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
日知录
卷十 论政事三
梁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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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卷十 论政事三
梁惠王
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为王者，则非追尊之辞明矣。司马子长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1]然孟子之书出于当时，不容误也。杜预左传集解后序言，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2]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纪年所谓今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
《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儿子魏襄王继位。襄王元年与诸侯在徐州会盟，互相尊称为王。追尊父亲惠王为王，而《孟子》书中记载孟子与惠王对话时无不称其为王，可见这并非追尊的称呼，道理很清楚。司马迁也知道这说不通，于是改称“君”。[1]但《孟子》这部书出自当时，不容有误。杜预在《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哀王在《史记》中是襄王的儿子、惠王的孙子。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襄王继位。襄王在位十六年去世，哀王继位。古代史书《纪年》篇记载，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改元，从第一年到第十六年，称为惠成王，去世就是惠王。我怀疑《史记》错误地把惠成王的时代分成了后来的王年。哀王在位二十三年才去世，所以特别不称谥号而称为“今王”。[2]现在考察，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后又过了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继位。这就是《纪年》所说的“今王”，没有哀王。襄、哀二字相近，《史记》误分为两人，这是错误的。
秦本纪，秦惠文王四十年更为元年。此称王改元之证，又与魏惠王同时。
《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四十年改为元年。这是称王改元的证据，又与魏惠王同时。
《魏世家》记载，襄王五年，割让河西之地给秦国。七年，魏国将上郡全部并入秦国。现在考察《孟子》书中惠王自己说向西丧失给秦国七百里土地，才明白《史记》所记载的襄王年份，其实就是惠王的后五年和后七年。用《孟子》来证明，就自然清楚了。
据纪年周慎靓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又二年，为赧王之元年。齐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与孟子之书先梁后齐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国皆不久，书中齐事特多，又尝为卿于齐，当有四五年。若适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即立，故梁事不多。谓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误以惠王之后元年为襄王之元年故也。[3]
根据《纪年》，周慎靓王二年魏惠王去世，第二年就是魏襄王元年。又过两年，燕王哙把君位让给相国子之。又过两年，是周赧王元年。齐国人攻打燕国，占领了它。又过两年，燕国人反叛。这与《孟子》书中先梁后齐的次序都吻合。然而孟子在两国停留时间都不长，书中齐国的事情特别多，又曾在齐国担任卿，大约有四五年。至于到梁国，是在惠王末年，而襄王随即继位，所以梁国的事情不多。说孟子在惠王三十五年到梁国的人，是误把惠王的后元年当作襄王元年的缘故。[3]
孟子为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孟子在齐国担任卿，在梁国则是客卿。所以见齐王时称臣，见梁王时不称臣。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没有讲求道义却把君主放在后面的人
不遗亲不后君，仁之效也。其言义何。义者礼之所从生也。昔者齐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惧其国之为陈氏也，曰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覊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恩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于未形，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遗弃亲人、不把君主放在后面，这是仁的功效。这里说“义”是什么意思？义是礼产生的根源。从前齐景公对晏子的话有所感触，担心国家被陈氏篡夺，说：“这该怎么办？”晏子回答说：“只有礼可以制止这种情况。按照礼，家族的施舍不能涉及国家，百姓不迁徙，农夫不移动，工匠商人不改行，士人不越职，官吏不骄纵，大夫不谋取公家利益。”又说：“君主命令臣子恭敬，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和顺妻子温柔，婆婆慈爱媳妇听从，这就是礼。君主命令而不违逆，臣子恭敬而无二心，父亲慈爱而教导，儿子孝顺而规劝，兄长友爱而亲近，弟弟恭敬而顺从，丈夫和顺而合义，妻子温柔而端正，婆婆慈爱而宽容，媳妇听从而婉顺，这是礼的美好体现。”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不是很懂礼吗？”女叔齐回答说：“礼是用来守护国家、推行政令、不失民心的。现在政令出自大夫家而不能收回，有子家羁这样的贤臣却不能任用。公室四分五裂，百姓靠他人养活，恩惠都不在国君身上，不考虑国家的结局。作为国君，祸难将要降临自身，却不关心礼的根本，反而急于学习琐碎的礼仪，说善于礼，不是差得很远吗？”孔子说：“君子的道就像堤防，是用来防范百姓不足之处的。大设堤防百姓还会逾越，所以君子用礼来防范道德缺失，用刑来防范邪恶，用天命来防范贪欲。古代明君之所以能在邪恶未形成时加以禁止，使百姓每天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觉，这必定是有其方法的。”
不动心
不动心
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之心也。
一个人是否动心，本来就在于他担任卿相推行道义的时候。歪曲道义侍奉他人，曲解学问迎合世俗，都从这里开始。我四十岁不动心，是指不动摇那种“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就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的心志。
市朝
市朝
若挞之于市朝，即书所言若挞于市，古者朝无挞人之事，市则有之。周礼司市，市刑小刑宪罸，中刑徇罪，大刑扑罚。又曰，胥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是也。礼记檀弓，遇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丧哭辟市朝，奔丧亦但过市，无过朝之事也。其谓之市朝者，史记孟尝君传，日莫之后过市朝者，掉臂不顾。索隐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众整如此。[4]后代则朝列之参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若挞之于市朝”，就是《尚书》所说的“若挞于市”。古代朝廷没有鞭打人的事，市场则有。《周礼·司市》记载，市场刑罚：小刑是张贴告示处罚，中刑是游街示众，大刑是鞭打惩罚。又说，胥吏拿着鞭子和量尺在市场前巡视，掌管坐立出入的禁令，凡有罪的人就鞭打惩罚，就是这样。《礼记·檀弓》说，在市朝相遇不返回取兵器就争斗，兵器不是可以带入朝廷的东西。奔丧时哭泣要避开市朝，奔丧也只是经过市场，没有经过朝廷的事。之所以称为“市朝”，《史记·孟尝君传》说，日暮之后经过市朝的人，甩着胳膊不看一眼。《索隐》解释说，是说市场的行列如同朝廷的位次，所以叫市朝。古人能够如此整齐有序。[4]后代朝廷的班列参差不齐，反而有不如市场店铺的了。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节思谓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长也。传写之误，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养浩然之气，必当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当勿助长也。叠二勿忘，作文法也。按书无逸篇曰，是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是叠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发言亦多有重说一句者。礼记祭义，见间以侠甒。郑氏曰，见间当为覸。史记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索隐曰，刺齿肥当为啮肥。论语五十以学易，朱子以为五十当作卒，此皆古书一字误为二字之证。
倪文节（倪思）认为应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长也”。是传抄的错误，把“忘”字误作“正心”二字。意思是说，培养浩然之气，必须有事做而不要忘记。既然不要忘记，又不要助长。重复两个“勿忘”，是作文的手法。按《尚书·无逸》篇说：“是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也是重复一句而文意更有韵味。现在人说话也多有重复说一句的。《礼记·祭义》说“见间以侠甒”，郑玄说“见间”应当作“覸”。《史记·蔡泽传》说“吾持梁刺齿肥”，《索隐》说“刺齿肥”应当作“啮肥”。《论语》说“五十以学易”，朱熹认为“五十”应当作“卒”。这些都是古书中一个字误为两个字的证据。
文王以百里
文王以百里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待大尔。其实文王之国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歧迁丰其国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戎伐密，自河以西举属之周。[5]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6]东临上党，[7]无非周地。纣之所有，不过河内殷墟。其从之者，亦但东方诸国而已。一举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书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藉力哉？
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土地。孟子说这话是为了证明称王不必等待土地广大。其实文王的国土不止百里。周从王季征伐各戎族开始，疆土日益扩大，文王从岐山迁到丰邑，国家已经跨越三四百里土地。征伐犬戎、密须，从黄河以西全部归属周。[5]到了武王时，西边到达梁州、益州，[6]东边临近上党，[7]没有不是周的土地。纣王所拥有的，不过是河内殷墟。跟从他的人，也只是东方各国而已。一举攻克商朝，自然是像摇落枯叶一样容易。《尚书》说到文王：“大国畏惧他的力量”，文王何尝不借助力量呢？
孟子自齐葬于鲁
孟子自齐葬于鲁
孟子自齐葬于鲁，言葬而不言丧，此改葬也。礼改葬缌事毕而除。故反于齐止于嬴，而充虞乃得承间而问。若曰奔丧而还，营葬方毕，即出赴齐卿之位，而门人未得发言，可谓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丧，何以教滕世子哉？
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安葬（母亲），说“葬”而不说“丧”，这是改葬。按照礼制，改葬穿细麻布丧服，事情完毕就除去。所以返回齐国时停留在嬴地，充虞才能趁机询问。如果说奔丧回来，办理丧事刚结束，就立即出任齐国的卿位，而门人没有机会发言，这可以说是“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惶惶不安”。而自己尚且不实行三年的丧礼，又凭什么教导滕国太子呢？
廛无夫里之布
廛无夫里之布
有夫布有里布。《周礼‧地官》〈载师〉职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职曰：「凡无职者出夫布。」郑司农云：「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传曰，买之百两一布，[8]又廛人职掌敛布之䊻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玄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闾师文，今人遂以布专属于里。
有“夫布”和“里布”。《周礼·地官·载师》职文说：“凡是住宅不种桑麻的，征收里布。凡是田地不耕种的，征收屋粟。凡是百姓没有职业的，征收夫家之征。”《闾师》职文说：“凡是没有职业的人，征收夫布。”郑司农说：“里布，是布上印有文字，宽二寸，长二尺，作为货币交换物品。《诗经》说‘抱布贸丝’，抱的就是这种布。有人说是指布泉。《春秋传》说‘买之百两一布’，[8]又《廛人》职文掌管征收布的䊻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郑玄说：“住宅不种桑麻的，罚以一里二十五家的钱。”朱熹《集注》没有引用《闾师》文，现在的人于是把布专门归属于里。
其实皆什一也
其实皆什一也
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里，南东其畆。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9]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彻。夫井地之制，一井之地画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葢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10]葢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异度数。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而当日因时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人土旷人稀，故其畆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畆渐小。以夏之一畆为二畆，其名殊而实一矣。国佐之对鲁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岂有三代之王而为是纷纷无益于民之事乎？
自古以来田赋制度实际上始于大禹。水土治理平定后，按三等土壤定则，后来的君王，不过是沿袭已有的成规罢了。所以《诗经》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里，南东其畆。”这样看来，周代的疆界划分，还是大禹遗留的方法。[9]孟子却说：“夏代用五十亩行贡法，殷商用七十亩行助法，周代用一百亩行彻法。”井田制度，一井之地划分为九区，所以苏洵说万夫之地大约三十二里半。其中作为川和路的有一条，作为浍和道的有九条，作为洫和涂的有百条，作为沟和畛的有千条，作为遂和径的有万条。假使夏代必定五十亩，殷商必定七十亩，周代必定一百亩，那么一个王朝兴起，就一定要改变畛涂、变更沟洫、移动道路来适应它。做这种烦扰而无益于百姓的事，难道会是这样吗？[10]大概三代收取百姓赋税的不同在于贡、助、彻的方法，而不在于五十、七十、一百亩的数字。那五十、七十、一百亩，只是丈尺标准不同，而田地本身并没有改变。所以说“其实都是十分之一”。古代的君王必定要改定历法，变换服色，改变度量衡。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在改年以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之下，就说“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三代君王更改制度、变革器物，也大致如此。所以《王制》说：“古时用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用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步。”而当时因时制宜的方法也有可说的。夏代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所以亩制特别大。殷商、周代土地易耕人口增多，所以亩制逐渐变小。把夏代的一亩当作两亩，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国佐回答鲁国人说：“先王划分疆界治理天下，考察土地的适宜性，而布置其利益。”难道会有三代君王做这种纷纷扰扰而无益于百姓的事吗？
庄岳
庄岳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庄岳齐街里名也。庄是街名，岳是里名。左传襄二十八年，得庆氏之本百车于庄。注云，六轨之道。[11]反陈于岳，注云岳里名。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释说，庄、岳是齐国街巷和里弄的名称。庄是街名，岳是里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得庆氏之本百车于庄。”注释说，庄是六轨宽的道路。[11]“反陈于岳”，注释说，岳是里名。
古者不为臣不见
古者不为臣不见
观乎孔子之见阳货，而后知逾垣闭门为贤者之过，未合于中道也。然后世之人必有如胡广被中庸之名，冯道托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见诸侯，一见诸侯而怀其禄利，于是望尘而拜贵人，希旨以投时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谄。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后世之于士人，许之以自媒，劝之以干禄，而责其有耻，难矣！
看孔子见阳货这件事，然后才知道翻墙闭门是贤者的过分行为，不符合中道。然而后世之人必然有像胡广那样获得中庸之名、冯道那样假托孔子行迹的人。他们开始时委屈自己来见诸侯，一见诸侯就贪图其俸禄利益，于是望尘而拜贵人，迎合旨意投合时好。这是他们必然走到的一步。曾子、子路的话，是为了警戒末流之人。所以说“君子与上交往不谄媚”。又说“上不援引，下不推举”。后世对于士人，允许他们自我推荐，鼓励他们求取俸禄，却要求他们有羞耻之心，难啊！
公行子有子之丧
公行子有子之丧
礼，父为长子斩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丧，而孟子与右师及齐之诸臣皆往吊。
按照礼制，父亲为长子服斩衰三年，所以公行子有儿子的丧事，孟子与右师以及齐国的各位大臣都前往吊唁。
为不顺于父母
为不顺于父母
虞书所载帝曰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是则帝之举舜在瞽瞍底豫之后。今孟子乃谓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𤱶亩之中。犹不顺于父母，而如穷人无所归，此非事实。但其推见圣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为人子者处心积虑，必出乎此而后为大孝耳。[12]后儒以为实，然则二嫂使治朕栖之说，亦可信矣。
《虞书》记载，帝尧说：“我听说（舜）怎么样？”四岳说：“他是盲人的儿子，父亲顽劣、母亲愚昧、弟弟象傲慢，但他能通过孝行使他们和谐，蒸蒸日上，不至于奸恶。”这样看来，帝尧举用舜是在瞽瞍变得和顺之后。现在孟子却说，尧派九个儿子、两个女儿、百官、牛羊、仓库储备都齐备，在田野中侍奉舜。舜仍然不被父母顺心，像穷人无所归依，这不是事实。但孟子只是推想圣人的心境如此，使天下做子女的人处心积虑，必须做到这样才算大孝罢了。[12]后儒以为这是事实，那么“二嫂使治朕栖”的说法，也可以相信了。
象封有庳
象受封在有庳
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13]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处，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葢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间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泻卤，人民寡，而孟子言其俭于百里，又俫夷偪处而与之争国。夫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间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后乃封于太公邪？[14]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而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15]
舜建都于蒲坂，却把象封在道州的鼻亭。鼻亭位于三苗以南的荒服之地，这确实令人怀疑。正如孟子所说，亲人希望他尊贵，爱人希望他富有，又希望他能经常前来，为什么不在中原近郊的地方，而把他安置在三千多里之外呢？大概是因为上古诸侯分封万国，当时中原地区必定没有空闲的土地可以用来分封。又考察太公对于周朝，功劳也很大，却只封在营丘。营丘在今天昌乐、潍县两县交界处。史书上说那里土地盐碱，人口稀少，而孟子说他的封地不足百里，又有东夷逼迫，与他争夺国土。太公被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首臣，封地却只有这些，难道不是因为中原没有空闲土地，所以直到薄姑氏灭亡后才把土地封给太公吗？有人说，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这又怎么解释呢？这两位臣子有安定天下的大功，舜当然不能因为自己的弟弟而让他们排在前面，所以故意把象封在远方，这是圣人不得已的做法。
周室班爵禄
周王室制定爵位和俸禄
为民而立之君，故斑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16]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为了百姓而设立君主，所以颁行爵位的用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是一样的。这并不是为了给予超绝世人的尊贵，而是用俸禄来代替他们耕种，所以颁行俸禄的用意，国君、卿、大夫、士与在官府任职的平民是一样的，并不是让他们不做事而白吃饭。因此，明白了天子也是一个爵位的道理，就不敢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以自尊自大；明白了俸禄是代替耕种的意义，就不敢从百姓身上过度索取以供养自己。而那些欺侮掠夺百姓的君主，在夏商周三代之后常常更多了。
费惠公
费惠公
孟子费惠公注，惠公费邑之君。按春秋时有两费，其一见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殄灭我费滑。注滑国都于费。今河南缑氏县。[17]襄公十八年，楚为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葢本一地，秦灭之而后属晋耳。[18]其一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齐乘费城在费县北西二十里，鲁季氏邑。[19]在子思时滑国之费其亡已久，疑即季氏之后而僣称公者。鲁连子称陆子谓齐湣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有邹费郯邳。殆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者邪？
《孟子》中“费惠公”的注释说，惠公是费邑的国君。按春秋时期有两个费地：一个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派吕相与秦国绝交，说“消灭了我的费滑”。注释说滑国的都城在费，就是今天河南的缑氏县。襄公十八年，楚国的为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部队入侵费滑，大概原本是同一个地方，被秦国灭掉后归属了晋国。另一个见于僖公元年，鲁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和费地。《齐乘》记载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是鲁国季氏的城邑。在子思的时代，滑国的费地早已灭亡，我怀疑这个费惠公就是季氏的后人而僭越称公的。《鲁连子》记载陆子对齐湣王说：“鲁、费的民众和军队驻扎在襄贲。”而楚国人回答顷襄王时提到邹、费、郯、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泗上十二诸侯吧？
仁山金氏说：费地本来是鲁国季氏的私邑，而孟子称其为小国的国君。曾子的书中也有“费君”“费子”的称呼。大概季氏专权鲁国，从春秋以后，想必是自行占据了城邑，如同附庸国一样。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从三晋分封才开始的，这种趋势由来已久，是逐渐形成的。
季氏之于鲁，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国而不敢篡位。愈于晋衞多矣。故曰鲁犹秉周礼。
季氏对于鲁国，只是驱逐国君而不敢另立国君，只是分割国家而不敢篡夺君位。这比晋国、卫国好多了。所以说鲁国仍然秉持着周礼。
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实行我的敬意，所以称为内在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于心，以为之裁制。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义而举酌乡人敬尸二事，皆礼之周也，而莫非义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虚之教至于搥提仁义，绝灭礼乐从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其不流于异端而害我道者几希！
先王治理天下的工具是五典、五礼、五服、五刑，这些从自身出发施加于百姓的，无不以内心为本，加以裁断和制定。亲爱亲人的等差，尊重贤人的等级，就是礼产生的根源。所以孟子回答公都子关于义的问题时，举出向乡人敬酒和向尸敬酒两件事，这些都是礼的周全之处，而没有一样不是义所应当的。自从这个道理不明之后，佛道两家空虚的学说发展到抛弃仁义、灭绝礼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宋代以来，少数贤明智慧的人不满汉人训诂之学只得到粗浅的迹象，努力矫正它而回归内心，却把通达的道理、普遍的德行、九经、三重这些事搁置不谈。这就是所谓告子从未真正懂得义的人。这样的人不流于异端而损害我们的道，实在太少了！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言我也。[20]此与孟子之言相发。
董子说：“适宜于我的，才可以称为义。所以讲‘义’的人，是把‘我’和‘宜’合为一体，说用这个来操持，义就是说的‘我’。”这与孟子的话相互发明。
以纣为兄之子
以纣为兄之子
以纣为弟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则于文有所不便，故举此以该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不言浑敦穷奇饕餮。后之读书者不待子贡之明，亦当闻一知二矣。
“以纣为弟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王子比干。”如果两者并列来说，在行文上有所不便，所以举出这一种来涵盖那一种。这是古人文章的高明之处。比如郊社之礼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却不提后土；地道的法则是不自居成功而代替上天完成终结，却不提臣和妻；先王把梼杌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却不提浑敦、穷奇、饕餮。后世的读书人，即使没有子贡那样的聪明，也应当闻一知二了。
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21]是以禽兽之人谓之未尝有才。
人固然有做不善之事的才能，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性。性是上天赋予的，才能也是上天降下的。所以像禽兽一样的人，可以说他从未有过才能。
中庸言能尽其性，孟子言不能尽其才。能尽其才则能尽其性矣。在乎扩而充之。
《中庸》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孟子说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就能充分发挥本性了。关键在于扩充它。
求其放心
寻求放失的本心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于学问乎？与孔子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葢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势，〈马融围碁赋。〉亦必不能从事于弈。
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寻求放失的本心罢了。那么，只要寻求本心就可以不必做学问了吗？这与孔子说的“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后来他又说：“君子把仁存在心中，把礼存在心中。”这说明所存的东西并不是空虚的心。仁和礼，没有不通过学习就能明白的。孟子的意思大概是说：能够寻求放失的本心，然后才可以做学问。假如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心里却总以为有天鹅将要飞来，想着拉弓搭箭去射它。虽然和那个人一起学习，却不如那个人。这就是本心放失而不知道寻求的人。然而，只知道寻求本心，却从未研究过棋盘的方格布局，熟悉棋子的雁行阵势（马融《围棋赋》），也一定不能从事于下棋。
所去三
离开的原因有三种
免死而已矣，则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只是免于死罢了，那么也很快就会离开，所以说离开的原因有三种。
自视欿然
自己看自己很谦虚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不敢自大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则可谓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则可谓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学者非自小则自大，吾见其同为小人之归而已。
人做学问，既不可看轻自己，也不可自高自大。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成为君主，都足以使诸侯朝见、拥有天下，所以不敢看轻自己。把韩魏两家的财富附加给他，如果他仍然自己看得很谦虚，那就远远超过常人了，所以不敢自高自大。我将要用这个道来唤醒这些百姓。想到天下的百姓，哪怕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这就可以说是不看轻自己了。从耕种、烧制陶器、打鱼，一直到成为帝王，没有一件事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这就可以说是不自高自大了。所以看轻自己是渺小，自高自大也是渺小。现在的学者，不是看轻自己就是自高自大，我看他们最终都同样归于小人罢了。
士何事
士人做什么事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22]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里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庀饬八材，计亦无多人尔。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此谓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乌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彭更之言，王子垫之问，其犹近古之意与！
士、农、工、商称为四民，这种说法始于管子。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百姓中的优秀者被选拔到乡学，再升到司徒那里，称为士。大概千里之内也选不出一个。大宰用九种职业来任用万民，第五种是百工，整治八种材料，估计也没有多少人。武王作《酒诰》说：“妹土的人们，你们要继承你们祖先的事业，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这是指农人。“开始牵着牛车，到远方经商，来孝养你们的父母。”这是指商人。又说：“各位士人、官员以及各位君子，你们要经常听我的教诲。”那么被称为士的人，大概都是有职位的人了。哪里有什么“聚集居住、按州分处、四民各自为乡”的制度呢？春秋以后，游士越来越多。《齐语》说齐桓公设置了八十名游士，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给他们钱财，让他们周游四方，来号召天下的贤士。而战国的君主于是以士人为轻重。文士成为儒者，武士成为侠客。唉！游士兴起，先王的制度就破坏了！彭更的话、王子垫的提问，大概还接近古人的意思吧！
饭糗茹草
吃干粮啃野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23]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24]
享受天下大福的人，必定先经历天下的大劳苦；居于天下最尊贵地位的人，必定先从事天下最卑贱的事情。所以殷王小乙让他的儿子武丁在外长期劳作，让他了解百姓的疾苦；而周朝的后妃也必定穿洗过的衣服，做烦琐卑贱的事情。到了周公遭遇变故，陈述后稷、先公王业由来的时候，说的都是农夫、女工穿衣吃饭的事务。古代先王的教导是：能够侍奉人，然后才能役使人。他们的心不敢在一件细小的事物上有所疏忽，然后才能承担天下的大事。舜这样的圣人，却吃干粮啃野草；禹这样的圣人，却手脚长满老茧，面目黧黑。这就是他们能够用道来救济天下，成为万世帝王始祖的原因。何况那些不如舜、禹的人呢！
孟子外篇
《孟子》外篇
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扬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颜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25]诗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闷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正义引赵歧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谱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葢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注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则又有孟仲子之说矣。[26]
《史记》中伍被回答淮南王安时引用孟子的话说：“纣贵为天子，死时竟然不如一个平民。”扬雄《法言·修身篇》引用孟子的话说：“有意愿而达不到的人是有的，没有意愿而能达到的人是没有的。”桓宽《盐铁论》引用孟子的话说：“我从《河广》这首诗知道了德行的极致。”又引用孟子的话说：“尧舜之道并不远离人，只是人们不去思考它罢了。”《周礼·大行人》注释引用孟子的话说：“诸侯有朝见天子之礼。”南朝宋鲍照《河清颂》引用孟子的话说：“千年出一个圣人，就像早晚之间一样。”颜之推《颜氏家训》引用孟子的话说：“描画影子会失去原形。”《梁书·处士传序》引用孟子的话说：“现在的人对于爵位俸禄，得到了就像获得生命，失去了就像死去一样。”《广韵》“圭”字下注释说：“孟子说六十四粒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引用的《荀子》说：“孟子三次见到齐王都不谈论政事，门人对此感到疑惑。孟子说：‘我先要攻破他的邪心。’”这些内容在现在的《孟子》书中都没有。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外篇吗？《诗经·维天之命》的传文中引用孟仲子的话说：“天命真是伟大无极啊，并赞美周朝的礼制。”《閟宫》的传文中引用孟仲子的话说：“这是禖宫。”孔颖达《正义》引用赵岐说：“孟仲子是孟子的堂兄弟，跟随孟子学习。”谱系中说：“孟仲子是子思的弟子，大概与孟轲共同师事子思，后来向孟轲学习。”注释经书、论述《诗经》，毛氏采用他们的说法，于是又有孟仲子的学说。
孟子引论语
《孟子》引用《论语》
《孟子》书中引用孔子的话共有二十九处。其中记载在《论语》中的有八处。又大多是大同小异。那么孔子的言论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就很多了。所以说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
孟子字样
《孟子》中的字形
九经论语皆以汉石经为据，故字体未变。孟子字多近今，[28]葢久变于魏晋以下之传录也。然则石经之功亦不细矣。
九经和《论语》都以汉代石经为依据，所以字体没有改变。《孟子》中的字大多接近现代，大概是长期在魏晋以后的传抄中发生了变化。这样看来，石经的功劳也不小啊。
《容斋四笔》说《孟子》中“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都写作“由”，现在的版本写作“犹”。由此可知现在的《孟子》又与宋本略有不同。
孟子弟子
孟子的弟子
赵岐注孟子，以季孙子叔二人为孟子弟子，季孙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异哉弟子之所闻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为可就之矣。使己为政以下则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齐人也，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他术。又曰盆成括尝欲学于孟子，问道未达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东阿伯，高子泗水伯，盆城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乘阳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记索隐曰，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并轲之门人。广韵又云，离娄孟子门人。不知其何所本。[29]元吴莱著孟子弟子列传二卷，今不传。
赵岐注释《孟子》时，把季孙、子叔两人当作孟子的弟子。季孙知道孟子内心不愿意，却想让他去就职，所以说：“奇怪啊，弟子听到的！”子叔心中疑惑，也认为可以去就职。“如果让我执政”以下的话是孟子说的。又说告子名叫不害，是兼通儒家和墨家学说的人，曾向孟子学习，但不能彻底领悟性命的道理。又说高子是齐国人，向孟子学习，向往道但未能明白，离开后去学其他学说。又说盆成括曾想向孟子学习，请教道但未通达就离开了。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为东阿伯，高子为泗水伯，盆成括为莱阳伯，季孙为丰城伯，子叔为乘阳伯，都是因为他们是孟子的弟子。《史记索隐》说，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人，都是孟子的门人。《广韵》又说离娄是孟子的门人，不知根据是什么。元代吴莱著有《孟子弟子列传》二卷，现已失传。
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今按尔雅，荼蒤字凡五见，而各不同。释草曰，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蔈荂荼，注云，即艻。疏云，按周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蔈也，荂也，其别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蒤虎杖，注云，似红草而大麄有细刺，可以染赤。疏云，蒤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壮如大马，蓼茎斑而叶圆是也。又曰蒤委，叶注引诗以茠蒤蓼，疏云，蒤一名委叶。王肃说诗云，蒤陆秽草。然则蒤者原田芜秽之草，非苦菜也。今诗本茠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释木曰，槚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以早釆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诗考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釆荼，緜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30]又借而为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秀，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因著用荼实绥泽焉。诗鸱鸮将荼，传曰荼萑苕也，正义曰，谓薍之秀穗茅薍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陈，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蒤也，唯虎杖之蒤与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阳买荼。张载豋城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荼”字从中唐开始变为“茶”。这个说法已在《唐韵正》中详细说明。按《困学纪闻》记载，“荼”有三种含义：“谁谓荼苦”中的“荼”是苦菜；“有女如荼”中的“荼”是茅草的花穗；“以薅荼蓼”中的“荼”是陆地上的草。现在按《尔雅》，“荼”和“蒤”字共出现五次，含义各不相同。《释草》说：“荼，苦菜。”注释引用《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文说，这是味苦可食的菜。《本草》中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说，苦菜生于寒秋，经历冬春才长成。《月令》中“孟夏苦菜秀”就是指它。叶子像苦苣但更细，折断后有白汁，花黄似菊，可食用但味苦。又说“蔈荂荼”，注释说就是“艻”。疏文说，按《周礼》“掌荼”和《诗经》“有女如荼”，都说“荼”是茅草的花穗，“蔈”和“荂”是它的别名。这两个字都从草从余。又说“蒤虎杖”，注释说像红草但更大更粗，有细刺，可染红色。疏文说，“蒤”一名“虎杖”。陶弘景注《本草》说，田野中很多，形状像大马，蓼茎有斑、叶圆的就是它。又说“蒤委”，叶注引用《诗经》“以茠蒤蓼”，疏文说，“蒤”一名“委叶”。王肃解释《诗经》说，“蒤”是陆地上的秽草。那么“蒤”是原野中荒芜的杂草，不是苦菜。现在《诗经》本子中“茠”写作“薅”，这两个字都从草从涂。《释木》说：“槚，苦荼。”注释说树小如栀子，冬天生长，叶子可煮成羹汤饮用。现在早采的叫“荼”，晚采的叫“茗”，一名“荈”，蜀地人叫它“苦荼”。这个字也从草从余。现在用《诗经》来考证，《邶风·谷风》的“荼苦”，《七月》的“采荼”，《绵》的“堇荼”，都是苦菜的“荼”。又借用作“荼毒”的“荼”。《桑柔》《汤诰》都是苦菜的“荼”。《夏小正》的“取荼秀”，《周礼·地官》的“掌荼”，《仪礼·既夕礼》的“因著用荼实绥泽”，《诗经·鸱鸮》的“将荼”，传文说“荼，萑苕也”，正义说，这是指薍的花穗，茅和薍的花穗相似，所以都叫“荼”。茅花穗的“荼”，因为白色而用来比喻。《出其东门》的“有女如荼”，《国语》中吴王夫差用万人排成方阵，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去像“荼”。《考工记》的“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是茅花穗的“荼”。《良耜》的“荼蓼”是委叶的“蒤”，只有虎杖的“蒤”和槚的“苦荼”不见于《诗经》和《周礼》。而王褒《僮约》说“武阳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说“芳荼冠六清”，孙楚诗说“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记载晋代温峤上表进贡荼千斤、茗三百斤。由此可知，从秦人攻取蜀地后，才开始有饮茶的事。
王褒僮约，前云，炰鼈烹荼，后云武阳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
王褒《僮约》前面说“炰鼈烹荼”，后面说“武阳买荼”。注释认为前者是苦菜，后者是茶。
唐书陆羽传，羽嗜茶，[31]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至本朝设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言右补阙綦母熙性不饮茶，著茶饮序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宋黄庭坚茶赋亦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贼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唐书·陆羽传》记载，陆羽嗜好茶，著有《茶经》三篇，讲述茶的起源、制法、器具非常完备。天下人因此更懂得饮茶了。有个叫常伯熊的人，根据陆羽的论述又广泛宣扬茶的功效。此后崇尚饮茶成为风气。当时回纥入朝，开始驱赶马来换茶。到本朝设立了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说，右补阙綦母熙生性不饮茶，著有《茶饮序》说：“消除滞塞，一天的利益暂时不错；但耗气伤精，终身的危害很大。获益时归功于茶力，留下祸患却不说是茶灾。这难道不是福近易知、祸远难见吗？”宋代黄庭坚的《茶赋》也说：“寒中瘠气，没有比茶更厉害的，有时加盐助之，如同勾贼破家。”现在南方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这也是养生者应当警戒的。
尔雅舒雁鵞注，今江东呼鴚即𫛤字。[32]左传，鲁大夫荣𫛤鵞。方言，雁自关而东谓之鴚鵞。太玄经，粧次二𫛤鹅惨于氷。一作𪃿鹅。司马相如子虚赋，弋白鹄连𫛤鹅，双鸧下玄鹤加。上林赋，鸿鹔鹄𪀣，𫛤鵞属玉。扬雄反离骚，凤皇翔于蓬陼兮，岂𫛤鹅之能捷？张衡西京赋，𫛤鵞鸿鶤。南都赋，鸿鸨𫛤鹅。杜甫七歌，前飞𫛤鹅后鹙鸧。辽史穆宗纪，获𫛤鹅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江西湖广汴梁私捕𫛤鹅。山海经，青要之山是多驾鸟。郭璞云，末详。或云当作𫛤。其从马者，传写之误尔。[33]
《尔雅》“舒雁，鵞”的注释说，现在江东把“鴚”叫作“𫛤”字。《左传》中鲁大夫荣𫛤鵞。《方言》说，雁从关东地区叫“鴚鵞”。《太玄经》说“粧次二，𫛤鹅惨于氷”，一作“𪃿鹅”。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弋白鹄，连𫛤鹅，双鸧下，玄鹤加”。《上林赋》说“鸿鹔鹄𪀣，𫛤鵞属玉”。扬雄《反离骚》说“凤皇翔于蓬陼兮，岂𫛤鹅之能捷？”张衡《西京赋》说“𫛤鵞鸿鶤”。《南都赋》说“鸿鸨𫛤鹅”。杜甫《七歌》说“前飞𫛤鹅后鹙鸧”。《辽史·穆宗纪》记载“获𫛤鹅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止江西、湖广、汴梁私自捕捉𫛤鹅。《山海经》说“青要之山是多驾鸟”。郭璞说“不详”。有人说“驾”字应作“𫛤”。那些从“马”的写法，是传写中的错误。
九经
九经
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竝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被符经制博士一人。[34]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制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35]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用，皆有证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没，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釆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或足有所订正。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36]唐贞观九年五月，勅自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竝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周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竝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请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人抱遗经扶微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葢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狥其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竝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竝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为书，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唐宋时期选拔人才都用九经，现在规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都不列在学官中。杜佑《通典》记载，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奏说，尚书接到符命，经制博士一人。又因多事之秋，儒道荒废，学者能兼通经义的很少。而且《春秋》三传都出自圣人，但义理不同，前代通儒也没有能通晓得失兼而学习的人。现在应该为《周礼》《仪礼》二经设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设置博士三人，其余每经设置一人，共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说，博士原有十九人，现在五经合计九人，按古制比今制，还不到一半。《周易》有郑玄注，其书根源实在可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对礼特别重视，都有证据。从前周朝衰微，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亲受其教。孔子去世后，左丘明根据所闻写成传，微言妙旨无不精研。公羊高亲受于子夏，在汉朝立学，多可采择。谷梁赤师徒相传，多有发明，有些是左氏、公羊所不载的，或足以订正。臣认为三传虽同称《春秋》，但发端不同，应各置一人，以传其学。因王敦之难未能实行。唐贞观九年五月，诏令今后明经科兼习《周礼》，若习《仪礼》者在本色内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奏说，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都是圣贤微旨，教人之业。现在明经所习，只求出身，都因《礼记》文字少，人人竞相诵读。《周礼》是治国之轨则，《仪礼》是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现在两监及州县因独学无友，四经几乎断绝，此事需训导鼓励，不可因循。请让学生各量分配学业，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者，请帖经十通五，允许入第，以此鼓励。希望四海均习，九经完备。皇帝听从了。《唐书》记载，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玚任国子祭酒，上奏说，现在明经科习《左氏传》的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几乎废绝，请适当优奖。于是下诏，明经科习《左氏传》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法令。古人抱持遗经、扶持微学之心如此急切，而现在却一切废之。大概当时士子苦于四经难习，而主议之臣徇私意，于是将历代相传的经典弃而不学。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书有五，但义理并存，不容执一，所以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成书，现在却去经习传，尤其乖理。如果为私利而用于求官，率天下欺君负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经学日益衰微，人才日益低下，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37]朱文公乞修三礼劄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38]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始失已甚。是则仪礼之废，乃自安石始之。[39]至于今朝，此学遂绝。
《宋史》记载，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士人各专攻《易》《书》《诗》《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兼习《论语》《孟子》。朱熹《乞修三礼劄子》说，遭秦朝灭学，礼乐先坏，其中保存较多的只有三礼。《周官》一书本是礼的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是其本经，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是其义说。此前还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通行，士人还能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改变旧制，废除《仪礼》，只保留《礼记》一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所以《仪礼》的废弃，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到了本朝，这门学问就断绝了。
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
朱熹又作《谢监岳文集序》说，谢绰中是建州政和人。先父任政和县尉时，走在田间，听到读书声，进去一看，是《仪礼》。当时正专攻王氏之学，而他能独自如此，感到惊异。就带他一起回家，勉励他未达到的，于是考中绍兴三年进士。在宋代已是空谷足音，现在则完全绝响了！
考次经文
考订经文次序
后魏崔浩为司徒时，著作令史关湛为浩信任，见浩所注诗论书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虽著作六经并名，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勅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王义。浩亦表荐湛有著述之才。
后魏崔浩任司徒时，著作令史关湛受崔浩信任，看到崔浩所注的《诗》《论》《书》《易》，就上疏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虽著作六经并有名声，但疏谬不如崔浩的精微。请求收集境内诸书藏于秘府，颁行崔浩的注，命天下学习。并请求敕令崔浩注《礼》传，让后生得以观览王义。崔浩也上表推荐关湛有著作之才。
礼记乐记，宽而静至温良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
《礼记·乐记》中，“宽而静”至“温良而慈”一节，应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很清楚。但郑玄因循旧文不敢擅自更改，只注释说，这段文字是换简失其次序，“宽而静”应在上面，“爱者宜歌商”应承接此处。
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武成最为得体。
《尚书·武成》篇肯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沈也因循旧文而另作一篇序。现在考定的《武成》最为得体。
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惟三月哉生魄一节，于洛讳阙诰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康诰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呜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40]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秾矣三篇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
其他考订经文的事例，比如程子（程颐）改动《周易·系辞》，把“天一地二”一节移到“天数五”之上；把《论语》中“必有寝衣”一节移到“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苏轼）改动《尚书·洪范》，把“王省惟岁”一节移到“五曰历数”之下；改动《康诰》，把“惟三月哉生魄”一节移到《洛诰》中“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朱熹）改动《大学》，把“康诰曰”至“止于信”一节移到“未之有也”之下；把“诗云瞻彼淇澳”两节移到“止于信”之下；把《论语》中“诚不以富”两句移到“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把《诗经·小雅》中以南陔补足《鹿鸣》之什，以下改为《白华》之什。这些改动都非常恰当，无可非议。后人效仿这种做法，却妄加穿凿附会，甚至把《周礼》的五官互相调换。王文宪（王柏）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新制定《中庸章句图》，把《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秾矣》三篇改入《王风》。仁山金氏（金履祥）根据这种做法，改动“敛时五福”一节到“五曰考终命”之下，改动“惟辟作福”一节到“六曰弱”之下。这使得邹鲁之地的经典流传至今的几乎没有了完整的篇章，这恐怕不是所谓敬畏圣人言论的做法。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知，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说可从。
董文清（董槐）改动《大学》，把“知止而后有定”两节移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认为这是传文的第四章，解释格物致知，而传文只到第九章。这样《大学》的原文原本就没有缺失，他的说法可以采纳。
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祐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之一节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41]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
凤翔的袁楷认为《文言》中有错入《系辞》的内容，比如“鸣鹤在阴”以下七节、“自天祐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这十九节都属于《文言》。即使“亢龙有悔”一节重复出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是他把这十八节归到“天玄而地黄”之后，从文义上看也说得通。然而古人的文章变化不拘泥，何况六经出自圣人，流传自上古，不是后人敢擅自议论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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