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丞相转官
京丞相升官
庆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宫徽称册宝，继又进敕令、玉牒、实录，大巨迁秩，于再于三，盖自崇宁至于绍熙，未之有也。于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册宝赏，由正议转宣奉。十二月用敕局赏，当得两官，以一回授、一转光禄。三年二月，用提举玉牒实录院及礼仪使赏，有旨三项各转两官，辞之至四五。诏减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转金紫。四月之间，涉五华资，仍回授三峡。在法宰执转官与除拜同，故得给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迈记淳熙十四年，王左相进玉牒，并充国史礼仪使；梁右相进四朝史传、国朝会要，并充玉牒劄仪使。诏各与转两官。所谓各者，指二相也。时梁公误认为三者各两官，已系特进，谓如此则序进太师矣。中批只共为两官，复辞之，诏许回授，又辞，但令加恩，亦辞。适已罢相在经筵，讫于分毫不受，唯王公独加恩。今日之事全相类，而又已有去冬二赏矣。有司不谙练故实，径准昔年中旨行出，闻京公殊不自安，然无说可免，惜乎东阁贤宾客不告以十年内亲的故事，以成其美。迈顷居翰苑，答王、梁诸诏，尝上章开析论列，是以窃识其详。
庆元二年，朝廷向三宫进献徽号册宝，随后又进献敕令、玉牒、实录，大臣们多次升迁官阶，这种情况从崇宁年间到绍熙年间，从未有过。于是京右丞相在十月因接受册宝的赏赐，从正议大夫转为宣奉大夫。十二月因敕局赏赐，应当得到两官，其中一官回授给他人，一官转为光禄大夫。三年二月，因担任提举玉牒实录院及礼仪使的赏赐，有旨意说三项各转两官，他推辞了四五次。诏令减为四官，其中一半回授，另外两官便转为金紫光禄大夫。四个月之间，经历了五次升迁，还回授了三峡。按照法令，宰执转官与授官相同，所以能得到给使的恩典。一百二十年间，进入仕途的有二十四人。我记得淳熙十四年，王左相进献玉牒，并充任国史礼仪使；梁右相进献四朝史传、国朝会要，并充任玉牒礼仪使。诏令各转两官。所谓“各”，指的是两位宰相。当时梁公误认为是三项各转两官，自己已是特进，认为这样就会依次升为太师。宫中批文只共为两官，他又推辞，诏令允许回授，又推辞，只令加恩，也推辞。恰好他已罢相在经筵，最终分毫不受，只有王公独自加恩。今日之事完全类似，而且已有去年冬天的两次赏赐。有关部门不熟悉旧例，直接依照往年宫中旨意执行，听说京公很是不安，但无法推辞，可惜东阁的贤能宾客没有告诉他十年内亲的故事，以成全他的美意。我前不久在翰林院，答复王、梁等人的诏书，曾上奏章分析论述，因此私下知道详情。
熙宁司农牟利
熙宁年间司农牟利
熙宁、元丰中，聚敛之臣，专务以利为国，司农遂粥天下祠庙。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慢侮秽践，无所不至。南京有阏伯、微子两庙，一岁所得不过七八千，张文定公判应天府，上言曰：「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王。阏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此二祠者独不可免乎！乞以公使库钱代其岁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粥。又有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剪伐无遗。御史中丞邓润甫言：「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搐克，不顾大体，使其所得不货，犹为不可，况至为浅鲜者哉！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故。」于是未耕之地仅得免。二者可谓前古未有，一日万几，盖无由尽知之也。
熙宁、元丰年间，聚敛的臣子，专门以牟利为国事，司农寺于是出售天下的祠庙。官府得到钱后，听任百姓设立商铺，庙中轻慢亵渎、污秽践踏，无所不至。南京有阏伯、微子两座庙，一年所得不过七八千钱，张文定公任应天府判官，上奏说：“宋王业的基础在此，而以火德称王。阏伯封于商丘，主管大火星，微子是宋国的始封君，这两座祠庙难道不能免除吗？请求用公使库钱代替每年的收入。”神宗震怒，批示说：“轻慢神灵、侮辱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天下的祠庙都得以不出售。又有议论前代帝王的陵寝，允许百姓申请耕种，司农寺同意了，唐代的各陵墓，因此全被砍伐。昭陵的乔木，被剪伐得一点不剩。御史中丞邓润甫说：“熙宁年间颁布法令，原本禁止砍柴，遇到郊祀则敕令官吏致祭，恩德之意可谓深远。小人聚敛，不顾大体，即使他们所得不菲，尚且不可，何况所得如此微薄呢！希望罢黜倡议之人，一切恢复原状。”于是未耕种的土地仅得以幸免。这两件事可以说是前古未有，一日万机，大概无法完全知晓。
文与可乐府
文与可的乐府诗
今人但能知文与可之竹石，惟东坡公称其诗骚，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见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渊集》，盖其遗文也。于乐府杂咏，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阳秦王家，宫阙明晓霞。丹文映碧搂，光采相钩加。铜螭逐银猊，压屋惊蟠拿。洞户锁日月，其中光景赊。春风动珠箔，鸾额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闲弄玉指环，轻冰扼红牙。君王顾之笑，为驻七宝车。自卷金缕衣，龙鸾蔚纷葩。持以赠所爱，结欢期无涯。」其语意冞入骚人阃域。又有《王昭君》三绝句云：「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圆。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令人读之，缥缥然感慨无已也！
现在的人只知道文与可的竹石画，只有东坡先生称赞他的诗赋，又特别指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的句子。我常遗憾不能见到他的全部作品，近来得到蜀本石室先生《丹渊集》，是他的遗文。在乐府杂咏中，有《秦王卷衣》篇说：“咸阳秦王家，宫阙明晓霞。丹文映碧搂，光采相钩加。铜螭逐银猊，压屋惊蟠拿。洞户锁日月，其中光景赊。春风动珠箔，鸾额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闲弄玉指环，轻冰扼红牙。君王顾之笑，为驻七宝车。自卷金缕衣，龙鸾蔚纷葩。持以赠所爱，结欢期无涯。”其语意深入骚人的境界。又有《王昭君》三首绝句说：“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圆。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让人读了，飘飘然感慨不已！
讥议迁史
批评议论司马迁的《史记》
太儒立言著论，要当使后人无复拟议，乃为至当，如王氏《中说》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议而削异端，使寿不美于史，迁、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寿之书过于《汉》、《史》矣，岂其然乎？《元经》续《诗》、《书》，犹有存者，不知能出迁、固之右乎？苏子由作《古史》，谓：「太史公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因迁之旧，别为《古史》。」今其书固在，果能尽矫前人之失乎？指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贬之已甚，后之学者不敢谓然。
大儒立言著论，应当使后人无法再议论，才算最为恰当。如王氏的《中说》说：“陈寿有志于修史，依据大义而削除异端，使陈寿在史学上不完美，是司马迁、班固的罪过。”又说：“史学的失传从司马迁、班固开始，记载繁琐而志向寡少。”王氏的意思，简直是认为陈寿的史书超过《汉书》、《史记》，难道真是这样吗？《元经》续《诗经》、《尚书》，还有存世，不知能否超出司马迁、班固之上？苏子由作《古史》，说：“太史公改变编年之法，创立本纪、世家、列传，后世无法改变，但他这个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所以依据司马迁的旧例，另作《古史》。”现在他的书还在，果真能完全纠正前人的过失吗？指斥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贬低得太过分，后世的学者不敢认同。
唐太宗贞观五年，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时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与语，甚悦，以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常何后亦不显，莫知其所以进。予案《李密传》，密从翟让与张须陁战，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遂杀须陁，常何之名盖见于此，唐史亦采于刘仁轨《行年河洛记》也。
唐太宗贞观五年，因干旱，诏令文武百官极力进言朝政得失。当时马周客游长安，寄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常何是武人，不学无术，不知该说什么，马周代他陈述了二十多条便利时政的建议。太宗惊异于他的才能，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不是臣所能做到的，是家客马周为臣起草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谈话，非常高兴，认为常何能识人，赐绢三百匹。常何后来也不显达，不知道他如何进身的。我查考《李密传》，李密跟随翟让与张须陀作战，率领骁勇的常何等二十人作为游骑，于是杀了张须陀，常何的名字大概出现在这里，唐史也采录自刘仁轨的《行年河洛记》。
李密在隋大业中，从杨玄感起兵被获，以计得脱。变姓名为刘智远，教授诸生自给，郁郁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书如此。刘仁轨《行年河洛记》，专载密事，云：「密往来诸贼帅之间，说以举大计，莫肯从者，因作诗言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垂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平野葭苇合，荒村葵霍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洛既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逢时会，千载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诸将见诗渐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李密在隋朝大业年间，跟随杨玄感起兵被俘，用计逃脱。改名换姓为刘智远，教授学生维持生计，郁郁不得志，哀叹吟诗流泪。唐史所记载如此。刘仁轨的《行年河洛记》，专门记载李密的事，说：“李密往来于各贼帅之间，劝说他们举大事，没有人肯听从，于是作诗言志，说：‘金风荡初节，玉露垂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平野葭苇合，荒村葵霍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洛既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逢时会，千载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诸将看到诗后渐渐敬重他。”我认为这首诗，正是他在哀叹吟咏中所作。
寺监主簿
寺监主簿
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掌钩考簿书为职，它不得预。绍圣初，韩粹彦为光禄主簿，自言今辄预寺事，非先帝意也，请如元丰诏书。从之。如玉牒修书，主簿不预，见于王定国《旧录》，予犹及见。绍兴中，太府寺公状文移，惟卿丞系衔，后来掌故之吏，昧于典章，遂一切与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自从元丰年间官制实行，九寺、五监各设置主簿，专门掌管考核簿书为职责，其他事务不得干预。绍圣初年，韩粹彦任光禄主簿，自称现在总是干预寺中事务，不是先帝的本意，请求按照元丰诏书执行。朝廷听从了。如玉牒修书，主簿不参与，见于王定国的《旧录》，我还曾见到。绍兴年间，太府寺的公状文移，只有卿丞署名，后来掌管旧例的官吏，不明典章制度，于是一切与丞等同。现在百官各府，违背官制，不只是这一件事。
温大雅兄弟名字
温大雅兄弟的名字
《新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临、大有字彦将，《旧史》不载彦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两人以大为名，彦为字，一以彦为名，大为字。《宰相世系表》则云彦将字大有。而博、雅与传同，读者往往致疑。欧阳公《集古录》引《颜思鲁制》中书舍人彦将行，证《表》为是，然则惟彦博异耳，故或以为误。予少时因文惠公得欧率更所书《虞恭公志铭》，乃彦博也，其名字实然。后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方卧，闻而惊起，执彦弘手而笑。」据此，则三温之名皆从彦，而此书首题乃云大雅奉敕撰。不应于其间敢自称字。已而详考之，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酖，追尊为孝敬皇帝，庙曰义宗，列于太庙，故讳其名。如弘文馆改为昭文，弘农县改为恒农，徐弘敏改为有功，韦弘机但为机，李含光本姓弘，易为李，曲阿弘氏易为洪，则大雅之名，后人追改之也。颜鲁公作《颜勤礼碑》，叙颜、温二家之盛，曰：思鲁、大雅，湣楚、彦博，游秦、彦将。以雅为名，亦由避讳耳。钱闻诗在太学，以此为策问，而言欧阳作传，戾于闻见，彼盖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新唐书》记载，温大雅字彦弘，他的弟弟温彦博字大临、温大有字彦将。《旧唐书》没有记载温彦博的字，其他内容相同。温氏三兄弟中，两人以“大”为名、“彦”为字，一人以“彦”为名、“大”为字。《宰相世系表》却说温彦将字大有，而温彦博、温大雅的名字与传记一致，读者常常对此产生疑问。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引用《颜思鲁制》里“中书舍人彦将行”的说法，证明《宰相世系表》是正确的，但只有温彦博的名字存在差异，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错误。我年轻时通过文惠公得到欧阳询书写的《虞恭公志铭》，其中记载的正是温彦博，他的名字确实如此。后来看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撰写的，其中说：“隋炀帝派使者夜里到达太原，温彦将住在城西门楼上，首先见到了使者。他报告给兄长温彦弘，温彦弘骑马去禀报唐高祖，高祖当时正躺着，听后惊起，握着温彦弘的手笑了。”据此，三温的名字都从“彦”字，但这本书的标题却写着“大雅奉敕撰”，不应该在书中敢自称字。后来仔细考证，唐高宗的太子李弘被武则天毒死，追尊为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列入太庙，因此避讳他的名字。比如弘文馆改为昭文，弘农县改为恒农，徐弘敏改为徐有功，韦弘机只称韦机，李含光本姓弘改为李，曲阿的弘氏改为洪，那么温大雅的名字是后人追改的。颜真卿撰写《颜勤礼碑》，叙述颜、温两家的兴盛，写道：思鲁、大雅，湣楚、彦博，游秦、彦将。以“雅”为名，也是因为避讳。钱闻诗在太学，以此作为策问题目，说欧阳修作传与见闻不符，他大概没有察觉宋祁的写法。
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
真宗初，命儒臣编修君臣事迹，后谓辅臣曰：「昨见《宴享门》中录唐中宗宴饮，韦庶人等预会和诗，与臣索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礼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编事迹，盖欲垂为典法，异端小说，咸所不取，可谓尽善。」而编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扬历之事，如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李石《开成承诏录》、韩偓《金銮密记》之类，又有子孙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之类，或隐己之恶，或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书。并僭伪诸国，各有著撰，如伪《吴录》、《孟知祥实录》之类，自矜本国，事或近诬。其上件书，并欲不取。余有《三十国春秋》、《河洛记》、《壶关录》之类，多是正史已有；《秦记》、《燕书》之类，出自伪邦；《殷芸小说》、《谈薮》之类，俱是诙谐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录》之类，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伤于烦碎；《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多语怪；《奉天录》尤是虚词。尽议采收，恐成芜秽。」并从之。及书成，赐名《册府元龟》，首尾十年，皆王钦若提总，凡一千卷，其所遗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锋、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宋真宗初年，命令儒臣编修君臣事迹，后来对辅臣说：“昨天看到《宴享门》中收录唐中宗宴饮，韦庶人等参与和诗，以及臣子索要马上口摘含桃的事，都不合礼制。已下令删除。”又说：“所编的事迹，是想垂范作为典则法度，异端小说，一概不取，可算尽善尽美。”但编修官上奏说：“近代臣僚自述仕宦经历的事，如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李石《开成承诏录》、韩偓《金銮密记》之类，又有子孙追述祖先德行叙述家世，如李繁《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之类，有的隐瞒自己的恶行，有的掠取他人的善举，并且多有溢美之词，所以不是可信的史书。还有僭伪各国，各有著述，如伪《吴录》、《孟知祥实录》之类，自夸本国，事情可能近于虚妄。以上这些书，都想不采用。其余有《三十国春秋》、《河洛记》、《壶关录》之类，多是正史已有；《秦记》、《燕书》之类，出自伪邦；《殷芸小说》、《谈薮》之类，都是诙谐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录》之类，多是旧吏宾客叙述本府将帅征伐的功劳，失于烦琐细碎；《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情多讲怪异；《奉天录》尤其虚浮。全部考虑收录，恐怕会芜杂不精。”皇帝都听从了。等到书编成，赐名《册府元龟》，前后十年，都由王钦若总领，共一千卷，其中遗弃的内容很多，所以也不能充分彰显史实。像《资治通鉴》就不是这样，以唐朝一代来说：叙述王世充、李密的事，用《河洛记》；魏郑公的谏争，用《谏录》；李绛的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的事，用《张中丞传》；淮西的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的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在太原、泽潞、回鹘的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年间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在凤翔的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定庞勋，用《彭门纪乱》；讨伐裘甫，用《平剡录》；记载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都本末清晰，那么杂史、琐说、家传，难道可以完全废弃吗！
汉高帝祖称丰公
汉高帝祖称丰公
《前汉书·高祖纪赞》云：「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韵语，不知何人作此颂，诸家注释，大抵阙如。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比再阅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见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信哉！
《前汉书·高祖纪赞》说：“刘氏从秦国被俘到魏国。秦国灭魏国后，迁到大梁，在丰地建都。所以周市对雍齿说：‘丰，是原来梁国迁来的。’因此颂扬高祖说：‘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大概是太上皇的父亲。”案以上六句都是韵语，不知何人作此颂，各家注释，大多缺略。我从小读班固的《汉书》，至今六七十年，何止百遍，用红笔点句，也需十本，起初不记得高祖的祖父称为丰公，等到再读时，恍然如同初次见到，姑且记录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确实如此！
枢密行香
枢密行香
唐世枢密使专以内侍为之，与它使均称内诸司，五代以来始参用士大夫，遂同执政。案《实录》所载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初枢密院言：「旧例国忌行香，惟枢密使、副依内诸司例不赴，恐有亏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与中书门下同赴行香。」从之。枢密使副、翰林、枢密直学士并赴，自兹始也。然则枢密之同内诸司久矣。隆兴以来，定朝臣四参之仪，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枢密立殿上不预，亦此意云。
唐代枢密使专门由宦官担任，与其他使职都称为内诸司，五代以来开始参用士大夫，于是等同于执政官。根据《实录》记载，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的忌日，中书省、枢密院的文武百官，都前往相国寺行香。起初枢密院上奏说：“旧例国忌行香，只有枢密使、副使按照内诸司的惯例不参加，恐怕有损恭敬。现在想每逢大忌日，与中书门下一起行香。”皇帝同意了。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都参加，从这时开始。然而枢密院与内诸司相同已经很久了。隆兴以来，制定朝臣四参的礼仪，从宰相到郎官、御史，都在殿庭列班拜舞，只有枢密使站在殿上不参与，也是这个意思。
船名三翼
船名三翼
《文选》张景阳《七命》曰：「浮三翼，戏中沚。」其事出《越绝书》，李善注颇言其略，盖战船也。其书云：「阖闾见子胥，问船运之备。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楼船、桥船。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又《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战船，而昔之诗人，乃以为轻舟。梁元帝云「日华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张正见云「三翼木兰船」，元微之云「光阴三翼过」。其它亦鲜用之者。
《文选》中张景阳的《七命》说：“浮三翼，戏中沚。”这件事出自《越绝书》，李善的注释说得比较简略，大概是战船。那本书说：“阖闾见到伍子胥，询问船运的装备。伍子胥回答说：‘船名有大翼、小翼、突胃、楼船、桥船。大翼相当于陵军的战车，小翼相当于陵军的轻车。’”又《水战兵法内经》说：“大翼一艘，宽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宽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小翼一艘，宽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大致都是巨大的战船，但古代的诗人却把它当作轻舟。梁元帝说“日华三翼舸”，又说“三翼自相追”，张正见说“三翼木兰船”，元稹说“光阴三翼过”。其他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个词。
东坡诲葛延之
东坡诲葛延之
江阴葛延之，元符间，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请作文之法，诲之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书诸绅。尝以亲制龟冠为献，公受之，而赠以诗曰：「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今集中无此诗。葛常之，延之三从弟也，尝见其亲笔。
江阴的葛延之，在元符年间，从家乡不远万里到儋耳去探望苏东坡，苏东坡留他住了一个月。葛延之请教写文章的方法，苏东坡教导他说：“儋州虽然只有几百户人家聚居，但州里百姓所需的东西，从集市上取用就足够了，然而不能白白得到，必须有一物来统摄它们，然后才能为自己所用。所谓的一物，就是钱。写文章也是这样，天下的事理分散在经书、诸子、史书中，不能白白使用，必须有一物来统摄它们，然后才能为自己所用。所谓的一物，就是立意。没有钱就不能取物，没有立意就不能运用事理，这是写文章的关键。”葛延之拜谢了他的话，并把它写在衣带上。他曾把亲手制作的龟冠献给苏东坡，苏东坡接受了，并赠诗说：“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如今苏东坡的诗集中没有这首诗。葛常之，是葛延之的三从弟，曾见过这首诗的亲笔手迹。
用书云之误
“用书云”的错误
今人以冬至日为书云，至用之于表启中，虽前辈或不细考，然皆非也。《左氏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者，立春、立夏；闭者，立秋、立冬；云物者，气色灾变也。」盖四时凡八节，其礼并同。汉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毕，登灵台观云物，尤可为证。而但读《左传》前两三句，故遂颛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则为一状，若立春则曰风从民位上来，春分则曰风从震位上来，它皆仿此，只是定本，无非摭实。《起居注》随即修入，显为文具，盖古之书云意也。
现在的人把冬至日称为“书云”，甚至用在表章启奏中，虽然前辈或许没有仔细考证，但都是不对的。《左传》记载：“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释说：“周正月，就是现在的十一月。分，指春分、秋分；至，指冬至、夏至；启，指立春、立夏；闭，指立秋、立冬；云物，指气象的吉凶灾变。”大概四季共有八个节气，它们的礼仪都相同。汉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在宗庙祭祀光武帝完毕后，登上灵台观测云物，尤其可以作为证据。而人们只读了《左传》的前两三句，所以就专门用它来指冬至。现在太史局的官员，每到这八个节气日，就写一份报告，比如立春就说风从艮位上来，春分就说风从震位上来，其他都仿照这样，只是固定的格式，并非依据事实。《起居注》随即把它编入，明显成了空文，这大概是古代“书云”的本意吧。
张𬸦讥武后滥官
张𬸦讥讽武则天滥授官职
武后革命，滥授人官，故张𬸦为谚以讥之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唐《新、旧史》亦载其语，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授卫佐校书。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试官自此始也。其滥如此！《刘子玄传》：「武后诏九品以上陈得失，子玄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推、碗脱之谚。』」正为此设，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职，非所谓辄迁，子玄之言失之矣。
武则天改朝换代后，滥授官职给人，所以张𬸦编了谚语讥讽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唐代的《新唐书》《旧唐书》也记载了这些话，但只是泛泛而谈。查考天授二年二月，因十道使所推荐的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都被授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都被授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被授予著作郎；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被授予卫佐校书。总共一百三十二人，同一天任命，试官制度从此开始。其滥授竟到如此地步！《刘子玄传》记载：“武后下诏让九品以上官员陈述得失，子玄说：‘君主不虚授官职，臣子不虚受职位。如今群臣没有功劳，却遇到机会就升迁，以至于京城里有车载、斗量、杷推、碗脱的谚语。’”正是针对这件事而说的，但只是从地方官直接授予这四个职位，并非所谓的“辄迁”，子玄的话有失实之处。
唐玉府官猥下
唐代王府官地位卑微
唐自高宗以后，诸王府官益轻，惟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属。浸又减省，仅有一傅一友一长史，亦但备员，至与其府王不相见。宝历中，琼王府长史裴简求具状言：「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毁，后付庄宅使收管，遂为公局。每圣恩除授，无处礼上。王官为众所轻，府既不存，官同虚设，伏乞赐官宅一区。」乃诏赐延康坊宅。予因阅《九经字样》一书，开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阶云朝议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诏。沔王名恂，宪宗之子，而以书吏为友，其余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刚明果断，为史所称，盖出于天性，然非资于师友成就也。
唐代自高宗以后，各王府的官员越来越被轻视，只有开元二十三年，加封荣王以下的官爵，全部任命了王府的属官。后来又逐渐减省，仅有一傅、一友、一长史，也只是凑数，甚至与他们的府王不相见。宝历年间，琼王府长史裴简求详细上奏说：“各王府本来在宣平坊，多年毁坏，后来交给庄宅使收管，于是成了办公场所。每次圣恩授官，没有地方举行上任礼仪。王府官员被众人轻视，王府既然不存在，官职如同虚设，恳请赐给官宅一所。”于是下诏赐给延康坊的宅子。我因此翻阅《九经字样》一书，是开成年间唐玄度编纂的，他的官阶写着“朝议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诏”。沔王名恂，是宪宗的儿子，而让一个书吏担任他的“友”，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查考文、武、宣、昭四位皇帝，都是从藩王登上大位，刚毅明察、果断，被史书所称道，大概是出于天性，但并非依靠师友的成就。
御史风闻
御史“风闻”论事
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此。齐沈约为御史中丞，奏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苏冕《会要》云：「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状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其后疾恶公方者少，递相椎倚，通状人颇壅滞。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遂题告事人名，乖自古风闻之义。」然则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见《尉佗传》。
御史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历来有这种说法，但不追究它的来源，据我考证，大概是从晋、宋以后这样做的。南齐的沈约担任御史中丞，上奏弹劾王源时说：“风闻东海王源。”苏冕的《会要》说：“旧例，御史台没有受理诉讼的规矩，有诉状送到门口，御史选取状子中有可弹劾的内容，就隐去告状人的姓名，都说‘风闻访知’。后来嫉恶如仇、公正无私的人少了，互相推诿，递状子的人常常被拖延。开元十四年，开始确定值班御史，每人知道一天的弹劾状子，于是写上告事人的姓名，违背了自古‘风闻’的本意。”那么以前的做法，就是今天所说的“短卷”。“风闻”二字本来见于《尉佗传》。
唐御史迁转定限
唐代御史升迁的固定期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其殿中侍御史，旧十二月转，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十月转，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二月。」从之。案唐世台官，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紧，观其迁叙定限可知矣。国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又四年转侍御史，又四年解台职，始转司封员外郎。元丰五年以后，升沉迥别矣。
唐代元和年间，御史中丞王播上奏说：“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升迁，按照编制不增加，现在请求仍按旧例；殿中侍御史，旧例十二个月升迁，编制增加到十八个月，现在请求减到十五个月；侍御史，旧例十个月升迁，增加到十三个月，现在请求减到十二个月。”皇帝听从了。查考唐代的御史台官员，虽然职责是弹劾，但升迁降职、服从或违抗，都出自宰相，不像现在这样权势显赫，看他们升迁的固定期限就可以知道了。本朝未改革官制之前，任监察御史满四年升为殿中侍御史，又四年升为侍御史，又四年解除御史台职务，才转任司封员外郎。元丰五年以后，升迁贬谪就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