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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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日知录
卷五 论经义五
卷五 论经义五
王贰于虢
王贰于虢
已下左氏传隐三年
以下出自《左传》隐公三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左氏之记周事曰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之尊而曰贰，曰叛，若敌者之辞，其不知春秋之义甚矣！
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而《左传》记载周朝的事情，说周王对虢公存有二心，周王背叛了王孙苏。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却用“贰”和“叛”这样的字眼，好像是对等之人的言辞，这实在是不懂得《春秋》的大义啊！
星陨如雨
星陨如雨
庄七年
庄公七年
星陨如雨，言多也。[1]汉书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末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言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庄以来至今再见，此为得之。而后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织，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纵横百余，皆其类也。[2]不言石陨，不至地也。传曰，与雨偕也。然则无雨而陨，将不为异乎？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据隐公元年传曰，有蜚不为灾，不书。使不害嘉谷，焉用书之于经乎？
“星陨如雨”，是说数量很多。[1]《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日，夜过中天，星陨如雨，长一二丈。连绵不断，未到地面就消失了，直到鸡鸣时才停止。谷永回答说，《春秋》记载的异常天象中，星陨最为重大，从鲁庄公以来到现在只出现过两次，这个说法是对的。而后代的史书有的说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飞行；有的说星流如织；有的说四方流星大小纵横百余颗，都属于这一类。[2]不说“石陨”，是因为没有落到地上。《左传》说，是和雨一起降下的。那么，如果没有雨而星陨，难道就不算异常吗？秋天没有麦苗，不妨碍好谷物的生长。根据隐公元年《左传》说，有蜚虫但不造成灾害，就不记载。如果不妨碍好谷物，又何必记载在经书上呢？
筑郿
筑郿
庄二十八年
庄公二十八年
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旧唐书礼仪志，太常博士顾德章议引此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又定公之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义亦知其不可通而曲为之说。
“筑郿”中的郿不是都。凡是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叫“都”，没有的叫“邑”。邑的修建叫“筑”，都的修建叫“城”。《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太常博士顾德章在议论中引用此说，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共“城”了二十四座城邑。只有郿这一邑写作“筑”，其余二十三邑都写作“城”。难道它们都有宗庙和先君的神主吗？另外，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国的城邑。《正义》也知道这个说法讲不通，却勉强为之解释。
城小谷
城小谷
城小谷为管仲也，据经文小谷不系齐，疑左氏之误。范宁解谷梁传曰，小谷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当即此地。杜氏以此小谷为齐邑，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谷不言小者。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谷。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成公五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又昭公十一年传曰，齐桓公城谷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则知春秋四书之谷，及管仲所封，在济北谷城，而此之小谷自为鲁邑耳。况其时齐桓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
“城小谷”是为了管仲。根据经文，“小谷”不隶属于齐国，怀疑是《左传》的错误。范宁解释《谷梁传》说，小谷是鲁国的城邑。《春秋发微》说，曲阜西北有旧小谷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的礼仪将项王葬在谷地，应当就是这个地方。杜预认为这个小谷是齐国的城邑，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的《郡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都与此相同。按《春秋》有只说“谷”而不说“小”的。庄公二十三年，鲁公与齐侯在谷地会见。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文公十七年，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成公五年，叔孙侨如在谷地会见晋国的荀首。四次写“谷”而一次写“小谷”，是为了与“谷”相区别。另外，昭公十一年《左传》说，齐桓公修筑谷城并安置管仲在那里，直到今天还依赖他。由此可知，《春秋》四次记载的“谷”，以及管仲的封地，都在济北的谷城，而这里的“小谷”自然是鲁国的城邑。况且当时齐桓公刚刚称霸，管仲的功业尚未显扬于天下，怎么会立刻烦劳诸侯来修筑他私人的城邑呢？
齐人杀哀姜
齐人杀哀姜
僖元年
僖公元年
哀姜通庆父，弑闵公，为国论所不容，而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义也。[3]
哀姜与庆父私通，杀害了闵公，被国人的舆论所不容，于是逃到邾国。齐国人将她抓来杀了，这是合乎道义的。[3]
微子启
微子启
僖六年
僖公六年
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何孟春曰，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后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托之古人，以规楚子乎？
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到武城去见楚成王，许男双手反绑，嘴里衔着璧玉。大夫穿着丧服，士人抬着棺材。楚成王向逢伯询问此事，逢伯回答说：“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微子启就是这样做的。武王亲自解开了他的捆绑，接受了他的璧玉并为之举行祓除仪式，焚烧了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任命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封地。”楚成王听从了。何孟春说：按《尚书》记载，殷纣王无道，微子启离开了，这是在周武王攻克殷商之前，怎么会当天发生这种事呢？离开之后就没有再回来的道理，而且在牧野之战中，他也一定不会跟随别人去攻打自己的宗国。我猜想这大概不是微子的事，而是逢伯的话假托古人，来规劝楚成王吧？
徐孚远曰，史记言微子持祭器造于军门，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后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
徐孚远说：《史记》记载，微子拿着祭器来到军门，武王于是释放了微子，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武王既已立武庚，又恢复了微子的爵位，那么微子就和武庚一起都在故都。后来武庚叛乱，微子为什么起初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或反对的迹象？既然如此，那么武王攻克商朝时，微子并没有前来归顺。
襄仲如齐纳币
襄仲如齐纳币
文二年
文公二年
经书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齐纳币则但书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于十二月，而犹在二十五月之内，恶得谓之礼乎？
经文记载僖公去世是在十二月，而公子遂去齐国送聘礼却只写“冬”。即使按照杜预的解释，把僖公去世的时间移到十二月，也仍然在二十五个月的丧期之内，怎么能说合乎礼制呢？
子叔姬卒
子叔姬卒
据传，（木巳）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鲁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鲁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于鲁而再出之。必无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误重书之耳。[4]且文公十二年经书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为（木巳）妇乎？赵子曰，书卒，义与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为时君之女，故曰子，以别其非先君之女也。
根据《左传》，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在他即位二十二年时（鲁文公十二年），休弃了一位叔姬。在他即位五十年时（鲁成公四年），又休弃了一位叔姬。两次从鲁国娶妻，又两次休弃，绝无此理。大概是一件事而《左传》误记重复了。[4]况且文公十二年经文记载“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怎么知道她是杞国的媳妇呢？赵子说：记载她的去世，其义理与僖公九年的伯姬相同。因为她是当时国君的女儿，所以称“子”，以区别于不是先君的女儿。
齐昭公
齐昭公
文公十四年，齐侯潘卒，传以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经，书齐侯昭卒。[5]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当以先君之名为谥，疑左氏之误。[6]然僖公十七年传曰，葛嬴生昭公，前后文同。[7]先儒无致疑者。
文公十四年，齐侯潘去世，《左传》认为他是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经文，记载“齐侯昭卒”。[5]现在这个昭公是孝公的弟弟，不应当用先君的名字作为谥号，怀疑是《左传》的错误。[6]然而僖公十七年《左传》说，葛嬴生了昭公，前后文字相同。[7]先儒没有提出疑问的。
赵盾弑其君
赵盾弑其君
宣三年
宣公二年
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笔也。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此董狐之巽辞也。传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为越境乃免，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讨穿犹不得免也。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
太史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这是董狐的直笔。赵盾身为正卿，逃亡却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又不讨伐逆贼，这是董狐委婉的措辞。传注的人不明白他的旨意，而胡乱引用孔子的话，认为越过国境就可以免罪，这是错误的。赵穿弑君，是赵盾主使的，即使讨伐赵穿也仍然不能免罪。君臣的大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难道能逃到国境之外吗？
临于周庙
临于周庙
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杜氏以为文王庙也。昭公十八年，郑子产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杜氏以为厉王庙也。传曰郑祖厉王。[8]而哀公二年蒯聩之祷亦云敢昭告于皇祖文王。夫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庙焉何？曰此庙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谓之祖。虽然伯禽为文王之孙，郑桓为厉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国也，将何祭焉？天下有无祖考之人乎？而况于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庙以祀文王厉王而谓之周庙欤？汉时有郡国庙，其亦倣古而为之欤？[9]
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去世，在周庙举行哭临。杜预认为周庙是文王庙。昭公十八年，郑国的子产让祝史把神主石函迁到周庙，杜预认为周庙是厉王庙。《左传》说郑国以厉王为始祖。[8]而哀公二年，蒯聩的祷辞也说“敢昭告于皇祖文王”。诸侯不能以天子为始祖，却设有周庙，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庙，而不是始祖庙。始封的国君才称为始祖。虽然如此，伯禽是文王的孙子，郑桓公是厉王的儿子，他们前往封地就国时，将祭祀什么呢？天下有没有祖先的人吗？更何况是拥有领土的人呢？我猜想，是特意设立一座庙来祭祀文王或厉王，并称之为“周庙”吧？汉代有郡国庙，大概也是仿效古代而设立的？[9]
《竹书纪年》记载，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国在周公庙举行大禘祭。按：二十一年周文公（周公）在丰地去世，周公尚未去世，怎么会有庙？大概是周庙。[10]这样看来，始封的国君有庙，也可以由此而了解禘祭的说法。
栾怀子
栾怀子
晋人杀栾怀，安得有谥？传言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岂其家臣为之谥而遂传于史策邪？
晋国人杀了栾怀，他怎么能有谥号？《左传》说怀子喜好施舍，士人大多归附他。难道是他的家臣给他上了谥号，于是便流传在史册上了吗？
子大叔之庙
子大叔之庙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既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十八年，简兵大搜，将为搜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期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南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此亦一事，而记者或以为葬，或以为搜。传两存之，而失删其一耳。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将要为葬礼清除道路。将要毁掉游氏的庙。子大叔让清除道路的徒役拿着工具站着，但不要毁庙。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问为什么不毁，你们就说：‘不忍心毁庙。’答应说：‘好，将要毁了。’”这样做了之后，子产就让他们避开这座庙。昭公十八年，检阅军队举行大搜礼，将要为搜礼清除道路。子大叔的庙在路南，他的寝在路北，庭院很小，过了期限三天，让清除的徒役排列在路南、庙北，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命令赶快清除，就向南面毁庙。”子产上朝经过，对此发怒，清除的人就向南毁。子产到了路口，让随从制止他们说：“向北方毁。”这也是一件事，而记载的人有的认为是葬礼，有的认为是搜礼。《左传》两处都保留了，而失于删除其中之一。
城成周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传，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传，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干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两收，而失删其一。周之正月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恤，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财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庚寅即已丑之明日，而传分为两年，岂有迟之两月而始栽？宋仲几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过三旬而毕矣。
昭公三十二年《左传》记载：冬十一月，晋国的魏舒、韩不信前往京师，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重温旧盟，并下令修筑成周城。魏舒面朝南（居君位），卫国的彪傒说：“魏舒一定会有大灾祸，越位来命令大事，这不是他该担当的。《诗经》说：‘敬畏上天的愤怒，不敢嬉戏游乐；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驰驱。’何况敢越位来兴办大事呢？”定公元年《左传》记载：春王正月辛巳日，晋国的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将要修筑成周城。魏舒亲临政事，卫国的彪傒说：“将要为天子筑城，却改变自己的位置来发号施令，这是不合道义的。大事违背道义，一定会有大灾祸。晋国或许不会失去诸侯，但魏舒恐怕难免灾祸吧。”这是一件事，《左传》两处收录，而失于删除其中之一。周的正月是晋的十一月。其下文说：己丑日，士弥牟规划修筑成周城，计算丈尺，揣度高低，测量厚度，估量沟渠，考察土地方位，商议远近，计算工期，统计人工，考虑财用，书写干粮数量，来向诸侯分派劳役。又说：庚寅日栽版筑墙，宋国的仲几不接受任务。庚寅就是己丑的第二天，而《左传》却分在两年，难道有迟了两个月才开始栽版筑墙的吗？宋国的仲几竟然不接受任务？而且这项工程不过三十天就完成了。
五伯
五伯
五伯之称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元凯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11]孟子，五覇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台卿注，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二说不同。[12]据国佐对晋人言，其时楚庄之卒甫二年，不当遂列为五。亦不当继此无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无疑。国语，祝融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庄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轨注，彭祖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是所谓五伯者，亦商时也。[13]是知国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14]若孟子所称五覇，而以桓公为盛，则止就东周以后言之。如严安所谓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覇更起者也。然赵氏以宋襄并列，亦未为允。宋襄求覇不成，伤于泓以卒，未尝覇也。史记言越王勾践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子长在台卿之前，所闻异辞。[15]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庄阖闾句践为五伯，[16]斯得之矣。
“五伯”的称呼有两种：有三代的五伯，有春秋的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的国佐说：“五伯称霸，辛勤地安抚诸侯，以服事天子的命令。”杜预说：“夏代的伯是昆吾，商代的伯是大彭、豕韦，周代的伯是齐桓公、晋文公。”[11]《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赵岐注说：“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两种说法不同。[12]根据国佐对晋国人的话，当时楚庄王去世才两年，不应当就列入五伯之中。也不应当在这之后没有霸主而固定为五伯。这无疑是通指三代而言。《国语》说，祝融能彰显天地的光明，他的后代有八姓，昆吾是夏代的伯，大彭、豕韦是商代的伯。《庄子》说，彭祖得到了这个，上及有虞氏，下及五伯。李轨注说，彭祖名铿，尧的臣子，封在彭城，历经虞、夏到商，年七百岁。这里所说的五伯，也是商代的时候。[13]由此可知，在国佐之前，已经有五伯的名称很久了。[14]至于孟子所称的五霸，而以齐桓公为最盛，则只是就东周以后而言。如同严安所说的，周朝衰微三百多年，五霸更迭兴起。然而赵岐把宋襄公并列进去，也不够公允。宋襄公谋求霸业没有成功，在泓水之战中受伤而死，未曾称霸。《史记》说，越王勾践终于报复了强大的吴国，在中原检阅军队，号称五伯之一。司马迁在赵岐之前，所听到的说法不同。[15]既然如此，那么说三代的五伯应当采用杜预的说法，说春秋的五伯应当列入勾践而除去宋襄公。荀子以齐桓公、晋文公以及楚庄王、阖闾、勾践为五伯，[16]这就对了。
占法之多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官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史记贾谊传，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为占。史记龟策传，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汉书，翼奉言白鹤馆，以月宿亢灾。后汉书，苏竟言白虹见时，月入于毕，是也。周礼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则古人之法可知矣。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占愈凿，加以日时风角云气，迟疾变动，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于此者，或迕于彼，岂非所谓大道以多岐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亦谓皋唐甘石书传，凌杂米盐，在人自得之于象占之外耳。
用日干来占卜事情，比如《史记·天官书》说，甲乙日主管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日主管江淮、海岱；戊己日主管中州、河济；庚辛日主管华山以西；壬癸日主管恒山以北，就是这样。用时辰来占卜事情，比如《越绝书》记载，公孙圣说，今日是壬午日，时辰加在南方；《史记·贾谊传》说，庚子日太阳西斜，服鸟飞集到我的房舍，就是这样。还有用月亮运行的位置来占卜的。《史记·龟策传》说，昨夜是壬子日，月亮停留在牵牛星宿。《汉书》记载，翼奉说白鹤馆，因为月亮停留在亢宿而受灾。《后汉书》记载，苏竟说白虹出现时，月亮进入毕宿，就是这样。《周礼·占梦》记载，掌管每年四季，观察天地交会，辨别阴阳之气，用日月星辰来占卜六种梦的吉凶。那么古人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汉代以后，这些说法越来越多，占卜越来越穿凿附会，再加上日时、风角、云气，以及快慢变动，事物各不相同。所以有一件事符合这种说法，却可能违背另一种说法，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大道因为岔路太多而丢失了羊吗？所以士文伯回答晋侯，认为六种事物不同，民心不统一，而太史公也说，皋、唐、甘、石等人的书传，杂乱琐碎，关键在于人们自己在象占之外去领悟罢了。
干宝解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曰一卦六爻，则皆杂有八卦之气，若初九为震爻，九二为坎爻也。或若见辰戌言艮，己亥言兑也。或若以甲壬名干，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离，以子位名坎，或若得来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义，群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说易如此，小数详而大道隐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验。天文亦然。
干宝解释《周易》，说六爻相互混杂，只是根据时和物。他说一卦有六爻，都混杂着八卦之气，比如初九是震爻，九二是坎爻。或者看到辰戌就说艮，己亥就说兑。或者用甲壬命名乾，乙癸命名坤。或者用午位命名离，子位命名坎。或者得到“来”就是恶物，“王相”就是兴盛，“休废”就是衰败。解释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说爻中的含义，是各种事物交会聚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各种形态和万类事物，都从爻中引发出来。所以总称为“物”。这样解释《周易》，小的术数详细了，而大的道理却隐藏了。用这种方法来卜筮，也一定不灵验。天文也是这样。
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褚先生补写《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召集占卜各家，问他们某一天可以娶媳妇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各家争论不休，无法决定，就把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家的说法为主。
以日同为占
用相同的日子来占卜
裨竃以逢公卒于戊子日，而谓今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苌弘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谓毛得杀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于古人者为占，又是一法。
裨竃因为逢公死在戊子日，就说今年七月戊子日，晋国国君将会死。苌弘因为昆吾在乙卯日灭亡，就说毛得杀死毛伯而取代他。这是用乙卯日来占卜他的灭亡。这是用日子与古人相同来占卜，又是一种方法。
天道远
天道遥远
春秋时郑裨竃鲁梓慎最明于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衞陈郑灾。裨竃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子产不从，亦不复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虽二子之精亦有时而失之也。[17]故张衡思玄赋曰，慎竃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
春秋时期，郑国的裨竃和鲁国的梓慎最精通天文。鲁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发生火灾。裨竃说，不听我的话，郑国还会再发生火灾。子产不听从，结果也没有再起火。二十四年夏五月初一乙未日，发生日食。梓慎说将会发生水灾。叔孙昭子说，是旱灾。秋八月举行大雩祭，这说明即使这两位精通天文的人，有时也会出错。所以张衡在《思玄赋》中说，梓慎和裨竃显扬地谈论天道，占卜水火却胡乱讯问。
一事两占
同一件事有两种占卜
襄公二十八年春，无氷。梓慎曰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菑，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裨竃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郑皆饥，一事两占皆验。
鲁襄公二十八年春天，没有结冰。梓慎说，宋国和郑国大概要发生饥荒吧。岁星在星纪，却运行到了玄枵，因此有时令灾害，阴气不能承受阳气，蛇乘着龙。龙是宋国和郑国的星宿，宋国和郑国必定发生饥荒。玄枵是虚中的位置，枵是消耗的名称，土地空虚而人民损耗，不饥荒还等什么？裨竃说，今年周天子和楚王都将死去。岁星离开了它应在的位置而停留在明年的位置上，因此伤害了鸟尾，周朝和楚国都厌恶这种情况。十一月癸巳日，周天子去世。十二月，楚康王去世。宋国和郑国都发生饥荒，同一件事两种占卜都应验了。
春秋言天之学
春秋时期谈论天道的学问
天文五行之说愈疎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春秋时言天者不过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验之日食星孛之类而已。五纬之中但言岁星，而余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简也？[18]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之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扬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天文五行的学说越粗略就越容易应验，越细密就越容易不应验。春秋时期谈论天道的人，不过是根据分野星宿，结合五行，验证于日食、彗星之类罢了。五颗行星中只谈论岁星，而其他四颗星的占卜都不涉及，多么简单啊！而他们所详细论述的，往往在于君主、卿大夫的言语、动作、威仪之间，以及人事的治乱、恭敬或懈怠，所以他们的说法容易理解，而且应验也不出差错。扬雄的《法言》说，史官用天道来占卜人事，圣人用人事来占卜天道。
左氏不必尽信
《左传》不必完全相信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耳，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幷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诸侯，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衞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古人所说的兴亡祸福的原因不一定都应验。《左传》只记载那些可信而有证据的事情，但也不是完全可信。三位良臣殉葬，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会再向东征伐。但到了秦孝公时，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都来祝贺。此后秦始皇就统一了天下。季札听到齐国的诗歌，认为齐国前途不可限量。但不久就被陈氏篡夺了政权。听到郑国的诗歌，认为郑国大概会先灭亡吧。但郑国直到三家分晋之后才被韩国灭亡。浑罕说，姬姓在列国诸侯中，蔡国和曹国、滕国大概会先灭亡吧。但滕国被宋王偃灭亡，在姬姓诸侯中是最晚的。僖公三十一年，狄人围攻卫国，卫国迁都到帝丘。占卜说可以延续三百年。但卫国直到秦二世元年才被废除，经历了四百二十一年。这说明《左传》所记载的话也不完全可信。
列国官名
各国官名
春秋时列国官名，若晋之中行，宋之门尹，郑之马师，秦之不更庶长，皆他国所无，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针尹，[19]寝尹、工尹、卜尹、芊尹，[20]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嚻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廏尹、监马尹、扬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异于他国。[21]
春秋时期各国的官名，比如晋国的中行，宋国的门尹，郑国的马师，秦国的不更、庶长，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而楚国尤其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芊尹、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嚻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廏尹、监马尹、扬豚尹、武城尹。这些官名大多与其他国家不同。
左传地名
《左传》中的地名
左传成公元年，战于鞌，入自丘舆。注云，齐邑。三年，郑师御晋，败诸丘舆。注云，郑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诸丘舆。注云，阬氏鲁人也。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又是鲁地。是三丘舆为三国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战于鄢陵。注云，郑地，今属颖川郡。是二鄢陵为二国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许地。是二域林为二国地也。襄公十七年，衞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齐地。是二重丘为二国地也。定公十二年，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无注，当是鲁地。哀公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东阳大末县。是二姑蔑为二国地也。
《左传》成公元年，在鞌地作战，从丘舆进入。注释说，是齐国的城邑。成公三年，郑国军队抵御晋国，在丘舆打败了他们。注释说，是郑国的地方。哀公十四年，阬氏葬在丘舆。注释说，阬氏是鲁国人。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又是鲁国的地方。这是三个丘舆分属三个国家。文公七年，穆伯到莒国参加盟会，到达鄢陵。注释说，是莒国的城邑。成公十六年，在鄢陵作战。注释说，是郑国的地方，现在属于颍川郡。这是两个鄢陵分属两个国家。襄公十四年，攻打秦国到达棫林。注释说，是秦国的地方。襄公十六年，军队驻扎在棫林。注释说，是许国的地方。这是两个棫林分属两个国家。襄公十七年，卫国的孙蒯在曹隧打猎，在重丘饮马。注释说，是曹国的城邑。襄公二十五年，在重丘结盟。注释说，是齐国的地方。这是两个重丘分属两个国家。定公十二年，费地的人向北逃跑，国人追赶他们，在姑蔑打败了他们。没有注释，应当是鲁国的地方。哀公十三年，弥庸看到姑蔑的旗帜。注释说，是越国的地方，现在东阳大末县。这是两个姑蔑分属两个国家。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衞太子蒯瞆献盂于齐。衞之盂也。而晋则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为盂大夫。今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此盂当在邢洺之间。
名叫盂的地名有五个。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这是宋国的盂。定公八年，单子攻打简城，刘子攻打盂地，以安定王室，这是周朝的盂。定公十四年，卫太子蒯瞆把盂地献给齐国，这是卫国的盂。而晋国有两个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担任盂大夫。就是现在的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的国夏攻打晋国，夺取了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这个盂应当在邢地和洺地之间。
州国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国在城阳淳于县。十一年，郧人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注、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州国有两个。桓公五年，州公前往曹国。注释说，州国在城阳淳于县。桓公十一年，郧人准备联合随、绞、州、蓼攻打楚军。注释说，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昌𣤶
昌𣤶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𣤶。白黑形监。注曰，昌𣤶昌蒲葅。而释文歜音在感反，正义曰，齐有邴歜鲁有公父歜，[22]其音为触。说文、歜、盛气怒也。从欠，蜀声。此昌𣤶之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与彼为同为异。今考顾氏玉篇有𣤶字，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则传之昌𣤶，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误作歜。[23]是知南北之学陆孔诸儒犹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见之君将嗀之，今本作𣪊。广韵注曰，说文从口。盖经典之误文，不自天宝开成始矣。
僖公三十年，周天子派周公阅来聘问，宴席上有昌𣤶、白、黑、形、监。注释说，昌𣤶是腌制的菖蒲。而《释文》中“歜”字读音为在感反，《正义》说，齐国有邴歜，鲁国有公父歜，他们的读音是触。《说文》说，歜，盛气怒的意思。从欠，蜀声。这个昌𣤶的读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道与那个读音是相同还是不同。现在考查顾氏的《玉篇》有“𣤶”字，徂敢切，是菖蒲做的腌菜。那么《左传》中的昌𣤶，正符合这个字，而唐人已经误写作“歜”。由此可知，南北朝的学问，陆德明、孔颖达等儒生还有不能完全通晓的地方。哀公二十五年，“若见之君将嗀之”，现在的版本写作“𣪊”。《广韵》注释说，《说文》从口。大概经典的错字，不是从天宝、开成年间才开始的。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义曰，此与二十一年频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纸以代缣，多历世代，转写谬误，失其本真。后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论。考魏书江式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世谓之古文。自古文以至于今，其传写不知几千百矣。安得无误？后之学者于其所不能通必穿凿而曲为之说，其为经典之害也甚矣。
襄公二十四年，发生日食。《正义》说，这次与二十一年连续月份发生日食，按理说一定不是这样。但是文字从古文变为篆书，从篆书改为隶书。书写材料从竹简改为缣帛，从缣帛改为纸张，经历了许多世代，转抄中产生错误，失去了本来面目。后代的儒生沿袭旧说，没有能够改正。这是通达之人的至理名言。考查《魏书·江式传》说，鲁共王拆毁孔子的住宅，得到了《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仓，进献了《春秋左氏传》，字体与孔氏家的相似，世人称之为古文。从古文到现在，传抄不知经历了千百次。怎么能没有错误？后代的学者对于他们不能理解的地方，一定要穿凿附会、曲解其说，这对经典的危害太大了。
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颜氏家训曰，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古代教育人，一定先教小学。小学的书籍就是关于声音和文字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说，文字是典籍的根本。世上的学者大多不精通文字，读五经的人信奉徐邈而非议许慎，学习辞赋的人相信褚诠而忽视吕忱，通晓《史记》的人专门研究皮邹而废弃篆籀，学习《汉书》的人喜欢应劭、苏林而忽略《苍颉篇》《尔雅》，不知道读音是枝叶，小学才是根本。我赞同他的说法。
文字不同
文字不同
五经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经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见于衞诗，而鲁则为黮，鬯弓著于郑风，而秦则为韔，左氏一书，其录楚也，䓕氏或为𫇭氏。箴尹或为针尹，况于鼎钟之文乎？记曰书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五经中文字不同的地方很多。有同一部经书中自己就不相同的，比如“桑葚”出现在卫国的诗歌中，而鲁国的版本写作“黮”；“鬯弓”出现在《郑风》中，而秦国的版本写作“韔”。《左传》这部书，记载楚国时，“䓕氏”有时写作“𫇭氏”，“箴尹”有时写作“针尹”，更何况鼎钟上的铭文呢？《礼记》说“书同文”，也只是说大概情况罢了。
所见异辞
所见异辞
以下公羊传隐元年
以下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
孔子生于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则所闻也，隐桓庄闵僖则所传闻也。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伍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阙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公子益师之卒鲁史不书其日，远而无所考矣。[24]以此释经，岂不甚易而实是乎？何休见桓公二年会稷之传以恩之浅深，有讳与日言之异，而以书日不书日详略之分为同此例，则甚难而实非矣。窃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三语必有所本。而齐鲁诸儒述之。然其义有三，阙文一也，讳恶二也，言孙三也。[25]从前之一说则略于远而详于近，从后之二说则晦于近而章于远。读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汉书言孔子作春秋者，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学。[26]夫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曾子且闻而未达，非子游举其事以实之，亦乌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乱。
孔子生活在鲁昭公、定公、哀公的时代，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是他所听闻的，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则是他所传闻的。国家史书所记载的简策文字，有的不完整，孔子能够根据他所亲眼见到的事实来补充。至于他所听闻的，时代就远了；他所传闻的，时代就更远了。虽然是从听闻得来的，也一定要反复参验以求其可信，可信的就写下来，可疑的就空缺。这就是为什么记载会有不同说法的原因。公子益师去世，鲁国史书没有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而无法考证了。[24]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经书，难道不是既很容易又确实正确吗？何休看到桓公二年“会于稷”的传文，认为因为恩情的深浅，有隐讳和记载日期的不同，于是把记载日期和不记载日期这种详略的区分，看作是同样的体例，这就很牵强而且实际上不对了。我私下认为“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三句话一定有所根据，是齐鲁地区的儒生们传述的。然而它的含义有三点：一是缺文，二是隐讳恶事，三是言辞委婉。[25]按照前一种说法，就是对远的事简略而对近的事详细；按照后两种说法，就是对近的事隐晦而对远的事彰显。读《春秋》的人可以从中领会。《汉书》说孔子作《春秋》，所褒扬、隐讳、贬损的内容不能直接写出来，就口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来后说法各异，等到口头解说流传开来，于是有了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学。[26]就像“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这句话，曾子听了也不理解，如果不是子游举出具体事例来证实，又怎么能明白呢？所以说《春秋》的缺失在于引起混乱。
纪履𦈕来逆女
纪国的履𦈕来迎娶女子
隐二年
鲁隐公二年
何以不称使？昏礼不称主人。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弊，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笃曰，此言经所以不书纪侯者，以见母虽不通，而纪侯无母，则不得自称主人，以别于宋公之无母也。
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婚礼中不称“主人”。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那为什么又称“主人”呢？是因为言辞穷尽了。言辞穷尽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既然有，为什么不称母亲？因为母亲不能对外交往。富平人李因笃说，这是说经文之所以不写“纪侯”，是为了表明虽然母亲不能对外交往，但纪侯没有母亲，就不能自称主人，以此区别于宋公没有母亲的情况。
母弟称弟
同母弟称“弟”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公羊传，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27]何休以为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疎，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繇此。诗人美鸤鸠均爱七子，岂有于父母则望之以均平，于兄弟则教之以疏外？以此为质，是所谓直情而径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说，则异母兄弟不谓之兄弟乎？程子曰，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盖谓嫡耳，非以同母弟为加亲也。若以同母弟为加亲，则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兽也。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公羊传》说，为什么称“弟”？同母的弟弟称“弟”，同母的哥哥称“兄”。[27]何休认为《春秋》改变了周代的文饰，采用了殷代的质朴，质朴的学派重视血缘亲情，表明应当亲近厚待，区别于其他公子。同一个父亲的儿子，却因为同母不同母而区分亲疏，这是当时人极其浅陋的见解。《春秋》以后，骨肉亲情淡薄，祸乱萌生，很少不是由此引起的。《诗经》赞美布谷鸟平均爱护七个孩子，难道有对父母期望他们公平，对兄弟却教导疏远外人的道理吗？把这种观念当作质朴，这就是所谓的直率任性而行，是戎狄的做法。郭氏说，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那么异母兄弟就不叫兄弟了吗？程子说，礼文中有立嫡子、同母弟的说法。它所说的“同母弟”，大概是指嫡子罢了，并不是认为同母弟更加亲近。如果认为同母弟更加亲近，那就是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这是禽兽的行为。
子沈子
子沈子
隐公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后师，明说此意者，沈子称之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按传中有子公羊子曰，[28]而又有子沈子曰，[29]子司马子曰，[30]子女子曰，[31]子北宫子曰，[32]何彼师之多欤？[33]然则此传不尽出于公羊子也明矣。
鲁隐公十一年《公羊传》说：“子沈子说。”注释说：子沈子是后来的老师，明确说明这个意思的人。称“沈子”并在姓氏上加“子”字，是为了表明他是老师。不单说“子曰”，是为了避讳孔子。那些不加“子”字的，是其他老师。按：传文中有“子公羊子说”，[28]又有“子沈子说”，[29]“子司马子说”，[30]“子女子说”，[31]“子北宫子说”，[32]为什么那些老师这么多呢？[33]既然如此，那么这部传文不完全出自公羊子之手，就很明显了。
谷伯邓侯书名
谷伯、邓侯记载名字
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34]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其义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时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说。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恶人之说。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贬归之于天道矣。
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传》说：为什么都记载名字？因为他们是失去国土的国君。[34]为什么称“侯”来朝见？因为尊贵的人没有后代，就用他们最初的爵位来对待他们。这个道理很明白，但何休却有“去掉两个季节是因为桓公用火攻击人君”的说法。又有“不记载月份是因为失地国君朝见恶人”的说法。胡安国沿袭了这种说法，于是把朝见桓公的贬斥归之于天道了。
郑忽书名
郑忽记载名字
十一年
鲁桓公十一年
郑忽出奔衞。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传文简而难晓。李因笃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35]是则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也。故子产曰，郑伯男也，遭丧未逾年之君公侯皆称子，如宋子、衞子、陈子之类是也。以其等本贵于伯子男，故降而称子。今郑，伯爵也，伯与子男为一等，下此更无所降，不得不降而书名矣。名非贬忽之辞，故曰辞无所贬。
郑国的太子忽出逃到卫国。《传》说：忽为什么记载名字？《春秋》中，伯、子、男是同一等级，用词上没有贬义。传文简略而难以理解。李因笃说：《春秋》的礼法，天子的三公称“公”，前代帝王的后代称“公”，其余的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35]这样看来，公和侯是一等，伯、子、男是一等。所以子产说：“郑伯是男爵。”遇到丧事，即位不满一年的国君，公、侯都称“子”，比如宋子、卫子、陈子之类。因为他们的等级本来就比伯、子、男尊贵，所以降级称“子”。现在郑国是伯爵，伯与子、男是同一等级，再往下就没有可降的了，不得不降级而记载名字。记载名字并不是贬低忽的用词，所以说“用词上没有贬义”。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祭公前来，于是到纪国迎接王后
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从逆者而言，谓之王后，从归者而言，谓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犹诗之言为韩姞相攸也，犹左氏之言息妫将归过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国之号，此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为王者无外，其辞成矣。又以为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是其说经虽巧，而非圣人之意矣。今将曰逆季姜于纪，则初学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将曰王后归于京师，则王后者谁之女？辞穷矣。公羊子盖拘于在国称女之例，[36]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顺者也。
鲁桓公八年，祭公前来，于是到纪国迎接王后。九年春天，纪季姜出嫁到京师。从迎接的一方来说，称她为王后；从出嫁的一方来说，称她为季姜，这是自然的行文。就像《诗经》中说“为韩姞选择安身之处”，就像《左传》中说“息妫将要出嫁，路过蔡国”，都是未出嫁就冠以夫国的国号，这是写文章时不得不如此。而《公羊传》认为天子的统治没有边界，所以这个称谓就成立了。又认为父母对于女儿，即使她成了天子的王后，仍然叫她“我的季姜”。这种解释虽然巧妙，但不是圣人的本意。如果要说“到纪国迎接季姜”，那么初学的人也知道这说不通。如果要说“王后回到京师”，那么王后是谁的女儿？就说不清楚了。公羊子大概是拘泥于“在国内称女”的体例，[36]而不知道行文本来就有颠倒过来反而通顺的情况。
传文则有不同者。左氏庄公十八年，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
传文则有不同的说法。《左传》鲁庄公十八年，陈妫出嫁到京师，实际上就是惠后。
争门
争门
公羊闵公二年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注，鹿门鲁南城东门也。据左传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邾是也。争门吏门并阙。按说文，净，鲁北城门池也。从水，争声，士耕切。是争门即以此水名，省文作争尔。[37]后人以瀞字省作净，音才性切。而梵书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为才性之净，而鲁之争门不复知矣。[38]
《公羊传》鲁闵公二年传文：齐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甲兵，立僖公为君并修筑鲁城。有人说“从鹿门到争门”就是这件事。有人说“从争门到吏门”就是这件事。注释说：鹿门是鲁城南城的东门。根据《左传》，臧纥砍断鹿门的门闩出逃到邾国，就是这里。争门、吏门都已缺失。按《说文解字》：“净，鲁国北城门的护城河。”从水，争声，读作士耕切。所以“争门”就是以此水命名，省写为“争”罢了。[37]后人把“瀞”字省写为“净”，读作才性切，并且用于佛经。从《南北史》以下，都读作才性切的“净”，而鲁国的“争门”就不再有人知道了。[38]
仲婴齐卒
仲婴齐去世
鲁有二婴齐，皆公孙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已，仲婴齐卒。其为仲遂后者也。[39]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则子叔声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赐氏，故其子即以父字为氏。[40]生而赐氏非礼也，以父字为氏亦非礼也。春秋从其本称而不没其变氏。其生也书公子遂，其死也书仲遂卒于垂。于其子也其生也书公孙归父，其死也书仲婴齐卒。[41]
鲁国有两个婴齐，都是公孙。鲁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他是作为仲遂的后嗣。[39]鲁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日，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那就是子叔声伯。季友、仲遂都是生前被赐予氏，所以他们的儿子就用父亲的字作为氏。[40]生前赐氏是不合礼制的，用父亲的字作为氏也是不合礼制的。《春秋》按照他们本来的称呼记载，而不抹去他们改变氏的情况。他们活着的时候记载为“公子遂”，去世时记载为“仲遂卒于垂”。对于他们的儿子，活着的时候记载为“公孙归父”，去世时记载为“仲婴齐卒”。[41]
公羊传，仲婴齐者也何？公孙婴齐也。此言仲婴齐亦是公孙婴齐，非谓子叔声伯。故注云，未见于经，为公孙婴齐。今为大夫死，见经为仲婴齐。此汉人解经之善。若子叔孙伯，则战鞌、[42]如晋、[43]如莒，[44]已屡见于经矣。
《公羊传》说：仲婴齐是什么人？是公孙婴齐。这是说仲婴齐也是公孙婴齐，并不是指子叔声伯。所以注释说：没有在经文中出现时，称为公孙婴齐。现在作为大夫去世，在经文中出现称为仲婴齐。这是汉人解释经书的优点。至于子叔声伯，那么在鞌地作战、[42]出使晋国、[43]出使莒国，[44]已经多次在经文中出现了。
为人后者为之子，此语必有所受。然婴齐之为后，后仲遂，非后归父也。[45]以为为兄后则非也。传拘于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说，而以婴齐为后归父，则以弟后兄，乱昭穆之伦矣。非也。且三桓亦何爱于归父而为之立后哉？
“做别人的后嗣就是做他的儿子”，这句话一定有所传承。然而婴齐做后嗣，是作为仲遂的后嗣，不是作为归父的后嗣。[45]认为他是作为兄长的后嗣，那就错了。传文拘泥于“孙子用祖父的字作为氏”的说法，认为婴齐是归父的后嗣，那就是以弟弟作为兄长的后嗣，扰乱了昭穆的伦常。这是不对的。况且三桓又哪里会关爱归父而为他立后嗣呢？
隐十年无正
隐公十年没有“正”字
已下谷梁传
以下出自《谷梁传》
隐十年无正者，以无其月之事而不书，非有意削之也。谷梁以为隐不自正者，凿矣。赵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旧史阙也。得之矣。
隐公十年没有“正”字，是因为没有那个月份的事情所以不记载，并不是有意删削。《谷梁传》认为这是隐公自己不端正，太穿凿了。赵氏说：宣公、成公以前，人名和甲子大多不完整，是旧史书有缺失。这个说法是对的。
戎菽
戎菽
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传曰，戎菽也。似据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为之说。桓公以戎捷夸示诸侯，岂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诗曰，蓻之荏菽，荏菽斾斾。传曰，荏菽戎菽也。尔雅，戎菽谓之荏菽。[46]则是后稷之生而已蓻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鲁庄公三十一年，齐侯前来进献戎人的战利品。《传》说：是戎菽。这似乎是依据《管子》的说法：齐桓公北伐山戎，得到了冬葱和戎菽，把它们推广到天下，于是有了这种解释。齐桓公是用戎人的战利品来向诸侯夸耀，难道仅仅是一种戎菽吗？况且《生民》这首诗说：“种植荏菽，荏菽茂盛。”《传》说：荏菽就是戎菽。《尔雅》说：戎菽叫做荏菽。[46]那么后稷出生时就已种植了它，不等到齐桓公才开始推广。
陨石于宋五
陨石落在宋国，共五块
公谷二传相传受之子夏，其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辨，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陨石于宋五，六鶂[47]退飞过宋都。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鶂六，而夫子改之六鶂也。谷梁子曰，陨石于宋五，后数，散辞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辞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聚辞乎？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龙，先九也。世未有为之说者也。
《公羊传》和《谷梁传》相传都传授自子夏，其中宏大的纲领和主要意旨能得圣人深意的，共有几十条。然而齐鲁地区的人各自以自己为师，偏僻的地方多有异说，偏颇的学问多有诡辩，其中穿凿附会而误导后人的也不少。比如“陨石于宋五”和“六鶂退飞过宋都”，这是写文章时不得不如此，并不是史官说“五石”，而孔子改为“石五”；史官说“鶂六”，而孔子改为“六鶂”。《谷梁子》说：“陨石于宋五”，数字在后，是分散的表述。“六鶂退飞过宋都”，数字在前，是集中的表述。天下通行的道理有五条，用来实行它们的有三条，这是分散的表述吗？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这是集中的表述吗？《易经》的“初九潜龙”，是“九”在后；“九二见龙”，是“九”在前。世上没有人对此作出解释。
石无知，故日之，然则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则有鸜鹆来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无，其文则史也。故刘敞谓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与陨石同日，书是月以别之也。
石头没有知觉，所以记载日期；那么梁山崩塌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呢？鶂是稍有知觉的动物，所以记载月份；那么有鸜鹆来筑巢为什么不记载月份呢？月份和日期的有无，那文字是史官写的。所以刘敞说：说“这个月”的，是宋国没有报告日期；担心与陨石同一天，所以写“这个月”来区别。
王子虎卒
王子虎去世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为王叔文公，是也。而谷梁以为叔服。按此后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人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成公元年，刘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明叔服别是一人，非王子虎也。[48]
鲁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去世。《左传》认为他是王叔文公，这是对的。而《谷梁传》认为他是叔服。按：此后鲁文公十四年有彗星进入北斗星，周内史叔服说：“不出七年，宋、齐、晋的国君都将死于祸乱。”鲁成公元年，刘康公攻打戎人，叔服说：“背弃盟约而欺骗大国，这一定会失败。”很明显叔服是另一个人，不是王子虎。[48]
谷梁日误作曰
《谷梁传》中“日”字误写为“曰”
谷梁传，宜公十五年，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婴儿贤也。疏解甚迀。按传文曰字误，当作其日潞子婴儿贤也。[49]
《谷梁传》鲁宣公十五年：中原国家谨慎地记载日期，卑下的小国记载月份，夷狄不记载日期。其中说“潞子婴儿贤明”。注疏的解释很迂曲。按：传文中的“曰”字是误字，应当写作“其日潞子婴儿贤也”。[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