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时候，他们爱民多么深厚，忧民多么恳切，而且用君子长者的仁道来对待天下人啊。有人做了一件善事，随即就奖赏他，接着又歌颂赞叹他，这是为了让他高兴地开始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随即就惩罚他，接着又哀怜惩戒他，这是为了让他抛弃旧恶而开创新的道路。
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所以那些叹息应允的声音，欢乐与悲伤的情感，都记载在虞、夏、商、周的典籍中。成王、康王去世后，穆王即位，周朝的王道开始衰微。然而穆王仍然命令他的臣子吕侯，并告诉他谨慎用刑的道理。他的话忧虑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心中充满哀怜无辜之人的恻隐之情，所以孔子仍然有所取法。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尚书》传文说：“赏赐有疑问时，就给予赏赐，这是为了推广恩德。惩罚有疑问时，就免除惩罚，这是为了谨慎用刑。”在尧的时候，皋陶担任司法官，将要处决犯人，皋陶三次说“杀掉他”，尧三次说“宽恕他”。所以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定，而喜欢尧用刑的宽大。四岳说“鲧可以任用”，尧说“不行，鲧违抗命令、毁坏同族”，随后又说“试试他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杀人的意见，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这样看来，圣人的用意大概也可以明白了。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尚书》说：“罪行有疑问时就从轻处罚，功劳有疑问时就从重奖赏，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自己承担不按常规办事的过失。”唉，这话说尽了其中的道理啊。可以赏赐，也可以不赏赐，赏赐就超过了仁德。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惩罚就超过了义理。超过了仁德，还不失为君子；超过了义理，就会流变为残忍的人。所以仁德可以超过，义理不可以超过。古时候赏赐不用爵位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来赏赐，那么赏赐的作用只施行于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而不能施行于得不到爵位俸禄的人。用刀锯来惩罚，那么刑罚的威力只施加于刀锯所能触及的人，而不能施加于刀锯所不能触及的人。先王知道天下的善行赏不胜赏，而爵位俸禄不足以劝勉人们行善；知道天下的恶行罚不胜罚，而刀锯不足以制裁人们作恶。因此遇到有疑问的情况，就一概归之于仁德，用君子长者的仁道来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相互引导而归于君子长者的仁道，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诗经》说：“君子如果欢喜，祸乱大概就会很快停止。君子如果愤怒，祸乱大概就会很快平息。”君子平息祸乱，难道有什么奇特的方法吗？不过是适时地表达喜怒，而不偏离仁德罢了。《春秋》的义理，制定法度贵在严厉，而要求别人贵在宽厚。根据《春秋》褒贬的义理来制定赏罚，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