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公过晏子，曰：「子宫小，近市，请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辞曰：「且婴家贫，待市食，而朝暮趋之，不可以远。」景公笑曰：「子家习市，识贵贱乎？」是时景公繁于刑。晏子对曰：「踊贵而屦贱。」景公曰：「何故？」对曰：「刑多也。」景公造然变色曰：「寡人其暴乎！」于是损刑五。
齐景公去拜访晏子，说：「你的房子太小，又靠近市场，请让我把你的家迁到豫章的园林里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晏婴家里贫穷，靠市场买东西吃，早晚都要去市场，不能住得太远。」景公笑着说：「你家熟悉市场，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当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假脚贵，鞋子贱。」景公说：「什么缘故？」回答说：「因为受刑砍脚的人多啊。」景公脸色突变说：「我难道太残暴了吗？」于是减省了五种刑罚。
或曰：晏子之贵踊，非其诚也，欲便辞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当无多，不当无少。无以不当闻，而以太多说，无术之患也。败军之诛以千百数，犹北不止；即治乱之刑如恐不胜，而奸尚不尽。今晏子不察其当否，而以太多为说，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罚，行寛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
有人说：晏子说假脚贵，并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用方便的说法来制止过多的刑罚。这是不明察治道的祸患。刑罚恰当就不算多，不恰当就不算少。晏子不拿刑罚不当的事实去禀告，却拿刑罚太多作为说辞，这是没有治国方术的祸患。打败仗的军队，即使诛杀成百上千的人，仍然败逃不止；治理乱世的刑罚，即使唯恐不够严厉，奸邪仍然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考察刑罚是否恰当，却拿太多作为理由，不是太荒谬了吗？爱惜野草就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就会伤害良民。现在放宽刑罚，施行宽厚恩惠，这是有利于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
齐桓公喝酒喝醉了，丢失了自己的帽子，感到羞耻，三天不上朝。管仲说：「这是国君的耻辱，您为什么不用政绩来洗刷它呢？」桓公说：「这主意太好了！」于是打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审理监狱释放罪轻的人。过了三天，百姓歌唱说：「国君为什么不再丢一次帽子呢！」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于小人，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论囹圄而出薄罪，非义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义也，桓公宿义，须遗冠而后行之，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生遗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面前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面前造成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赏赐贫穷、审理监狱释放轻罪，是不合义的，那就不能用来洗刷耻辱；假使这样做是合义的，那么桓公平日就应当行义，却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那么桓公行义难道是为了丢帽子吗？这样虽然在小人面前洗刷了丢帽子的耻辱，却在君子面前造成了丢弃道义的耻辱。况且打开粮仓赏赐贫穷的人，这是赏赐没有功劳的人；审理监狱释放轻罪的人，这是不惩罚有过错的人。赏赐没有功劳的人，百姓就会心存侥幸而向上企求；不惩罚有过错的人，百姓就不会受到惩戒而容易做坏事。这是祸乱的根本，怎么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做了这三件事后纣王憎恨他。文王于是害怕了，请求进献洛水以西的土地、方圆千里的赤壤之国，用来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仁爱啊，文王！看轻方圆千里的国家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明智啊，文王！献出千里之地而赢得了天下的人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夫智者，知祸难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于患也。使文王所以见恶于纣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则虽索人心以解恶可也。纣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己又轻地以收人心，是重见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于羑里也。郑长者有言：「体道，无为无见也。」此最宜于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为智，未及此论也。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明智，不也错了吗？明智的人，是知道祸难的所在而避开它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得人心，那么即使求取人心来消除憎恨也是可以的。但纣王是因为文王大得人心而憎恨他，文王又看轻土地来收买人心，这是加重被怀疑，这正是他被戴上刑具、囚禁在羑里的原因。郑长者有句话说：「体悟道的人，无所作为、无所表现。」这最适用于文王了，不使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明智，还没有达到这种见解。
晋平公问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賔胥无善削缝，隰朋善纯缘，衣成，君举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师旷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师奚笑也？」师旷对曰：「臣笑叔向之对君也。凡为人臣者，犹炮宰和五味而进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请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不知道是臣子的力量呢，还是国君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削边缝纫，隰朋善于镶边缀饰，衣服做成了，国君拿起来穿上。这也是臣子的力量，国君有什么力量呢？」师旷趴在琴上笑了起来。平公说：「太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国君的话。凡是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和五味进献给国君。国君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请让我打个比方：国君是土地，臣子是草木。一定是土地肥沃，然后草木才能高大。这也是国君的力量，臣子有什么力量呢？」
或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非专君之力也，又非专臣之力也。昔者宫之奇在虞，僖负羁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发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无其君者也。且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君与无君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披髪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户不葬。以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为霸；以为君之力屯，且不以竖刁为乱。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咎犯极谏，故使反晋国。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师旷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
有人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一举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这是最大的美事，不是单靠国君的力量，也不是单靠臣子的力量。从前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这两位臣子都很明智，说话切中事理，行动符合功效，但虞国和曹国都灭亡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那样的臣子却没有那样的国君。再说蹇叔住在虞国时虞国灭亡了，住在秦国时秦国却称霸，这不是蹇叔在虞国愚笨而在秦国聪明，而是有贤君和无贤君的区别。叔向说「是臣子的力量」，不对了。从前桓公在宫中有两个市场，妇女居住的里巷有二百处，披散着头发玩弄女人。得到管仲，就成为五霸之首；失去管仲、任用竖刁，就自身死去，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那么就不会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只是国君的力量，那么就不会因为竖刁而作乱。从前晋文公迷恋齐女而忘了回国，咎犯极力劝谏，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桓公靠管仲会合诸侯，文公靠舅犯称霸，而师旷说「是国君的力量」，又不对了。凡是五霸能在天下成就功名的，一定是国君和臣子都有力量。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齐桓公的时候，晋国的客人到了，主管官员请示礼仪。桓公三次说「去告诉仲父」。于是优伶笑着说：「做国君真容易啊！一开口就是仲父，再开口还是仲父。」桓公说：「我听说做国君的人在寻找人才时劳苦，在使用人才时安逸。我得到仲父已经很困难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
或曰：桓公之所应优，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为劳于索人，何索人为劳哉？伊尹自以为宰干汤，百里奚自以为虏干穆公。虏，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贤者之忧世急也。然则君人者无逆贤而已矣，索贤不为人主难。且官职，所以任贤也；爵禄，所以赏功也。设官职，陈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劳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凖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凖下，此不可释也，君人者焉佚哉？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伶的话，不是做国君的人该说的话。桓公认为做国君的人在寻找人才时劳苦，为什么寻找人才是劳苦呢？伊尹自己甘愿做厨师来求见汤，百里奚自己甘愿做俘虏来求见秦穆公。做俘虏是耻辱的，做厨师是卑贱的。蒙受耻辱和卑贱来接近国君，这是因为贤人忧虑世道的心情急迫。既然如此，那么做国君的人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行了，寻找贤人并不算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位俸禄是用来赏赐功劳的。设置官职，陈列爵禄，士人自然会来，做国君的人哪里劳苦呢？使用人才也不是安逸的事。君主虽然使用人才，但一定要用法度来衡量，用刑名来检验；事情符合法令就实行，不符合法令就停止；功劳符合他的言论就赏赐，不符合就惩罚。用刑名来驾驭臣子，用法度来衡量下属，这是不能放弃的，做国君的人哪里安逸呢？
索人不劳，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劳于索人，佚于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难。管仲不死其君而归桓公，鲍叔轻官让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难，明矣。已得管仲之后，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成王壮，授之以政，非为天下计也，为其职也。夫不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雠；背死君而事其雠者，必不难夺子而行天下；不难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难夺其君国矣。管仲，公子纠之臣也，谋杀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贤也，且为汤、武。汤、武，桀、纣之臣也；桀、纣作乱，汤、武夺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纣之行居汤、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为田常。田常，简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简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为汤、武与田常，未可知也。为汤、武，有桀、纣之危；为田、常，有简公之乱也。已得仲父之后，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虽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专借竖刁、易牙，虫流出户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与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专也，故曰：桓公暗主。
寻找人才并不劳苦，使用人才并不安逸，而桓公说「寻找人才劳苦，使用人才安逸」，是不对的。况且桓公得到管仲也并不困难。管仲不为他的君主殉死而归顺桓公，鲍叔牙看轻官位让贤而任用他，桓公得到管仲并不困难，这是很明显的。已经得到管仲之后，为什么就突然容易了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理天子七年，成王长大后，把政权交还给他，这不是为天下考虑，而是他的职责。不夺取幼主的权位而治理天下的人，一定不会背叛死去的君主而去事奉他的仇敌；背叛死去的君主而去事奉他的仇敌的人，一定不会难以夺取幼主的权位而治理天下；不难于夺取幼主权位而治理天下的人，一定不会难以夺取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想杀死桓公而没有成功，他的君主死了他却做了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同于周公旦，这是可以知道的。假使管仲是大贤人，那么他会成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是夏桀、商纣的臣子；夏桀、商纣作乱，商汤、周武王夺取了他们的天下。现在桓公以轻慢的态度位居管仲之上，这是用桀、纣的行为位居汤、武之上，桓公就危险了。假使管仲是不贤的人，那么他会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却杀死了他的君主。现在桓公以轻慢的态度位居管仲之上，这是用简公的轻慢位居田常之上，桓公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很明显了，但他是商汤、周武王还是田常，还不能知道。如果是商汤、周武王，就有桀、纣那样的危险；如果是田常，就有简公那样的祸乱。已经得到仲父之后，桓公为什么就突然容易了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一定知道他不欺骗自己，这是知道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然而即使知道是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桓公把专任管仲那样的信任给了竖刁、易牙，结果自己死了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桓公不知道臣子欺骗君主还是不欺骗君主已经很明显了，而任用臣子却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的君主。
李克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克曰：「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子姑免矣。」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上报年终账目时收入很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的人喜欢，但不合乎义，这叫做虚浮的话。没有山林湖泽山谷的便利而收入很多，这叫做虚浮的财货。君子不听虚浮的话，不接受虚浮的财货。你暂且被免职吧。」
或曰：李子设辞曰：「夫言语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者，谓之窕言。」辩在言者，说在听者，言非听者也。所谓不度于义，非谓听者，必谓所听也。听者，非小人则君子也。小人无义，必不能度之义也；君子度之义，必不肯说也。夫曰「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必不诚之言也。入多之为窕货也，未可远行也。李子之奸弗蚤禁，使至于计，是遂过也。无术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虽倍入，将奈何？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泽谷之利也。夫无山林泽谷之利入多，因谓之窕货者，无术之言也。
有人说：李克设定说法说：「言语动听，听的人喜欢，但不合乎义，这叫做虚浮的话。」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言语不是听话的人本身。所谓不合乎义，不是指听话的人，一定是指所听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没有义，一定不能用义来衡量；君子用义来衡量，一定不会喜欢。说「言语动听，听的人喜欢，但不合乎义」的人，一定是不真诚的话。收入多就认为是虚浮的财货，这种说法不能普遍推行。李克对下属的奸邪没有及早禁止，让他到了年终上报的时候，这是助长他的过错。没有方法去了解收入多的原因，收入多，是丰收，即使收入加倍，又能怎么样？做事顺应阴阳的调和，种植根据四时的适宜，没有早晚的失误、寒暖的灾害，那么收入就多。不因为小功妨害大事，不因为私欲损害公事，男子尽力于农耕，妇女致力于纺织，那么收入就多。致力于畜牧养殖的道理，明察土地的适宜，六畜兴旺，五谷繁殖，那么收入就多。明白权衡计算，审察地形、车船、机械的便利，用力少，功效大，那么收入就多。便利商市、关卡、桥梁的通行，能用自己所有的换取自己所无的，客商归附，外来货物停留，节省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够用就行，不追求玩好之物，那么收入就多。收入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天时，风雨适时，寒暖适宜，土地没有扩大，却有丰收的成效，那么收入就多。人为和天时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多，并不是山林湖泽山谷的便利。没有山林湖泽山谷的便利而收入多，就称之为虚浮的财货，这是没有方法的言论。
赵简子围卫之郛郭，犀楯、犀橹，立于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枹曰：「乌乎！吾之士数弊也。」行人烛过免胄而对曰：「臣闻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无弊者。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有二胜，是民之用也。献公没，惠公即位，淫衍暴乱，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绛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围卫，取邺，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无弊也。」简子乃去楯、橹，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战大胜。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
赵简子围攻卫国的外城，用犀牛皮做的盾牌和大盾牌，站在箭和石头打不到的地方，击鼓进军而士兵不前进。简子扔掉鼓槌说：「唉！我的士兵这么快就疲惫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国君不会用兵的，没有士兵会疲惫的。从前我们的先君献公兼并了十七个国家，降服了三十八个国家，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就是这些人。献公去世后，惠公即位，荒淫暴乱，自身喜好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人。惠公去世后，文公继位，包围卫国，夺取邺地，城濮之战中五次打败楚国人，在天下取得了尊贵的名声，用的也是这些人。只有国君不会用兵罢了，没有士兵会疲惫的。」简子于是撤去盾牌和大盾牌，站到箭和石头能打到的地方，击鼓进军，士兵就冲了上去，战斗大获全胜。简子说：「与其让我得到一千辆兵车，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或曰：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也。简子未可以速去盾、橹也。严亲在围，轻犯矢石，孝子之所以爱亲也。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是行人之诬也。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矣。长行徇上，数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而道乎百无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众之道也。
有人说：外交官并没有说出什么道理，只是说惠公靠这些人打了败仗，文公靠这些人称了霸，没有看出他懂得用人的方法。简子不应该立刻撤去盾牌和大盾牌。父亲被围困时，儿子轻率地冒着箭石去救，这是孝子爱护父亲的表现。孝子爱护父亲，一百个人里才有一个。现在认为身处危险而士兵还能作战，这是认为所有百姓的儿子对君主都像孝子爱护父亲一样，这是外交官的欺骗。喜欢利益、厌恶祸害，这是人人都有的本性。赏赐丰厚而守信，人们就会轻视敌人了；刑罚重而坚决，人们就不会败逃了。有高尚品行而殉节君主的人，几百人中没有一个；喜欢利益、害怕犯罪，没有人不是这样。统率军队的人不依靠没有人不这样的办法，却讲求一百个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行为，外交官并不懂得统率众人的方法。
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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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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