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若讷冯澥
权若讷与冯澥
唐中宗既流杀五王，再复武氏陵庙。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钦宗在位，惩王安石、蔡京之误国，政事悉以仁宗为法。左谏议大夫冯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孙之心，宁有厚薄。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愿无作好恶，允执厥中，则是非自明矣。」诏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驳之，不听，复为右正言崔𬸘所击。宰相不复问，而迁澥吏部侍郎。按若讷与澥两人，议论操持绝相似，盖澥在崇宁中，首上书乞废元祐皇后，自选人除寺监丞，其始终大节，不论可见。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议愤之。
唐中宗流放并杀害了五王之后，又恢复了武氏的陵庙。右补阙权若讷上疏说：“天地日月等字，都是则天皇后所创制，贼臣敬晖等人轻率地扰乱前代规矩，删除这些字无益于淳朴教化，保留它们则能彰显孝道。另外，神龙年间的制书规定，所有事务都依照贞观年间的旧例，怎么能近舍母后的仪轨，而远尊祖宗的德政呢？”奏疏呈上后，中宗亲笔批示褒奖。钦宗在位时，鉴于王安石、蔡京误国，政事全部效法仁宗。左谏议大夫冯澥上言：“仁宗皇帝是陛下的高祖，神宗皇帝是陛下的祖父，子孙之心，哪有什么厚薄之分？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天下的大贤，他们的优劣高下，自有公论，希望陛下不要凭个人好恶，而是公正地把握中道，这样是非自然就清楚了。”钦宗下诏将他的奏章张贴在朝堂上。侍御史李光反驳他，钦宗不听，冯澥又被右正言崔𬸘弹劾。宰相不再过问，反而升迁冯澥为吏部侍郎。考察权若讷与冯澥两人，他们的议论和操守极为相似。冯澥在崇宁年间，首先上书请求废黜元祐皇后，从选人直接升任寺监丞，他一生的大节，不用细看也能知道。建炎初年，他竟越级进入政事堂，公众舆论对此非常愤慨。
岁旦饮酒
元旦饮酒
今人元日饮屠酥酒，自小者起，相传已久，然固有来处。后汉李膺、杜密以党人同系狱，值元日，于狱中饮酒，曰：「正旦从小起。」《时镜新书》晋董勋云：「正旦饮酒先从小者，何也？勋曰：『俗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初学记》载《四民月令》云：「正旦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刘梦得、白乐天元日举酒赋诗，刘云：「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白云：「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白又有《岁假内命酒》一篇云：「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顾况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倘更数年逢此日，还应惆怅羡他人。」成文干云：「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方干云：「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皆笑鬓毛斑。」然则尚矣。东坡亦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酥。」其义亦然。
现在的人元旦喝屠苏酒，从年纪小的开始，相传已经很久了，但这确实有来历。后汉时李膺、杜密因党人之事一同被关进监狱，正值元旦，他们在狱中饮酒，说：“正月初一从小辈开始喝。”《时镜新书》记载晋代董勋说：“正月初一喝酒先从小辈开始，为什么呢？董勋说：‘习俗认为小辈又长了一岁，所以先喝酒祝贺他们；老年人时光流逝，所以后喝酒。’”《初学记》引用《四民月令》说：“正月初一敬酒的顺序，应当从小辈开始，因为年纪小的先开始。”唐代刘禹锡、白居易在元旦举酒赋诗，刘禹锡说：“与你同岁，祝寿的酒让您先喝。”白居易说：“与你同岁，新年的酒该谁先喝？”白居易还有一首《岁假内命酒》说：“新年的酒先拿起来推辞不得，被你推作少年人。”顾况说：“不知不觉老与春一同到来，更悲伤的是携手同行的人还有几个健在。炼丹寂寞羞于照镜，手拿屠苏酒让给少年。”裴夷直说：“自知年纪偏小，先拿屠苏酒不让春天。如果再过几年遇到这一天，还应惆怅羡慕别人。”成文干说：“披星戴月先捧起祝寿的酒杯，镜中两鬓斑白令人吃惊。最好是在灯前偷偷一笑，屠苏酒应该不能先尝。”方干说：“刚喝屠苏酒就定下年龄，座中人都笑我鬓发斑白。”可见这习俗很古老了。苏东坡也说：“只把穷愁换来长久健康，不推辞最后喝屠苏酒。”意思也是这样。
存殁绝句
存殁绝句
杜子美有《存殁》绝句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殁。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殁也。黄鲁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殁而无己存也。近岁新安胡仔著《渔隐丛话》，谓鲁直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遂引此句，实失于详究云。
杜甫有《存殁》绝句二首说：“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都是一存一殁。大概是席谦、曹霸在世，毕曜、郑虔已去世。黄庭坚《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中一首说：“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就是用了这种体裁。当时秦少游已去世而陈无己还在世。近年新安人胡仔著《渔隐丛话》，说黄庭坚把当时的人写进诗句，是效法杜甫，于是引用这句诗，实际上是没有详细考究。
汤武之事
商汤周武之事
汤、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汉辕固、黄生争辩最详。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今桀、纣虽失道，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反因过而诛之，非杀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未为愚。」遂罢。颜师古注云：「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马肝为喻也。」东坡《志林》云：「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轲始乱之，使当时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可谓至论。然予窃考孔子之序《书》，明言伊尹相汤伐桀，成汤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胜商杀受，各蔽以一语，而大指皦如，所谓六蓺折衷，无待于良史复书也。
商汤、周武王的事，古人谈论得很多了。只有汉代辕固生和黄生的争辩最为详细。黄生说：“商汤、周武王不是承受天命，而是弑君。”辕固生说：“不对，夏桀、商纣荒淫暴乱，天下人心都归向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心而诛杀桀、纣，是不得已才即位的，不是承受天命是什么？”黄生说：“帽子即使破旧也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即使崭新也一定要穿在脚上。现在桀、纣虽然无道，但他们是君主；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但他们是臣子。反而因为君主有过错就诛杀他们，这不是弑君是什么？”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道肉的味道；谈论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承受天命，不算愚笨。”于是停止了争论。颜师古注释说：“说商汤、周武王是弑君，是违背经义的，所以用马肝来比喻。”苏东坡《志林》说：“周武王不是圣人，从前孔子大概责备过商汤、周武王，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而孔子赞许他们，这说明孔子责备周武王很厉害。到了孟轲才开始扰乱这个说法，假使当时有好的史官，南巢之事，一定会记载为叛乱，牧野之事，一定会记载为弑君。商汤、周武王是仁人，也一定会为了法度而承受恶名。”这可以说是至理名言。然而我私下考察孔子为《尚书》作的序，明确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成汤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周武王讨伐商朝，周武王战胜商朝杀死商纣，各用一句话概括，而大旨非常明白，这就是所谓六经折中，不需要等待好史官再来书写了。
张释之传误
张释之传记的错误
《汉书》纪传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张释之为甚。本传云：「释之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欲免归。中郎将袁盎惜其去，请徙补谒者，后拜为廷尉，逮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载，文帝即位三年，释之为廷尉，至十年，书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历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张驱为廷尉，则是释之未尝十年不调，及未尝以廷尉事景帝也。
《汉书》的纪、传、志、表之间，矛盾不一致的地方不止一处，但以张释之的记载最为突出。本传说：“张释之担任骑郎，侍奉文帝十年没有升迁，没有知名度，想辞官回家。中郎将袁盎惋惜他离去，请求调他补任谒者，后来拜为廷尉，一直侍奉到景帝，一年多后，担任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记载，文帝即位三年，张释之担任廷尉，到十年，又记载廷尉昌、廷尉嘉两人，总共经历了十三年，景帝才即位，而张驱担任廷尉，那么张释之并没有十年不升迁，也没有以廷尉的身份侍奉景帝。
张于二廷尉
张释之与于定国两位廷尉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汉史》所称也。两人在职皆十余年。周勃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使以公主为证，太后亦以为无反事，乃得赦出。释之正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跸、盗环一二细事耳。杨恽为人告骄奢不悔过，下廷尉案验，始得所予孙会宗书，定国当恽大逆无道，恽坐要斩。恽之罪何至于是？其徇主之过如此。传所谓决疑平法，务在哀矜者，果何为哉！
张释之担任廷尉时，天下没有受冤的百姓。于定国担任廷尉时，人们自己觉得不会受冤。这是《汉书》所称道的。两人在职都十多年。周勃回到封国后，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谋反，皇帝把他交给廷尉逮捕，狱吏逐渐侵辱他，周勃用千金贿赂狱吏，狱吏让他以公主为证，太后也认为他没有谋反的事，于是得以赦免释放。张释之当时正担任廷尉，却不能救助，只是审理了犯跸、盗环一两件小事罢了。杨恽被人告发骄奢不悔过，交给廷尉查验，才得到他给孙会宗的信，于定国判处杨恽大逆无道，杨恽被处以腰斩。杨恽的罪过何至于此？于定国迎合君主的意思竟到了这种地步。传记中所说的判决疑案、公平执法、务求哀怜同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汉唐置邮
汉唐设置邮驿
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
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谈论先零、罕羌的事情，六月戊申日上奏，七月甲寅日皇帝用玺书回复同意他的计策。按金城到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加倍，中间还要下达给公卿大臣商议，而从上书到得到回复，前后才七天。唐代开元十年八月己卯日夜里，权楚璧等人作乱，当时唐玄宗巡幸洛阳，相距八百多里。壬午日，派遣河南尹王怡前往京城查问安抚，前后才三天。设置邮驿传递命令，如此迅速，而朝廷大臣共同商议，大概也没有拖延很久，这是后世所比不上的。
龙且张步
龙且与张步
韩信击赵，李左车劝陈余勿与战，余曰：「今如此避弗击，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遂与信战，身死国亡。是时，信方为汉将，始攻下魏、代，威声犹未暴白，陈余易之，尚不足讶。及灭赵服燕，则关东六国，既定其四矣。信伐齐，楚使龙且来救。或言汉兵不可当，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不足畏也，何为而止？」一战而没，项随以亡。耿弇讨张步，斩其大将军费邑，走邑之弟敢，进攻西安、临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蓝，势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来、大枪、延岑、彭宠、富平、获索矣。时步所盗齐地，太半为弃所得。然步犹曰，「以尤来、大肜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弃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战，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龙且、张步，岂复识此哉！梁临川王宏伐魏，魏元英御之，宏停军不前；魏人劝英进据洛水，英曰：「萧临川虽𫘤，其下有良将韦、裴之属，未可轻也。宜且观形势，勿与交锋。」宏卒败退，英之识见，非前人可比也。然遂进军围钟离，魏邢峦以为不可，魏主召使还，英表称必克，为曹景宗、韦睿所挫，失亡二十余万人。智于前而昧于后，为可恨耳！
韩信攻打赵国时，李左车劝陈余不要与韩信交战，陈余说：“如今这样避开不战，诸侯会认为我们胆怯，就会轻易来攻打我们。”于是与韩信交战，结果身死国亡。当时，韩信刚做汉将，才攻下魏国和代国，威名还没有完全显露，陈余轻视他，还不值得惊讶。等到韩信灭掉赵国、降服燕国，关东六国已经平定了四个。韩信攻打齐国，楚国派龙且来救援。有人劝龙且说汉军不可抵挡，龙且说：“我平生知道韩信为人容易对付，不值得害怕，为什么要停止？”一战就败亡了，项羽也随之灭亡。耿弇征讨张步，斩杀其大将军费邑，赶走费邑的弟弟费敢，进攻西安和临淄，攻下城池，又赶走张步的弟弟张蓝，势如破竹。在此之前，耿弇已经打败了尤来、大枪、延岑、彭宠、富平、获索等势力。当时张步窃据的齐地，大半已被耿弇所得。但张步仍然说：“凭尤来、大肜十多万人，我都能直接攻破他们的营寨。现在耿弇的兵力比他们少，又都疲劳不堪，有什么值得摧毁的？”最终出兵大战，兄弟被擒。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龙且和张步，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梁朝临川王萧宏攻打北魏，北魏元英抵御他，萧宏停军不前；魏人劝元英进军占据洛水，元英说：“萧临川虽然愚笨，但他手下有良将韦睿、裴邃等人，不可轻视。应该先观察形势，不要与他交锋。”萧宏最终败退，元英的见识，不是前人可比的。但他随后进军包围钟离，北魏邢峦认为不可行，北魏皇帝召他回师，元英上表说一定能攻克，结果被曹景宗、韦睿挫败，损失二十多万人。先前明智而后来糊涂，真是可恨啊！
义理之说无穷
义理之说无穷
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辅嗣以降，大抵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读如「矣」音，盖其义亦止如是耳。唯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予昔与《易》僧昙莹论及此，问之曰：「或读作『己日』如何？」莹曰：「岂唯此也，虽作『巳日』亦有义。」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后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犹云从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阳，数极则变而之阴，于是为午，故巳日乃孚，犹云从此而变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凿附会，固各有说云。
经典中关于义理的解说最为无穷，因此解释传注疏解，从汉代到现在，不可一一列举，甚至有一个字而有多种说法的。姑且以《周易·革卦》来说，“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从王弼以来，大致认为当天不孚，已日才孚，“已”字读作“矣”的音，大概其义也只是这样罢了。只有朱震读作戊己的“己”。我以前与《易》僧昙莹讨论到这一点，问他：“有人读作‘己日’怎么样？”昙莹说：“岂止这样，即使读作‘巳日’也有意义。”于是说道：“天元十干，从甲到己，然后才是庚，庚就是革，所以己日乃孚，犹如说从此而变革。十二辰从子到巳是六阳，数极则变为阴，于是到了午，所以巳日乃孚，犹如说从此而变化。”由此知道好奇的人想要穿凿附会，本来各有各的说法。
开元五王
开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hui）〉以开元十二年，宁王宪、邠王守礼以二十九年，弟歧王范以十四年，薛王业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宝时已无存者。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而元稹《连昌宫词》云：「百官队仗避歧、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李商隐诗云：「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皆失之也。
唐明皇的兄弟五王，哥哥申王李㧑在开元十二年去世，宁王李宪、邠王李守礼在开元二十九年去世，弟弟岐王李范在开元十四年去世，薛王李业在开元二十二年去世，到天宝年间已经没有在世的了。杨太真在天宝三载才入宫，而元稹的《连昌宫词》说：“百官队仗避歧、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李商隐的诗说：“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这些都是失实的。
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
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武帝居建章宫，亲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闭长安城门，大索十一日，巫蛊始起。又尝昼寝，梦木人数十，持杖欲击己，乃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两事可谓异矣。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复开，则滴见于天，鬼瞰其室。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以兄子则屈牦，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梯，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
汉代的巫蛊之祸，虽然起源于江充，但事情的发生，有不可理解的地方。汉武帝住在建章宫，亲眼看见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他是异人，命令逮捕他，男子扔掉剑逃跑，追赶没有抓到。皇上发怒，斩了门候，关闭长安城门，大规模搜查了十一天，巫蛊之祸才开始。又曾经白天睡觉，梦见几十个木人，拿着棍棒要打自己，于是惊醒，因此身体不适，后来苦于精神恍惚、容易忘事。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怪异了。木头将要腐烂，蠹虫就会生出来。事物将要败坏，虫子就会生出来。当时武帝年事已高，残忍好杀，正如李陵所说的法令无常，大臣无罪被灭族的有几十家。由于心术已经荒乱，随着念头招来虚妄，男子和木人的征兆，都使人迷惑不再清醒，于是上天显示征兆，鬼怪窥视其室。祸患所波及，对妻子来说是卫皇后，对儿子来说是戾太子，对侄子来说是屈牦，对女儿来说是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对儿媳来说是史良娣，对孙子来说是史皇孙。骨肉之间如此残酷，哪里还顾得上别人呢？而且两位公主实际上是卫皇后所生，太子失败前几个月，都已经下狱处死，那么他们的母亲和兄长哪里还有保全的道理？本来就不需要等到江充的诬陷了。
唐诗无讳避
唐诗无讳避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劈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雕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如此之类，不能悉书。此下如张枯赋《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酺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乐》、《邠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驾啭》、《宁哥来》、《容儿钵头》、《耍娘羯鼓》、《耍娘歌》、《悖挐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䳰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唐代人写诗歌，对于前代和当时的事情，直率地吟咏寄托，完全没有回避隐讳。甚至宫廷中隐秘的私事，不是外界应该知道的，也都反复极力陈述，而皇帝也不因此怪罪。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等讽谏篇章，元稹的《连昌宫词》，从头到尾都是针对唐明皇而发。杜甫尤其多，像《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整篇都是如此。其他涉及到的，五言诗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雕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七言诗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像这类诗句，不能全部写下来。这以下如张祜写的《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酺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乐》、《邠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驾啭》、《宁哥来》、《容儿钵头》、《耍娘羯鼓》、《耍娘歌》、《悖挐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䳰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大体上都是吟咏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李商隐的《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等诗也是这样。现在的诗人不敢这样做了。
李晟伤国体
李晟损害国家体统
将帅握重兵居阎外，当国家多事时，其奉上承命，尤当以恭顺为主。唐李最在德宗朝，破朱泚，复长安，功名震耀，盖社稷宗臣也。然尝将神策军戍蜀，及还以营妓自随，节度使张延赏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最既立大功，上召延赏入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乃止。后岁余，上命韩滉谕旨于晟使释怨，滉因使晟表荐，延赏遂为相。然则辅相之拜罢，皆大将得制之，其伤国体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释然！晟之失兵柄，正缘此耳。国学武成王庙，本列最于十哲，乾道中有旨，退于从祀，寿皇圣意岂非出此乎？
将帅掌握重兵驻守在京城之外，当国家多事的时候，他们奉承皇上的命令，尤其应当以恭敬顺从为主。唐朝的李晟在德宗时期，打败朱泚，收复长安，功名显赫，确实是国家的重臣。但他曾经率领神策军戍守蜀地，回来时带着军营中的歌妓随行，节度使张延赏追上去让她们返回，因此两人有了嫌隙。李晟立下大功后，皇上召张延赏入朝为相，李晟上表陈述他的过错，皇上难以违背李晟的意思，就作罢了。过了一年多，皇上命令韩滉向李晟传达旨意，让他消除怨恨，韩滉于是让李晟上表推荐，张延赏最终当了宰相。这样看来，宰相的任命和罢免，都由大将控制，这严重损害了国家体统。德宗猜忌刻薄，怎能对此释怀！李晟失去兵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学的武成王庙，原本把李晟列在十哲之中，乾道年间有旨意，将他降为从祀，寿皇的圣意难道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元和六学士
元和年间的六位学士
白乐天分司东都，有诗《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后两联云：「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此诗盖与李蜂者，其词正纪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时考之，所谓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颖、崔群及绛也。绍兴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馆，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时同舍秘书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陈魏公应求、秘书郎史魏公直翁、校书郎王鲁公季海，皆至宰相，汪庄敏公明远至枢密使，恩数与宰相等，甚类元和事云。
白居易分管东都洛阳时，有一首诗《上李留守相公》，他的序言说：「您到池边来看我，我们泛舟饮酒，谈到翰林院的旧事，于是写成四韵。」后两联说：「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这首诗大概是写给李绛的，诗句正记载了元和二年到六年的事情。我根据当时的情况考证，所说的五位宰相，是裴垍、王涯、杜元颖、崔群和李绛。绍兴二十八年三月，我进入馆阁，第二年八月，被任命为吏部郎官，当时同舍的秘书丞虞允文（字并甫）、著作郎陈俊卿（字应求）、秘书郎史浩（字直翁）、校书郎王淮（字季海），后来都官至宰相，汪澈（字明远）官至枢密使，恩遇和待遇与宰相等同，非常类似元和年间的事情。
二传误后世
两部传误导后世
自《左氏》载石碏事，有「大义灭亲」之语，后世援以为说，杀子孙，害兄弟。如汉章帝废太子庆，魏孝文杀太子询，唐高宗废太子贤者，不可胜数。《公羊》书鲁隐公、桓公事，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语，后世援以为说，废长立少，以妾为后妃。如汉哀帝尊傅昭仪为皇太太后，光武废太子强而立东海王阳，唐高宗废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胜数。
自从《左传》记载石碏的事情，有「大义灭亲」这句话，后世引用它作为说法，杀害子孙，残害兄弟。比如汉章帝废太子刘庆，魏孝文帝杀太子元恂，唐高宗废太子李贤等，数不胜数。《公羊传》记载鲁隐公、鲁桓公的事情，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句话，后世引用它作为说法，废长立幼，把妾立为后妃。比如汉哀帝尊傅昭仪为皇太太后，光武帝废太子刘强而立东海王刘阳，唐高宗废太子李忠而立孝敬皇帝李弘等，也是数不胜数。
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按《史记》所书，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时，周敬王四十一年，后一年元王立，历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为侯，去孔子卒时七十五年。文侯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岁计之，则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
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按照《史记》的记载，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孔子去世时，子夏二十八岁。当时是周敬王四十一年，过了一年周元王即位，历经周贞定王、周考王，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国才被封为诸侯，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七十五年。魏文侯做大夫二十二年后成为诸侯，又过了十六年去世，姑且以他开始成为诸侯的那一年来计算，那么子夏已经一百零三岁了，才成为诸侯的老师，难道真是这样吗？
父子忠邪
父子忠奸
汉王氏擅国，王章、梅福尝言之，唯刘向勤勤恳恳，上封事极谏，至云：「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举为侍中，为莽典文章，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名，皆所共谋，驯致摄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陈矫事曹氏，三世为之尽忠，明帝忧社稷，问曰：「司马懿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窃国柄。至孙炎篡魏为晋，而矫之子骞乃用佐命勋，位极公辅。晋郗愔忠于王室，而子超党于桓氏，为温建废立之谋。超死，愔哀悼成疾。后见超书一箱，悉与温往反密计，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复哭。《晋史》以为有大义之风。向、矫、愔之忠如是，三子不胜诛矣！
汉朝王氏专权，王章、梅福曾经进言，只有刘向勤勤恳恳，上密封奏章极力劝谏，甚至说：「事势不能两强并立，王氏和刘氏也将不能并存。陛下作为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运转移到外戚手中，降为奴仆。为后代忧虑，这是非常明显的。」他的话如此痛切。但他的儿子刘歆却因为王莽的举荐担任侍中，为王莽掌管文书，在朝中倡导，褒扬王莽的功德，安汉公、宰衡这些名号，都是他们共同谋划的，逐渐导致王莽摄政篡位，最终刘歆自己也未能幸免。魏国的陈矫侍奉曹氏，三代都为之尽忠，魏明帝担忧国家，问道：「司马懿忠诚正直，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众望所归，但能否成为社稷之臣还不知道。」司马懿最终窃取了国家大权。到他的孙子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而陈矫的儿子陈骞却因为辅佐开国的功勋，官位达到三公辅相。晋朝的郗愔忠于王室，但他的儿子郗超却党附于桓氏，为桓温谋划废立皇帝。郗超死后，郗愔哀悼成疾。后来看到郗超的一箱书信，全都是与桓温往来的密谋，于是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太晚了！」不再哭泣。《晋史》认为他有大义的风范。刘向、陈矫、郗愔如此忠诚，他们的儿子真是死有余辜！
苏张说六国
苏秦张仪游说六国
苏秦、张仪同学于鬼谷，而其纵横之辩，如冰炭水火之不同，盖所以设心者异耳。苏欲六国合从以摈秦，故言其强。谓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谓赵地亦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谓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弯，皆从韩出，韩卒之勇，一人当百；谓魏地方千里，卒七十万；齐地方二千余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至于张仪，则欲六国为横以事秦，故言其弱。谓梁地方不过千里，卒不过三十万；韩地险恶，卒不过二十万；临菑、即墨非齐之有；断赵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长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耸听敬从，举国而付之，未尝有一语相折难者，彼皆长君，持国之日久，逮其临事，乃顾如桔槰，随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
苏秦和张仪一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但他们纵横捭阖的辩论，却像冰与炭、水与火那样截然不同，这是因为他们用心谋划的出发点不同罢了。苏秦想要六国合纵来排斥秦国，所以极力夸说六国的强大。他说燕国土地方圆两千多里，有几十万披甲士兵，六百辆战车，六千匹战马；说赵国土地也方圆两千多里，有几十万披甲士兵，一千辆战车，一万匹战马；说韩国土地方圆九百里，有几十万披甲士兵，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韩国士兵勇猛，一人可当百人；说魏国土地方圆千里，有七十万士兵；齐国土地方圆两千多里，仅临淄的士兵就有二十一万；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有百万披甲士兵，一千辆战车，一万匹战马。至于张仪，则想要六国实行连横来侍奉秦国，所以极力说六国弱小。他说梁国土地不过方圆千里，士兵不过三十万；韩国土地险恶，士兵不过二十万；临淄、即墨并非齐国所有；赵国被截断右肩；黔中、巫郡并非楚国所有；易水、长城并非燕国所有。然而六国君主都恭敬地听从，把整个国家交付给他们，不曾有一句话反驳诘难，这些君主都是年长的国君，治理国家时间很久，等到面临大事时，却像桔槔一样，随着别人俯仰，这样能不危险灭亡，真是侥幸啊！
且一国之势，犹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较量生理，名田若干顷，岁收谷粟若干；蓺园若干亩，岁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区，为钱若干；下至牛羊犬鸡，莫不有数，自非童𫘤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数者，何待于疏远游客为吾借箸而筹哉？茍一以为多，一以为寡，将遂挈挈然举而信之乎？
况且一个国家的形势，就像一家一户一样。如今主持一家政务的人，计算生计，登记田产若干顷，每年收获谷物若干；种植园地若干亩，每年收获桑麻若干；房屋若干间，值钱若干；下至牛羊狗鸡，没有不有数目的，除非是愚昧懦弱的人，没有不能一件件分析、一个个列举的，哪里需要等待疏远的游说之士来替我们借筷子筹划呢？如果一个人说多，一个人说少，就立刻轻率地完全相信他们吗？
晁错说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分天下半。」以汉之广，三国渠能分其半，此错欲削诸侯，故盛言其大尔。胶西王将与吴反，群臣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非计也。」是时反者即吴、楚、诸齐，此胶西臣欲止王之谋，故盛言其小尔。二者视苏、张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则否，听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则善矣。
晁错对汉景帝说：“高帝大封同姓诸侯，齐国七十多座城，楚国四十多座城，吴国五十多座城，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以汉朝的广大，这三个诸侯国怎么能分去一半，这是晁错想要削弱诸侯，所以极力夸大他们的势力罢了。胶西王将要和吴王一起反叛，群臣劝谏说：“诸侯的土地加起来还不到汉朝的十分之二，造反不是好计策。”当时反叛的就是吴国、楚国和几个齐国，这是胶西王的臣子想要阻止王的谋反，所以极力说他们弱小罢了。这两件事与苏秦、张仪的话相比，看似相似，但用心却不同，听的人如果能做到知己知彼，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