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靖《朝邑志》二卷，为书七篇：一曰《总志》，二曰《风俗》，三曰《物产》，四曰《田赋》，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杂记》。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
韩邦靖的《朝邑志》共两卷，分为七篇：第一篇叫《总志》，第二篇叫《风俗》，第三篇叫《物产》，第四篇叫《田赋》，第五篇叫《名宦》，第六篇叫《人物》，第七篇叫《杂记》。全书总共不过六七千字，用了十六七张纸，地方志的简略程度，没有超过这部书的。康海的《武功志》极力追求简练，但和它相比，就显得望尘莫及了。康海还为这部书作了序，也极力称赞它。
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于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康氏、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于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于《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于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著其父名，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现在看它的文笔，比起康海确实觉得简洁干净；只是在《总志》部分，古迹中收录了几首唐诗，显得芜杂罢了。康氏和韩氏都是擅长写文章的人，却不懂史学，又想标新立异，所以他们的书，不合情理到了这种地步，这是真正著书的人所不屑一提的。不过康氏还保留了一些当时人修志的体例规模，所以用修志的法则来衡量它，毛病百出。韩氏这部书就更不能算是志书了，简直是一篇没有韵脚的《朝邑赋》，又是一篇勉强划分门类的《朝邑考》；把它放到六朝时期那些短篇小记之中，比如《陈留风俗传》、《洛阳伽蓝记》这类传记里，不用史家的正统标准去要求它，也未必不能说得通。所以我对《武功志》和《朝邑志》这两家志书，认为《朝邑志》稍微好一些。但是《朝邑志》的毛病虽然少一些，其中记载程济跟随建文帝的事，滥采野史传闻，不考证事实，这是第一个错误。把选举内容合并到人物志里，而且举人、进士不记载考中的年份，这是第二个错误。记载他父亲的事，只称“韩家君”的名讳，至今让人不知道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列女传中有“韩太宜人张氏”，这自然是韩邦靖的尊长，但让人至今不知道她是何人的妻子、何人的母亲。古人写文章时不避讳。有人说司马迁避讳他父亲司马谈的名字，把“谈”写作“同”；但《滑稽列传》中有“谈言微中”这句话，并没有避讳“谈”字，恐怕避讳名字的说法并不确切。就算避讳，自己叙述家世时，也一定要如实写出父亲的名字，这是为了让后人有所考证。现在韩邦靖避讳他父亲的名字，让人不知道是谁；称呼他的尊长为“太宜人”，让人不知道是谁的妻子、母亲；这就是埋没了先人的事迹，本想抬高他们，反而损害了他们。这是第三个错误。
至于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核耳。后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槪以轴之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其本自无义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余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于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余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槪可知矣。
至于篇和卷的名称，古人用竹简写书，所以称为“篇”；竹简太多拿不动，就另外编成一捆，用甲乙等序号标记，只是为了便于查核罢了。后人用缯帛写成卷轴，比竹简承载的内容多，所以用“篇”来标示文章的起止，而“卷”则大致以卷轴能容纳的量为单位；这是因为“篇”有义理上的意义，而“卷”没有义理上的意义。近代用纸张册页写书，比起卷轴，容量可以增加好几倍，却仍然称为“卷”，不过是保留古名罢了。如果累积的纸张不需要另外装订成册，那么分篇的，就不必再分卷数，因为卷数本来就没有义理上的意义。现在《武功志》和《朝邑志》这两部志书，它们的作者嫌恶像世俗编纂那样分门别类，所以总括标题都用“篇”来命名，可以说得到了古人形式上的相似。《武功志》用了六十多张纸，一册就够用了，却一定要把七篇分成三卷，在义理上已经没什么可取之处。《朝邑志》只用了十多张纸，连一册都不够用，却也把七篇分成两卷，这又怎么解释呢？有人说：这是细枝末节，不关乎文章义理，何必斤斤计较？不知道这两家正以著作者自居，连这种篇题名目，尚且不能通晓古人的用意，那么他们下笔删削，追慕前代哲人的风尚，却不自量力，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