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
日知录
卷二十六 论史法
○史记通鉴兵事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日南日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日「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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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卷二十六 论史法
○史记通鉴兵事
秦末楚汉之际，军队进出的路线，曲折变化，只有太史公叙述得如同指掌。因为山川郡国不容易看清，所以用东、西、南、北来指示，一句话之下，形势就一目了然。以关塞江河作为一方的界限，所以对于项羽，就说“项梁于是率领八千人渡江向西”，说“项羽于是率领全部军队渡河”，说“项羽率领诸侯军队三十多万，行进攻占地盘到达河南”，说“项羽渡过淮水”，说“项羽于是引兵向东想要渡乌江”；对于汉高帝，就说“出成皋玉门向北渡河”，说“率领军队渡河，重新夺取成皋”。大概自古以来史书记载军事地形详细的程度，没有超过此书的。太史公心中本来就有一幅天下大势图，不是后代书生所能企及的。
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继承《左传》而作，其中记载的兵法非常详细，凡是亡国之臣、盗贼的辅佐，只要有一计之策也都完整记录下来。朱子的《纲目》大半删去了这些内容，似乎没有领会温公的用意。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末云：「宣公初志润月。」然则宣公以前皆无润，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末尾说：“宣公初志润月。”那么宣公以前都没有闰月，每三十年就多出一年，这与各国的史书都不符合，那么秦国所用的是什么历法呢？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后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后元者一。《惠景问候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后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太始、征和、后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历书亦同。《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未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后人所续也。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后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后元者一。《惠景问候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后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太始、征和、后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历书亦同。《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未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后人所续也。
《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恤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矩定，下云：「马车读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矩定人马车渎。」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菜，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远矣。
《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恤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矩定，下云：「马车读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矩定人马车渎。」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菜，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远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为之说，周之大王，齐之大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为之说，周之大王，齐之大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奋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朽》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而曰「子张、子石请行」，岂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乎？《商君传》：「以较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说亦是一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奋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朽》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而曰「子张、子石请行」，岂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乎？《商君传》：「以较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说亦是一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后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屈原传》：「虽放流，·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后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屈原传》：「虽放流，·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
○汉书《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宽，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夏，十八·达。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后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汉书《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宽，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夏，十八·达。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后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此并存异说以备考，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宽备其萧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武五子传》止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下云：「后八岁，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未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怪乎后之读书者愈卤莽矣！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此并存异说以备考，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宽备其萧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武五子传》止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下云：「后八岁，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未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怪乎后之读书者愈卤莽矣！
《天文志》：「魏地，觜、Δ、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㶏疆，新汲、西华、长平，颖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自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后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食货志》：「单穆公谏景上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天文志》：「魏地，觜、Δ、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㶏疆，新汲、西华、长平，颖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自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后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食货志》：「单穆公谏景上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阳下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误。按《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曰：「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于之丹阳，寻吴、楚悠隔，缆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非也。《枚乘传》上云：「 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复说吴王。」盖吴王举兵之时，乘已家居，而复与之书，不然无缘复说也。
《地理志》在丹阳下面写道：“楚国先祖熊绎受封的地方，传到第十八代，文王迁都到郢。”这是错误的。按《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地，居住在丹阳。”徐广说：“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说：“丹阳城依山跨岭，周长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都临近深涧，西边环绕亭下溪，南边靠着大江，地势险峻陡峭，确实是天然的坚固城池。这是楚熊绎最初受封丹阳时的都城。”《地理志》认为是吴国的丹阳，但吴国和楚国相隔遥远，楚国的荆山一带，不可能远在吴国境内，这是不对的。《枚乘传》前面说：“吴王不采纳意见，枚乘等人离开去了梁国。”后面说：“枚乘又劝说吴王。”大概吴王起兵的时候，枚乘已经在家居住，又给他写信，否则没有理由再次劝说。
《杜周传》：「周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社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诛。史家之谬如此。
《杜周传》说：“杜周担任执金吾，追捕桑弘羊、卫皇后的兄弟子侄，手段严酷。”按《百官表》记载：“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杜周升任御史大夫。四年去世。”而卫太子巫蛊事件发生在征和二年，杜周已经去世四年。又过了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因燕王刘旦事件被处死。史家的错误竟然如此严重。
《上尊传》：「上行幸雍，过虢。」按今之凤翔县乃古雍城，而虢在陕，幸雍何得过虢？当是过美阳之误。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矣。
《上尊传》说：“皇帝巡幸雍地，经过虢地。”按现在的凤翔县就是古代的雍城，而虢地在陕县，巡幸雍地怎么会经过虢地呢？应该是经过美阳的笔误。而且上文已经说：“从虢县县令调任代理槐里县令。”同时兼任美阳县令的事务了。
《王商传》：「春申君献有身妻，而产怀王。」误，当是幽王。
《王商传》说：“春申君进献了怀孕的妻子，生下了怀王。”这是错误的，应当是幽王。
《外戚传》：「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外戚传》说：“将共王的母亲和丁姬迁回定陶，安葬在共王墓旁。”按丁姬先前已经安葬在定陶，这里的“及丁姬”三个字是多余的。
○汉书二志小字《汉书》地理、艺文二志小字，皆孟坚本文。其「师古曰」、「应劭曰」、「服虔曰」之类，乃颜氏注也。近本《汉书》不刻注者，误以此为颜氏注而并删之。
○《汉书》二志的小字《汉书》中地理、艺文两志的小字，都是班固的原文。那些“师古曰”、“应劭曰”、“服虔曰”之类的，是颜师古的注释。近代版本《汉书》没有刻印注释的，错误地把这些小字当作颜师古的注释一并删除了。
《续汉·郡国志》云：「本志惟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是则前书小字为孟坚本文，犹《后汉》之细注也；其师古等诸注，犹《后汉》之新注也。当时相传之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耳。
《续汉·郡国志》说：“本志只有郡县名称用大字书写，那些山川地名全部用细字注释，现在提升为大字，新的注释加以证明阐发，由臣刘昭采集。”这样看来，前书的小字是班固的原文，就像《后汉书》的细注一样；那些颜师古等人的注释，就像《后汉书》的新注一样。当时流传的本子混在一起，没有加以区分罢了。
○汉书不如史记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刺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炼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汉书》不如《史记》班固写史书，受固定格式的束缚，不能灵活变化。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尾记载蒯通的事，让人读后感慨而有韵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淮南王的问答对话，情态生动，文笔也精妙，现在全被删掉，而把蒯通、伍被与江充、息夫躬合为一传，蒯通最冤枉，伍被其次，两篇淮南王传变得空洞无物，不堪卒读了。
○苟悦汉纪苟悦《汉纪》改纪、表、志、传为编年，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惟一二条可采者。杜陵陈遂，字长子。上微时，与游戏博奕，数负遂。上即位，稍见进用，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重，可以偿遂博负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遂乃上书谢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见厚如此。《汉书》以「负遂」为「负进」，又曰：「可以偿博进矣。」进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应用之。《史记·吕不韦传》：「车乘进用不饶。」苟纪为长。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亲，放而不诛。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文义难晓，苟纪为长。后有善读者，仿裴松之《三国志》之体，取此不同者注于班书之下，足为史家之一助。
○荀悦《汉纪》荀悦的《汉纪》把纪、表、志、传改为编年体，叙事的地方索然无味，有时首尾不完整，其中小的不同之处，都以班固的《汉书》为优，只有一两条可取之处。杜陵人陈遂，字长子。皇帝微贱时，和他一起游戏赌博，多次输给陈遂。皇帝即位后，陈遂逐渐被任用，官至太原太守。于是皇帝赐给陈遂玺书说：“诏令太原太守，官位尊贵俸禄丰厚，可以偿还陈遂的赌债了。”妻子君宁当时在旁边，知道情况。陈遂于是上书谢恩说：“事情发生在元平元年大赦之前。”他受到的厚待如此。《汉书》把“负遂”写成“负进”，又说：“可以偿还赌债了。”“进”是悼皇考的名字，宣帝不应该使用。《史记·吕不韦传》说：“车马财用不充裕。”荀悦的《汉纪》更好。元康三年三月诏书说：“听说象有罪，而舜封他到有庳，骨肉至亲，流放而不处死。现封原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汉书》文义难懂，荀悦的《汉纪》更好。以后有善于读书的人，仿照裴松之《三国志》的体例，把这些不同之处注释在班固《汉书》之下，足以成为史家的一种帮助。
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于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
记载王莽的事迹，从始建国元年开始，以后就说其二年、其三年直到其十五年，用来区别于正统，而完全隐没了天凤、地皇的年号。
○后汉书《后汉书·马援传》上云：「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下乃云：「交·女子微侧及女弟微贰反，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此是采辑诸书，率尔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无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书若此者甚多。《桓谭传》：「当王莽居摄篡杀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前汉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为讳之尔。光武终不用谭，当自有说。
○《后汉书》《后汉书·马援传》前面说：“皇帝曾说：伏波将军谈论兵法，与我的想法相合。”后面却说：“交趾女子徵侧和她的妹妹徵贰反叛，于是皇帝下诏书拜马援为伏波将军。”这是采集各种书籍，草率成文，而忘记了“伏波”二字没有出处。从范晔以后，史书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桓谭传》说：“在王莽摄政篡位杀害之际，天下的士人没有不争相赞美歌颂他的德行，制作符命来求取容身和谄媚。只有桓谭独自坚守，沉默不语。”按《前汉书·翟义传》说：“王莽依照《周书》作大诰，派遣大夫桓谭等人颁布告示，说明应当归还帝位给孺子的意思，回来后封桓谭为明告里附城。”这说明桓谭曾经接受王莽的封爵，史书为他隐讳罢了。光武帝最终没有任用桓谭，应当自有原因。
《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诣阀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震上疏救不省，腾竟伙尸都市。」乃安帝时事。而《张皓传》以为「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腾死罪一等。」又以为顺帝事。岂有两赵腾邪？
《杨震传》说：“河间男子赵腾到宫门上书，指陈朝政得失，皇帝发怒，将他逮捕关进诏狱审讯，杨震上疏营救不被采纳，赵腾最终被处死并陈尸街头。”这是安帝时期的事。而《张皓传》却认为“清河赵腾上书谈论灾异变化，讥讽朝政，被逮捕审讯。张皓上疏劝谏，皇帝醒悟，将赵腾的死罪减轻一等。”又认为是顺帝时期的事。难道有两个赵腾吗？
桥玄以太尉罢官，就医里舍，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人舍登楼，就玄索货。其家之不贫可知。乃云：「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史传之文前后矛盾。玄以灵帝之世，三为三公，亦岂无钱者？
桥玄以太尉身份罢官，回乡里就医，小儿子十岁，独自在门口玩耍，突然有三人手持棍棒劫持了他，进入房舍登上楼，向桥玄索要财物。他家不贫穷由此可知。却说：“到他去世时，家中没有产业，丧事无法安葬。”史传的文字前后矛盾。桥玄在灵帝时期，三次担任三公，又怎么会是没有钱的人呢？
《刘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而《党锢传》表、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往不同。
《刘表传》说：“与同郡的张俭等人一起被非议，号称‘八顾’。”而《党锢传》中刘表、张俭二人被列入“八及”。前后记载不同。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降操，则是表卒之后，琼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释嵩之囚。」此史家欲归美于操，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蔡邕传》谓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辟之，称疾不就。卓切敕州郡，举邕诣府，岂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按中平元年，黄中起，以何进为大将军，正邕亡命之时，无缘得奏记荐人也。
蒯越、韩嵩以及东曹掾傅巽等人劝说刘琮投降曹操，那么是在刘表去世之后，刘琮已经赦免韩嵩并释放了他。下文却说：“曹操到达荆州，才释放了韩嵩的囚禁。”这是史家想归功于曹操，而不顾上下文互相矛盾。《蔡邕传》说蔡邕流亡江湖，累计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去世，董卓担任司空，征召他，他称病不去。董卓严厉命令州郡，推举蔡邕到府，蔡邕不得已，到任后担任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边让的一封信。按中平元年，黄巾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正是蔡邕流亡的时候，没有理由写奏记推荐人。
《郡县志》：「睢阳本宋国，有鱼门。」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为证，按杜预注：「鱼门，邾城门。」非宋也。
《郡县志》说：“睢阳本来是宋国，有鱼门。”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人获得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作为证据，按杜预注释：“鱼门，是邾国的城门。”不是宋国的。
○三国志《蜀志·谯周传》：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未称尊号，即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前后不同。按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仅二十有三，未必与劝进之列，从本传为是。孙亮太平元年，孙·杀滕胤、吕据，时为魏高贵乡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云：「壹人魏，黄初三年死。」误也。
○《三国志》《蜀志·谯周传》：建兴年间，丞相诸葛亮兼任益州牧，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刘备尚未称帝时，就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人上表劝进，前后记载不同。按谯周死于晋泰始六年，享年七十二岁。而昭烈帝即位那年他才二十三岁，未必能参与劝进的行列，以本传记载为准。孙亮太平元年，孙綝杀死滕胤、吕据，当时是魏国高贵乡公的甘露元年。《魏志》说：甘露二年，任命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说：“孙壹进入魏国，黄初三年去世。”这是错误的。
《陆抗传》：「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于文难晓。按《甘宁传》曰：「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懒，云欲夜涉渡。肃以兵千人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懒。」据此则当云「自益阳至白帝也。」
《陆抗传》说：“拜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从关羽到白帝。”文字难以理解。按《甘宁传》说：“跟随鲁肃镇守益阳，抵御关羽。关羽号称有三万人，亲自挑选精锐士兵五千人，到县上游十多里的浅濑，说想要夜间渡河。鲁肃派一千士兵增援甘宁，甘宁于是夜间前往，关羽听说后，停驻不渡，而修筑柴营，现在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关羽濑。”据此应当说“从益阳到白帝”。
○作史不立表志朱鹤龄曰：「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盖表所由立，·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着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
○作史不立表志朱鹤龄说：“太史公的《史记》在帝纪之后，就有十表、八书。表用来记载治乱兴亡的大概，书用来记载制度沿革的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比《史记》更加详细。表之所以设立，起源于周代的谱牒，与纪传相互补充。凡是列侯、将相、三公、九卿，那些功名显著的人已经为他们立传，此外的大臣没有积累功劳也没有明显过失，立传写不胜写，而他们的姓名、爵位、籍贯、存亡、盛衰的踪迹又不容轻易湮没，就在表中记载。另外，他们的功过事实在传中未能详尽记载的，也在表中记载，以年为经，以月为纬，一看就清楚。作史的体裁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而范晔的《后汉书》缺少这些，使后来的学者无法考察借鉴二百年间用人行政的细节，实在可叹。
其夫始于陈寿《三国志》，而范晔睡之，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周书》皆无志。皆唐初人，其不着志，以别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二、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宏矣。
这种缺失始于陈寿的《三国志》，而范晔沿袭了他，后来的作者又援引范书为例，年表都省略了。不知道作史没有表，那么立传就不得不多；传越多，文字越繁琐，而事迹有时反而遗漏而不被记载。欧阳修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撰写《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才恢复了班固、司马迁的旧制。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没有志，所以沈约《宋书》的各志连同前代所缺的一并补充。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都没有志。他们都是唐初人，他们不写志，是因为另有修志的诏令，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另外修撰了《五代史志》，诏令编入《隋书》。古人继承前闻、叙述往事的心意，可以说是宏大了。
○史文重出《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两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则王千中多一侯矣。
○史文重复出现《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的儿子高成节侯刘梁，在一卷中出现两次，一次是始元元年六月乙未日受封，一次是元康元年正月癸卯日受封。这样看来，王子中多了一个侯。
《续汉·郡国志》候城改属玄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
《续汉·郡国志》中候城改属玄菟郡，而辽东郡又出现一个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郡又出现一个无虑。必定有一个应该删除，这样天下郡国中就少了两个城。
○史文衍字《汉书·吴王濞传》：「吴有鄣郡铜山。」误多一「豫」字。《后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误多一「高」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误多一「外」字。
○史文多出的字《汉书·吴王濞传》说：“吴国有鄣郡铜山。”错误地多了一个“豫”字。《后汉书·光武纪》说：“任命前密县令卓茂为太傅。”错误地多了一个“高”字。《党锢传》说：“黄县令毛钦带兵到门口。”错误地多了一个“外”字。
《后汉书·皇后纪》：「桓思窦皇后父讳武。」后父不当言讳，「讳」字衍。《儒林传》：「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按此则十五，非十四也，盖衍一「毛」字。其下文载建初中诏，有「《古文尚书》、《毛诗》、《·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之语。又下卷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则此「毛」字明为衍《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尚书》、《毛诗》、左氏、·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脱「古文」二○史家误承旧文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未及改者。《史记·燕世家》称「今王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此皆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尔。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桓思窦皇后父讳武。”皇后的父亲不应当用“讳”字，“讳”字是多余的。《儒林传》记载：“设立《五经》博士，各自按照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毛，《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共十四位博士，由太常负责排序总领。”按此说法是十五位，不是十四位，大概多了一个“毛”字。下文记载建初年间的诏书，有“《古文尚书》、《毛诗》、《·梁》、《左氏春秋》，虽然不设立学官”的话。又下卷说：“赵人毛苌传授《诗》，这就是《毛诗》，未能被立为学官。”而《百官志》记载博士十四人，本注说：“《易》四家：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家：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家：鲁、齐、韩氏。《礼》二家：大小戴氏。《春秋》二家：公羊、严、颜氏。”那么这里的“毛”字明显是多余的。《灵帝纪》记载：“光和三年六月，下诏公卿举荐能通《尚书》、《毛诗》、左氏、·梁《春秋》的各一人，全部任命为议郎。”《尚书》上面脱漏了“古文”二字。史家错误地沿用了旧文，史书之中多有保留旧文而来不及修改的。《史记·燕世家》称“今王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为“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中“今上”二字出现两次，《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中：“今上”二字各出现一次，都指的是唐玄宗。《韦贯之传》中：“上即位”指的是唐穆宗。这些都是旧史的原文，写书的人失于修改删削罢了。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异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已亥，晋王讳来朝。 」《张·传》：「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铁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玄宗纪》：「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后传》：「周王讳为西朋，」并当时臣子之辞。
《宋书·武帝纪》记载：“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记载：“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记载：“异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记载：“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记载：“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已亥，晋王讳来朝。”《张·传》记载：“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记载：“晋王讳班师。”《铁勒传》记载：“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记载：“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记载：“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记载：“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玄宗纪》记载：“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后传》记载：“周王讳为西朋，”这些都是当时臣子所用的措辞。
《三同志·魏后妃传》注：「甄后曰：『讳等自随夫人。』」此「讳」子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字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谓勰曰：『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并合称名，史臣不敢斥之尔。然《宋纪》中亦有称「刘裕」者，一卷之中往往杂见。
《三国志·魏后妃传》注文记载：“甄后说：‘讳等自随夫人。’”这里的“讳”指的是魏明帝的名字，是当时史家的写法。《宋书·武帝纪》记载：“刘讳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记载：“字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记载：“皇帝对彭城王勰说：‘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这些地方都应当直接称名，但史臣不敢直呼其名罢了。然而《宋纪》中也有称“刘裕”的，一卷之中往往混杂出现。
《文选》中任昉的《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文本来应当称名，却改为公、王，这也是臣子所用的措辞。
○晋书《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无不称之为「帝」。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所谓贼者，即懿也，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史家杂采诸书，不暇详考，一篇之中「帝」、「贼」互见。《天文志》：「虚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冢宰当。又曰：「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则《周官》之家宰矣。
《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还是魏国臣子的时候，没有一处不称他为“帝”。到蜀将姜维听说辛毗来了，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这里所说的“贼”，就是司马懿，当时在蜀国人自然应当称他为贼。史家杂采各种书籍，没有时间详细考证，一篇之中“帝”和“贼”交替出现。《天文志》记载：“虚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处的“冢宰”应当如此。又说：“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那么这就是《周官》中的冢宰了。
《艺术传》中戴洋说：“从前吴国讨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周瑜死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袭击关羽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周瑜已经去世十年了。
《顾荣传》前云「友人张翰」，后又云「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云「封谢艾为福禄伯」，后又云「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举考廉入洛」，《周凯传》：「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传》：「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丁绍」。《石勒载记》前，后，《阳裕传》又。《吕纂载记》前，后。《慕容熙载记》：「宏光门」；《冯跋载记》，又。
《顾荣传》前面说“友人张翰”，后面又说“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面说“封谢艾为福禄伯”，后面又说“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记载：“举考廉入洛”，《周凯传》记载：“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记载：“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记载：“丁绍”。《石勒载记》前后，《阳裕传》又出现。《吕纂载记》前后。《慕容熙载记》记载：“宏光门”；《冯跋载记》又出现。
○宋书《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是广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复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违错。且《二汉》之肥如自在辽西，安得属之广陵，分之沛郡乎？
《宋书·州郡志》记载：“广陵太守”下面说：“永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来是辽西的县，那里的百姓南渡后侨立在广陵。《符瑞志》所说的“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这说明广陵有肥如这个地方。然而“南沛太守”下面又说：《起居注》记载：“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当时已经没有肥如县了，应当是肥如旧县所在的地方。《二汉》、《晋太康地志》都没有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矛盾。而且《二汉》中的肥如本来在辽西，怎么能属于广陵，又分到沛郡呢？
○魏书《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缰』，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史于「冯代缰」下注曰：「 疑。」按《急就篇》有「冯汉缰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缰，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即其例也。
《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擅长书法，很多人托他写《急就章》。从年轻到年老，从不嫌劳累。他写的《急就章》大概有几百本，每次必定写‘冯代缰’，以表示不敢触犯国讳，他谨慎到这种程度。”史书在“冯代缰”下面注释说：“疑。”按《急就篇》中有“冯汉缰魏起漠北”，因为忌讳“汉强”，所以改为“代缰”，这是因为魏国初期的国号是代。颜师古《急就篇序》说：“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是指这种情况。郦道元《水经注》把“广汉”合并，就是这样的例子。
○梁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宣帝讳「·」，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国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
《梁书·刘孝绰传》记载：“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宣帝名讳是“·”，所以改了。这大概是襄阳以来国史的原文，而它的评论则直接写“姚察”。
书中亦有避唐讳者，《顾协传》以「虎丘山」为「武丘山」，《何点传》则为「兽丘山」。
书中也有避唐讳的地方，《顾协传》把“虎丘山”写成“武丘山”，《何点传》则写成“兽丘山”。
○后周书《庚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漂渚当是「溧诸」之误。张勃《吴录》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瞄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索隐曰：「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晋奔吴，至傈阳，逢女子獭水之上。子晋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后子胥欲报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处为投金濑。』《金陵志》曰：『江上有诸曰懒渚』是也。」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
《后周书·庚信传》记载：《哀江南赋》中有“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漂渚应当是“溧诸”的笔误。张勃《吴录》说：“伍子胥乞食的地方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睢传》记载：“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索隐说：“刘氏说：陵水就是栗水。《吴越春秋》说：‘伍子胥逃往吴国，到了溧阳，在濑水边遇到一个女子。伍子胥跪下乞求食物，女子给了他食物，他离开后，女子投水自尽。后来伍子胥想报答她，就把白金投入这条水中，现在这个地方叫投金濑。’《金陵志》说：‘江上有洲叫懒渚’就是这里。”有人认为这两句不应该都用伍子胥的事，不知道古人文字不拘泥，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也都是用司马迁的事。
○隋书《经籍志》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云：「后汉明帝，遣郎中蔡·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当八十余矣，不堪再使绝域也。盖本之陶隐居《真诰》，言孝明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秘之兰台石室。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姓名久着，故删去之，独言秦景。而前后失于契勘，故或以为哀帝，或以为明帝耳。《突厥传》上言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隋书·经籍志》说：“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说：“后汉明帝，派遣郎中蔡·和秦景出使天竺，得到佛经四十二章和释迦立像。”按从汉哀帝末年到东汉明帝初年，将近六十年，假使秦景还活着，也应当八十多岁了，不能再出使遥远的国度了。这大概是根据陶弘景的《真诰》，说汉明帝派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到大月氏国，抄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写史的人知道张骞是汉武帝时的人，姓名早已著名，所以删去了他，只提秦景。而前后没有仔细核对，所以有的认为是哀帝时，有的认为是明帝时。《突厥传》前面说沙钵略可汗向西攻打阿波，击败并擒获了他。后面说：“雍虞闾用隋朝赐给的旗鼓，向西征讨阿波，敌人以为得到了隋朝军队的帮助，很多人前来投降归附，于是活捉了阿波。”这一定是一件事而错误地重复写成了两件事。
○北史一事两见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北史》中一件事出现两次：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的儿子伊为东平王。同一件事记载两次，必定有一处错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今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伦敦俊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徐之才传》记载：“曾经与朝中士人出游，远远望见一群狗在奔跑，众人让他试着给这些狗命名，徐之才立即应声说：‘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他的序传又说：“在路上看见狗，温子·开玩笑说：‘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伦敦俊说：‘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同一件事出现两次，而且序传是李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应当引用别人的事来附加上去。
○宋齐梁三书南史一事互异《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着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为崇。」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深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词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征为右什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南史·萧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后为益州刺史，值齐苟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则又以为获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说。
○宋、齐、梁三书与《南史》同一件事记载互异《南齐书》记载：“李安民任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守护郡衙的厅堂，太守不能上去，太守到郡上任，必须用轭下牛祭祀。安民信奉佛法，不给神牛，穿着木屐上厅堂，又在厅上举行八关斋。不久牛死了，葬在庙旁，现在称为李公牛冢。安民死在任上，世人认为是神在作祟。”按《宋书·孔季恭传》记载：“任吴兴太守。在此之前，吴兴接连有太守丧命，说是项羽神做卞山王，住在郡衙厅堂，太守到任，常要避开。季恭住在厅堂，最终没有受害。”《梁书·萧深传》记载：“调任吴兴太守。郡中有项羽庙，当地百姓称他为愤王，很灵验，于是在郡衙厅堂安设床帐作为神座，公私祈祷，前后太守都在厅堂拜祭而避居其他房间。琛到任后，把神像迁回庙中，毫不迟疑地处理政务。”又禁止杀牛祭祀，用干肉代替鲜肉。这似乎是同一件事，但写史的人一个认为是遭了祸祟，一个认为是压住了邪气，立论如此不同。又《南齐书·萧惠基传》记载：“惠基的弟弟惠休，从吴兴太守被征召为右仆射。吴兴郡的项羽神，向来酷烈。世人说：惠休事奉神灵谨慎，所以得到好的升迁。”《南史·萧猷传》记载：“任吴兴太守，与楚王庙的神灵交饮，喝到一斛，每次祭奠，尽欢极醉，神像也有酒色，祈祷的事必定应允。后来任益州刺史，正值齐苟儿反叛，攻城，兵粮都耗尽，于是遥向神灵祈祷求救。有个田翁遇到数百骑如风而来，说是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天萧猷大破苟儿。”这又认为是得到了保佑，更加不可信了。又《南史·萧惠明传》记载：“泰始初年，任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传项羽多住在郡衙厅堂，前任太守不敢上去。惠明对纲纪说：‘孔季恭曾在此郡，没听说有灾祸。’于是大设筵席接待宾客。几天后，看见一人高一丈多，张弓搭箭对着惠明，随即消失，于是背上生疮，十天后去世。”这又与李安民的事相似，只是说法稍有变化。
○旧唐书《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郑从谠，刘邺、张睿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煦，后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后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旧唐书》《旧唐书》虽然颇为繁芜，但事迹清楚，首尾详备，也自有可观之处。其中《唐临传》中“今上”二字出现两次，《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中“今上”二字各出现一次，都指的是唐玄宗，大概是沿袭旧稿而未加改正。《懿宗纪》记载：“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的小儿子克用杀死云中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这已经直接记载了他的叛乱罪行；而《哀帝纪》末尾说“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铎传》《郑从谠传》《刘邺传》《张睿传》各有“中兴”的说法，自相矛盾。按此书由刘煦编纂，他在后唐末帝清泰年间任丞相，监修国史，到晋少帝开运二年，这部书才完成。朝代更迭，文献浩繁，来不及详细考订而一并保存，后来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的变化。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杨朝晟一人被写了两个传记，一个出现在卷七十二，一个出现在卷九十四。
○新唐书《旧唐书·高宗纪》：「干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
○《新唐书》《旧唐书·高宗纪》记载：“乾封元年春正月初一戊辰，皇帝在泰山祭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宗配享。己巳，登山举行封禅之礼。庚午，在社首山举行禅礼。”这是初一在山下祭天，第二天登山封禅，又第三天在社首山禅祭，次序非常清楚。《新唐书》改为：“正月戊辰在泰山封禅，庚午在社首山禅祭。”这是把祭天和封山两件事合并为一件事，并系于戊辰这一天，文字虽然简略但事实不准确了。
《天后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曰「追废」，则张后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天后纪》记载：光宅元年四月癸酉，把庐陵王迁到房州。丁丑，又迁到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把庐陵王迁到房州。《中宗纪》记载：嗣圣元年正月，被废后居住在均州，又迁到房州。按《旧唐书》记载：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禁在别处。四月丁丑，迁庐陵王到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到房州，《中宗纪》也相同，但把四月写成五月，然而没有先迁房州这一节。怀疑《旧史》的记载是欧阳修得到的，大概是广泛采集而导致的错误。《代宗纪》前面写“四月丁卯，把皇后幽禁在别殿”；后面写“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说“追废”，那么张后被杀害就很明显了。但不记载她的死，也是遗漏。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𫗧、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人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文宗纪》记载：“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划诛杀宦官，没有成功，李训逃往凤翔。”下面说：“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死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余。”而唯独对李训不说他的死，况且李训是逃入终南山，没有到凤翔，这也处理不当。《艺文志》记载：“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这里的“当”，其实是梁元帝的世子，名叫方等。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后传》：「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新唐书》的志，是欧阳修所作，很有裁断，文字也明白通达。而列传出自宋祁之手，则简略而不明白。两人的高下，相差很远。比如《太宗长孙后传》中：“安业的罪过，万死无赦，但他对我不慈，天下人都知道。”改为：“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思虽然没有不同，但“户知之”三个字很不像文句。又如《德宗王后传》中：诏书说：“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想祭祀的人可以这样做。”改为：“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了《旧唐书》四个字，但如果没有注释就无法理解。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稻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
史家的文字，惯例是不重复出现。如果不得已要重复出现，就应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这才叫简练。比如崔沔反驳太常建议增加宗庙笾豆，这段文字两次出现在他的本传和《韦稻传》中，多达二三百字。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谈论志向，以及来济掌管吏部后，任命孙处约为通事舍人，两次出现在本传和《高智周传》中；而石仲览这个人，一处说是宣城人，一处说是江都人。这些地方如果忽略了，也就不能说是能简练了。
《杨场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杨场传》说：“有关部门用帖试考明经，不考问大义，却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的方法，是用纸贴住上下文，只留中间一两句，使人难以记住。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二月乙卯之类。这样学习《春秋》的人就更少了，所以请求帖试平实的文句。现在改为“年头日尾”，对仗虽然工整，但意思不通了。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琅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严武传》说：“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琯以原宰相的身份担任巡内刺史，严武傲慢无礼，对杜甫最厚待，但多次想杀杜甫。李白作《蜀道难》，是为房琯和杜甫担忧。”这是宋人穿凿附会的说法。李白作《蜀道难》，应当在开元、天宝年间。当时人们都谈论锦城的快乐，而不知道道路的艰险、异地的忧虑，就事写成诗篇，没有别的寓意。等到玄宗西行，升为南京，李白又作诗说：“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同一个人的作品前后如此不同，也是时代造成的。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晨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
《张孝忠传》说：“孝忠魁梧高大，身高六尺。”《李晟传》说：“身高六尺。”古人认为六尺是矮的，现在认为六尺是高的，在其他书中没有见过。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歧灵岳，同谋杀Г，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Г。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段秀实传》说：“暗中劝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的判官歧灵岳，一同谋杀朱泚，率兵迎接皇帝。这三个人，都是秀实平时奖励提拔的。”这里指的是姚令言的判官歧灵岳，与刘海宾、何明礼共三人。按文意，“姚令言”上面应当少一个“及”字。《新唐书》于是说：“结交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想图谋朱泚。这三个人，都是秀实平时厚待的。”而下面才说大吏岐灵岳。姚令言是叛贼，怎么肯参与段秀实的谋划呢？
《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着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中高仙芝、封常清两篇传记，都说是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两篇传记则说是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说是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中有《送不蒙都护诗》，注释说：“不蒙，是著官姓。”古时“不”字有“夫”的音，“不蒙”当即“夫蒙”，但不知道为何又成了“马”。《新唐书》沿袭了这一点，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说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马总传》记载：李师道被平定后，分割郓、曹、濮等州为一道，任命马总为节度使，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年，刘总献上幽州、镇州之地，诏令马总移镇天平。又召马总回朝，将重用他。恰逢刘总去世，穆宗因郓州人依附信赖马总，又下诏让他回镇。上文说诏“总徙天平”，指的是刘总。下文说“召总还”，指的是马总。又说“会总卒”，指的是刘总。又说“郓人附赖总”，指的是马总。这在人物的主次、文字的繁简上都有不当之处。应当说“诏徙天平”，去掉“总”字；下面则说“会刘总卒”，文字没有增加，而意思就明白了。
《旧唐书·皇甫·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字何所本邪？《曹确传》：「大宗着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旧唐书·郑启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启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启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 』晋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启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 』」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旧唐书·皇甫镈传》附记柳泌的事说：“柳泌被关在京兆府监狱，狱吏呵斥他说：‘何苦要这样虚伪矫饰？’柳泌说：‘我本来没有这个心思，是李道古教我的，还说我能活四百岁。’府吏防备周密，担心他隐形变化。等到解开衣服受刑时，一点异常都没有。”这段话虽然繁琐但叙事清楚。《新唐书》只说：“都是李道古教我的。解开衣服就受刑，最终没有别的异常。”去掉中间的话，那“别的异常”二字又有什么根据呢？《曹确传》说：“太宗下令规定，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三人。”按《百官志》说“太宗裁减内外官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旧唐书·郑启传》说：“昭宗认为他有才学，在平常的奏事班簿旁边批注说：‘郑启可任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省的胥吏到他家参拜，郑启笑着说：‘诸位大错特错，假使天下人都不识字，宰相也轮不到我郑五。’胥吏说：‘这是出自圣旨的特别恩典，明天制书就会下达。’郑启抬手说：‘万一真是这样，会笑死别人。’第二天果然制书下达。”《新唐书》改为：“不久听说制书诏令下达，叹息说：‘万一如此，会笑死天下人。’”制书已经下达了，哪还有什么“万一”呢？《礼乐志》说：“贞观二十一年，下诏让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又出现这段文字，却缺少贾逵，只写了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后，而倒其文。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林蕴传》说：“林蕴是泉州莆田人。他的父亲林披，因为临汀有很多山鬼和滥设的祠庙，百姓厌恶痛恨，就写了《无鬼论》。刺史樊晃上奏让他代理临汀县令。”这应该是先代理县令，后写文章，而这里把顺序颠倒了。凡是吴缜《纠谬》已经提到的，不再讨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大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
前人认为宋子京不喜欢对偶的文章，他修史时，整个唐代竟然没有收录一篇诏令。比如德宗的兴元诏书，没有记载在书中。徐贤妃的《谏太宗疏》、狄仁杰的《谏武后营大像疏》，只写了寥寥几句。而韩愈的《平淮西碑》却全文收录。史书是用来记事的，诏令和奏疏都是国家大事，难道反而不如碑文颂词吗？柳宗元的《贞符》，是迎合恩宠、掩饰罪过的文章，与司马相如的《封禅颂》不同，收录它尤其显得没有见识。
○宋史《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凿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有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祖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人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
○《宋史》《宋史》说朝廷与金约定灭辽，只求收回石晋贿赂契丹的旧地，却没有想到营、平、滦三州不是石晋贿赂的，而是刘仁恭献给契丹以求援的。后来王黼后悔，想一并得到它们，派赵良嗣多次去请求，金人不给。这是史家的错误。按《通鉴》记载：当初幽州北面七百里处有渝关，关下有渝水通海，从关东北沿海有一条路，路窄处只有几尺，旁边有乱山高峻，不可翻越，北面到进牛口。过去设置八支防御军，招募土兵守卫，田租都供应军粮，不输入蓟州，幽州每年送丝绵，用来供应战士的衣服。每年早收庄稼，坚壁清野，以等待契丹。契丹来了，就闭垒不战。等他们离开，挑选骁勇的士兵，占据险要拦截，契丹常常失利逃走。土兵都自己耕种田园，力战有功的，就赐勋加赏。因此契丹不敢轻易入侵。等到周德威任卢龙节度使，仗着勇猛，不修边防，于是失去了渝关的险要。契丹常在营、平之间放牧。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攻克平州，俘获刺史赵思温、副将张崇。二月，到平州。甲子，在平州设置卢龙军节度使。辽的天赞二年，是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这样营、平二州，是契丹自己用兵力从唐朝夺取的，而不是从刘仁恭那里得到的，也不是贿赂以求援。至于滦州本是平州的地盘，辽太祖用俘获的民户设置滦州。在刘仁恭时，还没有这个州，尤其没有根据。
《辽史》于滦州下云：「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误也。
《辽史》在滦州下面说：“石晋割让的土地，在平州境内。”也是错误的。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日「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
元人编撰《宋史》，在《天文志》中，比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为“北兵”、“北主”。昴宿是胡星，改为“北星”。只有“北河”下面“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仍保留原文。
书中凡「卤」字皆改为「敌」。至以金卤为「金敌」。【原注】《陈惟胡栓二书不改。◎阿鲁图进宋史表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厥后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
书中凡是“卤”字都改为“敌”。以至于把“金卤”改为“金敌”。【原注】《陈惟胡栓二书不改。◎阿鲁图进宋史表元阿鲁图《进宋史表》说：“此后瀛国归附朝廷，吉王航海逃亡，齐国灭亡而访求王蠋，于是保存了守节之臣；楚国灭亡而告谕鲁公，足以称道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说：“圣元下诏修撰辽、金、宋史，史臣商议凡例，前代臣子忠于所事之君的，请求记载而不避讳。朝廷听从了。”这都是宋代以来尊崇经儒、重视节义的效果，当时的民心风俗还有三代直道的遗风，不只是元朝君主的贤明。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齐武帝让太子家令沈约撰写《宋书》，沈约对是否立袁粲传有疑虑，向皇帝请示，皇帝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
○辽史《宋史·富粥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脱脱监修，而不同如此。
○《辽史》《宋史·富弼传》说：“出使契丹，争论‘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道不能改变他的主意，就说：‘我会自己派人去商议。’又派刘六符来，富弼回朝上奏说：‘我以死拒绝，他们的气势已折，可以不同意。’朝廷最终用了‘纳’字。”《辽史·兴宗纪》也说：“被富弼的话感动，和议才确定。”而《刘六符传》则说：“宋派使者，增加岁币来换取十县。刘六符与耶律仁先出使宋，确定进贡的名称，宋感到为难。刘六符说：‘本朝兵强将勇，人人都愿意与宋作战！如果放任他们俘获，以满足欲望，与进贡的字哪个更多？况且大军驻扎在燕地，万一南进，如何抵御？顾惜小节，忘记大患，后悔怎么来得及？’宋于是听从，岁币称为贡。”《耶律仁先传》也相同。两部史书都是脱脱监修，却如此不同。
○金史《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亦颇可观，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说》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奕棋一段，两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
○《金史》《金史》大致出自刘祁、元好问二人之手，也颇为可观，但其中多有重复而显得繁琐的地方。孔毅父《杂说》说：“自古以来，史书记载两人同一件事，必定说‘语在某人传’。《晋书》记载王隐劝谏祖约下棋一段，两个传中都出现，这是文字繁琐。”正是同样的毛病。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为失当。
《海陵诸子传》的赞语应当引用楚灵王的话：“我杀别人的儿子太多了，能不到这一步吗！”却反而引用荀首的话：“不用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怎么能得到呢？”似乎不妥当。
幽兰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着何人所上。
幽兰之缢，承麟谥他为“哀宗”，息州行省谥他为“昭宗”，史书以哀宗为定论。而《食货志》末尾和《百官志》中又有“义宗”的称呼，没有注明是谁所上。
金与元连兵二十余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
金与元交战二十多年，书中虽然称大元，但内外之意截然不变，这是金人所作而非元人所作，这就是它好的原因。
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承麟即位不过一两天，而史书仍称他为末帝。这与宋朝的二王被削去帝号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知道不是同一人的手笔。
○元史《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
○《元史》《元史·列传》第八卷的速不台，第九卷的雪不台，是同一个人却写成两个传。第十八卷的完者都，第十九卷的完者拔都，也是同一个人写成两个传。大概是因为成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
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衤韦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征，因未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总裁仍濂、衤韦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熏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复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后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复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说者也。洪武中，尝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宋濂《序》说：“洪武元年十二月，下诏修撰《元史》，臣宋濂、臣王祎任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没有《实录》可参考，因此未能成为完书。皇上又下诏让仪曹派使者巡行天下，凡涉及史事的，令郡县上报。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是前书未完备的，大多补充完整。总裁仍是宋濂、王祎二人，而纂录之士只有赵埙始终其事。然而《元史》的成书虽然不出于一时一人，但宋、王二公与赵君也难免疏忽之过；从前宋人吴缜说：“当新书刚呈上时，如果朝廷交给有关部门，委派官员重新审定，让他们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后下发给朝臣广泛议论，可否如此。”那么初修者必不敢草率，审复者也不敢含糊，差不多能成为完书，可以传之久远。但历代修史之臣都只求草草完成，崇尚文治的君主也多倦于阅览，没有能实行这个说法的。洪武年间，曾命解缙修正《元史》的舛误，那书留在宫中未传于世。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升州，预书为州者误。《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世祖纪》说：“中统三年二月，将兴、松、云三州隶属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这样三年时尚未升为州，预先写成州是错误的。《本纪》有脱漏月份的，《列传》有重复写年份的。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未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天文志》已经记载了月亮和五星的凌犯现象，而《本纪》又详细记载，不免重复。《志》末说：“其余见《本纪》。”也不合体例。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
各《志》都是案牍公文，没有熔铸提炼。比如《河渠志》说“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说“田司徒”、“郝参政”，都是案牍中的称谓。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内外之辞明白如此。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说：“江左日思荐食上国。”这是指明太祖。晋代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说：“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石抹宜孙传》前面说“大明兵”，后面说“朝廷”，朝廷指元朝，内外之辞如此明白。
《顺帝纪》说：“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当时国号还不是大明，称大明，是史臣追记的。古人记事的文字有不得不这样的，大多如此。
○通鉴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好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
○《通鉴》吕东莱《大事记》说：“《史记·商君本传》记载：‘不告发奸邪的人处以腰斩，告发奸邪的人与斩杀敌人首级同赏，隐匿奸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罚。’《通鉴》删去了‘不告奸者’一句，却把隐匿奸邪的罪名当作不告发奸邪的罪名。《本传》又说：‘百姓家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另过的，加倍征收赋税。’《通鉴》删去了这句。《本传》又说：‘按家族等级登记田宅和奴婢。’《通鉴》删去了‘以家次’三字，这些都应该以《本传》为准。”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着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己为·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孟子》把讨伐燕国当作齐宣王的事，与《史记》不同。《通鉴》把齐威王、齐宣王的去世年份各向后移了十年，以符合《孟子》的记载。现在查考《史记》，齐湣王元年是周显王四十六年，岁星在着雍阉茂。又过了八年，燕王哙把君位让给相国子之。又过了两年，齐国攻破燕国，杀了燕王哙。又过了两年，燕国人立太子平为君，这时已经是齐湣王十二年。而《孟子》书中说“我非常愧对孟子”，还是齐宣王的事，为什么不把齐宣王的去世年份向后移十二三年呢？这样就能与《孟子》的记载完全吻合，却只拘泥于十年的整数呢？《史记·万石君列传》记载：“石庆曾担任太仆为皇帝驾车出行。皇上问车中有几匹马，石庆用马鞭数完马后，举手说：‘六匹马。’石庆在几个儿子中算是最简易的了，然而尚且如此。”太史公的意思，是说石庆虽然简易，却仍然恭敬谨慎，不敢轻率地回答。他说“简易”，正是为了引出下文的意思。《通鉴》删去了“然犹如此”一句，完全失去了原意。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人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夫曰「国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通鉴》记载：“汉武帝元光六年，任命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驻守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两万骑兵入侵汉朝，杀死辽西太守，掳掠两千多人，包围了韩安国的营垒。又入侵渔阳、雁门，各杀死掳掠一千多人。”文中说“包围韩安国的营垒”，其地点在渔阳是显而易见的，却又说“又入侵渔阳”，这就显得疏漏了。查考《史记·匈奴传》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打败渔阳太守的军队一千多人，包围了汉朝将军韩安国。韩安国当时只有一千多骑兵，也几乎全军覆没。恰逢燕国救兵赶到，匈奴才撤走。”它的文字如此精密。《通鉴》的改动是不恰当的。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
《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二年春三月，皇帝巡幸雍地，祭祀五畤。”《通鉴》改为：“春正月，皇上驾临甘泉宫，在泰畤举行郊祭。”《考异》引用《宣帝纪》说：“三月巡幸甘泉。”但《宣帝纪》原本没有这段文字，不知道司马光依据的是什么？
光武帝自从陇西、蜀地平定以后，除非有紧急军情，不再谈论军事。皇太子曾询问军事方面的事，光武帝说：“从前卫灵公问列阵之法，孔子不回答。这不是你该过问的事。”根据《后汉书》原文，皇太子就是汉明帝。《通鉴》却把这件事记载在建武十三年，那时东海王刘缰还是太子，这也不妥当。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曰：「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大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灵，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上奏：“从集津到三门，开凿山石修建十八里车道，以避开底柱的险要。”查考《旧唐书·李泌传》并没有这件事，而《食货志》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八月，唐玄宗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设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凿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开湍急险要。从江淮逆流而上经鸿沟，全部纳入河阴仓，从河阴运送到含嘉仓，再运送到太原仓，称为北运，从太原仓经渭水漂流，以充实京师，总共三年运粮七百万石，节省陆路运输的雇工费用四十万贯。”又说：“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开凿三门山以通航运，开辟了三门山顶运输货物的险要之地。让人拉着纤绳牵引船只，使船平稳航行，是从李齐物开始的。天宝三载，韦坚接替萧灵，利用浐水在望春楼东边修建广运潭来停泊船只。”这样看来，北运是从裴耀卿开始的，还需要陆路运输十八里；河运是从李齐物开始的，就能直达长安了，这距离贞元年间有四十五年，不可能有李泌再次开凿三门的事。
○通鉴不载文人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
○《通鉴》不记载文人李因笃对我说：“《通鉴》不记载文人。比如屈原的为人，太史公称赞他‘与日月争光’，却不能记载在《通鉴》中。杜子美如果不是因为‘出师未捷’这首诗被王叔文吟诵，那么他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史册上了。”我回答他说：“这部书本来是用来帮助治理国家的，哪有时间收录文人？从前唐代丁居晦担任翰林学士，文宗在麟德殿召见他问话，于是当面授予他御史中丞的官职。第二天诏令下达，文宗对宰相说：‘丁居晦能胜任这个官职。我曾拿当时俗语称杜甫、李白等人为四绝来问丁居晦，丁居晦说：这不是皇上需要知道的事。我因此记住了丁居晦，现在所以提拔他做中丞。’像您说的那样，您的见识恐怕还在文宗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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