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
日知录
卷二十五 论古事真妄
●卷二十五
重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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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卷二十五 讨论古代事情的真假
●卷二十五
重黎
《左传》蔡墨对魏献子言：「少吴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颓顼氏有子曰梨，为祝融。」梨即「黎」字异文，是重、黎为二人，一出于少吴，一出于频颂。而《史记·楚世家》则曰：「帝颚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则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晋书·宣帝纪》：「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宋书》载晋尚书令卫者，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𧶽、司空张华等奏，乃云：「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硕，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似以重黎为一人，不容一代乃有两祖，亦昔人相沿之谬。
《左传》中蔡墨对魏献子说：“少昊氏有四个叔父：叫重、叫该、叫修、叫熙，让重担任句芒，该担任蓐收，修和熙担任玄冥。颛顼氏有个儿子叫梨，担任祝融。”梨就是“黎”字的异体写法，这样看来重和黎是两个人，一个出自少昊，一个出自颛顼。而《史记·楚世家》却说：“帝颛顼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了称，称生了卷章，卷章生了重黎。”《太史公自序》又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之事，在周朝时的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代。”《晋书·宣帝纪》说：“他的祖先出自帝高阳的儿子重黎，担任夏官祝融。”《宋书》记载晋朝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人的奏章，竟然说：“大晋的德行从重黎开始，他确实辅佐过颛顼，到了夏商时代世代掌管天地，在周朝也没有中断他们的传承。”这似乎把重黎当作一个人，不容许一个时代有两个祖先，这也是前人沿袭下来的错误。
巫咸
巫咸
古之圣人或上而为君，或下而为相，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固非后人之所能测也，而传者猥以一节概之。黄帝，古圣人也，而后人以为医师。伯益，古贤臣也，而世有百虫将军之号。以彼事迹章章在经籍者，且犹如此，若乃尧之臣名羿，而有穷之君亦名弄；尧之典乐名夔，而木石之怪亦为夔；汤居亳，而亳戎之国亦名汤。夫茍以其名而疑之，则道德之用微而谬悠之说作。若巫咸者，可异焉。《书·君猨篇》：「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陡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义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书序》：「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衏共生于朝，伊涉赞于巫咸，作《咸义》四篇。」孔安国传曰：「巫咸，臣名。」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颖达正义曰：「《君猨》传曰：「巫氏也。当以巫为氏，名咸。」郑玄云：「巫咸谓之巫官。」按《君猨》，咸子巫贤，父子并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则巫咸之为商贤相明矣。《史记》正义谓，巫咸及子贤家皆在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盖二子本吴人云。《越绝书》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后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则《史记·天官书》所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则《吕氏春秋》所谓：「巫彭作医，巫咸作筮」者也。言巫鬼则《庄子》所云：「巫咸诏曰：『来！』」《楚辞·离骚》所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史记·封禅书》所云：「巫咸之兴自此始。」许氏《说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为神，则秦《诅楚文》所云：「不显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成为黄帝时人，《归藏》言：「黄神将战，篮于巫咸」是也。以为帝尧时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言：「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是也。以为春秋时人，《庄子》言「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齐来处于郑」是也。至《山海经·海外西经》言：「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人，有灵山巫咸，巫即、巫𧗠分、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淮南子·地形训》：「言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则益荒诞不可稽，而知古贤之名，为后人所假托者多矣。
古代的圣人，有的在上做君主，有的在下做辅相，他们的智慧遍及万物，道义救济天下，本来就不是后人能够揣测的，但传述的人却轻率地用某一个方面来概括他们。黄帝是古代的圣人，但后人却把他当作医师。伯益是古代的贤臣，但世上却有“百虫将军”的称号。像他们这样事迹在经籍中清清楚楚的人，尚且如此，至于尧的臣子名叫羿，而有穷国的君主也叫羿；尧的乐官名叫夔，而木石中的怪物也叫夔；汤居住在亳，而亳戎之国也叫汤。如果因为名字相同就怀疑他们，那么道德的作用就会变得微弱，而荒谬虚妄的说法就会兴起。像巫咸这个人，就值得奇怪。《尚书·君奭篇》说：“在太戊时，就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人，他们能感通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时，就有像巫贤这样的人。”《书序》说：“伊陟辅佐太戊，亳都出现祥瑞，桑树和穀树一起长在朝廷上，伊陟向巫咸称赞，写了《咸乂》四篇。”孔安国传注说：“巫咸，是臣子的名字。”马融说：“巫，是男巫，名叫咸，是殷商的巫人。”孔颖达正义说：“《君奭》传注说：‘巫氏。’应当以巫为姓氏，名叫咸。”郑玄说：“巫咸被称为巫官。”按《君奭》篇，巫咸的儿子巫贤，父子都是大臣，一定不会世代担任巫官，所以孔安国说巫氏是对的。那么巫咸是商朝的贤相就很明确了。《史记》正义说，巫咸和他儿子巫贤的家都在苏州常熟县西边的海隅山上，大概这两个人本来是吴地人。《越绝书》说：“虞山，是巫咸的出生地。”这还不能确定。但后来谈论天官的人尊崇他，谈论卜筮的人尊崇他，谈论巫鬼的人尊崇他。谈论天官，就是《史记·天官书》所说的：“从前传授天数的人，高辛氏之前有重黎，唐虞时代有羲和，夏朝有昆吾，殷商有巫咸。”谈论卜筮，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巫彭制作医术，巫咸制作筮法。”谈论巫鬼，就是《庄子》所说的：“巫咸下诏说：‘来！’”《楚辞·离骚》所说的：“巫咸将在傍晚降临，我怀揣着椒和精米去迎接他。”《史记·封禅书》所说的：“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巫咸最初开始做巫。”还有他死后成为神，就是秦国《诅楚文》所说的：“显赫的大神巫咸。”而又有人把巫咸当作黄帝时代的人，《归藏》说：“黄帝将要作战，向巫咸占卜。”就是这种说法。把他当作帝尧时代的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言说：“巫咸用大术为帝尧治病。”就是这种说法。把他当作春秋时代的人，《庄子》说：“郑国有个神巫叫季咸。”《列子》说：“神巫季咸，从齐国来到郑国居住。”就是这种说法。至于《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的北面，右手握着青蛇，左手握着赤蛇，在登葆山，是群巫上下往来的地方。”《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座山，名叫丰沮玉门，是日月进入的地方，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这十个巫师，从这里上下往来，各种药物都在这里。”《淮南子·地形训》说：“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它的北面。”这就更加荒诞不可查考了，由此可知古代贤人的名字，被后人假托的很多。
河伯
河伯
《竹书》：「帝芬十六年，雒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河伯者国居河上而命之为伯，如文上之为西伯。而冯夷者，其名尔。《楚辞·九歌》以河伯次东君之后，则以河伯为神，《天问》：「胡弄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王逸章句以「射」为「实」，以「妻」为「梦」。其解《远游》：「令海若，舞冯夷。」则曰：「冯夷，水仙人也，」是河伯、冯夷皆水神矣。《穆天子传》：「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山海经》：「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郭璞注：「冰夷，冯夷也，即河伯也。」《庄子》：「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马彪注引《清泠传》曰：「冯夷，华阴潼乡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为水仙，是为河伯。」是以冯夷死而为神，其说怪矣。《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以冯夷为河伯之妻，更怪。《楚辞·九歌》有河伯而冯夷属海若之下，亦若以为两人。大抵所传各异。而谓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邺巫为河伯娶妇之类耳。《淮南子》：「冯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
《竹书纪年》记载：“帝芬十六年，雒伯用和河伯冯夷争斗。”“帝泄十六年，殷侯微，率领河伯的军队讨伐有易国，杀死了他们的国君绵臣。”这说明河伯是居住在黄河边上而被封为伯爵的人，就像文王被封为西伯一样。而冯夷，是他的名字。《楚辞·九歌》把河伯排在东君之后，就把河伯当作神了。《天问》说：“为什么射那河伯，而娶那洛水女神？”王逸的章句把“射”解释为“实际”，把“妻”解释为“梦”。他解释《远游》中的“令海若，舞冯夷”时说：“冯夷，是水仙人。”这样河伯、冯夷就都是水神了。《穆天子传》说：“到了阳纡山，是河伯、无夷居住的地方。”《山海经》说：“极深的深渊，有三百仞深，只有冰夷常住在那里。冰夷长着人的面孔，乘着两条龙。”郭璞注解说：“冰夷，就是冯夷，也就是河伯。”《庄子》说：“冯夷得到了它，从而在大河中遨游。”司马彪注引《清泠传》说：“冯夷，是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食八种丹药，得道成为水仙，这就是河伯。”这样冯夷死后成为神，这种说法就很奇怪了。《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叫公子；夫人姓冯，名叫夷。”把冯夷当作河伯的妻子，就更奇怪了。《楚辞·九歌》中有河伯，而冯夷属于海若之下，也好像把他们当作两个人。大概所传的说法各不相同。而说河神有夫人的，也不过是秦国人把君主女儿嫁给河神，邺地巫师为河伯娶媳妇这类事情罢了。《淮南子》注解说：“冯夷、大丙的驾驭”，注解说：“这两个人是古代得道、能驾驭阴阳的人。”
《魏书》高句丽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妻，朱蒙自称为河伯外孙。则河伯又有女、有外孙矣。
《魏书》记载高句丽的先祖朱蒙，朱蒙的母亲是河伯的女儿，做了夫余王的妻子，朱蒙自称是河伯的外孙。这样河伯又有女儿、又有外孙了。
《真诰》记载：“有一个人，每天早晨到河边，拜祭河水。这样过了十年，河侯、河伯就与他相见，送给他十双白璧，教给他水中行走而不沉没的方法。”注解说：“河侯、河伯，本来应该是两个神吧？”
湘君
湘君
《楚辞》湘君、湘夫人，亦谓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个言舜之二妃。《妃》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大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涉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滩之有虑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且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礼》：「五岳比三公，四读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灵神祇，无缘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原其致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此辩甚正。又按《远游》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灵鼓瑟。」是则二女与湘灵固判然为二，即屈子之作，可证其非舜妃矣。后之文人附会其说，以资谐讽，其渎神而慢圣也，不亦甚乎！
《楚辞》中的湘君、湘夫人，也被认为是湘水之神，有后和夫人。最初的说法是舜的两个妃子。《礼记》说：“舜葬在苍梧的郊野，大概三个妃子没有跟随。”《山海经》说：“洞庭山，是上帝的两个女儿居住的地方。”郭璞注解说：“上帝的两个女儿，处在江中成为神。”这就是《列仙传》中的江妃二女，《九歌》中所说的被称为帝子的湘夫人。而《河图玉版》说：“湘夫人，是帝尧的女儿。秦始皇乘船到湘山，遇到大风，就问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说：‘听说是尧的两个女儿，舜的妃子，死后葬在这里。’”《列女传》说：“两个女儿死在江湘之间，民间称她们为湘君。”郑司农也把舜妃当作湘君。解说的人都认为舜巡视南方而死，两个妃子跟随他，一起淹死在湘江，于是被称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本是两个神，江湘之间有夫人，就像河滩之间有宓妃一样。这种神灵，与天地并存，怎么能说是尧的女儿呢？况且既然说是尧的女儿，又怎么能总称为湘君呢？用什么来考证呢？《礼记》说：“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跟随。”说明两个妃子活着时没有跟随出征，死后也没有随葬。而且传注说：“活着时是上公，死后是贵神。”《礼》说：“五岳比照三公，四渎比照诸侯。”现在湘川比不上四渎，没有资格享受祭祀，而两个女儿是帝王的后代，配享神灵，没有理由再下降到小水而做夫人。推究造成谬误的原因，在于都用了“帝女”这个名称，名实相混，没有人纠正这个错误，习惯错误的东西压倒了正确的东西，永远不醒悟，可悲啊！这个辩驳很正确。又按《远游》的文章，前面说：“二女演奏《九招》之歌。”后面说：“湘灵弹瑟。”这样二女和湘灵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即使是屈原的作品，也可以证明湘灵不是舜的妃子。后代的文人附会这种说法，用来作为谈笑的资料，他们亵渎神灵而轻慢圣人，不也太过分了吗！
禹死在会稽，所以山上有禹庙，而《水经注》说庙里有圣姑。《礼乐纬》说：“禹治水完毕，上天赐给神女圣姑。”舜的湘妃就像禹的圣姑一样。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前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常仪，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为羿妻，窃药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经注》以为天帝季女，名日瑶姬。雒水宓妃，陈思王之寄兴也，而如淳以为伏羲氏之女。山启母，《天问》之杂说也，后人附以少姨，以为启母之妹，而武后至封之为玉京太后金阙夫人。青溪小姑为蒋子文之第三妹，则见于杨炯之碑。《庙碑》曰：「蒋侯三妹，青溪之轨迹可寻。」并州妒女，为介子推之妹，则见于李𬤇之诗。小孤山之讹为小姑也，杜拾遗之讹为十姨也，是皆湘君夫人之类。而《九歌》之篇，《远游》之赋，且为后世迷惑男女，读乱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为妇道，而《汉书》有温神之文，张晏曰：「媪者，老母之称。坤为凡故称媪。」于是山川之主必为妇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国典而昭民敬也已。
太过分了，人们多么喜欢谈论男女之事啊！太白星，是一颗星，却有妻子甘氏。《星经》说：“太白上公，妻子叫女媊。女媊先前住在南斗星，吃恶鬼，天下人祭祀她，称为明星。”河伯，是水神，也有妻子。《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常仪，是古代观测月亮的官员，而《淮南子》却认为她是后羿的妻子，偷了仙药飞到月亮上，名叫嫦娥。霜和露是空气中的水汽形成的，雪是水凝结而成的，而《淮南子》却说：“青女出现，降下霜雪。”巫山神女，是宋玉寓言中的人物，而《水经注》却认为她是天帝的小女儿，名叫瑶姬。洛水的宓妃，是曹植寄托情怀而创作的，而如淳却认为她是伏羲氏的女儿。山启母，是《天问》中杂乱的传说，后人附会出少姨，认为是启母的妹妹，武则天甚至封她为玉京太后、金阙夫人。青溪小姑是蒋子文的第三个妹妹，这见于杨炯的碑文。《庙碑》说：“蒋侯的三妹，在青溪的踪迹可以寻找。”并州的妒女，是介子推的妹妹，这见于李𬤇的诗。小孤山被误传为小姑，杜拾遗被误传为十姨，这些都和湘君夫人之类相似。而《九歌》的篇章、《远游》的赋文，更是后世迷惑男女、扰乱神人关系的源头。有人说：《易经》以坤卦代表妇道，而《汉书》中有“媪神”的文字，张晏说：“媪，是对老妇的称呼。坤卦代表万物之母，所以称为媪。”于是山川的主神一定要用妇人形象来象征，这实在不是尊崇国家典制、昭示民众敬意的方式。
金元好问《承天镇悬泉诗》注曰：「平定土俗，传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耻兄要君，积薪自焚，号曰妒女祠。」其碑大历中判官李𬤇撰，辞旨殊谬，至有「百日积薪，一日烧之」之语。乡社至今以百五日积薪而焚之，谓之祭妒女。其诗有曰：「神词水之符，仪卫盛官府。颇怪词前碑，稽考失莽卤。吾闻允格台骀，宣汾洮，障大泽，自是生有自来归有所。假而。自经沟渎，便可尸祝之，把典纷纷果何取？子肯鼓浪怒未泄，精卫衔薪心独苦。楚臣百问天不酬，肯以诞幻虚荒惊聋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绵绵流万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复谁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灵真谁敢侮？稗官小说出闾巷，社鼓村萧走翁妪。当时大历十才子，争遣李𬤇镵陋语。」此是千古正论，杜氏《通典》：「汾阴后土词，为妇人素像。武太后时，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就洞中配焉，开元十一年，有司迁梁山神像于祠外之别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为之配合，其渎乱不经尤甚矣。
金代元好问《承天镇悬泉诗》的注释说：“平定的当地风俗，传说介子推被烧死，他的妹妹介山氏以哥哥要挟君主为耻，于是堆积柴草自焚，被称为妒女祠。”那块碑是唐代大历年间的判官李𬤇撰写的，文辞和旨意非常荒谬，甚至有“积攒一百天的柴草，一天烧掉”这样的话。乡里社祭至今还在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堆积柴草焚烧，称为祭妒女。他的诗写道：“神祠依水而立，仪仗护卫比官府还盛大。我很奇怪祠前的碑文，考证失实粗疏。我听说允格和台骀，疏通汾水洮水，阻挡大泽，他们生有来处，死有归宿。而有人自缢于沟渠，就可以被祭祀供奉，祭祀典礼如此混乱究竟有何意义？你（指妒女）像鼓浪的怒涛尚未发泄，像精卫衔薪独自辛苦。楚国臣子（屈原）百问苍天得不到回答，难道会用荒诞虚妄之事来惊骇聋瞽之人？自从宇宙存在就有这条水，这条水绵绵不绝流淌万古。人们说这里的主神是介山氏，且问在介山之前又是谁主宰？山深地古，自然有神物存在，不借助灵异谁敢轻慢？稗官小说出自民间，社鼓村箫吸引老人妇女。当时大历十才子，争相让李𬤇刻下这些浅陋之语。”这是千古的正论。杜佑《通典》说：“汾阴的后土祠，有妇人的素像。武则天时期，将河西梁山神的素像移到祠中与之配享。开元十一年，有关部门将梁山神像迁到祠外的别室。”以山川之神，而人为地给它们配对，这种亵渎混乱、不合常理的做法尤其严重。
泰山顶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为泰山之女，后之文人知其说之不经，而撰为黄帝遣玉女之事以附会之；不知当日所以褒封，固真以为泰山之女也。今考封号虽自宋时，而泰山女之说则晋时已有之。张华《博物志》：「文王以大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当道而哭，问其故，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曰，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骤雨自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此一事也。干宝《搜神记》：「后汉胡母班尝至泰山侧，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书于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果得达，复为河伯致书府君。」此二事也。《列异传》记蔡支事，又以天帝为泰山神之外孙。自汉以来，不明乎天神地只人鬼之别，一以人道事之。于是封岳神为王，则立寝殿，为王夫人，有夫人则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孙矣，唐宋之时，但言灵应，即加封号，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实之也。
泰山顶上的碧霞元君，是宋真宗所封的，世人大多认为她是泰山的女儿。后来的文人知道这种说法不合常理，就编造了黄帝派遣玉女的故事来附会；却不知道当时之所以褒封，原本就是真以为她是泰山的女儿。现在考证封号虽然始于宋代，但泰山女儿的说法在晋代就已经有了。张华《博物志》记载：“周文王任命姜太公为灌坛令，一年后，风不吹动树枝。文王梦见一个妇人挡在路上哭泣，问她原因，她说：‘我是东海泰山神女，嫁给西海为妇。想回东方，灌坛令挡了我的路。太公有德行，我不敢用暴风骤雨经过。’文王梦醒后，第二天召见太公。三天三夜后，果然有暴风骤雨从西边来，文王于是拜太公为大司马。”这是第一件事。干宝《搜神记》记载：“后汉的胡母班曾到泰山脚下，被泰山府君召见，让他送信给女婿河伯。说：‘到河中央，敲船呼唤青衣，自然会有人来取信。’果然送达，又替河伯送信给府君。”这是第二件事。《列异传》记载蔡支的事，又把天帝说成是泰山神的外孙。自汉代以来，人们不明白天神、地祇、人鬼的区别，一概用人事来对待它们。于是封山岳之神为王，就设立寝殿，封为王夫人，有夫人就有女儿，有女儿就有女婿，又有外孙了。唐宋时期，只说神灵应验，就加封号，不像现在的君子一定要找出具体的人来落实它。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儿。《魏书·段承根传》：「父晖，帅事欧阳汤。有一童子与辉同志，后二年，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甚悦，谢晖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损于厚赠，无以报德，子后至常伯封侯。』言讫，乘马腾空而去。」《集异记》言：「贞元初，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祐祷岱岳，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车，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献通考》：「援唐长兴三年，诏以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毕，亲幸，加封炳灵公。」夫封其子为将军为公，则封其女为君，正一时之事尔。
又考证泰山不仅有女儿，还有儿子。《魏书·段承根传》记载：“父亲段晖，师从欧阳汤。有一个童子与段晖志同道合，两年后，童子告辞回家，向段晖要马，段晖开玩笑做了匹木马给他。童子非常高兴，感谢段晖说：‘我是泰山府君的儿子，奉命游学。现在要回去，承蒙厚赠，无以为报，您以后会做到常伯并封侯。’说完，骑马腾空而去。”《集异记》说：“贞元初年，李纳病重，派押衙王祐去泰山祈祷，远远看见山上有四五个人，穿着碧色汗衫和半臂。路人让王祐下车，说这是三郎子、七郎子。”《文献通考》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下诏封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结束后，皇帝亲自前往，加封为炳灵公。”封他的儿子为将军、为公，那么封他的女儿为君，正是同一时期的事情罢了。
又考管子对桓公曰：「东海之子类于龟。」不知何语？而房玄龄注则以为海神之子。又元刘遵鲁《漠岛记》曰：「庙中神妃，相传为东海广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则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又考证管仲对齐桓公说：“东海之子像龟。”不知道这是什么话？而房玄龄的注释认为这是海神的儿子。又元代刘遵鲁《漠岛记》说：“庙中的神妃，相传是东海广德王的第七个女儿。”海有女儿，那么山也有女儿，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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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以二相为共和，非也，《汲冢纪年》：「厉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此即左氏王于朝所谓「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归国者未合。古者无大子之世，朝觐讼狱必有所归。《吕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请矣。」按此则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摄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尝奉周之社稷而属之他人，故周人无易姓之嫌，共伯无僭王之议。《庄子》曰：「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乎共首。」盖其秉道以终，得全神养性之术者矣。《左传》：「郑大叔出奔共。」注：「共国，今汲郡共县。」《史记·春申君传》：「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迁之共，饿死。齐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汉书·功臣表》有共庄侯卢罢师。《唐书·地理志》：「卫州共城县。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卫辉府辉县。今辉县有共姜台，后人之附会也。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逃到彘地，厉王的太子静藏在召公家里。周公、召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政，号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在彘地去世，两位宰相于是共同立太子静为王。”认为两位宰相就是共和，这是不对的。《汲冢纪年》记载：“厉王十二年逃到彘地。十三年，共伯和代理天子政事，号称共和。二十六年，厉王在彘地去世。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回到自己的封国。”这就是《左传》中所谓“诸侯离开自己的职位，来参与王室的政事”的情况，但其中说共伯回到封国并不准确。古代没有天子的时代，朝见和诉讼必定有所归属。《吕氏春秋》说：“共伯和修养自己的品行，喜好贤能仁德。周厉王遭难，天子之位空缺，天下人都来请求他（摄政）。”按照这个说法，是天下人去朝见共伯，而不是共伯到周王室去代理天子政事。共伯没有占有天下的心思，而周公、召公也未曾将周朝的社稷交给别人，所以周人没有改换姓氏的嫌疑，共伯也没有僭越称王的议论。《庄子》说：“许由在颍阳自得其乐，而共伯在共山得其所哉。”大概他是秉持道义而终，得到了保全精神、修养本性的方法。《左传》记载：“郑国的大叔逃到共地。”注释说：“共国，就是现在的汲郡共县。”《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打通韩国上党到共地的道路，让道路经过安成，征收赋税。”《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王建投降秦国，秦国把他迁到共地，饿死了。齐国人歌唱道：‘是松树啊是柏树，让王建住在共地的是宾客啊！’”《汉书·功臣表》有共庄侯卢罢师。《唐书·地理志》记载：“卫州共城县。武德元年，设置共州。”就是现在的卫辉府辉县。现在辉县有共姜台，是后人附会出来的。
介子推
介子推
介子推事见于《左传》则曰：「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吕氏春秋》则曰：「负釜盖簦，终身不见。」二书去当时未远，为得其实，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禄其子尔。《史记》之言稍异，亦不过曰：「使人召之，则亡。闻其人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之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说始自屈原，燔死之说始自《庄子》、《楚辞·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庄子》则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身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于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没矣。今当以左氏为据，割股燔山，理之所无，皆不可信。魏武帝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恒寒之地，老少赢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苦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
介子推的事迹见于《左传》，其中说：“晋文公寻找他，没有找到，就把绵上作为他的封田。说：‘用来标记我的过错，并且表彰善人。’”《吕氏春秋》则说：“他背着锅、举着伞，终身不再出现。”这两本书离当时不远，得到了真实情况，但介子推也没有活多久就死了，所以用封田来供养他的儿子罢了。《史记》的说法稍有不同，也不过是说：“派人去召他，他已经逃走了。听说他进了绵上山中，于是环绕绵上的山封起来，作为介推的田，称为介山”而已。他站着枯死的说法始于屈原，被烧死的说法始于《庄子》。《楚辞·九章·惜往日》说：“介子推忠诚而站着枯死啊，文公醒悟后去追寻。封介山并设立禁令啊，报答他深厚的恩德。思念久故的亲近之人啊，于是穿着丧服为他哭泣。”《庄子》则说：“介子推是最忠诚的，自己割下大腿肉给文公吃。文公后来背弃了他，子推愤怒地离开，抱着树被烧死。”于是奇特的行为被彰显，而廉洁恬静的心意被埋没了。现在应当以《左传》为依据，割大腿肉、烧死在山上，从道理上讲是没有的，都不可信。魏武帝曹操下令说：“听说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等地，在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都禁火吃冷食，说是为了介子推。况且北方是常年寒冷的地方，老人小孩体弱多病，将会有无法承受的祸患。命令到达后，人们不得寒食。如果有人违犯，家长判半年刑，主管官吏判一百天刑，县令县长扣一个月俸禄。”北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日，下诏允许介山所在的县进行寒食，其余地方一律禁止。
《册府元龟》：「龙星，木之精也。春见东方，心为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册府元龟》说：“龙星，是木的精气。春天出现在东方，心宿代表火气旺盛，所以为此禁火。民间传说介子推在这一天被烧死，所以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论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岂惟惠民哉，以顺天也。予尝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见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见于戌而纳之。卯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壮。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岁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季秋内火，民咸从之。时则施火令，凡国失火，野焚莱，则随之以刑罚。夫然，故天地顺而四时成，气不愆伏，国无疵厉，而民以宁。郑以三月铸刑书，而士文伯以为必灾，六月而郑火，盖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谓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断烟，谓之龙忌，盖本乎此。而周举之书，魏武之令，与夫《汝南先贤传》、陆翙《邺中记》等，皆以为为介子推，谓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后世为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异于言子胥溺死，而海神为之朝夕者乎？予观左氏、史迁之书，易尝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记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上劭，尝以先王有钻燧改火之义，于是表请变火，曰：『古者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变则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哉。在晋时，有人以洛阳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辆，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黄火，气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人恶陈，薪恶劳。晋代荀勖进饭，亦知薪劳。而隋文帝所见江宁寺晋长明灯，亦复青而不热。传记有以巴豆木人爨者，爰得泄利。而粪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恶，然则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鲜矣。泌以是益知圣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时五变者，岂故为是烦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传》不云乎：「违天必有大咎。」先汉武帝犹置别火令丞，典司燧事，后世乃废之邪？方石勒之居邺也，于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门、襄国西门；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人禽死以万数，千里摧折，秋稼荡然。夫五行之变如是，而不知者亦以为力之推也。虽然魏晋之俗，尤所重者，辰为商星，实祀大火，而汾晋参墟。参辰错行，不毗和所致。
《路史》中《燧人改火论》说：“顺应天道的就能生存，违背天道的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前燧人氏兴起，观察天象，根据辰星和心宿的位置来取火，制作钻燧，区分五种木材来改换火种，这难道只是为了造福百姓吗？也是为了顺应天道。我曾经考证过，心宿是天上最大的火，而辰星和戌星是火的墓穴。因此，季春时节心宿在辰星位置出现时取火，季秋时节心宿在戌星位置出现时收藏火种。卯星是心宿的明堂，到了这个时候火势最旺。所以仲春时节禁止用火，是为了警戒火势过盛。《周官》记载，每年仲春命令司烜氏，手持木铎在国中修订火禁，因为季春将要取火；而司爟掌管用火的政令，四季变换国火来救治时令疾病。季春取火，季秋收火，百姓都遵从。这时施行火令，凡是国中失火，野外焚烧草木，都要随之处以刑罚。这样，天地顺遂而四季完成，气候不失常，国家没有灾祸，百姓得以安宁。郑国在三月铸造刑书，士文伯认为必定会有灾祸，六月郑国果然发生火灾，这是因为火还没出现就生火，自然难免灾祸。现在所说的寒食节一百五日，吃熟食而断烟火，称为‘龙忌’，大概就是源于此。而周举的著作、魏武帝的诏令，以及《汝南先贤传》、陆翙《邺中记》等，都认为这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说介子推在三月三日被烧死，后世因此禁火。唉！多么荒谬啊！这和说伍子胥溺死后海神为他早晚涨潮有什么区别？我看《左传》《史记》等书，哪里有过介子推被烧死的事？况且清明、寒食最初并没有固定日期，而《琴操》记载介子推的死是在五月五日，不是三月三日。火是神物，它的功用也很大。从前隋朝的上劭，曾因先王有钻燧改火的道理，于是上表请求变火，说：‘古代周官四季变火，以救治时令疾病，说明火不变则时令疾病必然兴起。圣人制定法则，难道是徒劳的吗？在晋朝时，有人带着洛阳的火渡江，世代相传，连续不灭，火色变成了青色。从前师旷吃饭，说是用劳薪烧的，晋平公让人查看，果然是旧车木。现在温酒烤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黄火，气味各自不同。由此推论，新火、旧火按理应有差异。恳请远遵先圣，在五时取五木来变火。用力很少，获益很大。’人们厌恶陈旧，柴薪厌恶劳累。晋代荀勖进献饭食，也知道柴薪的劳累。而隋文帝在江宁寺看到的晋代长明灯，也是青色而不热。传记中有用巴豆木烧火的人，结果得了腹泻。而粪臭的草，烧火做饭往往导致味道恶劣，那么火如果不改换，不生病的就很少了。我因此更加明白圣人之所以改火、修火、端正四时五次变火，难道是故意制造繁琐的礼仪、损害习俗，能停止却不停止吗？《传》不是说：‘违背天道必有大的灾祸。’从前汉武帝还设置别火令丞，掌管燧火之事，后世竟然废弃了吗？当石勒占据邺城时，于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发生地震，波及端门、襄国西门；西河介山降下冰雹，大如鸡蛋，平地积雹三尺，洼地一丈多深，人畜死亡数以万计，千里之内草木摧折，秋庄稼荡然无存。五行变化如此，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介子推的力量。虽然魏晋的习俗，尤其重视的是，辰星是商星，实际祭祀大火，而汾晋地区是参星的分野。参星和辰星交错运行，是由于不调和所致。”
杞梁妻
杞梁的妻子
《春秋传》：齐侯袭莒，杞梁死焉。「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左氏之文不过如此而已，《檀弓》则曰：「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孟子》则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言哭者始自二书。《说苑》则曰：「杞梁、华舟迸鬪，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陁也，而隅为之崩。」《列女传》则曰：「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书。而《列女传》上文亦载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庐，何至枕尸城下？且庄公既能遣吊，岂至暴骨沟中？崩城之云未足为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长城。长城筑于威王之时，去庄公百有余年，而齐之长城又非秦始皇所筑之长城也。后人相传乃谓秦筑长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闻夫死，一哭而长城为之崩，则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时别有此事，何其相类若此？唐僧贯休乃据以作诗云：「筑人筑土一万里，杞粱贞妇啼呜呜。」则竟以杞梁为秦时筑城之人，似并《左传》、《孟子》而未读者矣。古诗：「谁能为此曲？无乃祀梁妻。」崔豹《古今注》：「乐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则又云把之都城。春秋杞成公迁于缘陵，今昌乐县。文公又迁于淳于，今安丘县，其时杞地当已入齐，要之非秦之长城也。
《春秋左传》记载：齐侯袭击莒国，杞梁战死在那里。“齐侯回国，在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派人吊唁她，她辞谢说：‘如果杞梁有罪，怎敢劳驾国君吊唁；如果免于罪过，还有先人的破旧房屋在，我不能接受郊外的吊唁。’齐侯于是到她的家中吊唁。”左氏的记载不过如此而已，《檀弓》则说：“他的妻子在路上迎接灵柩，哭得很哀伤。”《孟子》则说：“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悼丈夫而改变了国家的风俗。”提到哭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说苑》则说：“杞梁、华舟奋力战斗，杀了二十七人后战死，他们的妻子听说后哭泣，城墙因此坍塌，城角因此崩裂。”《列女传》则说：“杞梁的妻子没有孩子。内外都没有五服之内的亲属。既然没有归宿，她就枕着丈夫的尸体在城下哭泣，路过的人没有不为她流泪的。哭了十天，城墙因此崩塌。”提到城墙崩塌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而《列女传》上文也记载了左氏的话，既然有先人的破旧房屋，何至于枕尸城下？况且庄公既然能派人吊唁，怎么会让尸骨暴露在沟中？城墙崩塌的说法不足为信。而且崩塌的是城墙，并没有说是长城。长城是在齐威王时修筑的，距离庄公一百多年，而齐国的长城又不是秦始皇修筑的长城。后人相传，说秦朝修筑长城，有范郎的妻子孟姜送寒衣到城下，听说丈夫死了，一哭而长城崩塌，这又不是杞梁妻子的事了。那个范郎是什么人呢？假使秦朝另有此事，为什么如此相似？唐代僧人贯休据此作诗说：“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竟然把杞梁当作秦朝筑城的人，似乎连《左传》《孟子》都没读过。古诗说：“谁能为此曲？无乃祀梁妻。”崔豹《古今注》说：“乐府《杞梁妻》，是杞殖的妻子和妹妹朝日所作。杞殖战死，妻子说：‘上无父亲，中无丈夫，下无儿子，人生的痛苦到了极点！’于是放声长哭，杞都城被感动而崩塌，她于是投水而死。她的妹妹悲叹姐姐的贞操，于是作歌名为《杞梁妻》。梁，是杞殖的字。”按此说法，又说是杞国的都城。春秋时杞成公迁都到缘陵，即现在的昌乐县。文公又迁都到淳于，即现在的安丘县，那时杞地应该已经并入齐国，总之不是秦朝的长城。
池鱼
池鱼
东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后人每用此事，《清波杂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当是城门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鱼死也。」《广韵》：「古有池仲鱼者。城门失火，仲鱼烧死，故谚云：城门夫火，殃及池鱼。」据此则池鱼是人姓名。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弹。故泽失火而林忧。」则失火与池鱼自是两事，后人误合为一耳。
东魏杜弼在檄梁文中说：“楚国丢失了猿猴，灾祸蔓延到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后人常用这个典故，《清波杂志》说：“不知出处，凭推测，应该是城门失火，用池水救火，池水干涸而鱼死了。”《广韵》说：“古代有个叫池仲鱼的人。城门失火，仲鱼被烧死，所以谚语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此，池鱼是人名。按《淮南子》说：“楚王丢失了他的猿猴，林木因此被毁。宋君丢失了他的宝珠，池中的鱼因此遭殃。所以沼泽失火而林木担忧。”那么失火与池鱼本是两件事，后人错误地合并为一件事了。
考池鱼事本于《吕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间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此后人用池鱼事之祖。
考证池鱼的事，源于《吕氏春秋·必己篇》说：“宋国的桓司马有一颗宝珠，因犯罪出逃。宋王派人询问宝珠的下落，他说：‘投到池中了。’于是抽干池水寻找，没有找到，鱼都死了。”这是说祸福相互关联。这是后人使用池鱼典故的源头。
庄安
庄安
《汉书·五行志》：「严公二十年。」师古曰：「严公谓庄公也，避明帝讳改日严，凡《汉书》载谥、姓为严者皆类此。」则是严姓本当。今考《史记》有庄生、庄贾、庄豹。庄舄、庄忌、庄助、庄青翟、庄熊罴、庄参、庄乔、庄芷，而独有严君疾、严仲子、严安，邓伯羔谓安自姓严。然《汉书·艺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是安本姓庄，非严也。严君平亦姓庄，杨子《法言》：「蜀庄沈冥」是也。严尤亦姓庄，《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桓谭《新论》曰：「庄尤字伯石，避明帝讳改之。又改庄周为严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老子、严周。」《叙传》：「贵老、严之术。」改楚之庄生为严先生，《古今人表》：「严先生」，师古曰：「即杀陶朱公儿者也。」王褒《洞箫赋》：「师襄、严春不敢窜其巧。」李善注：「《七略》有庄春言琴。」《汉书》之称庄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记》之称严安，后人所追改也。《艺文志》：「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师古曰：「上言庄忽奇，下言严助，史驳文。」
《汉书·五行志》记载：“严公二十年。”师古注说：“严公就是庄公，因避汉明帝的讳改为严，凡是《汉书》中记载谥号、姓氏为严的，都类似这样。”那么严姓本应是庄姓。现在考证《史记》中有庄生、庄贾、庄豹、庄舄、庄忌、庄助、庄青翟、庄熊罴、庄参、庄乔、庄芷，而只有严君疾、严仲子、严安，邓伯羔认为严安自己姓严。但《汉书·艺文志》说：“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这说明庄安本姓庄，不是姓严。严君平也姓庄，杨雄《法言》中“蜀庄沈冥”就是证明。严尤也姓庄，《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桓谭《新论》说：“庄尤字伯石，因避明帝讳而改。又改庄周为严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有“老子、严周”。《叙传》中有“贵老、严之术”。改楚国的庄生为严先生，《古今人表》中有“严先生”，师古注说：“就是杀陶朱公儿子的人。”王褒《洞箫赋》说：“师襄、严春不敢窜其巧。”李善注说：“《七略》中有庄春谈论琴。”《汉书》中称庄安，是班固来不及改的。《史记》中称严安，是后人追改的。《艺文志》说：“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师古注说：“前面说庄忽奇，后面说严助，是史书文字不一致。”
李广射石
李广射石
今永平府卢龙县南有李广射虎石。广为右北平太守，而此地为辽西郡之肥如，其谬不辩自明。《水经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汉治平刚，后汉治土垠。郦氏所引魏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后汉所治之土垠，而平刚则在卢龙塞之东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时郡治，李广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杂记》述此事则云：「猎于冥山之阳。」《庄子》言：「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司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广之出猎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于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关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却复射之，矢摧无迹。」《韩诗外传》、张华《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广也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无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当之，不已惑乎？
现在永平府卢龙县南有李广射虎石。李广曾任右北平太守，而这个地方是辽西郡的肥如县，其错误不辩自明。《水经注》说右北平西北一百三十里有无终城，也不对。考证右北平郡，西汉治所在平刚，东汉治所在土垠。郦道元所引魏氏《土地记》说：“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这是东汉治所的土垠，而平刚则在卢龙塞东北三四百里，是汉武帝时的郡治，李广所守的地方，在现在的塞外，它不在土垠是很明显的。又考证《西京杂记》记述此事说：“在冥山的南面打猎。”《庄子》说：“向南走的人到了郢都，向北望却看不见冥山。”司马彪注说：“冥山，是北海的山名。”那么李广出猎是在冥山，而不是附近的郡山。《新序》说：“楚国的熊渠在夜间行走，看到一块卧石，以为是伏虎，拉弓射它，箭头没入石中。下来一看，知道是石头。退后再次射它，箭头折断没有痕迹。”《韩诗外传》、张华《博物志》也相同。那么射石的人又是熊渠，而不是李广。即使两件事偶然相同，而太史公的记述本来没有地点，现在一定要指一块石头来对应，不是太糊涂了吗？
《后周书·李远传》：「尝校猎于莎栅，见石于丛薄中。以为伏兔，射之，镞人寸余。就而视之，乃石也。太祖闻而异之，赐书曰：『昔李将军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虽熊渠之名不能独羡其美。』」李广、熊渠二事并用。
《后周书·李远传》记载：“曾经在莎栅打猎，在草丛中看到一块石头。以为是伏兔，射它，箭头射入一寸多。走近一看，原来是石头。太祖听说后感到奇异，赐信说：‘从前李将军亲身有过此事，您今天又这样，可以说是世代传承其美德，即使熊渠的名声也不能独占其美。’”李广、熊渠两件事并用。
大小山
大小山
王逸《楚辞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后伟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
王逸《楚辞章句》说，淮南王刘安博雅好古，招揽天下俊杰之士，创作篇章，分别撰写辞赋，按类别编排，所以有的称为小山，有的称为大山，其含义就像《诗经》有“小雅”、“大雅”一样。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启》乃曰：「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叶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诗：「梨红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庚信《枯树赋》：「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是以山为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启》却说：“桂树在小山上开花，梨树在大谷中翻叶。”庾肩吾的诗说：“大谷的梨子红在晚秋，小山的桂花白在秋日。”庾信《枯树赋》说：“小山则有丛桂留人，扶风则有长松系马。”这是把“山”理解为山谷的山，失去了原意。
《梁书》：「何胤二兄求、点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隐。世号点为大山，胤为小山。」
《梁书》记载：“何胤的两个哥哥何求、何点都隐居避世。何求先去世，到这时何胤又隐居。世人称何点为‘大山’，何胤为‘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盖主之外夫也。犹言齐悼惠王肥，高帝外妇之子也。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齐孝王五世孙。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孙。则是姓刘，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义。
“丁外人”并非本名，而是指他是盖主的外夫（情夫）。就像说齐悼惠王刘肥是汉高帝外妇（非正式配偶）的儿子一样。服虔说：“外人，是主上所宠幸的人。”但《王子侯表》中有山原孝侯刘外人，是齐孝王的五世孙；还有乘丘侯刘外人，是中山靖王的曾孙。这说明有人姓刘，名“外人”，不知取名的含义是什么。
毛延寿
毛延寿
《西京杂记》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人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赀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乌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据此，则画工之图径宫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时。且毛延寿特众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赂，而不独以昭君也。往来诗人谓匈奴求美人，乃使画工图形，而又但指毛延寿一人，且没其受赂事，失之矣。
《西京杂记》记载：“汉元帝的后宫妃嫔众多，不能常见，于是让画工为她们画像，按图召幸。宫女们都贿赂画工，多的给十万钱，少的也不少于五万。只有王嫱（王昭君）不肯贿赂，因此不得召见。匈奴入朝，请求一位美人做阏氏（王后）。于是元帝按图，派昭君前往。临行时召见她，发现她的容貌是后宫第一，善于应对，举止娴雅。元帝后悔，但名册已定，又重视对外的信用，所以没有换人。于是彻底追查此事，画工都被处死，抄没的家产都达巨万。画工中有杜陵人毛延寿，画人像，无论美丑老少，都画得逼真。安陵人陈敞，新丰人刘白、龚宽，都擅长画牛马飞鸟等动态，但画人像的美丑不如毛延寿。下杜人阳望也善画，尤其善于设色。樊育也善于设色。他们同一天被处死。京城的画工从此就少了。”据此，画工为宫女画像是在平时，而不是匈奴求美人的时候。而且毛延寿只是众多画工中的一个，他获罪是因为受贿，而不仅仅是因为王昭君的事。历代诗人说匈奴求美人，才让画工画像，又只指毛延寿一人，并且隐瞒了他受贿的事，这是不对的。
名以同事而晦
名字因共同行事而被埋没
《吕氏春秋》言：「秦穆公兴师以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于周，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师。」是奚施为弦高之友，而《左氏传》不载。《淮南子》言荆柯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宋玉《笛赋》亦以荆卿、宋意并称。是宋意为高渐离之侣，而《战国策》、《史记》不载。
《吕氏春秋》说：“秦穆公出兵偷袭郑国，经过周地东行。郑国商人弦高、奚施正要西去周地做买卖，弦高急忙派奚施回去报告，于是假托郑伯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这里奚施是弦高的朋友，但《左传》没有记载。《淮南子》说荆轲西去刺杀秦王，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唱歌于易水之上。宋玉的《笛赋》也把荆卿、宋意并称。这里宋意是高渐离的同伴，但《战国策》、《史记》没有记载。
《战国策》：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注云：「坚，政之副，犹秦武阳。」按聂政告严仲于曰：「其势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战国策》记载：东孟之会，聂政和阳坚刺杀相国兼国君。注解说：“阳坚，是聂政的副手，就像秦武阳一样。”按聂政告诉严仲子说：“形势不允许带多人。”未必有副手。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桃，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淮南子》注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刚统一天下，有巨人出现在临洮，身高五丈，脚印六尺。模仿他的形象，铸造铜人来象征他，这就是翁仲、君何。”现在的人只说翁仲，不说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名字因共同行事而彰显
《孟子》：「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考之《书》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考之《列女传》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华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孟子》说：“禹、稷处在太平时代，三次经过自家门口都不进去。”查考《尚书》说：“启呱呱地哭着，我不去抚爱他。”这是禹的事，而稷也因此得名。“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悼丈夫而改变了国家的风俗。”查考《列女传》说：“在城下哭了七天，城墙因此崩塌。”这是杞梁妻的事，而华周妻也因此得名。
人以相类而误
人因相似而被误认
《墨子》：「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网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于传未有此事，必大公之误也。《吕氏春秋》：「箕子穷于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尝流江，必伍员之误也。《史记》：「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孙叔敖未闻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误也。《淮南子》：「吴起、张仪车裂支解。」张仪未尝车裂，必苏秦之误也。《易林》：「贞良得愿，微子解囚。」微子未尝被囚，必箕子之误也。晋潘岳《大宰鲁武公诔》：「秦亡蹇叔，舂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见于书，必百里奚之误也。后魏穆子容《大公吕望碑》文：「大魏东苞褐石，西跨流沙，南极班超之柱，北穷窦宪之志。」班超未尝南征，必马援之误也。后周瘐信《拟咏怀诗》：「鳞穷季氏罝，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尝获麟，必叔孙之误也。
《墨子》说：“文王从捕兽网中提拔闳夭、泰颠，授予他们政事，西土因而归服。”史传中没有这件事，一定是把太公（姜尚）的事误记了。《吕氏春秋》说：“箕子在商朝困窘，范蠡漂流到江中。”范蠡未曾漂流江中，一定是把伍员（伍子胥）的事误记了。《史记》说：“孙叔敖三次任相而不喜，三次免相而不悔。”孙叔敖没有听说被免相，一定是把令尹子文的事误记了。《淮南子》说：“吴起、张仪被车裂肢解。”张仪未曾被车裂，一定是把苏秦的事误记了。《易林》说：“贞良得愿，微子解囚。”微子未曾被囚禁，一定是把箕子的事误记了。晋代潘岳的《大宰鲁武公诔》说：“秦国失去蹇叔，舂米的人不再唱杵歌。”蹇叔的死不见于史书，一定是把百里奚的事误记了。后魏穆子容的《大公吕望碑》文说：“大魏东到褐石，西跨流沙，南达班超的立柱，北尽窦宪的志向。”班超未曾南征，一定是把马援的事误记了。后周庾信的《拟咏怀诗》说：“鳞穷季氏罝，虎振周王圈。”季氏未曾捕获麒麟，一定是把叔孙的事误记了。
《晋书·夏统传》：「子路见夏南，愤慧而忼忾。」子路未尝见夏南，盖卫南子之误。
《晋书·夏统传》说：“子路见到夏南，愤怒而慷慨激昂。”子路未曾见过夏南，这大概是卫灵公夫人南子的误记。
传记不考世代
传记不考究时代
张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以证图谶为后人伪作。今按传记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称三晋之君，其时未有三晋。《轻重篇》称鲁、梁、秦、赵，其时未有梁、赵。称代王，其时未有代王。《国语》：「句践之伯，陈、蔡之君，皆人朝」，其时有蔡无陈。《说苑》：「句践聘魏」，其时未有魏。又言仲尼见梁君，孟简于相梁，其时未有梁，鲁亦无孟简子。又言韩武子出田，栾怀子止之，韩氏无武子。又言楚庄王以椒举为上客，椒举事灵王，非庄王。《吕氏春秋》：「晋文公师咎犯、随会。」随会不与文公、咎犯同时。「赵襄子攻翟，一朝而两城下，有忧色，孔子贤之。」赵襄子为晋卿，时孔子已卒。「颜阖见鲁庄公」，颜阎，穆公时人，去庄公十一世。《史记·孔子世家》：「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孔子时宁氏已灭。《扁鹊传》：「虢君出见扁鹊于中阙」，其时虢亡已久。《龟策传》：「宋元王」，未有元公，无元王。《庄子》：「见鲁哀公」，而其书有魏惠王、赵文王，鲁哀公去赵文王一百七十岁。《韩非子》：「扁鹊见蔡桓侯」，桓侯与鲁桓公同时，相去几二百岁。《越绝书》：「晋郑王」，晋、郑未尝称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见越王」，越灭吴，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盐铁论》「季桓子听政，柳下惠忽然不见」；又言「臧文仲治鲁，胜其盗而自矜，子贡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贡去臧文仲各百余岁。《韩诗外传》：「孟尝君请学于闵子」，闵子、孟尝君相去几二百岁，冉有对鲁哀公言：「姚贾，监门子。」姚贾，秦始皇时人，相去二百余岁。
张衡说：《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和墨翟的事，他们出现在战国，不是春秋时期。又说另外有益州，益州的设置是在汉代，以此证明图谶是后人伪造的。现在查考传记中的文字，像这样的例子很多。《管子》提到三晋的君主，但当时还没有三晋。《轻重篇》提到鲁、梁、秦、赵，当时还没有梁、赵。提到代王，当时还没有代王。《国语》说：“勾践称霸时，陈、蔡的君主都来朝见”，当时有蔡国而没有陈国。《说苑》说：“勾践访问魏国”，当时还没有魏国。又说孔子见梁君，孟简子做梁相，当时还没有梁国，鲁国也没有孟简子。又说韩武子外出打猎，栾怀子阻止他，韩氏没有武子。又说楚庄王让椒举做上客，椒举事奉的是楚灵王，不是楚庄王。《吕氏春秋》说：“晋文公以咎犯、随会为师。”随会不与文公、咎犯同时代。“赵襄子攻打翟人，一个早上攻下两城，面有忧色，孔子认为他贤明。”赵襄子做晋卿时，孔子已经去世。“颜阖见鲁庄公”，颜阖是鲁穆公时的人，离鲁庄公十一世。《史记·孔子世家》说：“让随从做宁武子的家臣在卫国”，孔子时宁氏已经灭亡。《扁鹊传》说：“虢君在中阙出来见扁鹊”，当时虢国已经灭亡很久。《龟策传》说：“宋元王”，没有宋元公，也没有宋元王。《庄子》说：“见鲁哀公”，但书中又有魏惠王、赵文王，鲁哀公离赵文王一百七十年。《韩非子》说：“扁鹊见蔡桓侯”，蔡桓侯与鲁桓公同时，相距近二百年。《越绝书》说：“晋郑王”，晋、郑未曾称王。又说“孔子捧着雅琴见越王”，越国灭吴时，孔子已经去世。《列子》说：“晏平仲向管夷吾请教养生之道”，《盐铁论》说“季桓子执政，柳下惠忽然不见”；又说“臧文仲治理鲁国，战胜盗贼而自夸，子贡批评他”，晏平仲离管仲、季桓子离柳下惠、子贡离臧文仲各一百多年。《韩诗外传》说：“孟尝君向闵子骞求学”，闵子骞、孟尝君相距近二百年，冉有对鲁哀公说：“姚贾，是监门人的儿子。”姚贾是秦始皇时的人，相距二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