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为秦所围，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楚王未肯定从。毛遂曰：「白起，小竖子耳！兴师以与楚战，举鄢、郢，烧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时，起已数立大功，且胜于长平矣。人告韩信反，汉祖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唯陈平以为兵不如楚精，诸将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书闻，上召诸将间计，又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夫白起、信、布之为人，材能不可掩，以此三人为竖子，是天下无复有壮士也。毛遂之言，只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从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为懦夫。至如高帝诸将，不过周勃、樊哙之俦。韩信因执而归，栖栖然处长安为列侯，盖一匹夫也，而哙喜其过己，趋拜送迎，言称臣，况于据有全楚万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语？英布固尝言：「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则竖子之对，可谓勇而无谋，殆与张仪诋苏秦为反复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顾深知其非也。至于陈平，则不然矣。若乃韩信谓魏将柏直为竖子，则诚然。柏直庸庸无所知名，汉王亦称其口尚乳臭，真一竖子也。阮籍登广武，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达，以为籍讥汉祖，虽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赵国被秦国包围，派平原君向楚国求救，楚王犹豫不决，没有答应合纵。毛遂说：“白起，不过是个小奴才罢了！他率军与楚国作战，攻占了鄢、郢，烧毁了夷陵，侮辱了您的祖先，这是百世难消的怨恨。”当时，白起已经多次立下大功，而且在长平之战中获胜。有人告发韩信谋反，汉高祖询问各位将领，都说：“赶紧发兵活埋了这个奴才！”皇帝沉默不语。只有陈平认为汉军不如楚军精锐，各位将领用兵也比不上韩信。英布谋反，消息传来，皇上召集各位将领私下商议，他们又说：“发兵攻打他，活埋了这个奴才！”白起、韩信、英布这三人的才能不可掩盖，把他们称为奴才，那天下就没有壮士了。毛遂的话，只是想激怒楚王，让他明白合纵的利害关系，所以不得不把白起说成懦夫。至于汉高祖的各位将领，不过是周勃、樊哙之流。韩信被捉拿回来，惶惶不安地住在长安当个列侯，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而樊哙还高兴他超过自己，快步迎送，口称臣子，更何况是占据整个楚国、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双方实力强弱，怎能相提并论？英布曾经说过：“各位将领我只担心淮阴侯韩信和彭越，如今他们都死了，剩下的不值得害怕。”那么“奴才”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勇而无谋，几乎与张仪诋毁苏秦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相似。汉高祖沉默不语，是因为他深知这种说法不对。至于陈平，就不是这样了。至于韩信说魏将柏直是奴才，那确实如此。柏直平庸无能，没什么名气，汉王也说他还乳臭未干，真是个奴才。阮籍登上广武城，感叹说：“时代没有英雄，让奴才成了名。”这是感叹当时没有像古人那样的英雄。浅薄的人不理解，以为阮籍是在讥讽汉高祖，即使李白也有这种说法，这是不对的。
枢密称呼
枢密称呼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枢密使这个官职名称起源于唐代，原本由宦官担任，是内廷各司中显贵的职位。五代时期才开始由士大夫担任这个职务，于是与宰相地位相当。从此延续到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等区别，虽然品级有高低，但都称为枢密。明道年间，王沂公从旧宰相被召回担任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任集贤相，写信到城门口迎接他，称呼为“枢密太师相公”，我家收藏着这封信。绍兴五年，高宗皇帝巡幸平江，经过秀州，随行的执政大臣有四人，走在前面的人传呼“宰相”，是赵忠简，接着传呼“枢密”，是张魏公，当时任知院事，接着传呼“参政”，是沈必先，最后又传呼“枢密”，是签书权朝美。我担任检详官时，叶审言、黄继道任正副长官，也使用同样的称呼。而近二三十年来，就有了知院、同知的名称，最初出自接待官员和街卒之口，时间长了朝廷官员也这样称呼，名称不雅致古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从官事体
从官事体
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发诸司公状不系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往还用大状不书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厅之类，皆杂著于令式。其朋载国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焞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驲碟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河殿，云渐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本朝优待侍从官员，所以体制名分大多与普通官员不同，但其中有处理得当和随意处置的情况。例如知州向各司申报公事文书时不署官衔，与安抚使、监司按官阶往来时用大状不写年号，引接人员穿朱衣，通判进入都厅等，这些都散见于法令条文中。那些记载在国史中的还可以查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令说：“尚书丞郎、两省给谏担任知州知府，而本部的郎中、员外郎以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员充任本路转运使副使的，按旧例必须申报。虽然职务上应当统摄，刚刚委以事权，但官员有等级差别，应该明确品级。从今以后，知制诰、观察使以上担任知州知府的地方，向转运司申报的文书，只签署案卷，让通判以下官员署衔申报。”张咏以礼部尚书身份任升州知州，上奏说：“臣的官职忝列六曹，祠部是本行司局，但按例申报公事文书，似乎不太合适。希望从今以后，尚书丞郎担任知州的，除了向尚书省申报外，其本行曹局，只签署案卷。”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绍兴年间，范同以前任执政的身份任太平州知州，官阶是中大夫不带职，向各司申报文书时署了官衔。提刑张绚将文书封还，范同最终没有改正。第二年他转任太中大夫，再次任职时，才去掉官衔。刘焞任江西转运判官，发公文给所属州郡的知州、通判说：“请联名署衔上报。”我当时以太中大夫身份任赣州知州，认为于法令不合，于是写了公札，与通判一起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身份任饶州知州。赵烨以承议郎身份任提点刑狱，想位居刘邦翰之上，刘邦翰不计较，赵烨又怕别人议论自己，于是在朝拜国忌日时，按先后顺序行香。王十朋从侍御史调任权吏部侍郎，没有就职，被授予集英殿修撰，任饶州知州，自己像普通官员一样处事。林大中也从侍御史改任吏部侍郎，没有到任，被授予直宝文阁，任赣州知州，全衔还带着“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完全使用侍从官员的礼数。黄涣任通判，进入都厅，为此感到不平。郑汝谐被任命为权侍郎，被门下省驳回，不能就职，而以秘阁修撰身份任池州知州，公事文书送到提刑司，不署官衔，被邓驲发文质问。唐瑑以司农少卿身份，王佐以中书检正身份，都暂时兼任权户部侍郎，等到出任湖州、饶州知州时，全都使用朱衣双引的仪仗。这几位都失于查考典章制度，并非故意妄自尊大。陈居仁以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身份任鄂州知州，只用一名朱衣引接，因为按法令，学士才用双引，人们认为他得体。我前不久任赣州、建州知州，官职与陈居仁相同，却误用了两名朱衣，非常后悔。又如监司拜见前任执政，即使在本路，也都在客位下马。我兄长以旧宰相身份带观文殿学士衔任绍兴知府，提举宋藻穿过戟门和河殿，说浙东监司怎么不能穿过绍兴府门，快到厅堂时，才好像勉强就客位。主人急忙让人搀扶他回去。
九朝国史
九朝国史
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缴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之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本朝的国史共有三部：太祖、太宗、真宗时期的叫《三朝》，仁宗、英宗时期的叫《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时期的叫《四朝》。虽然各自记载史事，但像天文、地理、五行这类志书，不免重复繁琐。元丰年间，《三朝》已经完成，《两朝》也即将成书，神宗专门交给曾巩，让他合并这些史书。曾巩上奏说：“五朝的旧史，都是历代公卿、道德文学之士、朝廷重臣共同裁定编修的，既然已经编成重要典籍，怎么可以轻易议论增减。”神宗下诏不同意，曾巩才开始谋划纂修定稿，恰逢他因守丧离职，未能完成。后来神宗、哲宗各自成为一部史书，绍兴初年，因为其中是非褒贬都不符合事实，被废弃不用。淳熙乙巳年，我（洪迈）奉命修史，丙午年冬天，书成进献给皇帝，于是请求将九朝史事合为一书，寿皇（宋孝宗）就把这事交给了我。我曾上奏说：“我之所以恳切请求，是因为二百年间典章文物的盛况，分散在三部书中，仓促查阅，互不连贯。至于历代臣僚，名声相继，应当像前代史书那样，以子系父的体例，分类集中归一。至于编撰工作，已经经过先贤名臣之手，是非褒贬都有依据，不容妄加删改。请求将此奏下发给史院，让后来的史官知道编撰汇总的意图，不要擅自将成书随意删改。”皇帝说：“如果有不妥之处，修改删削也无妨。”我奉诏开设史院后，已经修成三十多卷，但因永思陵（宋高宗陵墓）的工程，刚回来就离开朝廷，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由，请求暂时停罢史院，于是此事就停止了。祥符年间，王旦也曾修撰两朝史，如今已不传世。
银牌使者
银牌使者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金国每次派遣使者外出，地位高的佩戴金牌，次一等的佩戴银牌，民间称为金牌郎君、银牌郎君。北方人认为契丹时期就是这样，牌上刻有六七个像篆字的符号，有人说是阿骨打的花押。殊不知这原本是中国的制度，五代以来，各种事务都处于草创阶段，凡是奉命出使在外的人，只发给枢密院的文书。本朝太平兴国三年，因为李飞雄假借乘用官马，冒充使者，想要作乱，被捕获诛杀后，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乘驿马的人，都发给银牌。国史记载说这是恢复旧制，可见这并非起源于外族。端拱二年又下诏说：“先前驰驿的使臣发给篆书银牌，从现在起应当废除，重新发给枢密院文书。”
省钱百陌
省钱百陌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干祐中，王章为二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绢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用钱作为货币，本来都是足额的一百文。梁武帝时，因为使用铁钱的缘故，商人逐渐用奸诈手段破坏规矩，岭东地区，八十文算作一百，称为“东钱”；江、郢以上地区，七十文算作一百，称为“西钱”；京城以九十文算作一百，称为“长钱”。大同元年，下诏统一使用足额一百文，诏令下达后人们却不遵从，钱陌越来越少，到了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文算作一百。唐朝鼎盛时期，纯粹使用足额钱。天祐年间，因为战乱困乏，开始下令以八十五文算作一百。后唐天成年间，又减少了五文。后汉乾祐年间，王章担任三司使，又减少了三文。本朝沿袭后汉制度，向官府缴纳的，也用八十文或八十五文算作一百。但各州私下使用，还有随俗低至四十八文算作一百的。太平兴国二年，才下诏民间绢钱，规定以七十七文算作一百。从此以后，天下沿用，公私收支都是这样，所以称为“省钱”。但几十年来，有所谓的“头子钱”，每贯五十六文，除京城和军兵俸禄外，其余州县官民应得的钱，支出时每百文实际只得七十一文四分，收入时每百文实际为八十二文四分，原本所说的七十七文已不存在了。民间使用的钱，多少更加不均匀了。
旧官衔冗赘
旧官衔冗赘
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本朝的官制，沿袭晚唐、五代的旧习，所以官阶头衔过于冗长繁琐，我已经多次写到这一点。近来得到皇祐年间李端愿所写的“雪窦山”三个大字，其左侧写着：“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共四十一个字。自元丰以后，更改使名，废除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称“镇潼军承宣使”六个字，比旧衔省去三十五个字，可谓简明扼要。会稽禹庙有唐朝天复年间越王钱镠所立的碑，他的全衔有九十五个字，尤其冗长。
吏胥侮洗文书
吏胥侮洗文书
郡县肯史，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宫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郡县的小吏，涂改簿册案卷，乡司尤其严重。百姓已经缴纳了租税，在户名下用红笔批注了，但小吏有所求没得到满足，就又洗去批注，县官不能察觉，反而再次催督。等到百姓拿着赤钞作为凭证，追捕和额外花费已经造成很大危害。这还只是小事，中央的台省也是如此。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时，所收到的告命后面拟写说“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大概是当初书写黄纸时的全文，所以官告院以此为格式，制度应当如此。而告身的全衔也写着“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我对吏部尚书萧照邻说：“这样学士的衔名在官职之下，与旧例不符，现在要写谢表，应当怎么办？”萧照邻很吃惊。随即派部里的主事和官告院的书吏前来，借走原来的告命，第二天拿来时，已经改正了，把职位移到了官衔之上，只是减去了一个“充”字，在行文中略微觉得稀疏，但外面的印文，浓淡完全没有差别，其巧妙到了这种程度。
宣告错误
宣告错误
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自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士大夫的告命，偶尔有错误，比如文官，还能自己申诉，书铺也不敢过分勒索。只有武官可怜，而军伍出身的人尤其严重。我在枢密院各房担任检详官时，有个泾原副都军头请求换授官职，但他所持的宣命内被添注了一个“副”字，被房吏阻挠，这个都头无法自辩。两位枢密使把这事交给我处理，我看那添注的字与正文笔迹一致，就对两位枢密说：“如果申诉者是作假，应当妄自增加品级，怎么会愿意以都头身份自降为副职？这显然是写宣命房吏的失误，无可怀疑。”枢密认为有理，于是为他改正。武翼郎李青应当参加磨勘，尚书左选查验他的文书，最初是“大李青”，吏员认为他是冒名顶替，李青无言以对。周茂振代理尚书，查看他的十多份告命，其中一份告命前面写着“大李青”，但告身误漏了“大”字，所以后面相承，只写“李青”，当天就批准他升迁，并给了公据。这两个人几乎被吏员困住，幸而得到公正处理。由此可知，冤屈不得伸张的人很多啊！
军中抵名为官
军中抵名为官
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他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战功积累，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之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须要超承当。今但当克除不应得九官，而理还其余资，庶合人情，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自从绍兴年间以来，战事频繁，军队中将校被授予官职时，大帅都私自藏起他们的任命状，只口头告知他们担任的官职。如果有人因故死亡或失踪，也不向省部申报注销官职，有时甚至直接把官职转给他人，以至于有人从平民身份直接成为郎官、大夫。杨和王担任殿前都指挥使时，罢免了一名统领让他回归原部队，并向枢密院申报说：“此人原名许超，原本只是校尉，偶然得到修武郎李立的告身，便冒名顶替，得以违规升转，后来凭借战功积累，如今已是武显大夫。既然已经离开军队，自然应该恢复本名和原职位。”许超到枢密院申诉，却无法为自己辩解。我当时在兵房负责检详事务，为他说道：“一时的冒名顶替，自然是主将的命令。修武郎以前的官职，本来就不是此人应得的。但武翼郎之后的官职，都是靠军功获得的，如果他在战场上战死，那么性命也是要许超承担的。现在只应削去他不应得的九个官阶，而保留其余资历，这样才合乎人情，于理也通顺。”两位枢密使很赞同我的说法，随即上奏施行了。
祸福有命
祸福有命
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俚者，恃告汗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州，张渊道以《张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访何大圭，忽问：「君识天星乎？」答曰：「未之学。」曰：「岂不能认南方中夏所见列宿乎？」曰：「此却粗识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试仰观荧惑何在？」是时正见于南斗之西。后月余再相见，时连旬多阴，所谓火曜，已至斗魁之东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闻其语，固已竦然，明日来相访，曰：「吾曹元不洞晓天文，昨晚叶子廉见顾，言及于此，蹙頞云：『是名魏星，无人能识，非荧惑也。』」予曰：「十二国星，只在牛、女之下，经星不动，安得转移？」圭曰：「乾象欲示变，何所不可？子廉云，『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盖秦正封魏国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骇，不复敢酬应。他日，与谢景思、叶晦叔言之，且曰：「使迈为小人告讦之举，有所不能，万一此段彰露，为之奈何？」谢、叶曰：「可以言命矣！与是人相识，便是不幸，不如静以待之。」时岁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祸，乃始不恐。
秦桧独揽大权、志得意满时，更加严厉地施行刑罚，以钳制士大夫。只要有一句话说得不当，或一篇文章有可挑剔之处，必定兴起大狱，流放到岭南海边。于是那些无赖的恶少年，便依靠告密来求取进身。赵超然因为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被贬到汀州，吴仲宝因为《夏二子传》被流放到容州，张渊道因为《张和公生日诗》几乎被贬到柳州而侥幸逃脱，都是这类例子。我在福州担任教授时，有一次去拜访何大圭，他忽然问：“你认识天上的星宿吗？”我回答说：“没有学过。”他又问：“难道不能辨认南方中原地区夏天能见到的那些星宿吗？”我说：“这个倒是粗略认识几个。”何大圭说：“你今晚试着抬头看看火星在哪里？”当时火星正出现在南斗星的西边。一个多月后我们再次相见，当时连续几十天阴天，所谓的火星，已经移动到北斗魁星的东边了。何大圭说：“如果这颗星进入南斗星，自然会有典故。”我听了他的话，已经感到惊惧。第二天他来拜访，说：“我们本来不精通天文，昨晚叶子廉来看我，谈到这件事，他皱着眉头说：‘这颗星名叫魏星，没有人能识别，不是火星。’”我说：“十二国星，只在牛宿、女宿的下方，恒星是不动的，怎么能移动呢？”何大圭说：“天象想要显示变异，有什么不可能呢？叶子廉说，‘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也曾出现过。’”当时秦桧正被封为魏国公，何大圭的意思是将他比作曹操。我大为惊骇，不敢再回应。后来有一天，我和谢景思、叶晦叔说起这件事，并且说：“让我做小人告密的事，我做不到。万一这段谈话泄露出去，该怎么办？”谢、叶二人说：“可以认命了！和这个人相识，就是不幸，不如静下心来等待结果。”当时是己巳年，又过了六年，秦桧死了，我知道自己免除了灾祸，才不再恐惧。
真宗北征
真宗北征
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已亥，契凡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鸩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宋真宗亲自征讨契丹，驾临澶渊，从而成就了击退敌人的功业。当时是景德元年甲辰年，决定这一计策的是寇莱公（寇准）。然而在此之前的五年，即咸平二年己亥年，契丹侵犯北部边境，真宗亲自率军抵御，到达澶州、大名府，听说范廷召在莫州以北击败了敌人，于是返回京城。当时张文定公（张齐贤）、李文靖公（李沆）担任宰相，不知道是谁辅佐做出了这个决定，而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由此可知，真宗并非沉溺安逸、畏惧敌人的人，所以寇公容易进言。
宰相不次补
宰相不按资序补任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伉薨，时无他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居上。旦、钦若各迁官而已。准在太宗朝已两为执政，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应循循历阶而升也。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当时没有其他宰相，中书省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但并未按资序补任宰相。寇准当时担任三司使，真宗想任命他为宰相，但担心他向来刚直，难以独自担当重任，于是先任命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知政事，仅一个月后，就同时任命毕士安和寇准为宰相，而毕士安居于上位。王旦、王钦若只是各自升迁了官职而已。寇准在太宗朝已经两次担任执政官，如今毕士安却是从侍从官越级提拔任用。只有君主才能专行赏罚，图谋任用大臣，本不应一味按部就班地逐级升迁。
外制之难
外制之难
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未尝起草，陆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于史策。其迟钝窘扰者，如陆余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㠓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与夫「斫〈（zhu$）〉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项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段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趣词命也。先公使虏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于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他倩诿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
中书舍人接受起草诏令的“词头”，从唐朝到本朝，都只是在省中起草后交付吏员，等到任命状完成，从未超过一天，所以这个职务很难胜任。那些以敏捷著称的人，比如韦承庆下笔即成，从不打草稿；陆扆（原文“陆”可能指陆扆）不加思索，挥笔如飞；颜荛起草数十份制书，不妨碍谈笑；郑畋文思敏捷，同僚停笔；刘敞临到下班时，倚马一挥而就九份制书，这些都记载在史书中。那些迟钝窘迫的人，比如陆余庆到晚上还不能写出一句话；和㠓关起门来精心思考，遍查各种书籍；以及“斫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这类故事，大概都是因为要求快速完成的缘故。后周广顺初年，中书舍人刘涛被责罚降为少府少监，分司西京，是因为他派儿子刘顼代他起草制词。刘顼当时担任监察御史，也被贬为复州司户。自从南渡以来，典章制度散失，每次任命书下达，先以尚书省的札子交付本人，然后陆续发给正式告身，因此拖延耽搁。段拂任职时，刚回家就关上门谢绝宾客，害怕别人催促他起草诏命。先父（洪皓）出使金国归来，被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当时刘才邵负责起草制书，先父每天在漏舍（朝房）叮嘱他，直到先父出任饶州知州，将近一个月，还没有接到告身。其他请托朋友、让人代笔的情况很多。所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并不觉得它难，与过去大不相同。
文臣换武使
文臣改任武职
祖宗之世，文臣换授武使，皆不越级。钱若水自枢密副使罢守工部侍郎，后除帅并州，乃换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维以尚书，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观察。庆历初，以陜西四帅方御夏、羌，欲优其俸赐，故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皆以枢密、龙图直学士换为廉车。自南渡以来，始大不然。张澄以端明学士，杨倓以敷文学士，便为节度。近者赵师夔、吴琚以待制而换承宣使，不数月间遇恩，即建节𫓰。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换观察使，皆度越彜宪，诚异恩也。
在祖宗（宋太祖、太宗）时期，文臣改任武职，都不越级。钱若水从枢密副使罢职后任工部侍郎，后来出任并州知州，才改任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御史中丞、侍郎的身份，李士衡以三司使的身份，李维以尚书的身份，王素以端明殿学士、左丞的身份，也都只改任观察使。庆历初年，因为陕西四路统帅正在抵御西夏和羌人，想优厚他们的俸禄赏赐，所以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都以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改任廉车（即观察使）。自从南渡以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张澄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杨倓以敷文阁学士的身份，就直接改任节度使。近来赵师夔、吴琚以待制的身份改任承宣使，没过几个月遇到恩典，就建节（担任节度使）了。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的身份改任观察使，这些都超越了常规法度，确实是特殊的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