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贪功
将帅贪功
以功名为心，贪军旅之寄，此自将帅习气，虽古来贤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敛者也。廉颇既老，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致困郭开之口，终不得召。汉武帝大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卒有东道失军之罪。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曰：「亡逾于老臣者矣。」即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虽全师制胜，而祸及其子卬。光武时，五溪蛮夷畔，马援请行，帝湣其老，未许。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用为将，果有壶头之厄。李靖为相，以足疾就第，会吐谷浑寇边，即往见房乔曰：「吾虽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国，而有高甑生诬罔之事，几于不免。太宗将伐辽，召入谓曰：「高丽未服，公亦有意乎？」对曰：「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帝悯其老，不许。郭子仪年八十余，犹为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不求退身，竟为德宗册罢。此诸公皆人杰也，犹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把功名放在心上，贪图军旅的职务，这本来就是将帅的习气，即使是古代贤能的卿大夫，也没有能懂得适可而止、自我收敛的。廉颇已经老了，还吃一斗米、十斤肉，披甲上马，来显示自己还能被任用，结果导致郭开进谗言，最终没能被召回。汉武帝大举进攻匈奴，李广多次主动请求出征，皇帝认为他老了，不答应，过了很久才同意，最终有东路迷路失期的罪过。汉宣帝时，先零羌反叛，赵充国七十多岁，皇帝认为他老了，派丙吉去问谁可以担任将领，赵充国说：“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了。”于是立即骑马到金城，呈上作战方略，虽然保全了军队并取得胜利，但灾祸却牵连到他的儿子赵卬。汉光武帝时，五溪蛮夷叛乱，马援请求出征，皇帝怜悯他年老，没有答应。马援自己请求说：“我还能披甲上马。”皇帝让他试试，马援跨上马鞍左顾右盼，表示自己还能用。皇帝笑着说：“这老头真精神啊！”于是任用他为将，果然有在壶头山被困的厄运。李靖担任宰相，因脚病退休在家，正赶上吐谷浑侵犯边境，就去见房玄龄说：“我虽然老了，还能出征一次。”平定吐谷浑后，却遭到高甑生的诬告，几乎不能幸免。唐太宗要征伐辽东，召他入朝说：“高丽不肯臣服，您也有意出征吗？”李靖回答说：“我现在虽然年老有病，陛下如果不嫌弃，我的病也快好了。”皇帝怜悯他年老，没有答应。郭子仪八十多岁时，还担任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使，不请求退休，最终被唐德宗下诏罢免。这些人都是一代人杰，尚且不能避免这样，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
汉二帝治盗
汉二帝治盗
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
汉武帝末年，盗贼蜂起，大的团伙有几千人，小的也有几百人。皇帝派使者穿着绣衣，拿着符节和虎符，调兵进行攻击，斩首大的团伙有时达到一万多级。于是制定了“沈命法”，规定：“盗贼兴起而没有发觉，发觉了而没有捕获到规定数量的，二千石以下到主管的小吏都要处死。”此后小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担心抓不到，因考核不达标连累郡府，郡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所以盗贼越来越多，上下互相隐瞒，来逃避法令。汉光武帝时，盗贼到处同时兴起，皇帝派使者到各郡国，允许盗贼互相检举揭发，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人就可以免除他们的罪。官吏即使有逗留、回避、故意放走盗贼的，都不追究，只以他们擒获讨伐的效果来考核。那些郡守、县令因管辖范围内有盗贼而不抓捕，以及因畏惧懦弱而弃城失守的，都不算他们的罪过，只根据抓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故意藏匿盗贼的才治罪。于是官吏们互相追捕，盗贼都解散了。这两件事都是治理盗贼，但汉武帝的严厉，不如汉光武帝的宽大，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汉唐封禅
汉唐封禅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后二年，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感此文，乃诏梁松等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遂奏三十六事，于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禅礼。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皇帝东巡，群臣进言，说即位三十年，应该到泰山封禅。皇帝下诏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欺骗上天吗！为什么要玷污七十二代帝王的编录！如果郡县从远处派官吏来祝寿，大肆称赞虚浮的美德，一定处以剃发之刑并让他们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再提。两年后，皇帝斋戒时夜里读《河图会昌符》，看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这句话。受这句话触动，就下诏让梁松等人查考《河图》、《洛书》中关于九世封禅的谶文，于是上奏了三十六件事，接着寻求汉武帝元封年间封禅的旧例，在三月举行了封禅礼。
唐太宗贞观五年，群臣以四夷咸服，表请封禅。诏不许。六年，复请。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颠，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已而欲从其请，魏郑公独以为不可，发六难以争之，至以谓崇虚名而受实害，会河南、北大水，遂寝。十年，复使房乔裁定其礼，将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会星孛太微而罢。
唐太宗贞观五年，群臣因为四方夷族都已臣服，上表请求封禅。皇帝下诏不批准。贞观六年，再次请求。皇帝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事，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如果天下太平，家家富足，即使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害呢？从前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认为汉文帝的贤德不如秦始皇吗？而且祭祀上天，扫地而祭就可以了，何必登上泰山之巅，封几尺土，然后才能表达诚敬之心呢？”不久又想答应他们的请求，只有魏徵认为不可以，提出六点责难来争论，甚至说这是崇尚虚名而遭受实害，正赶上河南、河北发大水，于是停止了。贞观十年，又让房玄龄裁定封禅的礼仪，准备在贞观十六年二月，到泰山举行封禅，正赶上彗星出现在太微星区而作罢。
予谓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禅之非，形诸诏告，可谓著明。然不能几时，自为翻覆，光武惑于谶记，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观之，盖所以累善政耳。
我认为这两位皇帝都是世上罕见的具有盛德的君主，清楚地知道封禅的不对，并在诏书中明确表达出来，可以说是非常明白了。然而没过多久，自己又反复无常，光武帝被谶纬所迷惑，唐太宗好大喜功，从今天来看，这大概是他们良好政绩的拖累吧。
汉封禅记
汉封禅记
应劭《汉官仪》载马第伯《封禅仪记》，正纪建武东封事，每称天子为国家，其叙山势筜釭，登陟劳困之状极工，予喜诵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赖赍酒脯，处处有泉水，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谿谷，碌碌不可见丈尺。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祇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厎，前人见后人顶，如画。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据顿地，不避暗湿，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脚不随。」又云：「封毕，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道迫小，步从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骆驿，步从触击大石，石声正欢，但欢石无相应和者，肠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医令问起居，国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则后人所蹈，道峻危险。国家不劳。』」又云：「东山名曰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凡记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尝见称于昔贤，秦、吴、周三观，亦无曾用之者。今应劭书脱略，唯刘昭补注《东汉志》仅有之，亦非全篇也。
应劭的《汉官仪》记载了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正是记述建武年间东巡封禅的事，文中常称天子为“国家”，描述山势险峻、攀登劳累困苦的情景非常工巧，我喜欢诵读它。其大意说：“这天早上上山，骑马前行，道路往往陡峭，就下马步行，牵着马，时而步行时而骑马，大约各占一半。到了中观，留下马，仰望天关，就像从谷底仰望高峰。它的高度，如同看浮云，它的险峻，石壁幽深，好像没有道路。远远望见那些人，笔直地像枯木在移动，有的像白石，有的像雪，过了很久，白色的东西移过树丛，才知道那是人。实在难以攀登，大家四散开僵硬地躺在石头上，也幸亏带着酒肉，到处有泉水，又勉强互相搀扶着前行，到了天关，自己以为已经到了，问路上的人，说还有十多里。道路旁边的山腰，仰视岩石和松树，郁郁苍苍，好像在云中。俯视溪谷，碎石累累，看不清尺寸。直向上攀登七里，靠着羊肠般曲折的道路，名叫环道，往往有绳索，可以攀爬上去。两个随从搀扶着，前面的人互相牵引，后面的人看到前面人的鞋底，前面的人看到后面人的头顶，像画一样。刚开始上这条路时，走十多步休息一次，渐渐疲倦，嘴唇干焦，五六步休息一次，疲惫地蹲在地上，不避阴暗潮湿，前面有干燥的地方，眼睛看着但两脚却跟不上。”又说：“封禅结束后，下诏让百官按次序下山，天子跟在后面，道路狭窄，步行的人匍匐着斜向上走，起身靠近火炬，停下时也络绎不绝，步行的人碰撞到大石头，石头发出欢快的声音，但只有石头声没有应和的人，心中不能停止，口中不能沉默。第二天，太医令询问起居情况，天子说：‘昨天上山下山，想走时紧跟着前面的人，想休息时后面的人又踩到，道路险峻危险。天子不觉得劳累。’”又说：“东山名叫日观，鸡叫的时候，看到太阳刚要出来，长三丈左右。秦观可以看到长安，吴观可以看到会稽，周观可以看到齐国。”所有记载的文字都如此工巧，但从未被前代贤人称道过，秦观、吴观、周观这三个观，也没有人用过。现在应劭的书有脱漏，只有刘昭补注的《东汉志》中还有这些内容，也不是全篇。
刘禹锡有《寄毗陵杨给事》诗云：「曾主鱼书轻刺史，今朝自请左鱼来。青云直上无多地，却要斜飞取势回。」以其时考之，盖杨虞卿也。案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嵒为相，与之论朋党事。时给事中杨虞卿、萧浣、中书舍人张元夫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上闻而恶之，于是出虞卿为常州刺史，浣为郑州刺史，元夫为汝州刺史，皆李宗闵客也。它日上复言及朋党，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德嵒曰：「给事中、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然则虞卿之剌毗陵，乃为朝廷所逐耳，禹锡犹以为自请，诗人之言，渠可信哉！
刘禹锡有《寄毗陵杨给事》诗说：“曾主鱼书轻刺史，今朝自请左鱼来。青云直上无多地，却要斜飞取势回。”从时间上考证，这位杨给事大概是杨虞卿。据记载，唐文宗大和七年，任命李德嵒为宰相，与他讨论朋党之事。当时给事中杨虞卿、萧浣、中书舍人张元夫依附权贵，对上干预执政，对下阻挠有关部门，皇帝听说后很厌恶他们，于是外放杨虞卿为常州刺史，萧浣为郑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他们都是李宗闵的门客。后来皇帝又提到朋党，李宗闵说：“我向来知道他们，所以像杨虞卿这些人，我都不给他们好官职。”李德嵒说：“给事中、中书舍人难道不是好官职吗？”李宗闵脸色大变。这样看来，杨虞卿出任毗陵刺史，是被朝廷驱逐的，刘禹锡却认为是他自己请求的，诗人的话，怎么能相信呢！
屯蒙二卦
屯卦与蒙卦
《屯》、《蒙》二卦，皆二阳而四阴。《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刚，《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刚。而《屯》之爻曰「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盖《屯》二居中得正，不为初刚所诱，而上从九五，所以为贞。《蒙》三不中不正，见九二之阳，悦而下从之，而舍上九之正应，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择所从所处，尚监兹哉！
《屯》卦和《蒙》卦，都是两个阳爻和四个阴爻。《屯》卦是六二阴爻凌驾于初九阳爻之上，《蒙》卦是六三阴爻凌驾于九二阳爻之上。而《屯》卦的爻辞说“女子守贞不嫁，十年后才出嫁”。《蒙》卦的爻辞说“不要娶这个女子，见到有钱的男子，就会失身”，它们正邪的不同竟如此之大。这是因为《屯》卦的六二居于中位且得正，不被初九的阳刚所诱惑，而向上顺从九五，所以是守贞。《蒙》卦的六三不居中也不得正，见到九二的阳刚，就喜悦地向下顺从它，而舍弃了上九的正应，所以不可娶。士人修身立世，选择追随和处身的位置，应当以此为鉴啊！
汉诽谤法
汉朝的诽谤法
汉宣帝诏群臣议武帝庙乐，夏侯胜曰：「武帝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赤地数千里，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于是丞相、御史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遂下狱，系再更冬，会赦，乃得免。章帝时，孔僖、崔𪟝游太学，相与论武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及后恣己，忘其前善。为邻房生告其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下吏受讯，僖以书自讼，乃勿问。元帝时，贾捐之论珠厓事曰：「武帝籍兵厉马，攘服夷狄，天下断狱万数，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岂非夏侯非议诏书，僖、𪟝诽谤，皆汉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则在所不问乎？
汉宣帝下诏让群臣讨论汉武帝的庙乐，夏侯胜说：“武帝耗尽百姓财力，奢侈无度，天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赤地数千里，对百姓没有恩德，不应该为他设立庙乐。”于是丞相、御史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诋毁先帝，大逆不道。于是被关进监狱，囚禁了两个冬天，遇到大赦才得以免罪。汉章帝时，孔僖、崔𪟝在太学游学，一起议论武帝起初做天子时，崇尚圣道，后来放纵自己，忘记了以前的善行。被隔壁房间的学生告发他们诽谤先帝，讥讽当世，被交给官吏审讯，孔僖上书自我辩护，才不再追究。汉元帝时，贾捐之议论珠崖的事情说：“武帝凭借兵力，征服夷狄，天下判刑的案件数以万计，盗贼并起，军队多次出征，父亲战死在前，儿子战伤在后，女子守卫亭障，孤儿在道路上哭号，老母寡妇在巷子里低声哭泣，这都是因为开拓疆土太大，征伐不止的缘故。”考察这三个人所指出的武帝的过失，贾捐之的话最恳切，而三位皇帝有的治罪有的不治罪，难道不是因为夏侯胜非议诏书，孔僖、崔𪟝诽谤，都是汉朝法律所禁止的，而像贾捐之那样直接陈述事实，就不加追究吗？
谊向触讳
贾谊和刘向触犯忌讳
贾谊上疏文帝曰：「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此既于生时谈死事，至云「传之老母」，则是言其当终于太后之前，又目其嗣为「愚幼不肖」，可谓指斥。而帝不以为过，谊不以为疑。刘向上书成帝谏王氏事曰：「王氏与刘氏，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乃于国存时说亡语，而帝不以为过，向不以为疑，至乞援近宗室，几于自售，亦不以为嫌也。两人皆出于忠精至诚，故尽言触忌讳而不自觉。文帝隆宽待下，圣德固尔，而成帝亦能容之，后世难及也。
贾谊上疏给汉文帝说：“活着是明君，死后是明神。让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朝永无穷尽。即使有愚笨幼小不贤的继承人，仍然能承继基业而安定。立遗腹子，朝拜先帝的遗衣，天下也不会混乱。”又说：“万年之后，传给老母弱子。”这既是在活着的时候谈论死后的事，至于说“传给老母”，则是说皇帝应当在太后之前去世，又称他的继承人为“愚幼不肖”，可以说是直指斥责。但文帝不认为这是过错，贾谊也不因此疑虑。刘向上书给汉成帝劝谏王氏的事情说：“王氏与刘氏，将不能并存，陛下作为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运转移到外戚手中，降为奴仆，纵然不为自己考虑，宗庙怎么办！”又说：“天命所授予的人很多，并非只有一姓。”这是在国家存在时说出亡国的话，而成帝不认为这是过错，刘向也不因此疑虑，甚至请求援引近亲宗室，几乎是在自我推荐，也不被认为是嫌疑。这两个人都是出于忠诚精诚，所以尽言触犯忌讳而不自觉。文帝宽厚对待臣下，圣德固然如此，而成帝也能容忍他们，后世难以企及啊。
小贞大贞
小贞与大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身为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之戒，谓当以渐而正之。说者多引鲁昭公、高贵乡公为比，予谓此自系一时国家之隆替，君身之祸福，盖有刚决而得志，隐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概论也。汉宣帝之诛霍禹，和帝之诛窦宪，桓宗之诛梁冀，魏孝庄之诛尔朱荣，刚决而得志者也。鲁昭公之讨季氏，齐简公之谋田常，高贵乡公之讨司马昭，晋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谋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汉隐帝之杀郭威，刚决而失者也。若齐郁林王知鸾之异志，欲取之而不能，汉献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图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欲杀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虽欲小正之，岂可得也？
君主居于尊位，如果倒持太阿宝剑，政令不能推行，恩德不能下达，自身如同寄居的座位，受人指挥，危亡的形势，就会立刻到来。所以《易经》有“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的告诫，意思是应当逐渐地纠正。解说的人多引用鲁昭公、高贵乡公作为例子，我认为这取决于当时国家的兴衰、君主自身的祸福，有刚决而成功的，也有隐忍而危亡的，不能一概而论。汉宣帝诛杀霍禹，汉和帝诛杀窦宪，汉桓帝诛杀梁冀，北魏孝庄帝诛杀尔朱荣，这是刚决而成功的。鲁昭公讨伐季氏，齐简公图谋田常，高贵乡公讨伐司马昭，晋元帝征讨王敦，唐文宗图谋宦官，潞王调离石敬瑭，汉隐帝杀郭威，这是刚决而失败的。至于齐郁林王知道萧鸾有异心，想除掉他却不能；汉献帝知道曹操不守臣节，想图谋他却不成；唐昭宗知道朱温必定篡位，想杀他却做不到，都反而因此灭亡，即使想逐渐纠正，又怎么可能呢？
唐诗戏语
唐诗中的戏谑语句
士人于棋酒间，好称引戏语，以助谭笑，大抵皆唐人诗，后生多不知所从出，漫识所记忆者于此。「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杜牧《送隐者》诗也。「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诗也。「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杜荀鹤诗也。「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郑谷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明年更有新条在，挠乱春风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罗隐诗也。高骈在西川，筑城御蛮，朝廷疑之，徙镇荆南，作《风筝》诗以见意曰：「昨夜筝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俙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士人在下棋饮酒时，喜欢引用戏谑的语句，以助谈笑，这些大多出自唐人诗，年轻人多不知道出处，我随意记下所记得的在这里。“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是杜牧《送隐者》的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是李涉的诗。“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是杜荀鹤的诗。“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是郑谷的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明年更有新条在，挠乱春风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是罗隐的诗。高骈在西川时，筑城防御蛮族，朝廷怀疑他，调任镇守荆南，作《风筝》诗以表达心意说：“昨夜筝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俙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现在的人也喜欢引用这句诗。
何进高睿
何进与高睿
东汉末，何进将诛宦官，白皇太后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唯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颜色，死不恨矣。」子妇为言之，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不数日，进乃为让所杀，董卓随以兵至，让等虽死，汉室亦亡。北齐和士开在武成帝世，奸蠹败国。及后主嗣立，宰相高睿与娄定远白胡太后，出士开为兖州刺史。后欲留士开过百日，睿守之以死，苦言之。士开载美女珠帘赂定远曰：「蒙王力，用为方伯，今当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进说曰：「臣出之后，必有大变，今已得入，复何所虑。」于是出定远为青州而杀睿。后二年，士开虽死，齐室亦亡。呜呼！奸佞之难去久矣！何进、高睿，不惜陨身破家，为汉齐社稷计，而张让、士开以谈笑一言，变如反掌，忠良受祸，宗庙为墟。乃知背胁瘭疽，决之不可不速；虎狼在阱，养之则自贻害。可不戒哉！
东汉末年，何进打算诛杀宦官，禀告皇太后，请求全部罢免中常侍、小黄门，让他们返回乡里。张让的儿媳妇是太后的妹妹。张让向儿媳妇叩头说：“老臣我犯了罪，理当和新妇一起回归私宅。只是我世代蒙受皇恩，如今即将远离宫殿，希望能再入宫值一次班，得以暂时瞻仰太后的容颜，死而无憾了。”儿媳妇替他向太后求情，于是太后下诏让所有常侍都重新入宫值班。没过几天，何进就被张让杀害，董卓随即率兵进京，张让等人虽然死了，汉朝也灭亡了。北齐的和士开在武成帝时期，奸邪祸国。等到后主继位，宰相高睿与娄定远禀告胡太后，将和士开外放为兖州刺史。胡太后想留和士开过一百天，高睿以死相争，苦苦劝谏。和士开用车载着美女和珠帘贿赂娄定远说：“承蒙您的帮助，我被任命为地方长官，如今即将远行，希望能入宫向太后和皇帝辞行。”娄定远答应了他。和士开因此得以见到太后和皇帝，进言说：“我离开之后，必定会发生大变故，如今我已经得以入宫，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将娄定远外放为青州刺史，并杀害了高睿。两年后，和士开虽然死了，北齐也灭亡了。唉！奸佞小人难以铲除，由来已久了！何进、高睿不惜牺牲自身、破败家族，为汉朝和北齐的江山社稷考虑，而张让、和士开仅凭谈笑间的一句话，就轻易扭转局势，忠良之人遭受祸害，宗庙化为废墟。由此可知，背上的痈疽，必须尽快割除；虎狼在陷阱里，如果养着它们，就会给自己留下祸患。怎能不警惕呢！
南乡掾史
南乡郡的属官
金石刻有《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其阴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议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诸曹掾、史、书佐、循行、干百三十一人，从掾位者九十六人，从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将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晋史》考之，南乡本南阳西界，魏武平荆州，始分为郡。至晋泰始中，所管八县，才二万户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孚之孙也。
金石碑刻中有《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碑的背面刻有掾史以下官员的姓名，总共三百五十一人。其中议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各曹的掾、史、书佐、循行、干一百三十一人，从掾位者九十六人，从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将三十六人，冗员竟如此之多。用《晋史》来考证，南乡原本是南阳郡的西界，魏武帝曹操平定荆州后，才分出来设立为郡。到了晋朝泰始年间，所管辖的八个县，只有两万户人家而已，而掾史竟然有这么多！掾史已经如此，吏士的数量也可想而知了。百姓的财力怎能不困乏呢！司马整是宗室安平王司马孚的孙子。
汉景帝忍杀
汉景帝残忍好杀
汉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自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后，不思罪己，一旦于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爰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周亚夫以功为丞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冯异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光武此言，视景帝诏书，为不侔矣。
汉景帝恭敬节俭、爱护百姓，上承文帝，因此也被称为贤君。但考察他的天性，不过是一个刻薄暴戾、残忍好杀的人罢了。早在东宫做太子时，就因为下棋赌博打死了吴国太子，从而引发了老吴王刘濞的怨恨。即位之后，不思反省自己的过错，一下子在三个郡中削夺了两个，加速了战乱的爆发。他正信任重用晁错，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等到爰盎的建议被采纳，只是请求斩杀晁错而已，景帝却命令有关部门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弹劾晁错，结果晁错的父母、妻子、同母兄弟全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七国之乱时，他下诏以深入敌境、多杀敌兵为功劳，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员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胆敢议论诏书或不按诏书行事的，都处以腰斩。周亚夫因功担任丞相，因为替匈奴降将争封一事而触怒景帝，因病免职，景帝内心厌恶他，赐给他食物却不放筷子，呵斥他起身离开，完全违背了尊敬礼遇大臣的道义，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置于死地，可悲啊！光武帝派冯异征讨赤眉军，告诫他说：“征伐不一定非要攻占土地、屠戮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局势、安抚百姓。将领们不是不勇猛善战，但喜欢抢掠。你本来就能管束部下，希望你自己加强约束，不要让郡县百姓受苦。”光武帝的这番话，与景帝的诏书相比，真是大不相同啊。
燕昭汉光武之明
燕昭王与汉光武帝的英明
乐毅为燕破齐，或谗之昭王曰：「齐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斩言者，遣使立毅为齐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冯异定关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光武以章示异，异上书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及异破隗嚣，诸将欲分其功，玺书诮大司马以下，称异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异之为名将，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谗口矣。田单复齐国，信陵君败秦兵，陈汤诛郅支，卢植破黄巾，邓艾平蜀，王濬平吴，谢安郤符坚，慕容垂挫桓温，史万岁破突厥，李靖灭吐谷浑，郭子仪、李光弼中兴唐室，李晟复京师，皆有大功于社稷，率为谮人所惎，或至杀身。区区庸主不足责，唐太宗亦未能免。营营青蝇，亦可畏哉！
乐毅为燕国攻破齐国，有人向燕昭王进谗言说：“齐国没有攻下的只有两座城罢了，不是乐毅的力量不能攻克，而是他想长期依靠兵威来降服齐人，以便南面称王。”燕昭王杀了进谗言的人，派使者立乐毅为齐王，乐毅惶恐地推辞不受，并以死发誓。冯异平定关中，自认为长期在外，心中不安。有人上奏章说冯异威权极重，百姓归心，称他为“咸阳王”，光武帝把奏章拿给冯异看，冯异上书谢罪，光武帝下诏回答说：“将军对于国家，恩情如同父子，有什么嫌疑，竟产生恐惧之意？”等到冯异击败隗嚣，众将想要分他的功劳，光武帝用玺书责备大司马以下的将领，称赞冯异的功劳像山一样高。现在的人都知道乐毅、冯异是名将，但如果没有这两位君主的英明，他们必定会被谗言所困。田单恢复齐国，信陵君击败秦兵，陈汤诛杀郅支单于，卢植击破黄巾军，邓艾平定蜀国，王濬平定吴国，谢安击退苻坚，慕容垂挫败桓温，史万岁击破突厥，李靖消灭吐谷浑，郭子仪、李光弼中兴唐朝，李晟收复京城，这些人对国家都有大功，但都遭到谗言者的忌恨，有的甚至被杀。那些平庸的君主不值得责备，就连唐太宗也未能免于谗言的困扰。嗡嗡乱飞的苍蝇，真是可怕啊！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
《毛诗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义，「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为「南」字，则与上下文相应，盖简策误耳。「王者之风」，恐不当系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与召公自不相涉也。
《毛诗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周公，‘南’，是说教化从北向南推行。《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的风范，是先王用来教化的，所以归属于召公。《周南》《召南》，是端正初始的道理。”根据文义，“周公”“召公”这两个“公”字，都应该改为“南”字，这样才与上下文相应，大概是简策上的错误。“王者的风范”，恐怕不应当归属于周公，而“先王用来教化”，又与召公本身没有关联。
《易·系辞》云：「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中爻者，谓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为《师》，而六五之爻曰「长子帅师」，以正应九二而言，盖指二至四为《震》也。《坤》、《艮》为《谦》，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盖自是而上，则六二、九三、六四为《坎》也。《归妹》之六五曰「帝乙归妹」，以下配九二而言，盖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归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盖《震》体云。它皆类此。
《易经·系辞》说：“杂聚事物，撰述其德性，辨别是非，那么没有中间的交位就不完备。”所谓中爻，指的是第二、三、四爻以及第三、四、五爻。比如《坤》卦和《坎》卦组成《师》卦，而六五爻的爻辞说“长子帅师”，这是针对与九二爻正应而言，大概是指第二爻到第四爻构成《震》卦。《坤》卦和《艮》卦组成《谦》卦，而初六爻的爻辞说“用涉大川”，大概是从此往上，六二、九三、六四构成《坎》卦。《归妹》卦的六五爻说“帝乙归妹”，这是针对下配九二爻而言，大概是指《震》卦。而《泰》卦的六五爻也说“帝乙归妹”，本来也是下配九二爻，而九三、六四、六五大概构成《震》体。其他情况都类似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