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
《容斋三笔》
卷四 ◄ ► 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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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事瞽叟
舜侍奉瞽叟
《孟子》之书，上配《论语》，唯记舜事多误，故自国朝以来，司马公、李泰伯及吕南公皆有疑非之说。其最大者，证万章涂廪、浚井、象入舜宫之问以为然也。《孟子》既自云尧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则井、廪贱役，岂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尧为天子，象一民耳，处心积虑杀兄而据其妻，是为公朝无复有纪纲法制矣！六艺折中于夫子，四岳之荐舜，固曰：「替子。父顽，母嚚〈（y0n）〉，象做，克谐以孝，烝烝乂〈（yi）〉，不格奸。」然则尧试舜之时，顽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后，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晏天，于父母，负罪引慝〈（te）〉，祗〈（zhl）〉载见瞽艘，夔夔斋栗，瞽亦允若。」既言允若，岂得复有杀之之意乎？司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语，烝烝之对，而不及益赞禹之辞，故详叙之以示子侄辈。若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所载，盖相承而不察耳。至于桃应有瞽叟杀人之问，虽曰设疑似而请，然亦可谓无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顾再三为之辞，宜其起后学之惑。
《孟子》这部书，地位可与《论语》相配，只是记载舜的事迹多有错误，所以从本朝以来，司马光、李泰伯和吕南公都有质疑和非议的说法。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证实万章关于舜修粮仓、挖井、象进入舜的宫室这些提问是确有其事的。《孟子》既然自己说尧派九个儿子侍奉舜，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百官、牛羊、粮仓都齐备，来在田野中侍奉舜。那么挖井、修粮仓这类低贱的劳役，难道不能派一个人去做吗？尧身为天子，象只是一个平民，处心积虑要杀兄长而霸占其妻子，这岂不是朝廷再也没有纲纪法制了！六经以孔子为标准，四岳推荐舜时，本来就说：「他是瞽叟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嚣张，象傲慢，却能以孝心和谐相处，蒸蒸日上地治理，不至于奸恶。」那么尧试用舜的时候，愚顽傲慢的人已经得到治理了。舜即位之后，命令禹征伐有苗，益说：「帝当初在历山，到田间去，每天对着苍天哭泣，对父母，背负罪过，引咎自责，恭敬地侍奉瞽叟，战战兢兢，庄重谨慎，瞽叟也顺从了。」既然说顺从，怎么还会有杀他的意思呢？司马光也引用了九男、百官的话，以及蒸蒸日上的回答，但没有提到益赞美禹的言辞，所以我详细叙述来给子侄们看。至于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所记载的，大概是相互沿袭而没有细察罢了。至于桃应问瞽叟杀人的问题，虽然说是假设疑问来请教，但也可以说是无稽之谈。孟子拒绝回答就可以了，却再三为他辩解，这自然会引起后学者的困惑。
孔子正名
孔子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责数之以为「野」。盖是时夫子在卫，当辄为君之际，留连最久，以其拒父而窃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适晋，闻其杀鸣犊，临河而还，谓其无罪而杀士也。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称朝歌，墨子回车，邑里之名不善，两贤去之，安有命世圣人，而肯居无父之国，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过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卫辄待以为政，当非下愚而不移者。茍其用我，必将导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谓命驾虚左而迎其父不难也。则其有补于名义，岂不大哉！为是故不忍亟去以须之。既不吾用，于是慨然反鲁。则辄之冥顽悻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子路曾不能详味圣言，执迷不悟，竟于身死其难。惜哉！
子路说：「卫君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先正名分吧！」子路说：「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正名分？」孔子责备他，认为他「粗野」。大概当时孔子在卫国，正值卫辄为国君的时候，停留最久，因为卫辄拒绝父亲而窃取君位，所以想正名分，这个意思很明白。然而孔子想去晋国，听说晋国杀了鸣犊，到黄河边就返回了，说晋国无罪而杀士人。里巷名叫胜母，曾子不进去；城邑名叫朝歌，墨子掉转车头，城邑里巷的名字不好，两位贤人都离开，哪有命世圣人，却肯住在无父之国，侍奉不孝之君呢？这就可以知道了！孔子所经过的地方，人们被感化，不用命令就能实行，不用言语就能取信，卫辄等待他来治理政事，应该不是下愚而不能改变的人。如果任用我，我一定用天理引导他，促使他回归本真，所谓命令驾车空出左边座位迎接他父亲并不难。那么这对名分道义的补益，难道不大吗！因此不忍心急忙离开而等待他。既然不任用我，于是感慨地返回鲁国。那么卫辄的愚顽悖乱，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了！子路竟然不能仔细体味圣人的话，执迷不悟，最终自身死于这场灾难。可惜啊！
潜火字误
潜火字误
今人所用潜火字，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其义为防。然以书传考之，乃当为熸〈（jian）〉。《左传》襄二十六年，楚师大败，王夷师熸。昭二十二年，子瑕卒，楚师熸。杜预皆注曰：「吴、楚之间谓火灭为熸。」《释文》音子潜反，火灭也，《礼部韵》将廉反，皆读如歼音。则知当曰熸火。
现在人们所用的「潜火」一词，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它的意思是防火。但根据古书考证，应当写作「熸」。《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军大败，楚王受伤，军队被烧灭。昭公二十二年，子瑕去世，楚军被烧灭。杜预都注释说：「吴、楚之间称火灭为熸。」《经典释文》注音为子潜反，意思是火灭，《礼部韵》注为将廉反，都读作歼的音。由此可知应当说「熸火」。
永兴天书
永兴天书
《大中祥符》天书之事，起于佞臣，固无足言。而寇莱公在永兴军，信朱能之诈，亦为此举，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驯致雷州之祸，凤德之衰，实为可惜！而《天禧实录》所载云：「周怀政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冀图恩宠，且日进药饵。宰相王钦若屡言其妄，复密陈规谏。怀政惧得罪，因共诬谮，言：『捕获道士谯文易，蓄禁书，有神术，钦若素识之。』故罢相也。」朱能之事，钦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则有之，谓其陈规谏，当大不然。倘非出于寇，则钦若已攘臂其间矣。《实录》盖钦若提举日所进，是以溢美，岂能弭后人公议哉！
大中祥符年间天书的事，起源于佞臣，本来不值得一说。但寇准在永兴军时，相信朱能的欺诈，也做了这件事，因此被召入朝，再次登上相位，逐渐导致雷州之祸，凤德衰落，实在可惜！而《天禧实录》记载说：「周怀政与妖人朱能等人伪造神灵的旨意，企图求得恩宠，并且每天进献药饵。宰相王钦若多次说这是虚妄的，又秘密陈述规劝。周怀政害怕获罪，于是共同诬告，说：『捕获道士谯文易，他收藏禁书，有神术，王钦若一向认识他。』所以王钦若被罢相。」朱能这件事，王钦若想以此阻止寇准入朝是有的，但说他陈述规劝，应当大不如此。如果不是出于寇准，那么王钦若早已插手其中了。《实录》大概是王钦若提举编修时进呈的，所以过分赞美，怎能平息后人的公论呢！
王衷、嵇绍
王衷、嵇绍
舜之罪也殛鲧〈（jigun）〉，其举也兴禹。鲧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议以诛之，故禹不敢怨，而终治水之功，以盖父之恶。魏王衷、嵇绍，其父死于非命。衷之父仪，犹以为司马昭安东司马之故，因语言受害，哀为之终身不西向而坐。绍之父康以魏臣，钟会语之于昭，昭方谋篡魏，阴忌之，以故而及诛。绍乃仕于晋武之世，至为惠帝尽节而死。绍之事亲，视王哀远矣！温公《通鉴》，犹取其荡阴之忠，盖不足道也。
舜惩罚罪人时流放了鲧，举用贤才时重用了禹。鲧的罪行足以致死，舜顺从天下公议而诛杀他，所以禹不敢怨恨，而最终完成治水之功，来掩盖父亲的罪恶。魏国的王衷、嵇绍，他们的父亲死于非命。王衷的父亲王仪，因为担任司马昭的安东司马的缘故，因言语而受害，王衷为此终身不面向西坐。嵇绍的父亲嵇康是魏国臣子，钟会向司马昭进谗言，司马昭正图谋篡夺魏国，暗中忌恨他，因此被杀害。嵇绍却在晋武帝时代出仕，直到为晋惠帝尽节而死。嵇绍侍奉父亲，比王衷差远了！司马光《资治通鉴》还取他荡阴之战的忠诚，大概不值得称道。
张忠定公咏，为一代伟人，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然《实录》所载，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人为户部。后马知节自益徙延，难其代。朝廷以咏前在蜀，寇攘之后，安集有劳，为政明肃，远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国史本传略同，而增书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诋其知陈州营产业，且与周渭、梁鼎辈五人同传，殊失之也。韩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杰之才，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世伟人。」道州所刻帖，有公与潭牧书一纸，王荆公跋其后云：「忠定公殁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若公者少钦？」文潞公云：「予尝守蜀，睹忠定之像，遗爱在民，钦服已甚。」黄诰云：「公风烈如此，而不至于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无宰相之位，于公何损？有宰相之位，而无忠定之才，于宰相何益？公虽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观四人之言，史氏发潜德之幽光，为有负矣。
张忠定公张咏，是一代伟人，而治理蜀地的政绩尤其卓越，但《实录》所记载的，完全没有提到这些，只说「出任益州知州，就地加授兵部郎中，入朝任户部。后来马知节从益州调任延州，难以找到替代的人。朝廷因为张咏先前在蜀地，在寇乱之后，安抚聚集百姓有功，为政清明严整，边远百姓感到便利，所以特别命令他再次任职」而已。国史本传大致相同，而增加了催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都诋毁他任陈州知州时经营产业，并且与周渭、梁鼎等五人同列一传，很失妥当。韩琦为张公写的神道碑说：「公以卓越豪杰的才能，逢时自奋，智谋策略神出鬼没，功勋业绩赫赫，震动当世，确实是一代伟人。」道州所刻的帖中，有张公给潭州知州的一封信，王安石在它后面题跋说：「忠定公去世很久了，而士大夫至今称赞他，难道不是因为像公这样刚毅正直、有功于世的人太少了吗？」文彦博说：「我曾镇守蜀地，看到忠定公的画像，遗爱在民，非常钦佩。」黄诰说：「公的风骨气节如此，却没有做到宰相，然而有忠定之才，而无宰相之位，对公有什么损失？有宰相之位，而无忠定之才，对宰相有什么益处？公即使老死，怎肯用这个换那个呢！」看这四个人的话，史官发掘潜德的幽光，是有亏欠的。
绯紫假服
绯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丛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上遵曰：「且赐绯。」然则唐制借服色得于君前服之，国朝之制，到阙则不许。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见浙西提刑姚宪入对，紫袍金鱼。既退，一阁门吏踵其后嗫嚅。后两日，宪辞归平江，乃绯袍。予疑焉，以问知阁曾觌〈（d0）〉曰：「闻临安守与本路监司皆许服所借，而宪昨紫今绯，何也？」觌曰：「监司惟置局在辇下则许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则否，前日姚误紫，而谒吏不告，已申其罚，且备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盖失于审也，然考功格令既不颁于外，亦自难晓。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东提举常平，告身不借。予闻尝借者当如旧，与郎官薛良朋言之，于是给公据改借。后于江西见转运判官张坚衣绯，张尝知泉州，紫袍矣，予举前说，张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许，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虽运判、提举皆得如初，若他路则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该说也。若曾因知州府惜紫，而后知军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吴锰以知郴州除提举湖南茶盐，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唐宣宗很看重官服品级的赏赐，牛丛从司勋员外郎调任睦州刺史，皇帝赐给他紫色官服。牛丛谢恩后，上前说道：“臣所穿的绯色官服，是刺史职位所借用的。”皇帝立刻说：“那就赐你绯色官服。”可见唐代制度，借用的官服颜色可以在皇帝面前穿着；而本朝的制度，到京城就不允许。乾道二年，我以起居舍人的身份侍立朝中，看见浙西提刑姚宪入朝奏对，穿着紫袍、佩带金鱼袋。退朝后，一位阁门吏跟在他身后小声说话。过了两天，姚宪辞官回平江，却穿着绯袍。我感到疑惑，便问知阁门事曾觌：“听说临安知府和本路监司都允许穿借用的官服，而姚宪昨天穿紫、今天穿绯，这是为什么？”曾觌说：“监司只有在京城设置官署的才允许穿借服，比如转运使；如果在外郡就不行。前天姚宪误穿了紫袍，而谒吏没有告知，已经申报处罚他，并且备了公文让他知道，所以今天他只穿本色的官服入朝。”姚宪大概是疏忽了，但考功的规章既然不颁布到地方，也确实难以知晓。文惠公任徽州知州时，借穿紫袍；等到他被任命为江东提举常平，任命状上却没有借服。我听说曾经借服的人应当照旧，便和郎官薛良朋说起这事，于是发给公据改为借服。后来我在江西见到转运判官张坚穿着绯袍，张坚曾任泉州知州，那时是紫袍。我提起之前的说法，张坚高兴地立即申报考功，但不久部里下文不允许。问他原因，说：“只有知州借穿紫袍后调任本路官职，即使转运判官、提举都能照旧；如果是其他路就不行。”最终也不知道法规到底是怎么说的。如果曾因知州、知府借穿紫袍，后来再任知州、知军，其官服也借穿，不分本路还是他路。近来吴锰以郴州知州身份被任命为湖南提举茶盐，于是仍然借穿紫袍，正是用了前面的例子。
枢密名称更易
枢密院名称的变更
国朝枢密之名，其长为使，则其贰为副使；其长为知院，则其贰为同知院。如柴禹锡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为使，则敏中改副使。王继英知院，王旦同知，继冯拯、陈尧叟亦同知，及继英为使，拯、尧叟乃改签书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钦若、陈尧叟知院，马知节签书，及王、陈为使，知节迁副使，其后知节知院，则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宁初，文彦博、吕公弼已为使，而陈升之过阙，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枢府，遂除知院。知院与使并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彦博耳。绍兴以来，唯韩世忠、张俊为使，岳飞为副使。此后除使固多，而其贰只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视宰相，而乾道职制杂压，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为未然。
本朝枢密院的名称，长官称为使，副职就是副使；长官称为知院，副职就是同知院。例如柴禹锡任知院，向敏中任同知；等到曹彬任使，向敏中就改任副使。王继英任知院，王旦任同知；接着冯拯、陈尧叟也任同知；等到王继英任使，冯拯、陈尧叟就改任签书院事，而恩例待遇与副使相同。王钦若、陈尧叟任知院，马知节任签书；等到王钦若、陈尧叟任使，马知节升为副使；后来马知节任知院，则任中正、周起任同知。只有熙宁初年，文彦博、吕公弼已任使，而陈升之路过京城被留下，王安石因为陈升之曾两次进入枢密院，于是任命他为知院。知院与使同时设置，并非旧例，王安石的意思是为了压制文彦博。绍兴以来，只有韩世忠、张俊任使，岳飞任副使。此后任命使固然很多，但副职只设同知，也不是旧例。又，使的班位与宰相相同，而乾道年间的职制杂压令，却让副使的班位反在同知院之下，尤其不妥。
过称宫品
过度称呼官品
士大夫潜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记文官学士、武官大夫之谚，今又不然。《天圣》职制：内外文武官不得容人过称官品，诸节度、观察，虽检校官未至太傅者，许称太傅；防御使至横行使，许称太保；诸司使许称司徒；幕职官等称本官；录事参军称都曹；县令称长官；判司、簿、尉许称评事。其太博、太保，司徒皆一时本等检校所带之官也。自后法令不复有此一项，以是其风愈炽，不容整革矣。
士大夫之间妄自尊大、互相抬高称呼的风气，日益严重。我以前所记的“文官学士、武官大夫”的谚语，如今又不适用了。《天圣》职制规定：内外文武官员不得容许别人过度称呼自己的官品。各节度使、观察使，即使检校官未到太傅的，允许称太傅；防御使到横行使，允许称太保；各司使允许称司徒；幕职官等称本官；录事参军称都曹；县令称长官；判司、簿、尉允许称评事。这些太傅、太保、司徒都是当时本等检校官所带的官衔。此后法令不再有这一项，因此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无法整顿革除了。
仁宗立嗣
仁宗立嗣
东坡作《范蜀公墓志》，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独上疏乞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韩维上言，谓其首开建储之议，其后大臣乃继有论奏。《司马温公行状》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为嘉祐元年，岁在丁酉。而前此皇佑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张述者，以继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以嫌疑而不决，非孝也；群臣以讳避而不言，非忠也。愿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试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至和二年丙申，复言之。前后凡七疏，最后语尤激切。盖述所论乃在两公之前，而当时及后来莫有知之者，为可惜也！
苏东坡作《范蜀公墓志》说：“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没有继承人。嘉祐初年仁宗患病，朝廷内外都感到危险恐惧。范镇独自上疏请求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给予特殊的礼遇，以维系天下人心。”共上了十九次奏章。到元祐初年，韩维上言，说范镇首先提出立储的建议，之后大臣们才相继上奏议论。《司马温公行状》说：“至和三年，仁宗开始身体不适，皇位继承人未立，天下人心寒而不敢言，只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个建议，司马光当时任并州通判，听说后也接着上奏。”按：至和三年九月改为嘉祐元年，岁在丁酉。而在此之前，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张述，因继承人未立，上疏说：“陛下年龄四十四岁，宗庙社稷的继承还没有着落。因嫌疑而不决断，不是孝道；群臣因忌讳避而不言，不是忠诚。希望选择宗亲中有才能且贤德的人，给予特殊的礼遇和品级，用职务来考验他，使朝廷内外知道圣心有所归属。”至和二年丙申，他又上疏。前后共七次上疏，最后一次言辞尤其激切。张述的议论在范镇、司马光之前，但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人知道，真是可惜啊！
郎官员数
郎官的人数
绍熙四年冬，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读至尚书郎，才有正员四人，其他权摄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记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礼部时，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历监司、郡守，故任馆职及寺监、丞者不可进步，其自外召用者，资级已高，曾不数月，必序迁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未，郎员冗溢，至于五十有五。侍御史张朴上殿，徽宗谕使论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趋操卑污，有如汪师心者；性资茸阘〈（ta）〉，柔佞取容，有如黄愿、汪希旦者；浅浮躁妄，为肯辈所轻，有如李庄者：轻悦〈（iu0）〉喧嚣，漫不省职，有如李扬者；粗冗不才，褊〈（bian）〉忿轻发，有如成提者；人才碌碌，初无可取，有如张高者；志气衰落，难与任事，有如常环者；大言无当，诞诡不情，有如梁子诲者；资望太轻，士论不厌，有如叶椿、唐作求、吴直夫、章芹、李与权、王良钦、强休甫者。乞行罢斥。」从之。考一时标榜，未必尽当，然十六人者后皆不显，视今日员数，多寡不侔〈（m$u）〉如是。秦桧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未年尤甚。二十四司独刑部有孙敏修一员，余皆兼摄，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张云，兵、工人司，并于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绍熙四年冬天，有客人从京城来，拿了一本抄录的《班朝录》给我看，上面是朝中官员的官职和姓名。读到尚书郎一职，只有正员四人，其他代理的也只有六七人。于是想起绍兴二十九年，我在吏部、礼部任职时，同舍的郎官有二十人，都是正官。如今既然限制必须曾任监司、郡守，所以担任馆职以及寺监、丞的人无法升迁；从地方召用的人，资历品级已经很高，往往不到几个月，必定按序升任卿、少，因此担任郎官的人越来越少。政和末年，郎官人数冗滥，多达五十五人。侍御史张朴上殿，徽宗让他论列朝政，退朝后他上奏疏，弹劾了十六人，大致说：“才品低下、操行卑污的，如汪师心；性情猥琐、柔媚取容的，如黄愿、汪希旦；浅浮躁妄、被同辈轻视的，如李庄；轻浮喧闹、不省职事的，如李扬；粗陋无才、偏狭易怒的，如成提；人才平庸、毫无可取的，如张高；志气衰落、难当重任的，如常环；大言不惭、荒诞不实的，如梁子诲；资望太轻、士论不满的，如叶椿、唐作求、吴直夫、章芹、李与权、王良钦、强休甫。请求将他们罢免斥退。”皇帝听从了。考察当时的品评，未必都恰当，但这十六人后来都不显达，与今日的员数相比，多寡如此悬殊。秦桧任宰相时间很久，不愿士大夫在朝中，晚年尤其严重。二十四司中只有刑部有孙敏修一人，其余都由人兼任；吏部七司甚至全部交给主管告院的张云，兵部、工部两司合并到一寺的主簿那里。这又是一件怪事。
东坡慕乐天
苏东坡仰慕白居易
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如《赠写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入侍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跋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苏东坡被贬谪居住在黄州时，才开始自称“东坡居士”。详细考察他的用意，大概是专门仰慕白居易（字乐天）才这样的。白公有《东坡种花》两首诗说：“拿着钱买花树，在城东的坡上栽种。”又说：“东坡的春天已到暮时，树木如今怎么样？”还有《步东坡》诗说：“早上走上东坡散步，晚上也走上东坡散步。东坡有什么值得喜爱的？喜爱这些新长成的树木。”又有《别东坡花树》诗说：“什么地方殷勤地再次回首？是东坡上新种成的桃李。”这些都是他在担任忠州刺史时所作。苏公在黄州，正与白公在忠州的情况相似，因此回忆苏诗，比如《赠写真李道士》说：“将来要指着集贤院的人，知道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说：“我像乐天您要记住，满头白发赏遍了洛阳的春天。”《送程懿叔》说：“我很像乐天，只是没有素和蛮（白居易的侍妾）。”《入侍迩英》说：“一定像香山老居士，世间缘分终究浅薄而道根深厚。”而跋文说：“乐天从江州司马升任忠州刺史，不久以主客郎中身份知制诰，于是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我虽然不敢自比，但被贬谪居住在黄州，起用为文登知县，召入为仪曹，于是忝列侍从。出仕和退隐、年纪老少，大致相似，或许能再享受晚年的闲适之乐。”《去杭州》说：“出仕退隐隐约相似乐天，怎敢以衰朽之身与前辈贤人比较。”序文说：“平生自觉出仕退隐和年纪老少大致与乐天相似。”那么苏公之所以景仰白居易，不止一次提到，并非“东坡”这个名称偶然巧合。
老杜《缚鸡行》一篇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儿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远尝赋《东西船行》，全拟其意。举以相示云：「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汗流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时，德远诵至三过，颇自喜，予曰：「语意绝工，几于得夺胎法，只恐行藏任理与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语。」德远以为知言，锐欲易之，终不能满意也。
杜甫的《缚鸡行》一篇说：“小奴仆捆着鸡去市场卖，鸡被捆得急迫互相喧闹争斗。家中讨厌鸡吃虫蚁，却不知鸡卖掉后还会被烹煮。虫和鸡对于人有什么厚薄之分？我呵斥奴仆解开它的捆绑。鸡和虫的得失没有尽头，我倚着山阁注视着寒冷的江水。”这首诗自然是一段好的议论，到结尾句的妙处，不是别人所能企及的。我的朋友李德远曾作《东西船行》，完全模仿它的意思。拿出来给我看说：“东边的船顺风帆席高挂，千里之遥瞬息而过轻如鸿毛。西边的船被嘲笑苦于迟钝，汗流浃背撑断了上百根竹篙。明天风向翻转波浪不同，西边船嘲笑东边船却也是如此。东西船互相嘲笑没有尽头，我只是行藏听任天理。”当时，德远朗诵了多遍，颇为自得，我说：“语意极其工巧，几乎得到了夺胎法，只怕‘行藏任理’与‘注目寒江’的句子，似乎不能相提并论。”德远认为这是知音之言，急切想修改它，但最终不能让自己满意。
油污衣诗
油污衣诗
予甫十岁时，过衢州白沙渡，见岸上酒店败壁间，有题诗两绝，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诗太俗不足传，独后一篇殊有理致。其词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是时甚爱其语，今六十余年，尚历历不忘，漫志于此。
我刚十岁时，经过衢州的白沙渡，看见岸上酒店破败的墙壁间，有题写的两首绝句，它们的名字叫《犬落水》、《油污衣》。《犬》诗太俗气不值得流传，只有后一篇特别有道理和情致。它的词句说：“一点清油弄脏了白衣，斑斑驳驳让人疑惑。即使洗遍千江水，怎比得上当初不被弄脏的时候。”当时我非常喜爱这些话，如今六十多年了，还历历在目不能忘记，随意记录在这里。
北虏诛宗王
北虏诛杀宗王
绍兴庚申，虏主直诛宗室七十二王，韩昉作诏，略云：「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惟无赦，古不为非。不图骨肉之间，有怀蜂虿〈（chài）〉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皇叔太傅兖国王宗俊、虞王宗英、滕王宗伟等，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议岂容？不烦一兵，群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属籍讫。」绍熙癸丑，今虏主诛其叔郑王，诏曰：「朕早以嫡孙，钦承先绪。皇叔定武军节度使郑王允蹈，属处诸父，任当重藩，潜引凶徒，共为反计，自以元妃之长子，异于他母之诸王，冀幸国灾，窥伺神器。其妹泽国公主长乐牵同产之爱，驸马都尉唐括蒲刺睹狃连姻之私，预闻其谋，相济以恶。欲宽燕邸之戮，姑致郭邻之囚，询诸群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与男按春、阿辛并公主皆赐自尽，令有司依礼收葬，仍为辍朝。」二事甚相类，盖其视宗族至亲与涂之人无异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馆于中山，正其诛戮处，相去一月，犹血腥触人，枯骸塞井，为之终夕不安寝云。
绍兴庚申年，金国主完颜亶诛杀宗室七十二王，韩昉起草诏书，大致说：“周朝施行对管叔的诛杀，汉朝对燕王处以死刑，这些都不予赦免，古人不认为不对。没想到骨肉之间，怀有蜂蝎般的毒心。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自认为是先帝的长子，常怀有目无君主的祸心；皇叔太傅兖国王宗俊、虞王宗英、滕王宗伟等人，逞其急躁的欲望而不知满足，协助叛逆的阴谋妄自行动。想要申明三次宽宥，公众的议论岂能容许？不烦劳一兵一卒，群凶全部被消灭。已经各自伏罪，并除去宗族属籍完毕。”绍熙癸丑年，当今金主完颜璟诛杀他的叔父郑王，诏书说：“朕早年以嫡孙身份，恭敬地继承先帝的基业。皇叔定武军节度使郑王允蹈，处于诸位父辈的地位，担任重要藩镇的职务，暗中招引凶徒，共同策划反叛，自认为是元配皇后的长子，不同于其他母亲所生的诸王，希望国家发生灾祸，窥伺帝位。他的妹妹泽国公主长乐牵于同胞之爱，驸马都尉唐括蒲刺睹拘泥于联姻的私情，预先知道他的阴谋，相互助长恶行。想要宽恕如同燕王般的杀戮，姑且将他囚禁在郭邻，询问众人的意见，用以显示重大的警戒。允蹈和他的妻子卞玉以及儿子按春、阿辛和公主都赐令自尽，命令有关部门依照礼仪收葬，并为此停止朝会。”这两件事很相似，大概他们看待宗族至亲与路上的行人没有区别。这年冬天，倪正父奉命出使，住在中山，正是他们诛杀的地方，相距一个月，仍然血腥味刺鼻，枯骨填塞水井，为此整夜不能安睡。
州郡书院
州郡书院
太平兴国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主簿。洞在庐山之阳，尝聚生徒数百人。李煜有国时，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廪给之；选太学之通经者，俾领洞事，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廪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大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
太平兴国五年，任命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县主簿。白鹿洞在庐山的南面，曾经聚集学生数百人。李煜统治时期，划拨数十顷良田，收取田租来供给他们；选拔太学中通晓经书的人，让他管理洞中事务，每天为学生讲诵。这时明起建议将那些田地归入官府，所以朝廷授予他官职。白鹿洞从此逐渐废弃。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百姓曹诚，在楚丘戚同文的旧居建造房屋一百五十间，聚集书籍数千卷，广泛招收学生，讲习非常兴盛。府上奏此事，皇帝下诏赐匾额为“应天府书院”，任命奉礼郎戚舜宾主持，并命令本府的幕职官提举，任命曹诚为府助教。宋朝兴起，天下州府有学校从此开始。之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到庆历年间，下诏各路州郡都设立学校，设置官员教授，那么所谓的书院应当合并为一。如今岳麓、白鹿又营建起来，各自培养士人，它们的供给和礼遇竟然超过郡学。近来巴州也创建设置，这是一个地方有两所学校了。太学和辟雍同时设置尚且不可，这在道理上是不对的。
何韩同姓
何韩同姓
韩文公《送何坚序》云：「何与韩同姓为近。」尝疑其说无所从出，后读《史记·周本纪》，应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为韩后。」邓名世《姓氏书辩证》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韩原，为韩氏。韩王建为秦所灭，子孙散居陈、楚，江、淮间以韩为何，随声变为何氏，然不能详所出也。」韩王之失国者名安，此云建，乃齐王之名，邓笔误耳。予后读孙愐〈（miǎn）〉《唐韵》云：「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韩文公《送何坚序》说：“何与韩同姓，关系亲近。”我曾经怀疑这种说法没有出处，后来读《史记·周本纪》，应劭说：“《氏姓注》说，以何姓为韩的后代。”邓名世《姓氏书辩证》说：“何氏出自姬姓，食采于韩原，成为韩氏。韩王建被秦国灭亡，子孙散居在陈、楚之地，长江、淮河之间的人把韩读为何，随着读音变化为何氏，但不能详细知道其出处。”失去国家的韩王名叫安，这里说建，是齐王的名字，是邓名世的笔误。我后来读孙愐的《唐韵》说：“韩灭亡后，子孙分散在长江、淮河之间，读音把韩读为何，字随音变，于是成为何氏。”才知道邓名世采用了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