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于天下。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孔子问礼，必于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于一人之手，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恽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从前孔子撰写《春秋》，删改定稿之后，又把精微的言辞和深奥的道理，口头传授给他的弟子。因此《春秋》三传的作者，能够各自根据听到和看到的，推演阐发经文的深意，于是《春秋》得以阐明。诸子百家，在著书立说之后，也有他们的弟子共同守护这些学说，然后他们的学说才显扬于天下。至于史事，古人是以史官之业世代相传，求学的人就到史官家中去传承学业。（孔子问礼，一定要到柱下史那里去。）大概是因为天地间的三大事业（指天文、地理、人事），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完备，也不是在笔墨之间就能完成功效的。司马迁著《史记》一百三十篇，（《汉书》称为《太史公》，《隋书·经籍志》才开始叫《史记》。）却说：「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适当的人。」后来他的外孙杨恽才公布了这部书。班固的《汉书》，在班固去世后，当时的学者都不能通晓。马融于是跪伏在阁下，向班固的妹妹学习，然后这部学问才显扬起来。马、班的书，今天的人都能完全看到了，但当时一定要传给特定的人，接受学习一定要有师承，这是因为古人专门之学，一定有方法之外的用心传授，是删改笔削的功夫所达不到的，于是口头传授给弟子，让他们共同传习这门学业，以流传久远。司马迁的书从裴骃开始作注，班固的书从应劭开始作解，后来为它们作注的，还有若干家，这些都是阐发其家学的人。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于世耳。至于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于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于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家。后代数人，而𠔏成一书。夫传者广，则𥳑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抵牾复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𥳑乎？是以《唐书》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出现，前无师承，后无学徒追随。而且他们写文章，体例既已泛滥，完全没有古人删改笔削的严谨之义；旨趣又浅薄近俗，也没有古人隐微难懂的缘故；自然可以随着自己的造诣和功力，独自流行于世罢了。至于史籍的掌管，每代都有其人，但古学失传，史书只保存了大体框架。只是在文告案牍的编排次序、月日记注的先后顺序上，不胜烦扰，而且文字也繁芜重复，完全失去了司马迁、班固的旧貌。这难道全是作者才力不够吗？还是因为史书没有注释的体例，其趋势不得不日益走向繁富呢？古人一部书，有数家为之作传。后代几个人，共同完成一部书。传注的人多，那么简约详尽、隐微显扬的方法就得以保存；作者多，那么矛盾重复的弊病就出现了。顺着支流而日益忘记源头，古学如何能恢复，史书又怎能简约呢？因此《唐书》比《汉书》多一倍，《宋史》比《唐书》多一倍，查阅的人不胜其劳，传习的学业，怎能不消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于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两闲，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挥于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𥳑畧，尚存饩羊于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同样听到一种说法而表述不同，是因为见解分歧而分道扬镳。源头纯正而支流有别，是因为时间久了而失去本真。九师注解的《易》，四家传授的《诗》，师儒林立，传授已经不胜其纷繁。士人生在夏商周三代以后，能够从古人那里有所心得，写成一家之作，正彷徨于天地之间，孤立无徒，却想抱着这点微末的学问，等待像司马迁的外孙、班固的妹妹那样的人来阐发，这是必然不可能的事。太史公的《自序》之作，大概是自注的开端吧？阐明著述的根本旨意，显示取舍的由来，已经像是担心后人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而特意用笔来标明。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等等，都是一百三十篇的宗旨，有的放在卷末，有的放在篇首，未尝不反复自我说明。班固《汉书》的十篇年表，与《地理志》、《艺文志》两篇志都有自注，这又是大纲细目的规矩。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还有裴松之、章怀太子为它们作注。到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是杂史支流，还有子注，这是六朝史学家法没有消亡的一个证据。此后史权已经分散，纪传体史书浩繁，只有徐无党的《五代史注》，也已经简略，还保存着一线仅存的古意。而唐宋各家，则茫然不知边际了。宋代范冲修《神宗实录》，另外作《考异》五卷，来阐明其义理。由此可知后来没有可以代替的人，就自己为之作解。这应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类，同为近代的好方法。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刋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后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刘知几的《史通》，把补注的体例分为三条，其中所说的记载小书人物的《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说的史臣自己刊定的《洛阳伽蓝记》、《关东风俗传》，虽然名义上是两类，实际上是一类。这都是近代议论史学的各家不可不赶紧恢复的。只有所说的想要增广异闻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后汉书注》这一条，则是史家的旧法，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之类，大同小异。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刋定，则征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复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槩，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𥳑。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疎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
文史的典籍，日益繁多，一部书刊定之后，所征引材料的那些书，不过几十年，常常散失十分之五六，宋、元修史的成规，可以重新查考。如果自注的体例得以实行，那么因为援引所及，能够保存先世藏书的大概，借此校正艺文志著录的得失，这也是史学方法的一种帮助。况且人心日益浇薄，风气日益变化，缺文存疑的义理听不到了，而牵强附会的习气却越来越精巧。官府修书，只希望敷衍塞责，私家著述，苟且粉饰虚名，有的剽窃成书，有的因陋就简。如果他们的手段稍微狡猾一些，都可以蒙蔽一时的耳目，而著述之道更加衰微。如果真的能用自注来标明取舍，那么见闻的广狭，功力的疏密，心术的诚伪，在开卷的瞬间就昭然可见，而风气可以逐渐恢复到质朴古雅，这又是益处更大的。那么考察往代，家法已是那样；衡量后世，关系又如此重大；笔墨比从前节省，而功效比旧时更多，还有什么能超过自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