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大凡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有道之人必定会先行离去，古今都是一样的。土地服从于城池，城池服从于百姓，百姓服从于贤人。所以贤明的君主得到贤人，就能得到百姓；得到百姓，就能得到城池；得到城池，就能得到土地。得到土地难道一定要亲自走到那个地方、亲自去劝说那里的百姓吗？得到关键所在就行了。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夏朝太史令终古，拿出国家的法典，抱着哭泣。夏桀昏聩迷乱，暴虐混乱更加严重，太史令终古于是出逃投奔商朝。商汤高兴地告诉诸侯说：“夏王无道，残暴虐待百姓，使他的父兄困窘，使他的功臣蒙羞，轻视贤良之人，抛弃道义听信谗言，百姓全都怨恨，执掌法典的臣子，自己归附了商朝。”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
殷商内史向挚看到纣王越来越混乱迷乱，于是装载着国家的法典，出逃到周国。周武王非常高兴，告诉诸侯说：“商王大乱，沉溺于酒德，疏远箕子，亲近宠幸的妇人和小人，妲己执政，赏罚没有准则，不遵循法度，杀害三个无辜的人，百姓非常不服，执掌法典的臣子，出逃投奔了周国。”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又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皆郁怨，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晋先亡也。”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莳、田邑而礼之，得史𬴊、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晋国太史屠黍看到晋国混乱，看到晋公骄横而没有德行道义，就带着他的法典归附了周国。周威公接见他并问道：“天下各国哪个会先灭亡？”屠黍回答说：“晋国先灭亡。”威公问原因。屠黍回答说：“臣下我从前在晋国，不敢直言。用天象的怪异现象向晋公显示，日月星辰的运行大多不正常，他说：‘这能怎么样？’又用人事上很多不义的事情向他显示，百姓都抑郁怨恨，他说：‘这能伤害什么？’又用邻国不服从、贤良不被举用向他显示，他说：‘这能有什么危害？’像这样，这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灭亡，所以臣下我说晋国先灭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了。威公又见屠黍并问道：“哪个其次？”屠黍回答说：“中山国其次。”威公问原因。屠黍回答说：“上天生下百姓而让他们有分别。有分别，是人的道义所在，是人和禽兽麋鹿不同的地方，也是君臣上下关系得以确立的基础。中山国的风俗，把白天当作夜晚，用夜晚接续白天，男女紧挨着依靠，根本没有休息，安乐享逸，唱歌喜好悲哀的曲调。他们的君主不知道厌恶。这是亡国的风气。臣下我所以说中山国其次。”过了两年，中山国果然灭亡了。威公又见屠黍并问道：“哪个其次？”屠黍不回答。威公坚持追问。屠黍回答说：“接下来是您。”威公于是恐惧了。他寻求国内的德高望重之人，找到了义莳、田邑并礼遇他们，找到史𬴊、赵骈让他们做谏官，废除了三十九条苛刻的法令，把这些告诉屠黍。屠黍回答说：“这大概可以保您一生平安吧！”又说：“臣下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上天会赐给它贤人和敢于直言的人；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上天会赐给它乱臣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威公去世后，停棺待葬，九个月不能下葬，周国于是分裂为两个。所以有道之人的话，不能不重视啊。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而距军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周朝鼎上铸有饕餮纹，有头没有身子，吃人还没咽下去，祸害就反及自身，这是用来表明报应循环的道理。做不善的事也是这样。白圭到中山国，中山国的国王想挽留他，白圭坚决推辞，乘车离开了；又到齐国，齐王想留他做官，他又推辞离开了。有人问他原因。他说：“这两个国家都快要灭亡了。我学到的有‘五尽’。什么叫五尽？就是：没有人信任，那么信用就尽了；没有人赞誉，那么名声就尽了；没有人关爱，那么亲情就尽了；出行的人没有干粮、居留的人没有食物，那么财物就尽了；不能任用别人，又不能自己发挥作用，那么功业就尽了。国家有这五种情况，没有侥幸必然灭亡。中山国和齐国都符合这些。”假使中山王和齐王，听到五尽而改变做法，那么一定不会灭亡了。他们的祸患在于听不到，即使听到了又不相信。既然如此，那么君主的要务，就在于善于听取意见罢了。即使五次割地给赵国，全部发动军队在济水边抵御敌军，也没有益处。这是抛弃了使国家得以生存的东西，而制造了使国家灭亡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