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篇第二 ◄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行，如字。察，聪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当，谓合礼义也。当，丁浪反。〉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发愤而负石自沈于河。《庄子音义》曰︰「殷时人。」《韩诗外传》曰︰「申徒狄将自投于河，崔嘉闻而止之，不从。」〉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礼义之中，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不必枯槁赴渊也。扬子云非屈原曰︰「君子遭时则大行，不遇则龙蛇，何必沈身？」〉山渊平，天地比，〈比，谓齐等也。《庄子》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音义》曰︰「以平地比天，则地卑于天，若以宇宙之高，则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则山与泽平矣。」或曰︰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尽皆天也，是天地长亲比相随，无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则天亦高，在深泉则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远近皆相似，是山泽平也。〉齐、秦袭，〈袭，合也。齐在东，秦在西，相去甚远。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则曾无隔异，亦可合为一国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详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吅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于一山，众山皆应，是山闻人声而应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纳云雾，是有口也。〉钩有须，〈未详。自「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皆浅学所未见。或曰：钩有须，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为钩，须与尾皆毛类，是同也。《庄子音义》云：「夫万物无定形，形无定称，在上为首，在下为尾。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今丁、子二字，虽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卵有毛，〈司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鸡伏鹄卵，卵不为鸡，则生类于鹄也。毛气成毛，羽气成羽，虽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皆异端曲说，故曰难持。惠施，梁相，与庄子同时，其书五车，其道舛驳。邓析，郑大夫。刘向云：「邓析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为政，子产执而戮之。」案《左氏传》「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产戮之」，恐误也。〉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贪凶，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吟口，吟咏长在人口也。《说苑》。〉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此之谓也。〈《诗》，《小雅‧鱼丽》之篇。言虽有物，亦须得其时，以喻当之为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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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苟》篇第三
君子的行为不以不合礼义的难能为可贵，学说不以不合礼义的明察为可贵，名声不以不合礼义的流传为可贵，只有符合礼义才是可贵的。所以，怀抱石头投河自杀，这是行为中难以做到的，而申徒狄能够做到；然而君子并不认为可贵，因为它不符合礼义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渊一样平，天和地一样高，齐国和秦国合并在一起，从耳朵进去、从嘴巴出来，钩子有胡须，蛋有毛，这些都是学说中难以坚持的，而惠施、邓析能够做到；然而君子并不认为可贵，因为它们不符合礼义的中正之道。盗跖贪婪凶残，名声却像日月一样显赫，和舜、禹一起流传不息；然而君子并不认为可贵，因为它不符合礼义的中正之道。所以说：君子的行为不以不合礼义的难能为可贵，学说不以不合礼义的明察为可贵，名声不以不合礼义的流传为可贵，只有符合礼义才是可贵的。《诗经》说：“事物虽然存在，但要得其时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易知而难狎，〈坦荡荡，故易知；不比党，故难狎。〉易惧而难胁，〈小心而志不可夺也。〉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心以为非则舍之。〉交亲而不比，〈亲，谓仁恩。比，谓暱狎。〉言辩而不辞。〈辩足以明事，不至于聘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与俗人有异。〉
君子容易被人了解却难以被轻慢地亲近，容易感到畏惧却难以被胁迫，害怕祸患却不逃避为义而死，追求利益却不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与人亲近却不结党营私，言辞明辨却不追求辞藻华丽。心胸坦荡，因此与世俗之人有所不同。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道与导同。〉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繜与撙同，绌与黜同。谓自撙节贬损。〉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溢，满。〉不能则妬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异也，如字。〉
君子有才能是好的，没有才能也是好的；小人有才能是丑恶的，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君子有才能就宽厚、平易、正直地来开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敬、谦逊、克制地来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傲慢、邪僻、违理地来骄纵凌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地来倾覆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别人就以此为荣来向他学习；没有才能，别人就乐意告诉他。小人有才能，别人就以此为贱来向他学习；没有才能，别人就羞于告诉他。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宽而不僈，〈僈与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刿，〈廉，棱也。《说文》云︰「刿，利伤也。」但有廉隅，不至于刃伤也。〉辩而不争，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不激切也。〉直立而不胜，坚彊而不曓，〈虽寡立而不能胜，虽坚彊而不凶曓。〉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不至于孤介也。〉夫是之谓至文。〈言德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也。〈《诗》，《大雅‧抑》之篇。温温，宽柔貌。〉
君子宽厚却不怠慢，有棱角却不伤人，善辩却不争强好胜，明察却不激切，正直独立却不盛气凌人，坚强却不凶暴，柔顺却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却从容大度，这就叫做最高的德行修养。《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道德的基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疪，病也。或曰：读为訾。〉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蒲苇所以为席，可卷者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曓也。〈信，读为伸，不同，古字通用。〉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以义随变而应，其所知当于曲宜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诗》，《小雅‧裳裳者华》之篇。以能应变，故左右无不得宜也。〉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这不是谄媚阿谀；公正地直言，指出别人的过错，这不是诋毁挑剔；说自己光明美好，比得上舜、禹，与天地并列，这不是虚夸狂妄；随着时势屈伸，柔顺得像蒲草芦苇，这不是胆小怯懦；刚强勇猛，无所不伸张，这不是骄横凶暴。这都是因为用道义来应对变化，知道如何恰当地处理曲直。《诗经》说：“向左向左，君子都能适宜；向右向右，君子都能拥有。”这是说君子能根据道义屈伸变化来应对的缘故。
君子，小人之反也。〈与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天而道，谓合于天而顺道。〉知则明通而类，〈显，谓知统类。〉愚则端悫而法；〈愚，谓无机智也。法，谓守法度也。〉见由则恭而止，〈由，用也。止，谓不放纵也。或曰：止，礼也。言恭而有礼也。〉见闭则敬而齐；〈谓闭塞，道不行也。敬而齐，谓自齐整而不怨也。〉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皆当其理。〉通则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穷则约而详。〈隐约而详明其道也。〉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曓，小心则淫而倾，〈以邪谄事人也。〉知则攫盗而渐，〈渐，进也。谓贪利不知止也。〉愚则毒贼而乱；〈毒，害也。愚而无畏忌也。〉见由则兑而倨，〈兑，说也。言喜于徼幸而倨傲也。〉见闭则怨而险；〈怨上而险贼也。〉喜则轻而翾，〈轻，谓轻佻失据。翾，小飞也。言小人之喜轻佻如小鸟之翾然，音许缘反。或曰︰与懁同。《说文》云：「懁，急也。」〉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偏颇也。〉穷则弃而儑。〈弃，自弃也。「儑」，当为「湿」。《方言》云︰「湿，忧也。」字书无「儑」字。《韩诗外传》〉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是小人的反面。君子志向远大时就敬重天道而顺从规律，心思细密时就敬畏道义而有所节制；聪明时就明达贯通而能触类旁通，愚钝时就端正诚实而遵守法度；被重用时就恭敬而有所节制，不被任用时也保持敬慎而自我整饬；高兴时平和而合于理，忧虑时沉静而合于理；显达时文雅而光明，困窘时简约而详明。小人就不是这样：志向远大时就傲慢而凶暴，心思细密时就邪恶而倾轧；聪明时就巧取豪夺而贪得无厌，愚钝时就狠毒作乱而无所顾忌；被重用时就喜悦而傲慢，不被任用时就想恨而阴险；高兴时就轻浮而急躁，忧虑时就沮丧而怯懦；显达时就骄横而偏颇，困窘时就自暴自弃而忧愁。古书上说：“君子在两种情况下都能进步，小人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失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案，据也。据旧乱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为语助，与此不同也。〉人污而修之者，〈人有污秽之行，将修为善。〉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为修而不为污也。〈治之名号如此。〉
君子治理的是合乎礼义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治理混乱。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合乎礼义就叫做治，不合乎礼义就叫做乱。所以君子是治理合乎礼义之事的人，而不是治理不合礼义之事的人。既然如此，那么国家混乱就不去治理了吗？回答说：国家混乱而去治理它，并不是依据混乱的状态去治理，而是去除混乱并给它加上治理；人有污秽的行为而去整治他，并不是依据污秽的状态去整治，而是去除污秽并换上好的品行。所以，去除混乱并不是治理混乱，去除污秽并不是整治污秽。“治”这个名称，就是说君子只做合乎礼义的事而不做混乱的事，只做好的品行而不做污秽的事。
君子絜其辩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谓不烦杂〉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应之。〉故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言洁其身者，惧外物之污也，犹贤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污者也。〉其谁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潐淮，明察之貌。潐，尽。谓穷尽明于事。《易》曰：「穷理尽性。」「掝」，当为「惑」。掝掝，惛也。《楚词》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潐，子诮反。〉
君子使自己的辨别清晰明确，那么志同道合的人就会来聚合；使自己的言论完善美好，那么同类的人就会来响应。所以马一叫，其他的马就会应和，这不是因为马有智慧，而是它的情势自然如此。所以刚洗过澡的人会抖一抖衣服，刚洗过头的人会弹一弹帽子，这是人之常情。谁能用自己的洁白明亮，去接受别人的昏暗糊涂呢！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无奸诈则心常安也。〉致诚则无它事矣，〈致，极也。极其诚，则外物不能害。〉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致其诚，在仁义。〉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守于仁爱，则必形见于外，则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谓迁善也。〉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义行则事有条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变改其恶也。〉变化代兴，谓之天德。〈既能变化，则德同于天。驯致于善谓之化，改其旧质谓之变。言始于化，终于变也，犹天道阴阳运行则为化，春生冬落则为变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谓知其时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至，极也。天地四时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极其诚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人所以顺命如此者，由慎其独所致也。慎其独，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至诚不欺，故人亦不违之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无至诚则不能慎其独也。〉不独则不形，〈不能慎其独，故其德亦不能形见于外。〉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若，如也。无至诚，故虽出令，民犹如未从者，虽彊使之从，亦必疑之也。〉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卑，谓不为在下所尊。〉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诚，则以类自至。谓天地诚则能化万物，圣人诚则能化万民，父子诚则亲，君上诚则尊也。〉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持。〉操而得之则轻，〈持至诚也而得之，则易举也。《诗》曰：「德𬨎如毛。」〉轻则独行，〈举至诚而不难，则慎独之事自行矣。〉独行而不舍则济矣。〈至诚在乎不已。〉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既济则材性自尽。长迁不反其初，谓中道不废也。〉
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方法了（没有奸诈之心，内心就能常保安定）。达到极致的真诚就没有其他事情了（“致”是极致的意思。极尽真诚，外物就不能伤害他），只需持守仁爱、践行道义（极尽真诚，在于仁和义）。诚心持守仁爱，就会表现在外，表现出来就会如神一般，如神就能感化他人（诚心持守仁爱，必定会显现在外，那么下面的人就会像尊敬神一样尊敬他，他就能教化培育人了。“化”是指使人向善）。诚心践行道义，就会有条理，有条理就能明察，明察就能使人改变（践行道义，事情就有条理，明察而容易，别人不敢欺骗，所以能改变他们的恶行）。变化交替兴起，这就叫做天德（既能变化，德行就与天相同。逐渐达到善叫做“化”，改变原有的本质叫做“变”。这是说从“化”开始，到“变”结束，就像天道阴阳运行是“化”，春天生长冬天凋落是“变”）。天不说话，但人们推崇它的高远；地不说话，但人们推崇它的深厚；四季不说话，但百姓能预知它们的时节（“期”是指知道它们的时候）。它们如此有规律，是因为达到了极致的真诚（“至”是极致的意思。天地四季之所以如此有规律，是因为极尽真诚所致）。君子有极高的德行，沉默不语却能使人心领神会，没有施予恩惠却使人亲近，不发怒却自然有威严（君子有极高的德行，所以沉默不语而人们自然能明白他的心意）。人们如此顺从天命，是因为他谨慎地对待独处（人们之所以如此顺从天命，是由于他谨慎独处所致。谨慎独处，是指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警戒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也恐惧小心。极尽真诚而不欺骗，所以人们也不违背他）。善于行道的人，不真诚就不能谨慎独处（没有极致的真诚就不能谨慎独处），不能谨慎独处就不能显现在外（不能谨慎独处，所以他的德行也不能显现在外），不能显现在外，那么即使内心有所触动、表现在脸色上、从言语中说出，百姓仍然好像不会服从，即使服从也一定会怀疑（“若”是“如”的意思。没有极致的真诚，所以即使发出命令，百姓也好像没有服从，即使强迫他们服从，也一定会怀疑）。天地是最大的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是最智慧的了，不真诚就不能教化万民；父子是最亲近的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主是最尊贵的了，不真诚就会被轻视（“卑”是指不被下面的人尊重）。真诚，是君子所持守的，也是政事的根本。只要立足于真诚，同类的事物就会自然到来（“所居”是指停留的地方。只要他停留在极致的真诚上，同类的事物就会自然到来。意思是天地真诚就能化育万物，圣人真诚就能教化万民，父子真诚就会亲近，君主真诚就会受到尊重）。持守它就能得到它，放弃它就会失去它（“操”是持守的意思）。持守并得到它就会觉得轻松（持守极致的真诚而得到它，就容易举起。《诗经》说：“德行轻如鸿毛。”），轻松就能独自践行（举起极致的真诚而不觉得困难，那么谨慎独处的事自然就实行了），独自践行而不放弃就能成功（极致的真诚在于不停息）。成功之后才能充分发挥本性，长久地变化而不返回原状，就达到化境了（成功之后，本性就能充分发挥。长久地变化而不返回原状，是指中途不废弃）。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谓以近知远，以今知古，所持之术如此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远。〉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后王，当今之王。言后王之道与百王不殊，行尧、舜则是亦尧、舜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犹言端拱。言君子审后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议。言其从容不劳也。时人多言后世浇醨，难以为治，故荀明之。〉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问反。分之使当其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约，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举，皆也。〉
君子地位尊贵但心志谦恭，内心虽小但道义宏大，所听所看的是近处，但所闻所见却很远。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所运用的方法如此（这是说从近处知道远处，从今天知道古代，所持守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千千万万人的性情，也就是一个人的性情（人的性情相差不远）；天地的开始，也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历代帝王之道，也就是当今君王之道（“后王”是指当今的君王。意思是当今君王之道与历代帝王没有区别，实行尧、舜之道，那么自己也就是尧、舜了）。君子审察当今君王之道，并以此来议论历代帝王之前的事，就像端正地穿着朝服拱手议论一样从容（“端”是玄端，朝服。“端拜”就像说端拱。意思是君子审察当今君王所应施行的道，并用历代帝王之前的事来比较，就像穿着朝服，拱手行礼而议论。形容其从容不费力。当时的人多说后世风俗浇薄，难以治理，所以荀子阐明这个道理）。推究礼义的纲领，区分是非的界限（上“分”读如字，下“分”读扶问反。区分事物使它们各当其分），总揽天下的要领，治理海内的民众，就像指挥一个人一样，所以掌握得越简约，而处理的事情越大（“约”是少的意思。得到根本的宗旨）。五寸长的曲尺，就能量尽天下所有的方形（“矩”是画方的工具）。所以君子不下堂室，而天下的事理都汇聚在这里，是因为他所运用的方法如此（“举”是全部的意思）。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物有至则能应之，事有疑则能辨之。通者，不滞之谓也。〉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暗上，掩上之明也。疾与嫉同。〉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谓于事之中有分争者，不以私害之，则可谓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违悖也。〉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受禄不诬。〉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不矜其长，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尽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谓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独善而甚过人，谓不敢独为君子也。〉若是，则可谓悫士矣。〈端悫不贰。〉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利之所在，皆倾意求之。〉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有通达之士，有公正之士，有正直之士，有诚实之士，有小人之流。对上能尊敬君主，对下能爱护百姓，事物来了能应对，事情发生了能辨别，像这样就可以称为通达之士了（事物来了就能应对，事情有疑问就能辨别。“通”是指不滞碍的意思）。不私下勾结来蒙蔽上级，不迎合上级来嫉妒下级（“暗上”是掩盖上级的明察。“疾”与“嫉”同义），在内部有分歧争执时，不因私利而损害公义，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公正之士了（是指在事情中有分歧争执时，不因私利而损害公义，就可以称为公正之士）。自己身上的长处，上级虽然不知道，也不因此怨恨违背君主（不怨恨君主而违背他），自己身上的短处，上级虽然不知道，也不因此骗取赏赐（接受俸禄而不欺骗），长处短处都不掩饰，按照实情完全表露，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之士了（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掩盖自己的短处，只是遵循正直之道而完全表露实情）。平常的言语一定守信，平常的行为一定谨慎（“庸”是平常的意思。是说言语常守信，行为常谨慎），害怕效法流俗，而不敢用自己独特的优点过分突出（“法”是效法的意思。害怕效法随波逐流的习俗，又不敢因为自己独特的优点而过分超过别人，是说不敢独自做君子），像这样就可以称为诚实之士了（端正诚实，没有二心）。言语没有常信，行为没有常贞，只追求利益所在，没有不倾心去求的（利益在哪里，都倾心去追求），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之流了。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多穷塞也。〉诚信生神，〈诚信至则通于神明。《中庸》曰︰「至诚如神。」〉夸诞生惑。〈矜夸妄诞则贪惑于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贤愚也。〉
公正产生明察，偏私产生昏暗，端正诚实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产生阻塞（多困窘阻塞），诚信产生神明（诚信到了极点就能通于神明。《中庸》说：“至诚如神。”），夸夸其谈产生迷惑（矜夸妄诞就会贪恋迷惑于外物）。这六种“生”，君子要谨慎对待，这也是禹和桀之所以区分的原因（这是区分贤愚的原因）。
欲恶取舍之权：〈举下事也。〉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权，所以平轻重者。孰，甚也，犹成孰也。〉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偏，谓见其一隅。〉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欲望、厌恶、获取、舍弃的权衡方法（列举下面的事）：看到可以欲求的东西，就一定要前后考虑它可能令人厌恶的方面；看到可以获利的东西，就一定要前后考虑它可能有害的方面；然后全面权衡它们，仔细考虑（“权”是用来平衡轻重的工具。“孰”是“甚”的意思，如同“成熟”的“熟”），之后再决定是欲求还是厌恶、是获取还是舍弃。像这样，就常常不会陷入过失了。一般人的祸患，是被片面性所伤害（“偏”是指只看到事物的一角）。看到可以欲求的东西，就不考虑它可能令人厌恶的方面；看到可以获利的东西，就不考虑它可能有害的方面。因此一行动就必定陷入困境，一做事就必定遭受屈辱，这就是被片面性所伤害的祸患。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贤人欲恶之，不必异于众人也。〉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富贵之类，不论是非，皆傲之也。〉夫贫贱者则求柔之，〈见贫贱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奸人盗富贵分贱之名于昏暗之世。晻与暗同。〉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䲡不如盗也。〈田仲，齐人，处于陵，不食兄禄，辞富贵，为人灌园，号曰于陵仲子。史䲡，衞大夫，字子鱼，卖直也。〉
别人所厌恶的，我也厌恶（贤人的好恶，不一定与众人不同）。对于富贵的人，就一概傲慢地对待（富贵这一类人，不论是非，都傲慢地对待他们）；对于贫贱的人，就一味地柔顺迁就（见到贫贱的人，都柔顺屈就地对待他们）。这不是仁人的情感，而是奸邪之人用来在昏暗世道中盗取名声的手段，没有比这更险恶的了（奸邪之人在昏暗的世道中盗取富贵或贫贱的名声。“晻”与“暗”同）。所以说：盗取名声还不如盗取财物。田仲、史䲡连盗贼都不如（田仲，齐国人，住在於陵，不吃兄长的俸禄，辞去富贵，为人浇灌园子，号称於陵仲子。史䲡，卫国大夫，字子鱼，以卖弄正直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