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存《滦志》四帙，板刻模糊，脱落顚倒，不可卒读；盖乾隆四十七年，主讲永平，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属余撰辑州志，因取旧志视余，即其本也。按《明史·艺文志》，有陈士元《滦州志》十一卷。陈字养君，湖广应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历滦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见《明志》，而史不列传。《应城县志》，有传而无书目，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余少侨应城，求其所著，一无所见。闻前知县江浦金嶒，尽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尚称陈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绍岐依例续补，虽十一卷之次，不可复寻，而门类义例，无所攺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会青螺郭公议修《许州志》。公曰：『海内志书，李沧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即为《滦志》。』」似指陈君原本而言。其书与人，均为当世盛称，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今观其书，矫诬迂怪，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文理至此，竟不复可言矣。陈君以博赡称，而《滦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赞，不可解矣。
我家保存着一部四册的《滦志》，版片已经模糊不清，文字脱落颠倒，无法顺畅阅读。原来是在乾隆四十七年，我在永平府担任主讲时，前任滦州知州、安岳人蔡君薰想委托我编纂州志，于是取出旧志给我看，就是这部书。查考《明史·艺文志》，记载有陈士元撰写的《滦州志》十一卷。陈士元字养君，湖广应城人，嘉靖甲辰科进士，曾任滦州知州，名声很大；他著述非常丰富，大多收录在《明志》中，但史书没有为他立传。《应城县志》中有他的传记，却没有书目，然而应城当地人至今还常常夸耀他。我年轻时客居应城，想寻找他的著作，一无所获。听说前任知县、江浦人金嶒把他家藏的稿本全部拿走了，我心里很惋惜。现在这部志书还声称是陈君的原稿。康熙年间，知州侯绍岐依照原例续补，虽然十一卷的次序已无法恢复，但门类和体例没有改动。卷首不知是谁写的序言，其中说：“从前在河南做官时，遇到郭青螺先生商议修《许州志》。郭公说：‘天下的志书，李沧溟的《青州志》第一，其次就是《滦志》。’”这似乎是指陈君的原稿而言。这部书和作者本人都被当时人极力称赞，所以侯君沿袭旧例而不敢考虑改动。现在看这部书，矫揉造作、荒诞迂腐，很沾染了明代中期人不读书却喜好猎奇的习气；文理到了这种地步，简直没法再说了。陈君以学识渊博著称，而《滦志》却平庸荒谬到这种程度，其他著作不知又会怎样。而郭青螺又这样胡乱称赞，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其书分四篇：一曰世编，二曰疆里，三曰壤则，四曰建置。世编用编年体，倣《春秋》书法，实为妄诞不根。篇首大书云：「帝喾氏建九州，我冀分。」传云：「书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书云：「黄帝逐荤粥。」传云：「书荤粥何？我边郡也。」又大书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齐饿死于首阳，封召公奭于燕，我燕分。」此皆陈氏原编，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鲁国之书，臣子措辞，义有内外，故称鲁为我，非特别于他国之君。且鲁史既以国名，则书中自不便于书国为鲁，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县之世，天下统于一尊，珥笔为州县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于公谷传经，出于经师授受，隐微之旨，难以遽喻，则假问答而阐明之，非史例也。州县之志，出于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隐义，待己阐明，而自书自解，自问自答，既非优伶演剧，何为作独对之酬酢乎？且刘氏《史通》，尝论《晋纪》及《汉晋春秋》，力诋前人摩拟无端，称我与假设问答，俱在所斥。陈氏号为通博，独未之窥乎？国史且然，况州县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纰缪。殷祀周年，两不相蒙。《洪范》为箕子陈畴，书法变例，非正称也。陈氏为夷齐之故，而改年称祀，其下与封召公，同蒙其文，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且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非绝粒殉命之谓也。大书识其年岁，不傎甚乎？即此数端，尚待窥其余乎？
这部书分为四篇：一是世编，二是疆里，三是壤则，四是建置。世编采用编年体，模仿《春秋》的笔法，实在是荒诞无稽。篇首大字写道：“帝喾氏建九州，我冀分。”传文说：“写这个干什么？记载起始。”等等。接着考证九州的分域，又大字写道：“黄帝逐荤粥。”传文说：“写荤粥干什么？因为是我边境的郡。”又大字写道：“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齐饿死于首阳，封召公奭于燕，我燕分。”这些都是陈氏原编的内容，怪诞荒谬，不值一笑。《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臣子措辞有内外之别，所以称鲁国为“我”，并非特意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君主。而且鲁国史书既然以国名命名，书中自然不便再写国名为“鲁”，这是文法上的当然之理，没有别的意思。到了郡县时代，天下统一于一个君主，执笔撰写州县志的人，哪个不是朝廷的臣子，哪里来的“我”呢？至于《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书，出自经师传授，隐微的意旨难以一下子明白，就借助问答来阐明，这不是史书的体例。州县志书出自一人之手，撰述并没有前人的隐义需要自己来阐明，却自己写自己解释，自己问自己答，既不是优伶演戏，为什么要做这种独自应对的对话呢？况且刘知幾的《史通》曾评论《晋纪》和《汉晋春秋》，极力抨击前人无端模仿，称“我”和假设问答都在被斥责之列。陈氏号称博学通达，难道偏偏没看过这部书吗？国史尚且如此，何况州县志呢？“周武王十有三祀”这句话尤其谬误。殷商称“祀”，周朝称“年”，两者互不相干。《洪范》是箕子陈述治国大法，用“祀”是变例写法，不是正式称谓。陈氏因为伯夷、叔齐的缘故，把“年”改为“祀”，下面与封召公的内容共用同一文辞，难道要把召公也当作殷人吗？而且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是说他们不接受俸禄而穷困饿死，并非绝食殉命的意思。大字记载他们的年岁，不是太荒谬了吗？就这几条，还需要看其余的吗？
其世编分目为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兴。其称我朝者，终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题中兴者，断始嘉靖二十九年，实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胜槪，曰风俗，曰往迹。壤则之目有七：曰户口，曰田赋，曰盐法，曰物产，曰马政，曰兵政，曰驿传。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学，曰仓库，曰舖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楼阁，曰桥渡，曰秩祀，曰寺观。而官师人物，科目选举，俱在编年之内。官师则大书年月，某官某人来任；其人有可称者，即倣《左传》之例，注其行实于下。科目则曰，某贡于学，某举于鄕，其中某榜进士；其有可称者，亦同官师之例，无则阙之。孝义节烈之得旌者，书于受旌之日。而暗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与夫节孝之妇，贞淑之女，偶不及旌，则无入志之例矣。
世编又分为三个子目：一是前代，二是我朝，三是中兴。其中称“我朝”的部分，截止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标为“中兴”的部分，从嘉靖二十九年起始，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疆里篇有六个子目：域界、理制、山水、胜概、风俗、往迹。壤则篇有七个子目：户口、田赋、盐法、物产、马政、兵政、驿传。建置篇有十一个子目：城池、署廨、儒学、仓库、铺舍、街市、坊牌、楼阁、桥渡、秩祀、寺观。而官员、人物、科举、选举都包含在编年之内。官员则大字书写年月，某官某人到任；这个人如果有值得称道的事迹，就模仿《左传》的体例，在下面注明他的行实。科举则写某人贡于学，某人举于乡，其中某榜进士；如果有值得称道的事迹，也同官员的体例一样，没有就空缺。孝义节烈获得旌表的人，写在受旌表的日子。而那些暗中修德的儒生、能写文章的文士，不是通过科举出身，以及节孝的妇女、贞淑的女子，偶然没来得及受到旌表，就没有入志的体例了。
尤有异者，侯君续陈之志，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号于下；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图；国朝史笔，于书明事，不关于正朔者，并不斥去天启、崇祯年号。藉曰臣子之义，内本朝而外前明，则既书天命年号于上，事之在前明者，必当加明字以别之；庶使阅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冯运泰乃明之进士，林应聚乃明之知州，隶于本朝年号之下，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是直以明之进士知州，为本朝之科第职官，不亦诬乎！至《滦志》标题，亦甚庸妄。滦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称《滦志》，则阅题签者，疑为《滦水志》矣。然《明·艺文志》以陈士元撰为《滦州志》，则题删州字，或侯绍岐之所为。要以全书观之，此等尚属细事，不足责也。
尤其奇怪的是，侯君续补陈氏志书时，在明万历四十七年，大字书写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下面用小字注明前明的年号；又大字写冯运泰考中庄际昌榜进士，又写知州林应聚到任。前明的疆域还没有纳入我朝的版图；本朝修史时，写到明朝的事情，只要不涉及正朔问题，并不去掉天启、崇祯的年号。如果说臣子的义理，是以本朝为内、以前明为外，那么既然上面写了天命的年号，事情发生在明朝的，就应当加“明”字来区别；这样让读者知道主客关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冯运泰是明朝的进士，林应聚是明朝的知州，却隶属于本朝的年号之下，又没有“明”字来区分，这简直是把明朝的进士、知州当作本朝的科举和职官了，不是太荒谬了吗！至于《滦志》的标题，也很平庸荒谬。滦是水名，州也是因水得名。现在去掉“州”字，称为《滦志》，那么看到书签的人会怀疑是《滦水志》。但《明·艺文志》记载陈士元撰写的是《滦州志》，那么标题删去“州”字，或许是侯绍岐干的。不过从全书来看，这些还算是小事，不值得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