨刘备，田丰劝袁绍袭击他的后方，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不去。曹操征讨乌桓，刘备劝说刘表袭击许都，刘表不能采纳，后来都被曹操消灭。唐朝军队在洛阳征讨王世充，窦建德从河北来救援，唐太宗屯兵虎牢关来扼守，窦建德无法前进，他的臣子凌敬请求全军渡过黄河，攻取怀州、河阳，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巡行汾州、晋州，直趋蒲津，进入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无一失，关中震动惊骇，那么洛阳的围困自然解除。众将说：“凌敬是个书生，哪里懂得战事，他的话怎么能用？”窦建德于是谢绝了凌敬。他的妻子曹氏，又劝他乘唐朝后方空虚，连营渐进，攻取山北，向西包抄关中，唐朝必定回师自救，洛阳的围困何愁不解。窦建德也不听从，率众交战，被人活捉，国家随之灭亡。唐庄宗攻取河北后，屯兵朝城，梁的君臣谋划分几路大举进攻，命令董璋率领陕虢、泽潞的军队直趋太原，霍彦威率领汝州、洛阳的军队进犯镇定，王彦章率领禁军攻打郓州，段凝率领大军抵挡庄宗。庄宗听说后，深感忧虑。但段凝不能临机决策，梁主又没有决断，于是导致灭亡。石敬瑭在河东反叛，耶律德光前来救援，击败唐兵并包围了他们，废帝向群臣问计。当时耶律德光的哥哥耶律赞华，因争夺王位的原因，逃亡归附唐朝，吏部侍郎龙敏请求立他为契丹主，命令天雄、卢龙两镇分兵护送，从幽州直趋西楼，朝廷公开檄文宣告此事，敌人必定有内顾之忧，然后挑选招募精锐部队攻击他们，这是解围的一个计策，皇帝深以为然。但执政大臣担心不能成功，商议最终没有决定，唐朝于是灭亡。我朝靖康之难，金兵侵犯京城，孤军深入，后面没有重兵支援，也有人献出奇计请求出兵直捣燕地，但上天没有悔祸之意，后悔莫及，真是令人叹息啊！
唐人诗不传
唐代人的诗未能流传
韩文公《送李础序》云：「李生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又《庐尉墓志》云：「君能为诗，自少至老，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余篇。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任登封尉，尽写所为诗，投留守郑余庆，郑以书荐于宰相。」观此，则李、卢二子之诗多而可传。又裴迪与王维同赋辋川诸绝，载于维集，此外更无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诗云「知君苦思缘诗瘦」，乃迪也，其能诗可知。今考之《唐史·艺文志》，凡别集数百家，无其书，其姓名亦不见于他人文集，诸类诗文中亦无一篇。白乐天作《元宗简集序》云：「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谓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于诗乎！乃知前贤遗稿，湮役非一，真可惜也！
韩文公《送李础序》说：“李生温和有君子之风，有诗八百篇，在当时传诵。”又《庐尉墓志》说：“君能作诗，从小到老，诗作可记录流传的，在纸上总共一千多篇。无书不读，但只用来帮助作诗。任登封尉时，把所作的诗全部写出来，投给留守郑余庆，郑余庆写信向宰相推荐。”由此看来，李、卢二人的诗作很多且可流传。还有裴迪与王维一同吟咏辋川的绝句，收录在王维集中，此外再没有保存的。杜子美有寄给裴十的诗说“知君苦思缘诗瘦”，这个裴十就是裴迪，他擅长作诗可知。现在查考《唐史·艺文志》，共有别集数百家，没有他们的书，他们的姓名也不见于其他人的文集，各类诗文中也没有一篇。白乐天作《元宗简集序》说：“著有格诗一百八十五首，律诗五百零九首。”到悼念他去世时说：“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说他的诗古朴平常而不鄙陋，新奇而不怪异。现在世上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很少了，何况他的诗呢！才知道前贤的遗稿，湮没失传的不止一个，真是可惜啊！
泰誓四语
《泰誓》中的四句话
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于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于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然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今不复可考。
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从汉代以来，不列于学官，所以《左氏传》所引用的，杜预就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有一章说：“《泰誓》说：‘依附下面而欺骗上面的人处死，依附上面而欺骗下面的人处刑。参与国政而对百姓无益的人罢退，处在高位而不能举荐贤才的人驱逐。’这是用来劝善而惩恶的。”汉武帝元朔元年，下诏责备朝廷内外不提倡廉洁举荐孝行。有关官员上奏说：“依附下面而欺骗上面的人处死，依附上面而欺骗下面的人处刑。参与国政而对百姓无益的人斥退，处在高位而不能举荐贤才的人罢免。这是用来劝善惩恶的。”这些话与《说苑》所记载的完全相同。而各家注释，直到颜师古，都不能引用作为证据。现在的《泰誓》，原本没有这些话。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到一篇《泰誓》献上，但年月与序文不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所引用的《泰誓》相同，马融、郑玄、王肃等儒者都怀疑它，现在已无法考证。
重阳上巳改日
重阳节和上巳节改期
唐文宗开成元年，归融为京兆尹，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繁，又俯近上已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已、重阳，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郑谷所赋《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亦为未尽也。唯东坡公有「菊花开时即重阳」之语，故记其在海南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与客泛酒作重九云。
唐文宗开成元年，归融任京兆尹，当时两位公主出嫁，府司供应帐幕事务繁忙，又临近上巳节在曲江赐宴，于是上奏请求改期。皇上说：“去年重阳节取九月十九日，没有失去重阳的本意，现在改取十三日可以。”而且上巳节、重阳节，都有固定日期，却可以推迟十天，才知道郑谷所赋《十日菊》诗说“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也说得不够全面。只有东坡公有“菊花开时即重阳”的话，所以记载他在海南种菊九畹，在十一月十五日，与客人泛酒当作重阳节。
田宅契券取直
田宅契约收取费用
《隋书·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劝。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税，正出于此，田宅所系者大，奉行唯谨，至于奴婢马牛，虽著于令甲，民不复问。然官所取过多，并郡邑导行之费，盖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直，赊立岁月，坐是招激讦诉。顷尝因奏对，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伪以息争，则自言者必多，亦以与为取之义。既下有司，而户部引条制沮其说。
《隋书·志》说：“晋朝自从南渡长江后，凡是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契的，大致每钱一万，交纳估税四百给官府，卖者交三百，买者交一百。没有文契的，根据物品的价值，也收取百分之四，称为散估。历经宋、齐、梁、陈，这样成为常例。因为人们争相经商贩运，不从事田产，所以实行均输，想要惩戒劝勉。虽然以此为借口，其实利益在于侵削百姓。”现在的牙契投税，正来源于此。田宅关系重大，奉行很谨慎，至于奴婢马牛，虽然写在法令中，百姓不再过问。但官府收取过多，加上郡邑的导行费，大概用到百分之十五六，又都是买者单独缴纳，所以数额大的往往隐瞒减少价格，赊欠立下期限，因此招致争执诉讼。不久前曾趁奏对时，上奏请求减免一半，使百姓不作伪以平息争端，那么主动申报的人必定增多，这也是以给予作为获取的道理。后来交给有关部门，而户部引用条制阻止了这个建议。
公子奚斯
公子奚斯
《閟宫》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其辞只谓奚斯作庙，义理甚明。郑氏之说，亦云作姜嫄庙也。而《扬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尝睎尹吉甫，公子奚斯睎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谓奚斯慕考甫而作《鲁颂》，盖子云失之于前，而宋又成其过耳。故吴秘又巧为之说曰：「正考甫《商颂》盖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闵公之庙，亦晞《诗》之教也，而《鲁颂》美之。」于义迂矣。司马温公亦以谓奚斯作《閟宫》之诗。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颂》于周大师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寿亦云奚斯颂鲁，后汉曹褒曰：「奚斯颂鲁，考甫咏商。」注引薛君《韩诗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误。
《閟宫》诗说：“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其文辞只说奚斯建造庙宇，义理很明白。郑玄的解释，也说建造的是姜嫄庙。而《扬子法言》却说正考甫曾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仰慕正考甫。宋咸的注文，认为奚斯仰慕正考甫而作《鲁颂》，大概是扬雄在前失言，而宋咸又助成他的错误。所以吴秘又巧妙地说：“正考甫的《商颂》大概是赞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建造闵公之庙，也是仰慕《诗》的教化，而《鲁颂》赞美他。”在义理上迂曲了。司马温公也认为奚斯作《閟宫》诗。况且正考甫只是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原本不是自己所作。班固、王延寿也说奚斯歌颂鲁国，后汉曹褒说：“奚斯歌颂鲁国，正考甫吟咏商朝。”注引薛君《韩诗传》说：“这首诗是公子奚斯所作。”都是相承的错误。
唐藩镇幕府
唐代藩镇的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余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西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茍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
唐代的士人刚中科举或尚未做官时，大多把接受各藩镇征聘当作重要出路。看韩愈送石洪、温造两位隐士赴河阳幕府的序文，可见其礼节之隆重。然而这些职务非常劳苦，所以也有人不屑去做。杜甫接受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征聘担任参谋，写了一首二十韵的诗呈给严武说：“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诗的题目叫《遣闷》，其中的意思可想而知。韩愈接受徐州张建封的征聘担任推官，有一封上张公的信说：“接到任命书的第二天，使院的小吏拿着十几条旧例来，其中不能接受的是，从九月到二月，都要早晨进府晚上回家，除非有病或有事故，否则不许外出，像这样不是我韩愈所能做到的。如果对我宽容一些，使我不失本性，寅时进府，辰时结束退下，申时进府，酉时结束退下，以此作为常规，也不耽误公事。如果能这样，那么我死在您的门下也无怨无悔。”杜甫和韩愈的意思，大致相似。
文中子门人
文中子的门人
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
王通的《中说》，所记载的门人，大多是贞观年间知名的公卿宰相，却没有一个人能振兴老师的学说，所以议论的人往往对此产生怀疑。其中最被称道的优秀弟子，是程元、仇璋、董常、薛收四人，考察他们的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的事迹不见于史书，只有薛收在《唐史》中有列传，行迹非常清楚。薛收因为父亲薛道衡不得善终于隋朝，不肯出仕，听说唐高祖起兵，准备响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察觉了，使他无法离开。等到尧君素向东联合王世充，薛收才挺身归顺唐朝，这正好在丁丑、戊寅年间。丁丑是大业十三年，又是义宁元年，戊寅是武德元年，这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大概是大业十四年。而杜淹所作的《文中子世家》说：“十三年江都发生祸乱，文中子有病，召见薛收对他说：我梦见颜回传达孔子让我归休的命令。于是卧病而终。”这与薛收的事迹完全不合，年份也不同，这是非常可疑的。又说李靖学习《诗经》并询问圣人之道，李靖既然说过“大丈夫应当靠功名取得富贵，何至于做章句儒生”，恐怕一定没有这种事。现在《中说》后面，记载文中子次子王福畤的记录说：“杜淹担任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矛盾。”我查考杜淹在贞观二年去世，二十一年后，高宗即位，长孙无忌才被任命为太尉，这与史实如此不符。所以有人怀疑是阮逸伪作的，就像所谓的薛收《元经传》，也不是真的。
晋燕用兵
晋国和燕国用兵
万事不可执一法，而兵为甚。晋文公围曹，攻门者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言若将发冢者。师迁焉，曹人凶惧，因其凶而攻之，遂入曹。燕将骑劫攻齐即墨，田单纵反间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军乃尽掘家墓，烧死人，齐人望见皆涕泣，其欲出战，怒自十倍，已而果败燕军。观晋、燕之所以用计则同，而其成败顿异者何邪？晋但舍于墓，阳为若将发冢，故曹人惧，而燕真为之，以激怒齐人故尔。
万事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用兵尤其如此。晋文公围攻曹国，攻城门的人死伤很多，曹国人把尸体陈列在城墙上。晋文公对此很忧虑，听从了役夫的建议说：“声称要驻扎在墓地。”意思是好像要挖坟的样子。军队迁移到墓地，曹国人惊恐害怕，晋军趁他们恐慌而进攻，于是攻入了曹国。燕将骑劫攻打齐国的即墨，田单放出反间计说：“我害怕燕国人挖我们城外的坟墓。”燕军于是把所有的坟墓都挖开，焚烧尸体，齐国人看到后都流泪哭泣，他们想出战的愤怒，一下子增长了十倍，不久果然打败了燕军。看晋国和燕国所用的计谋相同，但成败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晋国只是驻扎在墓地，假装要挖坟，所以曹国人害怕；而燕国真的去挖坟，以此来激怒齐国人罢了。
李卫公帖
李卫公的书信
李卫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裛，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尔，而穷困茍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当是时宰相皆其怨仇，故虽骨肉之亲，平生之旧，皆不敢复通音问。而某侍郎至于再遣专使，其为高义绝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后出付秘阁，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绍兴中赵忠简公亦谪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无一人敢辄寄声，张渊道为广西帅，屡遣兵校持书及药石、酒面为馈。公尝答书云：「鼎之为己为人，一至于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状，略与卫公同。既而亦终于彼，手劄今尚存于张氏。姚崇曾孙勖为李公厚善，及李谮逐，擿索支党，无敢通劳问。既居海上，家无资，病无汤剂，勖数馈饷候问，不傅时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与！
李卫公在朱崖，他的表弟某侍郎派人送给他衣物，李公有回信答谢，说：“天地间困顿之人，被世情所抛弃，虽有骨肉亲人，也没有音信，平生的旧交，不再有人慰问。阁老您大仁大义念及旧情，再次派专人前来，还赐给我衣服、器物、茶叶、药品等很多物品，打开信封展开信纸，我涕泪哽咽难以自持。在大海之中，无人救助，资财储备荡然无存，家业一空，一家百口嗷嗷待哺，常常断粮，我孤身一人穷困憔悴，终日苦于饥饿，只恨垂老之年，要成为饿死之鬼。十月底，卧病七十天，药物陈旧，又没有医生，只好听天由命，侥幸活了下来。”信后写着“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李德裕在大中二年十月从潮州司马贬到崖州，所谓的“闰十一月”，正在大中三年，大概到崖州才十几个月，而穷困苟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唐书》本传说：“被贬的第二年去世。”那么这封信发出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当时宰相都是他的仇人，所以即使是骨肉至亲、平生的旧交，都不敢再互通音信。而这位侍郎竟然两次派专使前来，他的高义超俗可想而知，可惜姓名无法考证了。这封信藏在宫中，后来拿出来交给秘阁，现在刻石在道山堂西边。绍兴年间赵忠简公也被贬到朱崖，士大夫们怕秦桧像怕老虎一样，没有一个人敢随便传话，张渊道担任广西统帅，多次派兵校带着书信以及药物、酒面等馈赠。赵公曾回信说：“赵鼎为人为己，竟到了这种地步。”他描述酸寒困苦的状况，大致与李卫公相同。不久他也死在那里，亲笔信现在还保存在张家。姚崇的曾孙姚勖与李公交情深厚，等到李公被谗言放逐，追查党羽，没有人敢通音信慰问。李公住在海上后，家中没有资财，生病没有汤药，姚勖多次馈赠问候，不因时势变化而改变厚薄，大概就是那位侍郎一类的人吧！
王延寿《王孙赋》，载于《古文苑》，其辞有云「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谓猴也。乃知杜诗「颜状老翁为」盖出诸此。
王延寿的《王孙赋》，收录在《古文苑》中，其中文辞说“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指的是猴子。于是知道杜甫的诗句“颜状老翁为”大概出自这里。
汉郡国诸宫
汉代郡国的各种官署
西汉盐铁、膳羞、陂湖、工服之属，郡县各有司局斡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尝见于史传，今略以《地理志》所载言之，凡铁官三十八，盐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纪其处。自余若京兆有船司空，为主船官。太原有挏马官，主牧马，元名家马官。辽东有牧师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发弩官，严道有水官，丹阳有铜官，桂阳有金官，南海有洭浦官，南郡江夏有云梦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忌、鱼复有橘官，鄱阳黄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内则奉常之均官、食官，司农之斡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如是者盖以百数。
西汉时盐铁、膳食、陂湖、工服等事务，郡县各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名称很多，但担任这些官职的人很少见于记载。曾经在史传中见到，现在大致根据《地理志》所载来说，共有铁官三十八个，盐官二十九个，工官九个，都来不及记录它们的地点。其余如京兆有船司空，主管船只。太原有挏马官，主管牧马，原名是家马官。辽东有牧师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发弩官，严道有水官，丹阳有铜官，桂阳有金官，南海有洭浦官，南郡江夏有云梦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忌、鱼复有橘官，鄱阳有黄金采，主管采金，也有官员。在内朝则有奉常的均官、食官，司农的斡官，少府的大官主管膳食，汤官主管饼饵，导官主管选米，像这样的官员大概有上百个。
汉以廷尉主刑狱，而中都他狱亦不一。宗正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受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之名。《张汤传》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东汉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东汉泊唐，虽鞫囚非一处，然不至如是其多。国朝但有大理及台狱，元丰、绍圣间，蔡确、章子厚起同文馆狱之类，非故事也。
汉代由廷尉主管刑狱，但京城中其他监狱也不止一处。宗正的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寺有別火令丞，以及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还有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此外还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受秘狱，以及暴室、请室、居室、徒官等名称。《张汤传》中苏林说：“《汉仪注》记载有二十六所监狱。”《东汉志》说：“这些是孝武帝设置的，光武帝都予以裁撤。”从东汉到唐代，虽然审讯囚犯不限于一处，但也不至于如此之多。本朝只有大理寺和御史台监狱，元丰、绍圣年间，蔡确、章子厚兴起同文馆狱之类，并非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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