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七年，唐太宗任命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父子之间的感情，难道不想常常见面吗？只是家事与国事不同，必须让他出去担任藩王，作为国家的屏障。而且让他早有名分，断绝非分之想，我百年之后，使他的兄弟们没有危亡的忧患。”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会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汉、晋以来，分封诸王都因为安排不当，没有预先确立名分，以至于导致灭亡。君主们很清楚这个道理，但沉溺于私爱，所以前车已经倾覆，后车却不改变路线。如今诸王中承受恩宠过厚的，我愚昧地忧虑，不仅担心他们仗恃恩宠而骄横自大。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魏文帝即位，对他防守禁闭，如同对待狱中囚犯，这是因为先帝施加的恩宠太多，所以继位的君主因此畏惧他。这样看来，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是让他受苦。况且帝王的儿子何愁不富贵？自身享用大国的俸禄，封户不少，除了好衣美食之外，还有什么需求？而每年另外给予优厚的赏赐，竟然没有限度。俗语说：‘贫穷不学节俭也会节俭，富裕不学奢侈也会奢侈。’这是说自然之理。如今陛下以大圣之才开创基业，岂止是安排现在的子弟而已，应当制定长久的法规，让万代遵行。”奏章呈上后，太宗非常赞赏，赏赐他布帛一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礼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乘机而动，私恩害公，或至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几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合，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特别供给魏王李泰府中的物资，超过了皇太子，上奏劝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仪，尊崇嫡子，贬抑庶子。嫡子称为储君，地位仅次于天子，非常尊崇重要，使用财物不计较，钱币财帛，与天子共享。庶子身份卑微，不能援引为例，这是为了堵塞嫌疑的苗头，消除祸乱的根源。先王必定依据人情，然后制定法令，知道有国家，必然有嫡庶之分。然而庶子虽然受宠爱，不能超越嫡子，正礼特别需要尊崇。如果不能明确确立名分，就使得应当亲近的人疏远，应当尊贵的人卑贱，那么奸佞巧诈之徒，就会乘机而动，私恩损害公义，甚至导致国家混乱。我私下认为陛下的功勋超越万古，道德冠绝百王，发号施令，为世人制定法则。日理万机，或许有未尽完美之处，我的职责是谏诤，不能沉默不语。我见储君的物资，反而少于魏王，朝廷内外听闻，都认为不对。《左传》说：‘我听说爱护儿子，要用道义来教导他。’忠诚、孝顺、恭敬、节俭，就是道义。从前汉朝的窦太后和汉景帝都不懂得道义的道理，于是骄纵梁孝王，封给他四十多座城，苑囿方圆三百里，大修宫室，复道连绵不绝，积累的财富数以巨万计，出行时清道警戒，稍不如意，就发病而死。汉宣帝也骄纵淮阳王，几乎导致败亡，幸亏有退让之臣辅佐，才得以幸免。而且魏王刚刚出阁，我恳请陛下时常以礼义训诫，精心选择师傅，向他展示成败的道理；既用节俭来敦促他，又用文学来勉励他。只求忠诚和孝顺，用道德和礼义来奖励和约束他，才能成为良才。这就是所谓圣人的教化，不用严厉就能成功。”太宗深切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闚𨵦，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最紧急？你们各自为我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抚养百姓最紧急。”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四方夷族最紧急。”中书侍郎岑文本说：“《论语》说：‘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整齐。’由此说来，礼义最紧急。”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如今四方仰慕陛下的德行，不敢做坏事，但太子和诸王必须有确定的名分，陛下应当为万代立法以留给子孙，这才是当今最紧急的事。”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我年近五十，已经感到衰老疲倦。既然让长子守护东宫，各位弟弟和庶子将近四十人，心中常常忧虑的就是这件事。但自古以来，嫡庶如果没有好的辅佐，何尝不使家国倾覆败亡。你们为我搜求访寻贤德之人，来辅佐太子，以及诸王，都要寻求正直之士。而且官员侍奉藩王，时间不宜太久。时间久了，情分和道义就会加深，非分的觊觎，大多由此产生。各王府的官员，不要让他们的任期超过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