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一作「令」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分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一作「实」匪穷一作「躬」，知言之选难备矣。
现在人们常说，文章有“文”和“笔”之分，认为没有韵的是“笔”，有韵的是“文”。文章是用来充实语言的，按理说《诗经》《尚书》都包括在内，但分别出两个名称，只是近代的事。颜延年认为，“笔”这种体裁，是语言中有文采的；经典是语言而不是“笔”，传记是“笔”而不是语言。请让我拿他的矛，反过来攻击他的盾。为什么呢？《周易》中的《文言》，难道不是有文采的语言吗？如果说“笔”不是有文采的语言，那就不能说经典不是“笔”了。他想建立论点，却看不到论点能成立。我认为，从口中说出的是语言，用笔写下来的是文章，永恒的道理叫经典，解释经典叫传记。经典和传记的体裁，从语言进入文章，文章受语言支配，可以强也可以弱。区分经典是因为它深奥而不可更改，并不是因为语言和文章有优劣之分。从前陆机的《文赋》，号称详尽完备，但泛泛地谈论细微之处，对根本的实体却没有完全概括。所以知道事物变化无穷，真正懂得言辞的人很难完备。
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尠，博者该赡，芜一作「无」者亦繁；辩者昭晳，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典。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知夫调钟未易，张琴实难。伶人告和，不必尽窕槬之中；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一作「清」源，制胜文苑哉！
凡是精心思考创作文章的人，都争相追求新奇华丽，大多想锤炼辞藻，却没有人肯研究写作方法。零落的玉石，有时会混同于石头；普通的石头，有时却像玉石。精炼的文章简洁扼要，贫乏的文章也很少；广博的文章丰富充实，芜杂的文章也很繁多；雄辩的文章明白清晰，浅薄的文章也显露；深奥的文章曲折隐晦，怪异的文章也显得典雅。有的文章内容华美而声韵枯涩，有的文章道理拙劣而文辞润泽。要知道调校钟声不容易，张设琴弦确实困难。乐师报告音律和谐，不一定完全符合标准；演奏时挥动扇子，何必一定要穷尽始终的韵律？魏文帝把文章比作音乐，大概是有根据的。不砍断盘曲的树根，就无法检验利器的锋利；不剖析文章的奥秘，就无法辨别通才。才能能够通达，必须依靠懂得方法，如果不是全面洞察各个领域，大处划分条例，怎么能控制情感的本源，在文坛上取得胜利呢？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一作「筑」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一作「非」惑，何妍媸一作「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夫骥足虽骏，𬙊一作「缠」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故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
因此，掌握方法来驾驭篇章，就像善于下棋的人穷尽棋路；抛弃方法而任凭心意，就像赌博的人碰运气。所以赌博式的文章，凭借偶然的巧妙，虽然开头有功效，但后续难以接续，少了无法衔接，多了又不知道删减，于是对多少都感到困惑，怎么能控制美丑呢？至于善于下棋的文章，方法有固定的规律，按照布局整顿队伍，等待情感的交会，顺应时机，行动不偏离正道。方法达到极致，时机进入巧妙，那么意义和韵味就跳跃着产生，文辞和气势就丛杂地到来，看它像锦绣彩绘，听它像丝竹管弦，品味它像甘甜肥美，佩戴它像芬芳馥郁，断章取义的功夫，在这里达到极盛了。千里马虽然跑得快，但缰绳忌讳太长，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拖累，也会耽误千里之行。何况文章的体裁有多种方法，共同交织在一起，一个地方不协调，就没有不散架的。所以把它们列在一篇中，全面概括情感的变化；好比三十根辐条，共同构成一个车毂，虽然不值得一看，但也是鄙陋之人的见解。
赞曰：
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
总结说：
文坛笔苑，有方法有门径。务必先把握大体，鉴赏一定要穷究本源。
凭借一个根本来统率万事，抓住要点来治理繁杂。思考没有固定的模式，道理却永恒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