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于𡨴波道署，冯君弼方官𡨴绍台兵备道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年）夏天，我与戴东原在宁波道署相遇，当时冯君弼正担任宁绍台兵备道。戴先生经学造诣深厚广博，在公卿间久负盛名，却不懂史学；听我谈论史事，总是盛气凌人地压制我。他见到我的《和州志例》，就说：“这在体例上确实很古雅，但修志并不以古雅为贵。我撰写的《汾州》等志书，都依从世俗，绝不与人不同，也没有固定的义例，只求方便罢了。志书是用来考求地理的，只要用心于地理沿革，修志的事就完成了。过分强调文献，哪里是当务之急呢？”
余曰：「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愼；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𡨴重文献而轻沿革耳。」
我说：“我对于体例，只求它正确罢了，并非有心追求古雅。然而得到正确的东西，没有不合于古雅的。如果说只要依从世俗，那么世俗之人都可以去做，又何必选择合适的人再交给他呢？方志如同古代的国史，本来就不是地理专门之学。如果说只重视沿革，而文献不是当务之急，那么只作一篇沿革考就够了，为什么要聚集众人开设志局，筹集数千两银子的费用，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邀请您远道而来，旷日持久，成书多达好几函呢？况且古今沿革，不是凭我主观猜测就能做到的。考求沿革的人，要凭借典籍。典籍都在，人人都可以考求，即使我今天有失误，后人还能加以更正。至于一方的文献，如果不及时搜集，编排不得其法，取舍或失当，那么将来就会有散失难以稽考、湮没无闻的情况。谋划事情的要领，莫过于把后人无法补救纠正的事情，特别加以留意。既然如此，按照我的看法，考古固然应当详细谨慎；不得已而势难两全时，宁可重视文献而轻视沿革罢了。”
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茍悮，是通部之书皆悮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悮，而通部之书皆悮者，亦止能悮入载籍可稽之古事尔。古事悮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以及兴举利弊，切于一方之实用者，则皆核实可稽，断无悮于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于此府若州者也。」
戴东原转头对别人说：“沿革如果错了，那么整部书都错了。名义上是这个府或州的志书，实际上却不是这个府或州，这可以吗？”我说：“所谓沿革错了，整部书都错了，也只是能错在典籍可考的古代事情上罢了。古代事情错了，还可以凭古书来纠正，事情和沿革是等同的。至于三五百年之内，散见旁出的遗文逸献，以及口耳相传、不能保证后人不会湮没的东西，还有兴办或革除利弊、切合一方实际应用的事情，这些都是可以核实查考的，绝不会因为沿革考订有误，就不切合这个府或州。”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于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余年闲，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于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于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
冯君弼说：“方志统合古今，才算完整的书，难道仅仅是为三五百年以内设置的吗？”我说：“史部的书，详近略远，各家大都如此，不独方志是这样。《太史公书》详于汉制，它记述虞、夏、商、周，明显与六经相违背的地方也颇有几处。然而六经都在，人们可以凭它纠正司马迁的失误，那么司马迁的书虽然错了，也还没有大碍。秦楚之际，下到天汉年间，一百多年间，人们将只能依靠司马迁的书；司马迁对这些时期不详细记载，后世从哪里考求这些事呢？况且现在修方志的人，一定要统合古今，大概是因为前人修这部志书，大多猥琐鄙陋，无所取法裁断，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同创作一样。如果前志没有缺憾，那么只应当续写它所已有的；前志有缺失，只应当补充它所没有的。方志的修撰，远的不过百年，近的不过三五十年。现在把期限定在三五百年，是因为这件事虽然递相修撰，但意义如同创作，只是放宽计划罢了。如果前志确实可取，正不必所有方志都考虑到三五百年。修志的人，不是要显示美观，而是要追求它的实际效用。时代不同、形势变化，旧志不能兼括，所以远或百年，近或三五十年，必须重新修撰。如果说只考求沿革，其他都不重要，那么沿革明显、无需考订的州县，就可以不必修志了。”
冯君恍悟曰：「然。」
冯君弼恍然醒悟说：“是这样。”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于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
戴东原拂袖径直离去。第二天给我看《汾州府志》说：“我除了沿革之外，并非没有别具裁断的卓见。旧志的人物门类，竟然把名僧放在首位，我想删掉它，但所载的实事又那样卓著，不能去掉。然而僧人怎么可以算作人？其他志书把僧人编在人物之中，太没有见识了。我想名僧一定住在古寺，古寺应当归入古迹，所以取名僧的事迹，归到古迹中，平庸的史官不理解这个创例。”
余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入于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于《春秋》。其所诛贬，极于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于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倣史例也，史于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于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于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
我说：“古迹不是志书所重视的，应当附见于舆地图中，不应当自成一类。古迹设立专门一类，是统志类纂的名目，浅陋的儒生沿袭它，放入方志，不是通达的裁断。如果说僧人不能算作人，那么他们血肉之躯，不是木头不是石头，究竟算什么东西呢？笔削的体例极其严格，以《春秋》为最。它所诛伐贬斥的，最严重的是乱臣贼子。也只是正其名而加以诛伐贬斥，没听说不把他们当人，而书法不同于圆头方足的人类。况且人物是仿照史例，史书对于奸臣叛贼，尚且与忠良并列于传中，没听说不把他们当人，而附在地理志中。削去僧人事迹不记载，不过是鄙陋儒生的见解罢了。把古迹作为名僧留下的踪迹，而不以人物为名，那么《会稽志》有禹穴，而人物中没有禹；《偃师志》有汤墓，而人物中没有汤；《曲阜志》有孔林，而人物中没有孔子。那些名僧，多么幸运能与禹、汤、孔子同样尊崇呢？没有见识而强作解人，本来就不如庸俗之人还能避免怪诞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