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守备
淮南的守备
周世宗举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当是时，周室方强，李氏政乱，以之讨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讫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于乘舆三驾，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贞叛汉，遣其客朱元来唐求救，遂仕于唐。枢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时，请兵复诸州，即取舒、和。后以恃功偃蹇，唐将夺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执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竟斩于市。郭廷谓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为唐所种族，遣使谓金陵禀命，然后出降。则知周师所以久者，景法度犹存，尚能制将帅死命故也。绍兴之季，虏骑犯淮，逾月之间，十四郡悉陷。予亲见沿淮诸郡守，尽扫官库储积，分寓京口，云预被旨许令移治。是乃平时无虞，则受极边之赏，一有缓急，委而去之，寇退则反，了无分毫絓于吏议，岂复肯以固守为心也哉？
周世宗调动中原各郡的军队，向南征讨李景。当时，周朝正强盛，李氏政权混乱，讨伐它似乎很容易。但从后周二年冬天到五年春天，前后四年，皇帝三次亲征，才只得到江北地区。此前河中李守贞背叛后汉，派他的门客朱元到南唐求救，朱元于是留在南唐做官。枢密使查文徽把女儿嫁给他。这时，朱元请求带兵收复各州，立即攻取了舒州、和州。后来他居功自傲，南唐将领要夺他的兵权，朱元发怒投降了后周。李景给朱元戴上刑具，要杀他。查文徽正执政，上表请求饶恕朱元妻子的性命，李景批示说：“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最终在街市上斩杀了她。郭廷谓守不住濠州，因为家人在江南，担心被南唐灭族，派使者到金陵禀报命令，然后才出城投降。由此可知周军之所以久攻不下，是因为李景的法度还在，还能控制将帅的生死。绍兴末年，金兵侵犯淮河地区，一个月之内，十四个郡全部沦陷。我亲眼看到沿淮各郡的守将，把官库的储备全部清扫，分别寄存在京口，说预先接到圣旨允许转移治所。这是平时没有忧患时，就接受极边的赏赐，一旦有紧急情况，就抛弃百姓逃走，敌人退去就返回，丝毫不受官吏的议论，哪里还有固守的心思呢？
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一时贤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岁，国随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驱除。然考其行事，失于好杀，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有，此其所短也。薛居正《旧史》纪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窦仪乘驲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于深刻，知州赵砺坐除名。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何至于族诛二十四家，其他可以类推矣。《太祖实录·窦仪传》有此事，史臣但归咎于仪云。
周世宗英明刚毅，是英雄豪杰，在衰乱的时代，短短五六年之间，威武的名声，震慑华夏和四夷，可称得上是一时的贤明君主，但享年不到四十岁，去世半年后，国家也随之灭亡。这固然是上天要授予宋朝，让他来驱除前朝。但考察他的行事，过失在于喜好杀戮，用法太严，群臣处理职事，稍有不当，往往处以极刑，即使一向有才干名声，也不宽容，这是他的短处。薛居正的《旧史》记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呈诉状，说在寿州境内有贼人杀了他儿子，抓获的正贼现在宿州，本州不审理判决。皇帝大怒，派窦仪乘驿马前去查办。等到案件办成，连坐被灭族的有二十四人。窦仪奉命出发那天，皇帝旨意很严厉，所以窦仪用刑过于严酷，知州赵砺因此被除名。这件事本来只是马氏的儿子一人被杀，何至于灭族二十四家，其他事情可以类推了。《太祖实录·窦仪传》记载了这件事，史官只归罪于窦仪。
窦贞固，汉隐帝相也。周世罢政，以司徒就第。后范质用此官在中书，乃归洛阳。常与编户课役，贞固不能堪，诉于留守向拱，拱不听。熙宁初，富韩公为相，神宗尝对大臣称知河南府李中师治状。公以中师厚结中人，因对曰：「陛下何从知之？」中师衔其沮己，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钱，与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势之时，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师辈，固不乏也。
窦贞固，是后汉隐帝的宰相。后周时被罢免政务，以司徒的身份回家。后来范质用这个官职在中书省任职，他就回到洛阳。常常和编入户籍的平民一起服役纳税，窦贞固不能忍受，向留守向拱申诉，向拱不听。熙宁初年，富弼（韩公）任宰相，神宗曾对大臣称赞河南知府李中师的政绩。富公因为李中师与宦官结交深厚，于是回答说：“陛下从哪里知道的？”李中师怀恨他阻止自己，等到再次任河南府尹时，富公已经年老，就登记他的户籍，让他出免役钱，和富人一样。由此可知君子失势的时候，小人容易欺侮他，像向拱、李中师这类人，本来不少。
唐穆宗时，以工部尚书郑权为岭南节度使，卿大夫相率为诗送之。韩文公作序，言：「权功德可称道。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旧唐史·权传》云：「权在京师，以家人数多，奉入不足，求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传》云：「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遗上疏，请按权罪，中人由是切齿。」然则其为人，乃贪邪之士尔！韩公以为仁者何邪？
唐穆宗时，任命工部尚书郑权为岭南节度使，卿大夫们相继写诗送他。韩愈（文公）作序，说：“郑权的功德值得称道。家属上百人，没有几亩的宅院，租房子居住，可说是显贵而能贫穷，是仁者不富的效果。”《旧唐书·郑权传》说：“郑权在京城，因为家人多，俸禄不够用，请求出任节度使，有宦官帮助，南海多珍宝，郑权大量积聚来送给宦官，被朝士们大大讥笑。”又《薛廷老传》说：“郑权通过郑注得到广州节度使，郑权到任后，把公家的珍宝全部送到京城，来报答恩情。薛廷老以右拾遗的身份上疏，请求查办郑权的罪，宦官因此切齿痛恨。”既然如此，那么他的为人，是贪婪邪恶的人罢了！韩公为什么认为他是仁者呢？
党锢牵连之贤
党锢之祸中受牵连的贤士
汉党锢之祸，知名贤士死者以百数，海内涂炭，其名迹章章者，并载于史。而一时牵连获罪，甘心以受刑诛，皆节义之士，而位行不显，仅能附见者甚多。李膺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景毅之子，为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归。高城人巴肃被收，自载诣县，县令欲解印绶与俱去，肃不可。范滂在征羌，诏下急捕。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张俭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复流转东莱，上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谓曰：「张俭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叹息而去。俭得免。后数年，上禄长和海上言：「党人锢及五族，非经常之法。」由是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此数君子之贤如是，东汉尚名节，斯其验欤？
汉朝党锢之祸，知名的贤士死去的数以百计，天下遭受苦难，那些名声事迹显赫的，都记载在史书上。而一时受牵连获罪，甘心受刑被杀，都是节义之士，但地位和品行不显赫，只能附带记载的很多。李膺死后，门生和旧部都被禁锢。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门徒，没有登记在册，没有受到谴责。景毅感慨地说：“本来认为李膺贤德，派儿子去拜他为师，怎么可以因为漏掉登记而苟且偷安！”于是自己上表免官回家。高城人巴肃被逮捕，自己乘车到县衙，县令要解下印绶和他一起逃走，巴肃不同意。范滂在征羌，诏书下达紧急逮捕。督邮吴导到县里，抱着诏书，关闭驿站，伏在床上哭泣。范滂自己到监狱，县令郭揖大惊，出来解下印绶，要带他一起逃亡。范滂说：“我死则祸患平息，怎么敢连累您！”张俭逃亡，困窘急迫地逃走，所到之处，人们不惜破家来收容他。他所经过的地方，被处重刑的有十几人。又流转到东莱，住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兵到门口，李笃对他说：“张俭逃亡不是他的罪过，即使可以抓到张俭，难道忍心抓他吗？”毛钦拍着李笃说：“蘧伯玉以独自为君子为耻，您怎么独自专行仁义？”叹息着离开了。张俭得以免祸。几年后，上禄县长和海上言：“党人禁锢到五族，不是常规的法令。”从此从祖父以下，都得以解除禁锢。这几位君子的贤德如此，东汉崇尚名节，这就是证明吧？
汉代文书式
汉代文书的格式
汉代文书，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见者为明白。《史晨祠孔庙碑》，前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未云：「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樊毅复华下民租碑》，前后与此同。《无极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大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未云：「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读为太常。承书从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雒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庙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未云：「臣雄、臣戒愚慧，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甘七日壬寅，奏雒阳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未云：「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国，郡国上公府三式，始未详备。文惠公《隶释》有之。无极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阳宫，是日下太常，孔庙事，以壬寅日奏雒阳宫，亦以是日下鲁相，又以见汉世文书之不滞留也。
汉代的文书，臣下上奏朝廷，朝廷下达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书所记载，但不如金石刻文所呈现的明白清楚。《史晨祠孔庙碑》前面说：“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末尾说：“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副本送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樊毅复华下民租碑》前后与此相同。《无极山碑》说：“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大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末尾说：“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读为太常。承书从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雒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又说：“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庙碑》前面说：“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尾说：“臣雄、臣戒愚慧，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甘七日壬寅，奏雒阳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又说：“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尾说：“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这块碑有三公上奏天子、朝廷下达郡国、郡国上报公府三种格式，才详细完备。文惠公的《隶释》中有收录。无极山祭祀之事，在丁丑日上奏雒阳宫，当天就下达太常；孔庙之事，在壬寅日上奏雒阳宫，也当天就下达鲁相，由此可见汉代文书不滞留的情况。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
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绩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兼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大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长安，进幸槐里、歧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皆可省也。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征召范梦得为属官，曾用手帖论述编纂的要领，大致想采用像《左传》叙事那样的体例。又说：“凡是年号都以后来者为准。比如武德元年，就从正月开始，便称为唐高祖，不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所以此书以此作为法则，然而探究到底，颇有窒碍不通之处。司马光的本意是以《春秋》定公为例，在未即位时，就书写正月为其元年。但昭公在去年十二月去世，那么次年的事，不能再系于昭公。所以定公虽未即位，自然应当追书。而且经文极其简略，不过一二十字，一看就能了解。像《通鉴》则不同，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是恭皇帝上，直到下卷末尾，恭帝即位，才改元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大概涉及三卷，而炀帝仍然存在，才书写他在江都的事。明皇后卷的开头，标为肃宗至德元载，到一卷的一半，才书写太子即位。代宗下卷说：“皇上正励精求治，破格用人。”这却是德宗。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大成，以为是明宗，而卷内书写命李嗣源讨伐邺城，到次卷开头，庄宗才去世。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写石敬瑭反叛，到卷末才改为晋天福。凡是这类情况，特别费解。此外，如晋、宋等胡人僭越之国，所封建的王公，以及任命卿相，细微之处必定记载，有的长达二百字。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去世，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去世，都无关国家治乱。而周勃去世，却不记载。至于记载汉章帝巡幸长安，进而巡幸槐里、岐山，又巡幸长平，驾临池阳宫，东到高陵，十二月丁亥回宫；又乙未巡幸东阿，北登太行山，到天井关，夏四月乙卯回宫。又记载魏主七月戊子到鱼池，登青冈原，甲午回宫；八月己亥到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回宫。这样的出行，每年都有，都可以省略。
弱小不量力
弱小不量力
楚庄王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灭萧。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溃，遂入郓。齐侯伐鲁，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遂取龙。夫以齐、楚之大，而莒一小国，萧一附庸，龙一边邑，方受攻之际，幸能囚执其人，强敌许以勿杀而退师，乃不度德量力，致怨于彼，至于亡灭，可谓失计。传称子产善相小国，使当此时，必有以处之矣。
楚庄王攻打萧国，萧人囚禁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楚王说：“不要杀他们，我退兵。”萧人杀了他们，楚王大怒，于是灭亡了萧国。楚国攻打莒国，莒人囚禁了楚国公子平。楚人说：“不要杀他，我们归还你们的俘虏。”莒人杀了他，楚军包围莒国，莒国溃败，于是攻入郓城。齐侯攻打鲁国，包围龙邑，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龙人囚禁了他。齐侯说：“不要杀他，我和你们结盟，不进入你们的境内。”龙人不听，杀了他并把尸体晾在城上。齐于是攻取了龙邑。以齐、楚这样的大国，而莒是一个小国，萧是附庸，龙是边邑，在遭受攻击时，幸而能囚禁对方的人，强敌答应不杀而退兵，却不知度量德行和力量，招致怨恨，以至于灭亡，可以说是失策。传说子产善于辅佐小国，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有办法处理。
田横吕布
田横吕布
田横既败，窜居海岛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横遂与二客诣雒阳。将至，谓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即自刭。横不顾王侯之爵，视死如归，故汉祖流涕称其贤，班固以为雄才。韩退之道出其墓下，为文以吊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凛然，至今犹有生气也。吕布为曹操所缚，将死之际，乃语操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己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杀之。布之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耻事仇。故东坡诗曰：「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盖笑之也。刘守光以燕败，为晋王所擒，既知不免，犹呼曰：「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无足责者。
田横失败后，逃窜到海岛中。汉高帝派使者召见他，说：“田横来，大的可以封王，小的也可以封侯。”田横于是与两位门客前往洛阳。快到时，对门客说：“我当初与汉王都南面称王，如今汉王做了天子，而我却成了逃亡的俘虏，北面侍奉他，这耻辱已经够大了！”随即自刎而死。田横不顾王侯的爵位，视死如归，所以汉高祖流泪称赞他的贤德，班固认为他是雄才。韩愈路过他的墓下，写文章凭吊说：“自古死去的人不止一个，而您至今仍有光辉。”他的英烈凛然，至今仍有生气。吕布被曹操捆绑，临死时，对曹操说：“明公所担心的，不过是我吕布，如今我已经降服了。让我率领骑兵，明公率领步兵，天下不难平定。”曹操最终杀了他。吕布的才能未必在田横之下，却想忍耻侍奉仇敌。所以苏东坡诗说：“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大概是嘲笑他。刘守光在燕国失败，被晋王擒获，明知不能免死，还喊道：“大王要恢复唐室以成就霸业，为什么不赦免我让我效力？”这又是庸奴下才，不值得责备。
中山宜阳
中山宜阳
战国事杂出于诸书，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而《赵世家》书武灵王以中山负齐之强，侵暴其地，锐欲报之。至于变胡服，习骑射，累年乃与齐、燕共灭之，迁其王于肤施。此去魏文侯时已百年，中山不应既亡而复存，且肤施属上郡，本魏地，为秦所取，非赵可得而置他人，诚不可晓。惟《乐毅传》云，「魏取中山，后中山复国，赵复灭之。」《史记·六国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广曰：「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阳于韩为大县，显王三十四年，秦伐韩，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阳。正是昭侯时。历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阳，相去几三十年，得非韩尝失此邑，既而复取之乎？
战国时期的事情混杂地出自各种书籍，因此有无法考证可信的地方。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克后，把它封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任座说：“您得到中山国，不把它封给您的弟弟，却封给您的儿子。”翟璜说：“中山国已经攻下，没有派去镇守的人；我推荐了李克。”而《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因为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大，侵犯掠夺他的土地，急切地想报复它。以至于改变服饰，学习骑马射箭，经过多年才与齐国、燕国共同灭掉中山国，把中山王迁到肤施。这时距离魏文侯时期已经一百年，中山国不应该已经灭亡又再次存在，而且肤施属于上郡，本来是魏国的土地，被秦国夺取，不是赵国能够拿来安置别人的，实在不能理解。只有《乐毅传》说：“魏国攻取中山国，后来中山国复国，赵国又灭掉它。”《史记·六国表》说：“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次立国。”徐广说：“他是周定王的孙子，西周桓公的儿子。”这尤其不对。宜阳对于韩国是个大县，显王三十四年，秦国攻打韩国，攻占了它。所以屈宜臼说：“前年秦国攻占宜阳。”这正是韩昭侯时期。经过韩宣惠王、韩襄王，而秦国的甘茂又攻占宜阳，相隔将近三十年，难道不是韩国曾经失去这个城邑，不久又夺回来了吗？
《庄子》载徐无鬼见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马。《荀子》论坚白同异云：「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史记》褚先生于《日者传》后云：「黄直，丈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荣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今时相马者间有之，相牛者殆绝，所谓鸡、狗、彘者，不复闻之矣。刘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谓骨法之度数，今无一存。
《庄子》记载徐无鬼拜见魏武侯，告诉他相狗、相马的方法。《荀子》论述坚白同异时说：“竟然不如喜好相鸡、相狗的人可以成名。”《史记》中褚先生在《日者传》后面说：“黄直，是男子；陈君夫，是女子，都因相马而闻名天下。留长孺因相猪而闻名。荣阳的褚氏因相牛而闻名。他们都有超世绝俗的风范。”如今相马的人偶尔还有，相牛的人几乎绝迹了，至于所说的相鸡、相狗、相猪的人，再也听不到了。刘向的《七略·相六畜》有三十八卷，说的是关于骨骼形态的法则和标准，现在一卷也没有留存下来。
卜筮不同
卜筮的不同
《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篮人，有「龟从，筮逆」之说。《礼记》：「卜筮不相袭。」谓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以为渎龟笑。《左传》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鲁穆姜徙居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杜预注云：「《周礼》大卜掌三《易》，杂用《连山》、《归藏》，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也。」汉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则历卜诸家，自古盖不同矣。唐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历会同集》，搜罗详尽。姑以择日一事论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无一日可用也。
《洪范》中关于七种稽考疑难的方法，选择设立卜筮的人，有“龟甲占卜顺从，蓍草占卜违逆”的说法。《礼记》说：“卜和筮不相互重复。”意思是如果卜不吉利，就再筮；筮不吉利，就再卜，认为这样是对龟甲和蓍草的亵渎。《左传》记载，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占卜的结果不吉利，占筮的结果吉利。献公说：“听从占筮的结果。”卜人说：“占筮的卦象短，龟卜的兆象长，不如听从长的。”鲁国的穆姜迁居到东宫，占筮，得到《艮》卦的“八”。史官说：“这叫做《艮》卦变为《随》卦。”杜预注释说：“《周礼》中太卜掌管三种《易》，混合使用《连山》、《归藏》，这两种《易》都用七、八来占断，所以说遇到《艮》的八。史官怀疑古《易》遇到八是不吉利的，所以改用《周易》来占断，变爻得到《随》卦。”汉武帝时，召集占卜各家询问：某一天可以娶媳妇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争论不决，把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家的说法为主。”可见历代占卜各家，自古以来就是不同的。唐代吕才编写了《广济阴阳百忌历》，世间多使用它。近来又有《三历会同集》，搜集罗列得很详尽。姑且拿选择吉日这件事来说，一年三百六十天，如果拘泥而不变通，几乎没有一天可以用了。
《墨子》书《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记》作《日者列传》，盖本于此。徐广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杀其方龙，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谓怪矣。
《墨子》书中《贵义》篇说：“墨子往北到齐国去，遇到一位日者。日者说：‘天帝今天在北方杀死黑龙，而先生的脸色黑，不可以往北去。’墨子不听，于是往北走，到了淄水，没有顺利过河就返回了。日者说：‘我对先生说不能往北去。’墨子说：‘南方的人不能往北，北方的人不能往南，他们的脸色有黑的，有白的，为什么都不能顺利呢？况且天帝在甲乙日于东方杀死青龙，在丙丁日于南方杀死赤龙，在庚辛日于西方杀死白龙，在壬癸日于北方杀死黑龙，像您的话，是不能用的。’”《史记》中作《日者列传》，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徐广说：“古人从事占候卜筮的人，通称为日者。”像根据五行所值之日来杀死相应方位的龙，不知道它的旨意何在，也可以说是奇怪了。
柳子厚党叔文
柳宗元与王叔文结党
柳子厚、刘梦得，皆坐王叔文党废黜。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其《答许孟容书》云：「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迸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诋诃万状，尽为敌仇。」及为叔文母刘夫人墓铭，极其称诵，谓：「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诏禁中，道合储后。献可替否，有康粥调护之勤。讦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终于堂，知道之士，为苍生借焉！」其语如此。梦得自作传云：「顺宗即位时，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奔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吕温、李景俭、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于是叔文贬死。」韩退之于两人为执友，至修《顺宗实录》，直书其事云：「叔文密结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踪迹诡秘。既得志，刘、柳主谋议唱和，彩听外事。及败，其党皆斥逐。」此论切当，虽朋友之义，不能以少蔽也。
柳宗元、刘禹锡，都因为王叔文结党而被废黜。刘禹锡很会掩饰错误、辩解毁谤，而柳宗元却不是这样。他在《答许孟容书》中说：“早年与有罪的人亲近友好，起初认为他才能出众，以为可以一起建立仁义，辅助教化。他突然起来掌管事务，人们不信任他，那些追逐利益、谋求进身的人，一百个中也得不到一个，一旦他得意，就更加放纵怨恨毁谤，诋毁斥责各种情况，全都成了敌人仇家。”等到他为王叔文的母亲刘夫人写墓志铭，却极力称颂，说：“王叔文坚定明察、正直诚实，有文武的才能。在宫中待诏，与太子志同道合。进献可行的、废除不可行的，有像调理饮食、精心护持那样的勤勉。谋划大计、制定政令，有辅佐治理、规划天下的功绩。传达命令、处理政事，有弥合变通、周全事务的辛劳。在内协助谋划，不荒废自己的职位。利国安民之道，将要施行于百姓。而夫人在家中去世，懂得道义的人，都为天下苍生感到惋惜！”他的话就是这样。刘禹锡自己作传中说：“唐顺宗即位时，有一位出身寒微而有才能的王叔文，因为擅长下棋得以在博望苑出入，利用机会得以谈论时事，皇上非常惊异他的才能。王叔文自称是王猛的后代，有远祖的风范，只有吕温、李景俭、柳宗元相信。然而这三人都与柳宗元交好，日夜往来，谈论他的才能。王叔文确实善于谈论治国之道，能用口才说服人。等到他被任用，他的所作所为，人们不认为恰当。皇上向来有病，下诏内禅皇位，宫中事情隐秘，功劳归于权贵之臣，于是王叔文被贬而死。”韩愈与这两人是挚友，等到编修《顺宗实录》，直书其事说：“王叔文秘密结交当时有名望、想侥幸快速升官的人，如刘禹锡、柳宗元等十几人，定为生死之交，行踪诡秘。等到得志后，刘、柳主持谋划、一唱一和，刺探外部事务。等到失败，他们的党羽都被斥责驱逐。”这个评论切中要害，即使是朋友的情义，也不能稍有掩盖。
汉武心术
汉武帝的心术
《史记·龟策传》：「今上即位，博开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好穷，亦诛三族。」《汉书音义》，以为史迁没后十篇阙，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言辞鄙陋，《日者》、《龟策列传》在焉。故后人颇薄其书。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则是史迁指武帝，其载巫蛊之冤如是。今之论议者，略不及之。《资治通鉴》亦弃不取，使丘子明之恶，不复著见。此由武帝博采异端，驯致斯祸。倘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
《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当今皇上即位后，广泛开辟技艺才能的进用之路，全面延揽各种学说，精通一门技艺的人都能自我推荐效力。几年之间，太卜官大量聚集。恰逢皇上想攻打匈奴，向西扩张大宛，向南收服百越，占卜者往往预先看到征兆迹象，先谋划有利之处。等到猛将冲锋陷阵、持节出征，在那边取得胜利，而蓍草龟甲和择日在这边也起了作用。皇上特别重视，赏赐有时多达数千万。像丘子明这类人，财富丰盈、地位显贵受宠，在朝廷中权势倾轧。甚至用卜筮来推测巫蛊之道，巫蛊有时颇为灵验。他们平素有睚眦之怨的人，就借公事进行诛杀，肆意伤害，导致破族灭门的人，数不胜数。百官惶恐不安，都说龟策能说话。后来事情败露，追究到底，也被诛灭三族。”《汉书音义》认为司马迁死后有十篇缺失，只有目录没有内容。元帝、成帝年间，褚先生补写缺失，言辞粗鄙，《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就在其中。所以后人很轻视这些篇章。但这卷开头说“当今皇上即位”，这是司马迁指汉武帝，它记载巫蛊的冤屈如此详细。如今议论的人，几乎不提及此事。《资治通鉴》也弃而不取，使丘子明的罪恶不再显现。这是由于汉武帝广泛采纳异端学说，逐渐导致这场灾祸。如果心术趋于正当，就不会如此残酷了。
禁天高之称
禁止使用“天”“高”等称号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修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盖蔡京当国，遏绝史学，故无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诏以昨臣僚建请，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圣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讳，又无经据，谄佞不根，贻讥后世，罢之。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允许别人使用“天”“高”“上”“大”等称号。官名有触犯的，都加以更改。改姓高的人为姓姜，九族中称高祖的改为长祖。政和年间，禁止朝廷内外不许用“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作为名字。于是毛友龙只叫毛友；叶天将只叫叶将；乐天作只叫乐作；句龙如渊只叫句如渊；卫上达赐名卫仲达；葛君仲改为葛师仲；方天任改为方大任；方天若改为方元若；余圣求改为余应求；周纲字君举，改字为元举；程振字伯玉，改字为伯起；程修也字伯玉，改字为伯禹；张读字圣行，改字为彦行。这是因为蔡京当权，阻绝史学，所以没有人知道周朝的事例。宣和七年七月，皇帝亲笔诏书说，之前臣僚建议，士人百姓名字有触犯“天”“玉”“君”“圣”及“主”字的全部禁止，这既不是上帝的名讳，又没有经典依据，是谄媚佞言没有根据，会贻笑后世，于是废止了这项禁令。
宣和冗官
宣和年间的冗官现象
宣和元年，蔡京将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滥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迁官论赏者五千余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升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转十官者。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猥冗，差注不行。」诏三省枢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诏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赏西睡诛讨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与一子官，执政皆迁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京之罪恶至矣！
宣和元年，蔡京即将离开相位，臣僚才上疏陈述官僚冗滥的弊端，大致说：“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升官论赏的有五千多人。例如：辰州招募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的有八十四人；兖州升格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的有三百三十六人。甚至有入仕才两年，就转了十次官的。如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到朝请大夫有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到通侍有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到武功大夫有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有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有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杂乱冗多，差遣注拟无法进行。”皇帝下诏让三省和枢密院遵守既定法规。然而这道诏书在四月庚子日下达，第二天辛丑日就因赏赐西部边境讨伐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授予一个儿子官职，执政官员都升迁品级。天子的命令就这样当天被废弃阻挠，蔡京的罪恶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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