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太宗刚即位时，对侍臣说：“按照《礼记》的规定，人的名字，死后是要避讳的。前代的帝王，生前也不避讳自己的名字，所以周文王名叫昌，《周诗》中说：‘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文中记载：‘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只有近代的各位帝王，胡乱加以限制，特别下令在生前就避讳他们的名字，这在道理上是不通达公允的，应该有所改变。”于是下诏说：“依据《礼记》，两个字的名字不单独避讳其中一字，孔夫子是通达的圣人，并非没有先前的指示。近代以来，曲意加以限制，两个字都避讳，废弃缺漏已经很多，随意行事，违背了经典的说法。现在应该依据礼法典籍，务必遵从简约，向上效法先哲，为将来留下法则。那些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典籍中，有‘世’和‘民’两个字如果不连在一起读的，都不需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彜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奏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等人都是至亲，陛下您友爱的胸怀，道义高于古代，赐给他们车马服饰，委任他们藩王的重任，必须依照礼仪，以符合众人的期望。近来看到皇子们拜见各位叔父，各位叔父也立即回拜，王爵既然相同，家人之间有礼法，怎么能这样颠倒长幼次序呢？恳请陛下给予训示告诫，让他们永远遵循常法。”太宗于是下诏给李元晓等人，不得回拜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四年，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士人百姓中，有处在父母丧期的人，竟然相信巫书上的话，在辰日不哭泣，因此拒绝别人的吊唁慰问，拘泥于禁忌而停止哀伤，败坏风俗，非常违背人情事理。应该命令州县加以教导，用礼法典籍来规范他们。”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佛道设立教化，本来是劝人行善事，哪里能允许僧尼道士等人狂妄地自我尊崇，安然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损害风俗，违背礼经，应该立即禁止，并且命令他们向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贞观六年，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有崔、卢、李、郑四个姓氏，虽然世代衰落，仍然依仗他们过去的门第，喜欢自我夸耀，自称是士大夫。每次嫁女儿到其他家族，必定广泛索要聘礼财物，以多为贵，论定数目签订婚约，如同市场上的买卖，非常损害风俗，扰乱礼经。既然轻重失当，按理必须改革。”于是下诏命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考订校正姓氏，普遍收集天下的谱牒，同时依据史传记载，剪除其中的浮华成分，确定其真伪，忠诚贤能的人加以褒扬提拔，悖逆的人加以贬斥罢黜，编撰成《氏族志》。高士廉等人等到进呈确定氏族的等级时，就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对他们说：“我与山东的崔、卢、李、郑，过去本无嫌隙，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士，还自称士大夫，在婚姻之际，就多索要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下，却傲慢自大，贩卖祖上的名声，依托富贵，我不理解世间为什么看重他们？况且士大夫有能建立功勋，爵位崇高尊贵，善于侍奉君主父母，忠孝值得称道，或者道德仁义清正朴素，学问技艺通达广博，这也足以成为门户，可以称为天下的士大夫。现在崔、卢这类人，只夸耀远祖的官爵，难道能比得上当朝的显贵吗？公卿以下的人，哪里有空闲多送钱财物品，还给他们增添气势，追求虚名而背离实际，以得到他们的婚姻为荣耀。我现在制定氏族等级，实在是想尊崇树立当今朝廷的官宦，为什么崔干还是第一等，只是你们不看重我的官爵吗？不论几代以前，只取今天的官品、人才作为等级，应该统一衡量确定，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到贞观十二年，书编成，共一百卷，颁布天下。又下诏说：“氏族的美好，实际在于官爵，婚姻的道理，没有比仁义更重要的。自从北魏失去统治，北齐灭亡，朝代已经变迁，风俗衰败，燕、赵地区的古老姓氏，大多失去了官宦的传承，齐、韩地区的旧族，有的违背了礼义的风尚。名声不显扬于乡里，自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是高门大族的后代，不重视嫡庶匹配的礼仪，问名纳采只在于窃取钱财，结婚必定归于富裕之家。于是有新近做官的人、财富丰厚的家庭，羡慕他们的祖宗，争相与他们缔结婚姻，多送财物，如同贩卖。有的人自我贬低家门，在姻亲那里受到侮辱；有的人夸耀自己的旧日门望，对公婆行无礼之事。积习成为风俗，至今没有停止，既扰乱了人伦，实在损害了名教。我日夜警惕谨慎，忧虑勤勉于治国之道，前代的弊病祸害，都已经惩戒改革，只有这种不良风气，未能完全改变。从今以后，明确加以告示，使人们认识嫁娶的次序，务必符合礼典，符合我的心意。”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中有新妇拜见公婆的礼仪，自从近代风俗败坏浅薄，公主出嫁，这种礼仪都废除了。主上英明，举动遵循法度，我接受公主的拜见，哪里是为了自身的荣耀，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德罢了。”于是和他的妻子就位坐下，让公主亲自拿着毛巾，行洗手进食的礼仪，礼仪完成后才退下。太宗听说了称赞做得好。此后公主出嫁有公婆的，都让他们完备地施行这种礼仪。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贞观十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代诸侯入朝，有汤沐的封邑，草料粮食百车，用客礼接待。白天坐在正殿，夜晚设置庭燎，想着与他们相见，询问他们的劳苦。另外汉朝京城也为各郡设立官邸。近来听说考核使到京城的，都租赁房屋居住，与商人混杂居住，仅仅能够容身罢了。既然接待的礼仪不足，必定是很多人怨恨叹息，怎么肯尽心竭力共同治理呢？”于是命令在京城空闲的坊里，为各州的考核使各自建造官邸。等到建成，太宗亲自前往观看。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法令，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该下马，现在都违反法令表示敬意，有违朝廷典制。”太宗说：“你们想要自己尊贵，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征回答说：“汉、魏以来，亲王的班位都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官员以及天子的六部尚书、九卿，为亲王下马，亲王是不应当接受的。查考过去的典章，没有依据，在现在施行，又违背国家法令，道理上确实不可以。”太宗说：“国家设立太子，是准备让他做国君。人的寿命长短，不在于老幼。假如没有太子，那么同母弟依次继立。以此来说，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又说：“殷人崇尚质朴，有兄终弟及的制度。自从周代以来，立嫡子必定是长子，这是为了断绝庶子非分的企图，堵塞祸乱的根源。治理国家的人，应当非常谨慎。”太宗于是同意了王珪的奏请。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礼官说：“同灶吃饭的人还有缌麻的恩情，而嫂子与小叔之间却没有丧服，另外舅舅与姨妈，亲疏相似，而丧服却有不同，不算合乎礼制，应该召集学者详细商议。其余有亲情重而丧服轻的情况，也附带上奏报告。”这个月，尚书省的八座官员与礼官共同议定说：
我私下听说，礼是用来决断嫌疑、确定犹豫、辨别同异、明辨是非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不过是人情罢了。人伦之道首要的，在于敦厚和睦九族。九族敦厚和睦，在于亲爱亲人，由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所以丧礼的规格有隆盛和减杀，随着恩情的厚薄，都依据人情来制定礼文。推究舅舅与姨妈，虽然同为母亲的同辈，但从母亲这一方来推究，轻重相差悬殊。为什么呢？舅舅是母亲的本宗，姨妈是外戚他姓，从母亲的家族来说，姨妈不算在内，查考经书史传，舅舅确实更重要。所以周王思念齐国，称为舅甥之国；秦伯怀念晋国，确实深切地体现在《渭阳》这首诗中。现在对舅舅的丧服只有一时的情分，为姨妈服丧却长达五个月，追求名义而丧失实际，追逐末节而抛弃根本，这是古人的情感或许有未能通达之处，应当加以增减的，恐怕就在这里吧。
《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这是引而亲近他。嫂子与小叔之间没有丧服，这是推而疏远他。”礼制规定，继父如果同居就为他服齐衰期年，不曾同居就不为他服丧。姨母的丈夫、舅舅的妻子，两人互相为对方服丧。有人说“同灶吃饭的人服缌麻”。那么继父尚且不是骨肉，服丧重是因为同灶吃饭，恩情轻是因为不同居。由此可知制定丧服虽然与名分礼文有关，大概也是依据恩情的厚薄。或者有年长的嫂子，遇到年幼的小叔，辛勤抚养，感情如同自己所生，分食共寒，共度艰难直到老去，比如同灶吃饭的继父，比照他人同灶吃饭，情义的深浅，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在他活着的时候，爱他如同骨肉，在他死后，却推而疏远他，推究其根本，实在不能理解。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么就不能活着时共同居住；活着时共同居住是对的，那么就不能死后视同路人。重视他的生而轻视他的死，厚待他的开始而薄待他的终结，依据人情制定礼文，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况且侍奉嫂子受到称赞，记载在典籍中的不止一个。郑仲虞对嫂子恩礼非常深厚，颜弘都竭尽诚意感动人心，马援见嫂子必定戴好帽子，孔伋为嫂子设位哭泣，这些都是亲身践行教义，仁德深厚孝友，观察他们行为的旨意，难道不是先觉者吗？只是当时上没有圣明的君王，礼制不是下臣所能议论的，于是使深厚的情感郁积千年，至高的道理埋藏万古，由来已久了，难道不可惜吗！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的次序，虽然已经焕然完备，但丧礼的制度，或许在情理上还有不安之处，于是命令礼官，详细商议增减。我们遵奉明确的旨意，触类旁通，采集各种经书，讨论传记，有的抑制有的引申，兼顾名分与实际，减损有余的，增益不足的，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制都得到秩序，敦厚和睦的情感全部得以发扬，改变过去的浅薄风俗，为将来留下深厚的道义，确实是六经所不能谈论的，超越百王而独到的见解。
谨此查考：曾祖父母，旧制服丧齐衰三个月，请求增加为齐衰五个月；嫡子之妇，旧制服大功，请求增加为期年；众子之妇，旧制服小功，现在请求与兄弟之子之妇相同，服大功九个月；嫂子与小叔，旧无丧服，现在请求服小功五个月。其弟妻及丈夫之兄也服小功五个月。舅舅，旧制服缌麻，请求增加与姨母相同，服小功五个月。
太宗下诏同意了这个建议。这些都是魏征的言论。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太宗对侍臣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可以欢喜快乐，在我的心情，反而成为感伤思念。我君临天下，富有四海，但想要追求侍奉供养父母，却永远不可能得到了。仲由怀有背米供养父母的遗憾，确实是有道理的。何况《诗经》中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把父母辛劳的日子，变成宴饮作乐的事情呢！这非常违背礼法。”因而哭泣了很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所制定的新乐。太宗说：“礼乐的创作，是圣人依据事物设立教化，用来节制行为，治理国家的善恶，哪里是由于这个呢？”御史大夫杜淹回答说：“前代的兴亡，确实是由于音乐。陈朝将要灭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北齐将要灭亡时创作了《伴侣曲》，行路的人听到，没有不悲伤哭泣的，这就是所谓的亡国之音。由此看来，确实是由于音乐。”太宗说：“不对，声音怎么能感动人呢？欢乐的人听了就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悲伤。悲伤和喜悦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于音乐。将要灭亡的政权，那里的人民内心痛苦，然而痛苦的心相互感应，所以听到音乐就悲伤罢了。为什么哀怨的音乐声，能使喜悦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伴侣》的曲子，它们的乐声都还存在，我能为您演奏它们，知道您一定不会悲伤。”尚书右丞魏征进言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乐在于人心和睦，不在于音调。”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奏说：“现在《破陈乐舞》，天下共同传习，然而赞美盛大德行的形象，还有所不充分。前后所击败的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人，我愿意画出他们的形状，来表现战胜攻取的容貌。”太宗说：“我当初天下未定，因为要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所以不得已，才进行征伐之事，因此民间就有了这个舞蹈，国家也因此制作了这个乐曲。然而雅乐的形象，只能陈述其大概，如果详细描绘，那么他们的形状就容易识别。我看现在在位的将相，有很多曾经被他们驱使过，既然曾经做过一天的君臣，现在如果重新看到他们被擒获的样子，必定会有所不忍，我为了这些人，所以不这样做。”萧瑀谢罪说：“这件事不是我的思虑所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