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畧其书可也；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重其意而畧其辞可也。平湖陆氏陇其，理学名儒，何可轻议？然不甚深于史学。所撰《灵寿县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于文理。则重陆之为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书，以谓志家之所矜式，则耳食矣。余按陆氏《灵寿县志》十卷：一曰地理，纪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灾祥，五曰物产，六曰田赋，七曰官师；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绩、孝义、隐逸、列女；九选举，十艺文。而田赋、艺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产均合于一，则所分卷数，亦无义例者也。其书大率简畧，而田赋独详，可谓知所重矣。《叙例》皆云：「土瘠民贫，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歛，土著者不可侈靡争竞。」尤为仁人恺悌之言。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其用心真不愧于古循良吏矣。
书籍有的因为作者而受到重视，尊重其人就可以忽略其书；文章有的立意很好但文辞表达不到位，重视其立意就可以忽略其文辞。平湖人陆陇其先生，是理学名儒，怎么能轻易议论呢？但他对史学并不十分精通。他所撰写的《灵寿县志》，立意很好，但对文章体例却不甚了解。那么，尊重陆先生的为人，并采纳他修志的本意就可以了。尊重其人，因而也看重其书，认为这是修志者应当效法的典范，那就未免是道听途说了。我考察陆氏《灵寿县志》共十卷：第一卷是地理，附有纪事和方言；第二卷是建置；第三卷是祀典；第四卷是灾祥；第五卷是物产；第六卷是田赋；第七卷是官师；第八卷是人物，人物之中又分为后妃、名臣、仕绩、孝义、隐逸、列女；第九卷是选举；第十卷是艺文。其中田赋和艺文分为上下卷，祀典、灾祥、物产都合并为一卷，这样划分卷数，也没有一定的义例。这部书大体上比较简略，唯独田赋部分特别详细，可以说是知道什么应当重视了。《叙例》中说：“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做官的人不可随意更改政令、聚敛钱财，本地居民不可奢侈浪费、争强好胜。”这更是仁人君子和乐平易的话。全书大体上以这个宗旨来写作，其用心确实不愧于古代奉公守法的好官了。
篇末以己所陈请于上，有所兴废于其县者，及与县人傅维云往复论修志凡例终编。其兴废条议，固切实有用；其论修志例，则迂错而无当矣。余惧世人狥名而忘其实也，不得不辨析于后。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纪事谬矣。纪事，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编年而书，是于一县之中，如史之有本纪者也。纪事可附地理，则《舜典》可附于《禹贡》，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书事贵于简而有法；似此依附，简则简矣，岂可以为法乎？建置之篇，删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于坊，其说则迂诞也。人莫重于孔子，人之无藉书志以详，亦莫如孔子，以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则阙里之志可焚毁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犹学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为别有所重而不载，是学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观删而不载，以谓辟邪崇正，亦迂而无当也。《春秋》重兴作，凡不当作而作者，莫不详书，所以示鉴戒也。如陆氏说，则但须削去其文，以为辟邪崇正，千百载后，谁复知其为邪而辟之耶？况寺观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传，可求古事，不当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于国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领必有其徒，不当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祷，灾荒之有赈济，弃婴之有收养，先贤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择寺观以为公所，多遴僧道以为典守，于事大有所赖，往往见于章奏文移，未尝害于治体；是寺观僧道之类，昔人以崇异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复生，因势利导，必有所以区处，未必皆执人其人而庐其居也。陆氏以削而不载，示其衞道，何所见之隘乎？官师选举，止详本朝，谓法旧志断自明初之意，则尤谬矣。旧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为断，已是旧志之陋；然彼固未尝取其有者而弃之也。今陆氏明见旧志，而删其名姓，其无理不待辨矣。自古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理势然也。方志诸家，于前代帝王后妃，但当著其出处，不可列为人物，此说前人亦屡议之，而其说讫不能定。其实列人物者，谬也。姑无论理势当否，试问人物之例，统载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于人物，则修京兆志者，当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问而知其不可。则陆志人物之首后妃，殊为不谨严也。
篇末将自己向朝廷陈请、在灵寿县有所兴废的事项，以及和县人傅维云反复讨论修志凡例的内容，作为全篇的结尾。其中关于兴废的条议，确实切实有用；而关于修志体例的讨论，则迂腐错乱而不恰当。我担心世人追求虚名而忘记实际，不得不在后面加以辨析。比如篇首的地理部分，附上方音是可以的，但附上纪事就错了。纪事，是记载前代与灵寿相关的大事，按编年体书写，这在一县之中，就像史书有本纪一样。纪事如果可以附在地理部分，那么《舜典》就可以附在《禹贡》里，而历代史书的本纪也可以收入地理志了。记事贵在简明而有法度；像这样依附，简是简了，难道可以效法吗？建置篇中删去了坊表，说所重视的是人，不在于坊，这种说法迂腐荒诞。人没有比孔子更重要的，人不需要借助志书来详细记载的，也没有比孔子更甚的，如果认为另有更重要的东西，而志书删去关于他的文字，那么阙里的志书就可以烧毁了。坊表所重视的是人，就像学校所重视的是道，官署所重视的是政，城池所重视的是守。如果认为另有更重要的东西而不记载，那么学校、官署、城池都可以删去，建置这一志，简直可以省去这个条目了。寺观删去不记载，说是为了辟邪崇正，也迂腐而不恰当。《春秋》重视兴建工程，凡是不应当做而做了的，没有不详加记载的，这是为了显示鉴戒。按照陆氏的说法，只需删去这些文字，以为这就是辟邪崇正，千百年后，谁还知道什么是邪而加以辟除呢？况且寺观之中，有金石文字可以考证，有逸文流传，可以探求古事，这是不应当删削的第一点。僧道官员，由国家制度规定，他们居住必定有场所，统领必定有徒众，这是不应当删削的第二点。遇到水旱灾害时要祈祷，灾荒时要赈济，弃婴要收养，先贤祠墓要有香火，地方官吏大多选择寺观作为办公场所，大多挑选僧道作为管理人员，在事务上大有依赖，这些常常出现在奏章文书中，从未妨害治理；所以寺观僧道这类事物，过去人们用来推崇异端，近来则用来辅助官事，即使周公、孔子复生，因势利导，也必定会有妥善处置的办法，未必都要把那些人变成凡人、把那些房屋变成民居。陆氏用删去不载的方式来表示卫道，见识多么狭隘啊！官师、选举部分，只详细记载本朝，说是效法旧志断自明初的意思，这就更加荒谬了。旧志不能广泛考求前代，而以明初为断限，已经是旧志的浅陋；但旧志本来也没有把已有的东西舍弃掉。现在陆氏明明看到了旧志，却删去那些名姓，其无理之处不待辩驳就清楚了。自古以来，诸侯不把天子当作祖先祭祀，大夫不把诸侯当作祖先祭祀，这是道理和形势使然。方志各家，对于前代帝王后妃，只应当记载他们的出处，不可以列为人物，这种说法前人屡次议论过，但始终不能定论。其实把他们列为人物，是错误的。姑且不论道理和形势是否恰当，试问人物这一体例，统括记载古今，方志既然把前代帝王后妃列入人物，那么编修京兆志的人，就应当把本朝帝后列入人物了。这是不问可知其不可行的。那么陆志人物部分以后妃为首，实在是不够严谨。
至于篇末，与傅维云议，其初不过所见有偏，及往复再辨，而强辞不准于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乐毅、曹彬，章章于正史者，止存其畧。」维云则谓︰「三代以上圣贤，事已见经籍者，史迁仍入《史记》；史迁所叙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汉书》；不以他见而遂畧。前人史传文集，荒僻小县，人罕尽见，艺文中如乐毅《报燕王书》、韩维《僖祖庙议》，不当刊削。」其说是也。陆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于孔子，文章亦莫过于孔子。《左传》于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产之详；于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产之多；相鲁适楚，删书正乐，事之章章于万世者，曾不一见；《孝经》、《论语》、《文言》、《系辞》，昭昭于万世者，曾不一见。以孔子万世圣人，不必沾沾称述于一书，所以尊孔子也。」此则非陆氏之本意，因穷于措辞，故为大言，以气盖人，而不顾其理之安，依然诋毁阳明习气矣。《左传》乃裁取国史为之，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义与《春秋》相为经纬。子产、叔向，贤而有文，又当国最久，故晋、郑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详也，关一国之政也。孔子不遇于时，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是与国事相关，何尝不详载乎？其奔走四方，与设教洙泗，事与国政无关，左氏编年附经，其体径直，非如后史纪传之体，可以特著道学、儒林、文苑等传，曲折而书，因人加重者也。虽欲独详孔子，其道无由，岂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谓《孝经》、《论语》、《文言》、《系辞》不入《左传》，亦为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谬与前说畧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说，以不载为尊，则帝典之载尧舜，谟贡之载大禹，是史臣不尊尧、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诗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删述《诗》、《书》，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说尚可通乎？且动以孔子为拟，尤学究压人故习。试问陆氏修志初心，其视乐毅、曹彬、韩维诸人，岂谓足以当孔子邪？
至于篇末与傅维云的议论，起初不过是见解有所偏颇，等到反复辩论之后，就强词夺理，不合情理了。陆氏自己说：“名臣的言行，如乐毅、曹彬，在正史中记载得很清楚，这里只保存其大概。”傅维云则说：“三代以上的圣贤，事迹已经见于经籍的，司马迁仍然收入《史记》；司马迁所叙述的汉武帝以前的事，班固仍然收入《汉书》；并不因为别处已有就省略。前人的史传文集，在荒僻小县，人们很少能全部看到，艺文志中如乐毅的《报燕王书》、韩维的《僖祖庙议》，不应当删削。”他的说法是对的。陆氏却说：“春秋时期的人物，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文章也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左传》记载孔子的事迹，不如叔向、子产详细；记载孔子的文章，不如叔向、子产多；孔子担任鲁相、前往楚国、删定《诗》《书》、整理礼乐，这些昭彰于万世的事迹，竟然没有一处出现；《孝经》、《论语》、《文言》、《系辞》，这些昭明于万世的著作，竟然没有一处出现。因为孔子是万世圣人，不必在一部书中沾沾自喜地称述，这就是尊崇孔子的方式。”这并非陆氏的本意，而是因为无话可说，所以说大话，用气势压人，而不顾道理是否妥当，依然是诋毁王阳明的习气。《左传》是选取国史编成的，所记载的都是与国家相关的事，其义理与《春秋》相互经纬。子产、叔向，贤能而有文采，又执掌国政最久，所以晋国、郑国的事，大多涉及二人的言行，并非故意详细，而是关系一国的政事。孔子生不逢时，只在担任鲁定公相礼时参与了郏谷之会，齐国归还了汶阳之田，这是与国家相关的事，何尝没有详细记载呢？他周游列国，以及在洙泗之间设教，这些事与国政无关，左丘明编年附经，其体例直接，不像后世史书的纪传体，可以专门设立道学、儒林、文苑等传，曲折地书写，因人而加重笔墨。即使想单独详细记载孔子，也没有办法，怎么能说这是尊崇孔子呢？至于说《孝经》、《论语》、《文言》、《系辞》不收入《左传》，也是左丘明尊崇孔子的表现，这种曲解谬误与前说大致相同，不必再辩驳。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以不记载为尊崇，那么《帝典》记载尧舜，《谟》《贡》记载大禹，就是史臣不尊崇尧、舜、禹了；《二南》《正雅》歌咏文王、武王，就是诗人不尊崇周朝先王了；孔子删定《诗》《书》，就是孔子不尊崇二帝三王了，这种说法还能说得通吗？而且动不动就拿孔子来比拟，更是学究压人的老习惯。试问陆氏当初修志的用心，他看待乐毅、曹彬、韩维这些人，难道认为他们足以与孔子相比吗？
又引太史公《管晏传赞》有云：「吾读管子《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可见世所有者，不必详也。此说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盖重在轶事，故为是言。且诸子著书，亦不能尽裁入传，韩非载其《说难》，又岂因其书为世所有而不载耶？文入史传，与入方志艺文，其事又异。史传本记事之文，故裁取须严；而方志艺文，虽为俗例滥入诗文，然其法既宽，自可裁优而入选也。必欲两全而无遗憾，余别有义例，此不复详。
又引用太史公《管晏列传》的赞语说：“我读管子《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这些书世上多有流传，所以不再论述。”可见世上已有的，不必详细记载。这种说法稍微接近道理了。但也不了解司马迁的微言大义，他大概重在记载轶事，所以才这样说。况且诸子著书，也不能全部收入传记，韩非的传记中收录了他的《说难》，又岂是因为他的书世上已有就不收录呢？文章收入史传，与收入方志的艺文志，情况又不同。史传本来是记事的文章，所以取舍必须严格；而方志的艺文志，虽然世俗惯例滥收诗文，但其体例既然宽松，自然可以选取优秀的作品收录。如果一定要两全其美而没有遗憾，我另有义例，这里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