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君主和臣子本来就应该共同治理乱世，共同面对安危。如果君主能采纳忠言劝谏，臣子能直言进谏，这就是君臣同心，自古以来都很看重。如果君主自认为贤明，臣子却不加以匡正，想要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君主失去国家，臣子也不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族。比如隋炀帝暴虐，臣子们闭口不言，最终让他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于是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我和你们怎能不谨慎，不要被后人耻笑！”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会闻有盗发，炀帝令于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茍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贞观四年，太宗谈论隋朝的事情。魏征回答说：“我从前在隋朝时，曾听说有盗贼案发，炀帝命令于士澄追捕。只要有一点嫌疑，就严刑拷打，被冤枉承认是盗贼的有两千多人，并下令在同一天斩首。大理丞张元济觉得奇怪，试着查问案情，发现有六七个人，在盗贼案发那天，先被关押在其他地方，被释放刚出来，也遭到拷问，因受不了痛苦，自己诬陷自己行盗。张元济因此进一步追究查问，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行踪不明。官员中有认识他们的，这九人中有四人不是盗贼。有关部门因为炀帝已经下令斩首，就不再上奏，把他们都杀了。”太宗说：“不只是炀帝无道，臣子们也不尽心。他们应该互相匡正劝谏，不避杀身之祸，怎么能只行谄媚，苟且求取欢心赞誉。君臣这样，怎能不败？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才使监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永远像今天这样！”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贞观六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我听说周朝和秦朝最初得到天下时，事情没什么不同。但周朝只致力于行善，积累功德，所以能保住八百年的基业。秦朝却放纵奢侈荒淫，喜好施行刑罚，不过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行善的福运长久，作恶的寿命不长吗？我又听说夏桀、商纣是帝王，拿平民和他们相比，平民会觉得耻辱。颜回、闵子骞是平民，拿帝王和他们相比，他们会觉得荣耀。这也是帝王深感羞耻的事。我常常把这件事作为鉴戒，总担心自己做不到，被人耻笑。”魏征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健忘的人，搬家时竟然忘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更健忘的，我见过夏桀、商纣这样的君主，竟然忘了自身。’希望陛下常常以此为虑，或许能避免被后人耻笑！”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汉王计划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贞观十四年，太宗因为高昌被平定，在兩仪殿召见侍臣赐宴，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不失去臣子的礼节，怎么会灭亡？我平定这个国家，很感危险恐惧，只应当警戒骄纵安逸来自我防范，接纳忠正直言来匡正自己。罢黜邪恶谄媚的人，任用贤良的人，不因小人的话而议论君子，这样谨慎守护，或许能获得安宁。”魏征进言说：“我看自古以来帝王拨乱反正、开创基业，必定自己警戒谨慎，采纳樵夫的意见，听从忠直的言论。天下安定之后，就放纵情欲，喜欢谄媚阿谀，厌恶听到正直的劝谏。张子房是汉王的谋臣，等到高祖成为天子，想要废掉嫡子立庶子时，子房说：‘今天的事，不是靠口舌能争辩的。’最终不敢再开口劝说。何况陛下功德盛大，拿汉高祖相比，他还不够标准。陛下即位十五年，圣德光辉普照，如今又平定了高昌。屡次把安危放在心上，正要任用忠良，广开直言之路，天下非常幸运。从前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酒，桓公对叔牙说：‘何不起身为我祝寿？’叔牙捧着酒杯起身说：‘希望您不要忘记出奔在莒国的时候，让管仲不要忘记被捆绑在鲁国的时候，让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开座位道歉说：‘我和两位大夫能不忘您的话，那么国家就不会危险了！’”太宗对魏征说：“我一定不敢忘记做平民的时候，你也不能忘记鲍叔牙的为人。”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奏疏说：
我听说君主是首脑，臣子是四肢，同心同德，合起来成为一体。身体如果不完备，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既然如此，那么首脑虽然尊贵崇高，必须依靠手脚才能形成身体；君主虽然明智，必须借助臣子才能达到治理。《礼记》说：“百姓把君主当作心，君主把百姓当作身体，心庄重身体就舒展，心严肃容貌就恭敬。”《尚书》说：“君主英明啊，臣子贤良啊，万事安康啊。”“君主琐碎啊，臣子懈怠啊，万事败坏啊。”既然如此，那么抛弃臣子，只凭自己主观臆断，而能治理好国家，我没有听说过。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皇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暱，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雠。」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君臣之间相互了解，自古以来就很难。像石头投入水中，千年才有一回；像水泼到石头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那些能开启大公无私之道，发挥天下人才的作用，在内尽心竭力，在外竭尽辅佐，和谐如盐和梅，坚固如金石的人，不只是靠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罢了。从前周文王游览凤凰台，袜带松了，看看左右没有可以差遣的人，就自己系上了。难道周文王的朝廷全是杰出人才，圣明时代偏偏没有君子吗？只是了解与不了解，以礼相待与不以礼相待罢了！因此伊尹是有莘氏的陪嫁奴仆，韩信是项羽手下的逃兵，商汤以礼相待，就在南巢奠定了王业；汉高祖登坛拜将，就在垓下成就了帝业。如果夏桀不抛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他们怎么会败坏已成之国而成为灭亡的俘虏呢？又如微子是商纣的骨肉，却受封于宋国；箕子是良臣，却向周朝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们仁德，没有人非议他们。《礼记》记载：“鲁穆公问子思说：‘为旧君服丧服，是古礼吗？’子思说：‘古代的君子，任用人才以礼，辞退人才也以礼，所以有旧君反服的礼节。现在的君子，任用人才时像要把他抱到膝盖上，辞退人才时像要把他推下深渊。不成为祸首，不也很好吗，又有什么反服的礼节呢？’”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侍奉君主是怎样的？”晏子回答说：“君主有难时不殉死，君主出逃时不送行。”景公说：“割地封给他，赐爵位给他，有难时不殉死，出逃时不送行，为什么？”晏子说：“如果言论被采用，终身没有灾难，臣子为什么要死？如果劝谏被采纳，终身不会出逃，臣子为什么要送？如果言论不被采用，有难时去死，这是白白送死；劝谏不被采纳，出逃时去送，这是假忠。”《春秋左氏传》说：“崔杼杀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氏门外。有人说：‘殉死吗？’晏子说：‘只是我一个人的君主吗？我为什么要死？’那人说：‘逃走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我为什么要逃？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就为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就为他而逃亡。如果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亲近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这些。’门开了就进去，枕着尸体的腿大哭，站起来，跳了三次才出去。”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路人；君主把臣子看作粪土，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虽然臣子侍奉君主没有二心，但关于去留的节操，应当根据恩情的厚薄。既然如此，那么做君主的人，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茍且。心怀茍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我私下观察在朝群臣，身负机要重任的人，有的地位如同秦晋之邻，有的功业与治国相关，都立事立功，是一时的杰出人才，处在重要职位上，责任重大。任用虽然重要，但信任不够深厚，那么人就会自我怀疑。人自我怀疑，就会心怀苟且。心怀苟且，节义就树立不起来。节义树立不起来，名教就不能振兴。名教不能振兴，却可以巩固太平基业、保住七百年国运，这是没有的事。我又听说国家很爱惜功臣，不记旧恶，和古代圣王相比，没有差别。但是对大事宽容，对小罪却急于追究，临时发怒责备，难免有爱憎之心，不能用来治理政事。君主严令禁止，臣子有时还会触犯，何况君主开了先例，下面必定更严重，河流堵塞就会溃决，伤害一定很多，想让天下百姓，何处安放手足！这就是君主开了一个源头，下面产生百种变化，没有不乱的。《礼记》说：“喜爱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如果憎恶却不知道他的优点，那么做好事的人必定害怕；喜爱却不知道他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很多。《诗经》说：“君子如果发怒，乱子差不多就会停止。”那么古人发怒，是用来惩罚恶人；当今的威严刑罚，却用来助长奸邪，这不是唐尧、虞舜的心意，不是夏禹、商汤的做法。《尚书》说：“安抚我的就是君主，虐待我的就是仇敌。”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孔子说：“鱼离开水就会死，水失去鱼仍然是水。”所以唐尧、虞舜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怎么能不深思呢？怎么能不熟虑呢？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茍求免祸。大臣茍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把大事委托给大臣，把小事交给小臣，这是治国的常规，是治理的方法。现在委任职务时，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到了有事时，却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自己所轻视的，怀疑自己所重视的，想要达到最好的治理，怎么可能呢？又政事贵在有恒，不求屡次变更。现在有时要求小臣做大事，有时要求大臣做小事，小臣占据不应有的位置，大臣失去应有的职守，大臣可能因小过错获罪，小臣可能因大事受罚。职位不恰当，惩罚不对罪，想要他们无私，要求他们尽力，不也很难吗？小臣不能委以大事，大臣不能因小罪责罚。任命大官，却追究小过失，刀笔吏迎合旨意，舞文弄法，曲解成罪。自己陈述，就认为心里不服罪；不说，就认为所犯都是事实。进退两难，无法自明，就苟且求免祸。大臣苟且免祸，那么欺诈就萌生了。欺诈萌生，那么虚伪就成了风气。虚伪成了风气，就不能达到最好的治理了！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又委任大臣，想要他们尽力，如果每个官员有所避忌不说，那就是不尽心。如果举荐得当，何必嫌他是故旧？如果举荐不称职，何必看重疏远的人？对待他们不竭尽诚信，凭什么要求他们忠诚宽恕呢？臣子即使有时有失误，君主也不算做得对。上面不信任下面，一定认为下面没有可信的人。如果下面一定没有可信的人，那么上面也有可疑之处了！《礼记》说：“上面的人多疑，百姓就困惑；下面的人难知，君主就劳苦。”上下互相怀疑，就不能谈最好的治理了。当今群臣之中，远在地方，即使流言三次传来而不投杼的，我私下思量，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以四海之广，士民之众，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信的人吗？大概信任就没有不可信的，怀疑就没有可信的，难道只是臣子的过错吗？一个平庸的人结交朋友，以身相许，死都不变，何况君臣契合，寄托如同鱼水。如果君主是尧、舜，臣子是稷、契，怎么会遇到小事就变志，见到小利就变心呢？这虽然是臣下树立忠诚不够明显，也是由于君主心怀不信，对待他们过于刻薄造成的。难道君主以礼使臣，臣子以忠事君吗？以陛下的圣明，以当今的功业，如果真能广求当代俊杰，上下同心，那么三皇可以追成四皇，五帝可以俯首成为六帝了。夏、商、周、汉，哪里值得数说。”
太宗深嘉纳之。
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说：“我克制自己治理政事，仰慕前代功业。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这四者我常把它们作为首要目标，我都希望自己努力做到。人苦于不能看清自己，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优劣如何？”魏征回答说：“德、仁、功、利，陛下都兼而行之。那么对内平定祸乱，对外消除戎狄，这是陛下的功绩。安定百姓，使他们各有生计，这是陛下的利益。由此说来，功和利居多，只有德和仁，希望陛下自强不息，一定可以达到。”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了子孙时大多发生祸乱，为什么？”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从小生活在富贵中，不曾了解人间的真假和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处理政事多有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错推给君主，我却归咎于臣子。功臣的子弟大多没有才能品行，依靠祖父的功勋庇荫就担任高官，不修养道德仁义，喜好奢侈放纵。君主既年幼软弱，臣子又没有才能，国家倾覆却不去扶持，怎能没有祸乱？隋炀帝记念宇文述在藩邸的功劳，提拔宇文化及到高位，他不想着报效，反而行弑君叛逆之事。这难道不是臣子的过错吗？我说这些话，是想让你们警戒勉励子弟，使他们没有过错，这就是家国之福。”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受恩深重的子孙，却都反叛，这是什么原因？”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怀德感恩，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古人所以看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