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
卷二十八 ◄
日知录
日知录
卷二十九 论兵及外国事
卷二十九 论述军事及外国事务
○骑《诗》云：“古公直父，来朝走马。”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然则骑射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
○骑马《诗经》说：“古公亶父，清晨骑马而来。”古代马是用来拉车的，不能说是“走”，所谓“走”，是指单人骑马。古公亶父的国家与戎狄相邻，他们的习俗有相同之处；由此可见，骑射的方法并非始于赵武灵王。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正义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 是也。《曲礼》云：“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刘炫谓此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代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准备带着昭公乘车回去。”孔颖达正义说：“古代用牛驾车、骑马，马是用来拉车的，不是单人骑的。”到了战国时期才开始有单人骑马，苏秦所说的“战车千辆，骑兵万匹”就是如此。《曲礼》说：“前面有车骑。”《礼记》是汉代的著作，经典中没有“骑”字。刘炫认为，左师展准备带着昭公乘车回去，是想和昭公单人骑马回去，这是骑马的萌芽。春秋时期，戎狄杂居在中原的，大多在山谷之间，战车无法到达。齐桓公、晋文公只能将他们驱逐，不能深入其地，就是因为使用战车的缘故。中行穆子在大卤击败戎狄，靠的是毁弃战车、重用步兵；智伯想攻打仇犹，赠送大钟以开辟道路，可见战车的不利。形势所迫，不得不改为骑兵，骑射便于在山谷中行动。胡服便于骑射，所以公子成等人只劝谏穿胡服，而不劝谏骑射。想来骑射的方法一定在赵武灵王之前就已经有人使用了。
骑利攻，车利守，故卫将军之遇虏，以武刚车自环为营。
骑兵利于进攻，战车利于防守，所以卫将军遇到敌人时，用武刚车环绕自己作为营垒。
《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之会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上言“车骑”，则车驾之马，来时所乘也。下言“独骑”，则单行之马，去时所跨也。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则皆步走也。《樊哙传》曰：“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是也。
《史记·项羽本纪》叙述鸿门宴时说：“沛公就丢下车骑，脱身独自骑马。”前面说“车骑”，是指驾车的马，来时乘坐的。后面说“独骑”，是指单人骑的马，离开时骑的。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都是步行跟随的。《樊哙传》说：“沛公留下车骑，独自骑马，樊哙等四人步行跟随”就是如此。
○驿《汉书·高帝纪》：“乘传诣雒阳。”师古曰：“传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窃疑此法春秋时当已有之。如楚子乘ㄞ，会师于临品。祁奚乘ㄞ而见范宣子。楚子以ㄞ至于罗·。子木使ㄞ谒诸王，楚人谓游吉曰：“吾将使ㄞ奔问诸晋，而以告。”《国语》：“晋文公乘ㄞ，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吕氏春秋》：“齐君乘ㄞ而自追晏子，及之国效。”皆事急不暇驾车，或是单乘驿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
○驿站《汉书·高帝纪》：“乘坐传车前往洛阳。”颜师古说：“传就像今天的驿站。古代用车子，称为传车，后来单独用马，称为驿骑。”我怀疑这种方法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比如楚王乘坐驿车，在临品会师。祁奚乘坐驿车去见范宣子。楚王乘坐驿车到达罗汭。子木派驿车向楚王请示，楚人对游吉说：“我将派驿车快速到晋国询问，然后告诉你。”《国语》：“晋文公乘坐驿车，从下脱到王城会见秦伯。”《吕氏春秋》：“齐君乘坐驿车亲自追赶晏子，在国都郊外追上了他。”这些都是事情紧急来不及驾车，可能是单独乘坐驿马。而注释家们没有提到这一点。
谢在杭《五杂俎》曰：“古者乘传皆驿车也。《史记》：‘田横与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注：‘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然《左传》言郑子产乘速而至，则似单马骑矣。释文：‘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子产时相郑国，岂乏车乎？惧不及，故乘遽，其为驿马无疑矣。汉初尚乘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皆私具驿马，后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
谢在杭《五杂俎》说：“古代乘坐传车都是驿车。《史记》：‘田横与两个门客乘坐传车前往洛阳’注释：‘四匹高头大马称为置传，四匹中等马称为驰传，四匹下等马称为乘传。’然而《左传》说郑子产乘坐‘遽’到达，似乎就是单人骑马了。释文：‘用车称为传，用马称为遽。’子产当时担任郑国宰相，难道会缺车吗？害怕来不及，所以乘坐‘遽’，这无疑是驿马。汉朝初年还乘坐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都私下准备驿马，后来担心不够快，就一律骑马了。”
○骡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非人家所常畜也。《逸周书》：“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野马、···余、···是为献。”
○骡子秦朝以前，传记中没有提到驴的，我想即使有，也不是人家常养的。《逸周书》：“伊尹制定进献令，正北的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等国，用骆驼、野马、駃騠、騊駼作为进献品。”
《吕氏春秋》：“赵简子有两白骡，甚爱之。”李斯上秦王书言：“骏良···是。”邹阳上梁王书亦云：“燕王按剑而怒，食以···是。”是以为贵重难得之物也。司马相如《上林赋》：“···余橐驼，蛩蛩·单·奚，···是驴骡。”王褒《憧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其名始见于文。而贾谊《吊屈原赋》：“ 腾驾罢牛兮骖蹇驴。”《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东方朔《七谏》：“要·奔亡兮腾驾橐驼。”刘向《九叹》：“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 ”杨雄《反离骚》：“骋哗骡以曲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则又贱之为不堪用也。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国之用。《盐铁论》：“骡驴骆驼，衔尾入塞；脾奚·原马，尽为我畜。”杜笃《论都赋》：“虏数侲，驱骡驴，驭宛马，鞭···是。”《霍去病传》：“单于遂乘六骡。”《匈奴传》：“其奇畜则橐驼、驴骡、···是、···余、·单奚。”《西域传》：“鄯善国有驴马，多橐它，乌·乇国有驴，无牛。”而龟兹王学汉家仪，外国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可见外国之多产此种，而汉人则以为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异种为名者，《魏书·铁弗刘虎传》：“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吕氏春秋》：“赵简子有两匹白骡，非常喜爱。”李斯上奏秦王说：“骏良駃騠。”邹阳上奏梁王也说：“燕王按剑发怒，用駃騠给他吃。”可见这是贵重难得的物品。司马相如《上林赋》：“駃騠骆驼，蛩蛩驒奚，駃騠驴骡。”王褒《僮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这些名称才开始出现在文献中。而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疲牛兮骖蹇驴。”《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疲驴同驾。”东方朔《七谏》：“要褭奔亡兮腾驾骆驼。”刘向《九叹》：“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杨雄《反离骚》：“骋骅骝以曲艰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则又把它看作低贱不堪使用的东西。我曾考察驴这种动物，到汉代才有名称，到汉武帝时得以充实上林苑，到汉灵帝时变得尊贵受宠。然而它的种类大多出自塞外，自从赵武灵王推行骑射之后，逐渐被中原所用。《盐铁论》：“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騊駼驒奚，尽为我畜。”杜笃《论都赋》：“虏数侲，驱骡驴，驭宛马，鞭駃騠。”《霍去病传》：“单于遂乘六骡。”《匈奴传》：“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奚。”《西域传》：“鄯善国有驴马，多橐它，乌秅国有驴，无牛。”而龟兹王学习汉家礼仪，外国人都说：“驴非驴，马非马。像龟兹王所说的骡子。”可见外国多产这种动物，而汉人则把它当作奇畜罢了。人也有以父母不同种族命名的，《魏书·铁弗刘虎传》：“北方人称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军行迟速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返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军队行军快慢魏明帝派司马懿征讨辽东，当时从洛阳出兵不过三千多里，而皇帝问往返需要几天？司马懿回答说：“去一百天，攻打一百天，回一百天，用六十天休息，这样一年足够了。”这仍然是古人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的遗意。夏侯渊作为将领，赶赴紧急情况，常常出其不意，军中流传这样的话：“典军校尉夏侯渊，三天五百里，六天一千里。”这可以偶尔用在二三百里的短距离，否则百里奔袭求利会折损上将，本来就是兵家所忌讳的。
○木罂缻渡军《史记·淮阴侯传》：“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服虔曰：“以木押缚罂缻以渡是也。古文简，不言缚尔。”《吴志·孙静传》：“策诈令军中，促具罂缶数百口分军，夜投查渎。”亦此法也。其状图于喻龙德《兵衡》，谓之瓮筏。
○木罂缻渡军《史记·淮阴侯传》：“从夏阳用木罂缻渡军。”服虔说：“用木框绑住罂缻来渡河就是如此。古文简略，没有说绑而已。”《吴志·孙静传》：“孙策假传命令军中，赶紧准备几百口罂缶分给军队，夜里投入查渎。”也是这种方法。它的形状画在喻龙德的《兵衡》中，称为瓮筏。
○海师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人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于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苏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阴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臼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师之效。
○海师从海路用兵，古人大概多次这样做过。吴国徐承率领水军从海路进入齐国：这是从苏州下海到山东的路线。越王勾践命令范蠡、舌庸率领军队沿海而上逆淮河，以切断吴国退路，这是从浙东下海到淮上的路线。唐太宗派强伟在剑南伐木造船，从巫峡到江陵、扬州，直奔莱州，这是从广陵下海到山东的路线。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渡渤海，攻打朝鲜；魏明帝派汝南太守田豫督率青州各军，从海路讨伐公孙渊；前秦苻坚派石越率领骑兵一万，从东莱出右径袭击和龙；唐太宗征伐高丽，命令张亮率领水军从东莱渡海直奔平壤；薛万彻率领甲士三万，从东莱渡海进入鸭绿水：这是从山东下海到辽东的路线。汉武帝派中大夫严助，征发会稽兵渡海救援东瓯；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渡海攻打东越：这是从浙江下海到福建的路线。刘裕派孙处、沈田子从海路袭击番禺，这是从京口下海到广东的路线。隋朝征伐陈朝，吴州刺史萧瓛派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到吴地，这又是从淮北下海到苏州的路线。公孙度渡海攻打东莱各县，侯希逸从平卢渡海占据青州，这又是从辽东下海到山东的路线。宋朝李宝从江阴率领水军在胶西的石臼岛击败金兵，这又是从江南下海到山东的路线。这些都是古人从海路用兵的效果。
○海运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盖柳城陷没之后，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转东南之粟以饷之耳，及其树艺已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旧唐书·宋庆礼传》：张九龄驳谥议曰：“营州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往缘赵·作牧，驭之非才。自经隳废，便长寇孽。大明临下，圣谋独断，恢祖宗之旧，复大禹之迹，以数千之役徒，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往，禀命而行，于是量畚筑，执·鼓，亲总其役，不愆所虑，俾柳城为金汤之险，林胡生腹心之疾。寻而罢海运，收岁储，边庭晏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较其优劣，孰为利害？”此罢海运之一证。《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陷交耻，征诸道兵赴岭南。时湘、淳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溯流运浪，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奇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臻三万石至广府。”又引刘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扫政是之，以·石为盐铁巡官，往所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
○海运唐代海运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不详。大概是在柳城陷落之后，到开元初年，新设立治所，才转运东南的粮食来供给它，等到当地种植已成，就不再依赖转运，不像元朝那样把海运作为固定制度。《旧唐书·宋庆礼传》：张九龄驳斥谥议说：“营州镇守那些戎夷，扼住咽喉、切断臂膀，叛逆就制其死命，顺从就为其主人，称为乐都，由来已久。过去因为赵翙担任州牧，驾驭无方。自从毁坏废弃，便助长了寇贼。大明君临天下，圣谋独断，恢复祖宗的旧业，重振大禹的遗迹，用数千名役徒，没有强大的甲兵护卫，按期前往，奉命而行，于是测量畚筑，执持鼗鼓，亲自总领工程，不违背计划，使柳城成为金汤之险，林胡产生心腹之患。不久就停止海运，收取每年储备，边境安宁，河朔没有骚扰，与兴师动众的费用、转运的劳苦相比，比较优劣，哪个有利哪个有害？”这是停止海运的一个证据。《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攻陷交趾，征调各道军队前往岭南。当时湘江、漓江逆流运输，工程艰难，驻守广州的军队缺乏粮食。润州人陈磻石到朝廷上书说：“江西、湖南逆流运输，不能接济军队，士兵粮食吃尽就会离散，这应该深加考虑。我有奇计来供应南军。”天子召见他，陈磻石于是上奏：“我的弟弟陈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到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运千石。从福建装船，不到一个月可到广州。得到几十艘船，就可以运三万石到广州。”又引用刘裕从海路进军击败卢循的旧事。朝廷认为正确，任命陈磻石为盐铁巡官，前往所子院专门督办海运，于是康承训的军队都不缺供应。
○烧荒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蛐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芮，获君之国。’”
○烧荒守边的将士，每到秋天草枯时，出塞放火，称为烧荒，《唐书》：“契丹每次入侵幽州、蓟州，刘仁恭每年焚烧塞下的草，使他们不能留牧，马多死亡，契丹于是请求结盟”就是如此，这种方法从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战国策》：“公孙衍对义渠君说：‘中原各国对秦国没有战事，那么秦国就会烧毁您的国都，夺取您的国家。’”
《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卤莫善于烧荒，盖卤之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来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卤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卤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臣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呈亦请每年九月，尽敕坐营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万全，一出山海抵辽东。备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哨了。如遇边寇出没，即相机剿杀。此先朝烧荒旧制，诚守边之良法也。
《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上奏说：‘抵御胡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烧荒，因为胡人所依靠的是战马，战马所依靠的是草料。近来烧荒，远的不过百里，近的只有五六十里，胡人的骑兵来侵扰，半天就能到达。请求下令边关将领，在深秋时节，率领士兵约定日期一同出发，到数百里外放火焚烧草地，使胡人的战马没有水草可以依赖。这样，我们虽然有一时的劳苦，但整个冬天就可以安稳地坐着防守了。’”翰林院编修徐·呈也请求每年九月，下令所有坐营将官巡视边境，分为三路：一路从宣府出发到达赤城独石，一路从大同出发到达万全，一路从山海关出发到达辽东。各自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并侦察敌情。如果遇到边境敌寇出没，就根据情况剿杀。这是前朝烧荒的旧制度，确实是守卫边境的好方法。
○家兵古之为将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传》：“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后汉书·朱俊传》：“交耻贼反，拜俊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张燕寇河内，逼近京师，出俊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三国志·吕虔传》：“领泰山太守，将家兵到郡。郭祖、公孙犊等皆降。”《晋书·王浑传》：“为司徒，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玮不敢逼。”
○家兵古代担任将领的人，必定有平时就训练好的士兵。《春秋传》记载：“冉求率领武城的三百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后汉书·朱俊传》记载：“交趾的贼人反叛，朝廷任命朱俊为刺史，让他经过本郡时招募家兵。张燕侵犯河内，逼近京城，朝廷派朱俊出任河内太守，他率领家兵击退了张燕。”《三国志·吕虔传》记载：“吕虔兼任泰山太守，率领家兵到郡中上任。郭祖、公孙犊等人都投降了。”《晋书·王浑传》记载：“王浑担任司徒，楚王司马玮想要杀害汝南王司马亮，王浑称病回家，率领家兵一千多人关闭家门抵御司马玮，司马玮不敢逼近。”
○少林僧兵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其辞曰：“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几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是时立功十有三人，裴催《少林寺碑》所称志操、惠场、昙宗等，惟昙宗拜大将军，余不受官，赐地四十顷，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书》：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骑宿于厘西扬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旧唐书》：元和十年，嵩山僧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反，结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尽擒之。《宋史》：范致虚以僧赵宗印充宣巡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宗印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然则嵩洛之间，固世有异僧矣。
○少林僧兵少林寺中保存有唐太宗还是秦王时写的《赐寺僧教》，其中说：“王世充窃据非分之地，胆敢违背天理。法师们都能深刻洞察时局变化，早早认识到奇妙的因果，擒获那些凶恶的叛逆，扫清这片净土。我听说后非常欣喜赞叹，觉得不可思议。如今东都洛阳形势危急，早晚将被消灭。你们应当努力完成这伟大的功业，以留下美好的典范。”当时立功的有十三人，就是裴催《少林寺碑》中所说的志操、惠场、昙宗等人，只有昙宗被授予大将军之职，其余的人不接受官职，被赐予田地四十顷，这就是少林僧兵的起源。考证《魏书》：孝武帝向西逃亡，率领五千骑兵在厘西扬王的别舍过夜。僧人都维那、惠臻背着玉玺、拿着千牛刀随从。《旧唐书》记载：元和十年，嵩山僧人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反，纠结了数百名勇士，埋伏在东都进奏院。趁洛阳城没有军队，想要暗中发动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发叛乱，留守吕元膺于是出兵包围他们，贼人突围而出，进入嵩山的山棚，最终全部被擒获。《宋史》记载：范致虚任命僧人赵宗印担任宣巡司参议官，兼管军马。赵宗印把僧人编为一军，号称尊胜队。把童子兵编为一军，号称净胜队。这样看来，嵩山洛阳之间，确实世代都有奇异的僧人。
嘉靖中，少林憎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时，有五台僧真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命之还山，聚兵拒金。昼夜苦战，寺舍尽焚，为金所得，诱劝百方，终不顾，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佑之末，常州有万安僧起义者，作诗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其亦有屠羊说之遗意者哉。
嘉靖年间，少林僧人月空接受都督万表的命令，在松江抵御倭寇，他的徒弟三十多人，自行组成队伍，手持铁棒击杀了很多倭寇，最终全部战死。唉，能够拿起武器捍卫边疆，就不能因为他们是剃发的僧人而排斥他们。宋朝靖康年间，有五台山僧人真宝，和他的徒弟在山中练习武艺。钦宗在便殿召见他，命令他回山聚集兵力抵抗金兵。他们昼夜苦战，寺庙全部被烧毁，真宝被金兵俘虏，金兵千方百计诱降他，他始终不屈服，说：“我的佛法中有‘口回’之罪，我已经向宋皇帝许诺以死报国，怎么能说假话呢！”于是从容就义。而德佑末年，常州有万安僧人起义，作诗说：“时局危急时暂且做将领，事情平定后再做僧人。”这大概也有屠羊说那样的遗风吧。
○毛葫芦兵《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三年，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朵尔直班传》：“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大学衍义补》：“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葫芦。”
○毛葫芦兵《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三年，设立南阳、邓州等地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招募当地人组成军队，免除他们的差役，让他们保卫城池效力。因为这些人同乡之间互相团结，号称毛葫芦军，所以以此命名。”《朵尔直班传》记载：“金商地区的义兵用兽皮做成箭袋，形状像葫芦，号称毛葫芦军，非常精锐。”《大学衍义补》记载：“如今唐州、邓州山区居住的人，用毒药浸泡箭头来射野兽，箭一射出野兽就倒地，这些人被称为毛葫芦。”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言：“宋时多刚县夷为冠，用白芀子兵破之。”白芀子者，即今之民壮也。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说：“宋朝时多刚县的夷人作乱，用白芀子兵打败了他们。”白芀子，就是现在的民壮。
○方音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十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彦，夫子病之；鸿舌之人，盂于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东，见王于猷兄弟还，人间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愔称裴谳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着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邮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量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是则惟君于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
○方言各地的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如果结交天下的士人却只说一乡的方言，这也是君子所不取的。所以子路说话粗俗，孔子批评他；说话像鸟叫一样难懂的人，被孟子斥责。而《宋书》说宋高祖虽然“几代居住在江南，但楚地的口音没有改变，高雅的风度无人知晓”。又说长沙王刘道怜“一向没有才能，说话口音很重，举止行为，大多粗鄙笨拙”。《世说新语》说：“刘真长拜见王导丞相，出来后，别人问他对王公的印象如何？他回答说：‘没看到其他特别之处，只听到他说吴语罢了。’”又说：“王敦大将军年轻时，有乡下人的名声，说话也带楚地口音。”又说：“支道林到东边去，见了王徽之兄弟后回来，别人问他见了王氏兄弟感觉如何？他回答说：‘看见一群白脖子乌鸦，只听到哑哑的叫声。’”《北史》说丹杨王刘昶责骂仆人时，口音混杂着胡人和汉人的语言。即使在公开场合，其他王也常常戏弄他。以创业的君主、中兴的宰相，尚且不免被当时的人议论，何况是士大夫呢。北齐的杨愔称赞裴谳之说：“河东的士族，在京做官的人不少，只有这一家兄弟完全没有乡音。”可见乡音被鄙视的程度。至于著书作文，尤其忌讳俚俗。《公羊传》多用齐地方言，《淮南子》多用楚地方言，而像《易经》的传、《论语》何尝有一个方言字呢。至于讲经教学，更加重视文言，所以孙详、蒋显曾经学习《周官》，但因为口音不合楚地或中原的标准，学生就不来；李业兴学问渊博，但旧口音不改，就被梁人嘲笑。邺下人士口音鄙陋，风度举止粗俗，颜之推就不愿意让他们做自己儿子的老师。因此，只有君子才能通晓天下人的思想，这大概必须从他们的语言开始。
《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音也。”荀子每言：“案《楚辞》每言‘羌’，皆方音。”刘勰《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金史·国语解》的序言说：“现在的《尚书》文辞大多奇特艰涩，大概也是当时的方言。”荀子常说：“考察《楚辞》中常说的‘羌’，都是方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张华谈论音韵，说陆机（字士衡）多带楚地口音，可以说是继承了屈原（字灵均）的余韵，却失去了黄钟大吕的正音。”
○国语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而历考《后魏》、《北齐》二书，若盂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着作，以备推访；孙搴以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以解卑语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以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作突厥语翻《涅·经》，以遗突厥可汗。并见遇时主，宠绝群僚。然其官名制度无一不用汉语。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孝文用夏变夷之主，齐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国之言为官名号令，而《辽史》创立《国语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语遂载之史书，传于后代矣。
○国语后魏初定中原时，军队的仪容和号令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后来受到汉族风俗的影响，很多人不能通晓本族语言，所以记录下本族的语言相互传授学习，称之为“国语”。孝文帝命令侯伏、侯可、悉陵用国语翻译《孝经》的宗旨，教导国人，称之为《国语孝经》。而查阅《后魏书》和《北齐书》，像盂威因为通晓北方民族的语言，被命令在著作局任职，以备咨询查访；孙搴因为通晓鲜卑语，负责传达号令；祖珽因为通晓鲜卑语而免罪，重新参与相府事务；刘世清因为能通晓四方民族的语言，在当时堪称第一，后主命令他用突厥语翻译《涅槃经》，赠送给突厥可汗。这些人都受到当时君主的赏识，恩宠超过其他官员。然而他们的官名制度没有一样不使用汉语。而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下诏：“不得在朝廷上说北方民族的语言，违者免去所任官职。”《北齐书·高昂传》记载：“当时鲜卑人都轻视中原的朝中官员，唯独敬畏佩服高昂。高祖每次向三军发号施令，常常用鲜卑语；如果高昂在队列中，就用汉语。”孝文帝是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的君主，齐神武帝也是英雄而有雄才大略的人。契丹偏居北方边境，开始用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官名和号令，而《辽史》创立了《国语解》一篇，从此金、元也多沿袭这种做法，北方民族的语言于是被记载在史书中，流传到后代。
后魏《平阳公丕传》：“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滩，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变俗之难如此。今则拓跋宇文之语不传于史册者已荡然无余，一时众楚之淋固不能胜三纪迁殷之化也。
后魏《平阳公丕传》记载：“元丕非常喜爱本民族的风俗，不了解新的制度。至于改变风俗、迁都洛阳、改革官制服饰、禁绝旧的语言，他都不愿意。皇帝也不逼迫他，只是用大道理开导他，让他不要产生异议。”改变风俗的困难到了这种程度。如今，拓跋氏、宇文氏的语言没有记载在史册上的已经荡然无存，一时的众多楚地口音，终究不能胜过三十多年迁都殷商的教化。
后唐康福善诸蕃语。明宗听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访时事，福即以着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
后唐的康福精通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唐明宗在处理政事的闲暇，常常召他进入便殿，咨询访问时事，康福就用少数民族语言上奏。枢密使安重诲厌恶他，曾经当面警告他说：“康福你只管胡乱奏事，总有一天会杀了你！”
○外国风俗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氵重，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直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闻见录》言：“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及乎荐居日久，渐染华风，不务《诗》《书》，唯征玩好，服饰竟于无等，财贿溢于靡用，骄淫矜侉，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策。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远以皇弟、皇子喜徘优，饰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大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亡。后之君子诚监于斯，则知所以胜之之道矣。”
○外国风俗 考察九州的民俗，翻阅前代的史书，中国有不如外国的地方。《辽史》说：“契丹部族的生活资料依靠畜牧，纺织毛织品、喝乳酪，作为衣食。各自安于旧俗，习惯于劳苦之事，不被繁华新奇的事物所诱惑而改变。因此家家富裕、人人充足，军备整齐完备，最终能够虎视四方，强国来朝、弱国归附。”《金史》记载：“金世宗曾对宰相说：‘我见到女真的风俗，至今不忘。现在的宴饮音乐都学习汉人风俗，这不是我内心喜欢的。太子不懂女真风俗，只是看在我的份上，还保留着一些，恐怕将来这种风俗一变，就不是长久之计了。’”另一天他与臣下谈论古今，又说：“‘女真的旧俗，虽然不读书，但他们祭祀天地、尊敬亲戚、尊重老人、接待宾客、信任朋友，礼节情意周到，都出于自然，其优点与古书所载没有区别。你们不能忘记啊。’于是禁止女真人改称汉姓、学习南方人的服装，违者治罪。”又说：“女真的旧俗，凡是酒食聚会，以骑马射箭为乐，现在却下棋、玩双陆，应该全部禁止，让他们学习骑射。”又说：“辽国不忘旧俗，我认为是对的。海陵王学习汉人风俗，这是忘本。如果依照国家的旧俗，四方边境可以无忧，这是长久之计。”《邵氏闻见录》说：“回纥风俗淳朴厚道，君臣之间的等级差别不大，所以众人意志专一，强劲健壮无人能敌。自从对唐朝有功，得到丰厚的赏赐。登里可汗开始自尊自大，修建宫室居住，妇女有了粉黛文绣的装饰。中国因此被消耗，而他们的风俗也败坏了。从前祭公谋父说：‘犬戎树立德行，能遵循旧德，坚守到底、纯正牢固。’由余回答秦穆公说：‘戎夷的风俗，在上者怀有淳厚的德行来对待下属；在下者心怀忠信来侍奉上级。’一国的政治如同一个人的治理，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国家并长久延续，就是用了这个道理。等到他们长期居住，逐渐沾染华夏风俗，不致力于《诗》《书》，只追求珍玩，服饰竞相追求无等级差别，财物浪费于无用的奢侈，骄纵淫逸、矜夸自大，逐渐成为习惯，于是有中行氏批评变俗，贾谊提出五饵之策。到了末路，则有如张昭远因皇弟、皇子喜欢俳优、装饰姬妾，而预知沙陀不会长久；张舜民见大孙喜欢音乐、美女、名茶、古画，而知道契丹将要灭亡。后来的君子如果真能以此为鉴，就知道如何取胜的道理了。”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
《史记》说：“匈奴的诉讼，时间长的不过十天，全国的囚犯不过几个人。”《盐铁论》说：“匈奴的风俗，在文辞上简略，但在办事上敏捷。”宋代邓肃对宋高宗说：“外国的巧妙在于文书简略，简略所以迅速。中国的弊病在于文书繁琐，繁琐所以迟缓。”《辽史》说：“朝廷之上，事务简单、职责专一，这就是辽国兴起的原因。”
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那么，外国之所以能胜过中国，只在于他们简易罢了。如果舍弃自己的长处而效仿别人的短处，我预见他们立刻就会产生弊病。
《金史·食货志》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占。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兵威所加，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放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繇是与？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论金时之弊至为明切。
《金史·食货志》说：“金朝起于东海，其风俗纯朴实在，可以回归古代。刚进入中原时，百姓大多流亡，土地大多荒废。兵威所到之处，残余的百姓惶恐不安，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在这个时候，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采用唐朝的永业田、口分田来规定百姓的产业，仿效其租庸调的方法来充足国家财政，何至于百年之内，所进行的规划纷纷扰扰，与这个国家相始终呢？它的弊病在于急于追求一时的利益，沿袭已经败坏已久的制度。到了中期，鄙视辽国的俭朴，沿袭宋朝的繁文缛节；惩戒宋朝的宽厚柔和，又加上辽国的急躁苛刻的政令。这是抛弃了两国的长处，而同时采用了它们的短处。繁文缛节占了上风，必然导致伤财；急躁苛刻占了上风，必然导致害民。整个金朝一代，国家财政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制定法令时不在开始就慎重，后来变法来补救弊病，只是让弊病更加严重罢了。”它论述金朝时的弊病，极为明白切要。
魏太武始制反逆、杀人、好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尼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万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盐麦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是则省刑薄敛之效无所分于中外矣。
魏太武帝开始制定谋反、杀人、奸盗的法律，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没有审讯、牵连、逮捕的烦扰；百姓因此安定。宋代余靖说：“燕蓟地区，陷入契丹将近一百年，而百姓没有南归之心，是因为契丹的法律简易，盐和麦子都很便宜，赋税徭役不烦扰的缘故。”这样看来，减省刑罚、减轻赋税的效果，是不分中原和外国的。
○徙戎
○迁徙戎族
武后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形势，其后竞为边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臣闻戎夏不杂，自古所诫。蛮貊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迩中国。前史所称，其来久矣。然而帝德广被，有时朝谒，愿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后，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微求侍子。谕令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矢，则距边长而微质短。殷鉴在昔，岂可不虑。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谏于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变。晋帝不用二臣之远策，好慕向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计之失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痒序，高步璺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戎人广其纵横之智。虽有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繇于此。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寇戎乎？谨按楚申公巫臣奔晋，而使于吴，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吴于是伐楚，取巢，取驾，克棘，入州来，子反一岁七奔命。其所以能谋楚，良以此也。又按《汉书》：桓帝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其后卒有刘、石之难。向使五部不徙，则晋祚犹未可量也，鲜卑不迁幽州，则慕容无中原之僭。又按《汉书》：陈汤云：‘夫匈奴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弯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敌人得法，况处之中国而使之习见哉，昔汉东平王请《太史公书》，朝臣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之说，不可以与诸侯。此则本朝诸王尚不可与，况外国乎！臣窃计秦井天下，及刘、项之际，累载用兵，人户调散，以晋惠方之，八王之丧师轻于楚汉之割地，冒顿之全实过于五部之微弱。当曩时，冒顿之强盛，乘中国之虚弊，高祖馁厄平城。而冒顿不能入中国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诸夏，力不足以破汾晋。其所以解围而纵高祖者，为不习中土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胜于城邑，以毡·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者，为生不习汉故也。岂有心不乐汉而欲深入者乎？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卒能自振于中国者，为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非但元海悦汉，而汉亦悦之。一朝背诞，四人响应，遂鄙单于之号，窃帝王之名，贱沙漠而不居，拥平阳而鼎峙者，为居汉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正当劫边人缯彩曲蘖，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倡乱邪？当今皇风遐覃，含识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怀驯，方使由余效忠，日·尽节。以臣愚虑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于后，脱备守不谨，边臣失图，则狡寇称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国，削外蕃，经营万乘之业，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则戎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武则天时期，外国多派遣子弟入朝侍奉，其中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人，都因为充当侍子，得以全面观察中国的形势，后来竟成为边境的祸害。在此之前，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说：“我听说戎族和华夏不混杂，自古以来就是警戒。蛮貊没有信用，容易骚动难以安定，所以把他们排斥在塞外，不接近中国。前代史书所称述的，由来已久了。然而帝王恩德广被，他们有时来朝见，愿意接受归化的诚意，请求进献登山朝贡的礼节，朝贡事务完毕后就让他们回到父母之国，用指南车引导他们，这是三王的盛典。自从汉魏以后，就改变了这种风气，追求虚名，征召侍子。命令他们解开辫发，让他们穿戴汉人衣冠，在京师修建宅第，不让他们回国，这又是中古的旧例。比较其中的利害，那么三王是对的而汉魏是错的；论其得失，那么拒绝他们入居边地是长策，而征召侍子是短见。殷鉴不远，怎能不忧虑。从前郭钦向晋武帝献策，江统向晋惠帝进谏，都认为戎狄入居内地，必然发生事变。晋帝不采用这两位臣子的远见，喜好仰慕归化的虚名，放任他们学习《史记》《汉书》等书，任命他们为五部都尉，这都是计策的失误。我私下认为突厥、吐蕃、契丹等，过去因为入朝侍奉，都得到了特别的奖赏。有的在朝廷上执掌礼仪，名列武官；有的在学宫中游学，高步于官署之门。服装改掉了毡裘，语言兼通华夏，明习汉法，目睹衣冠礼仪；阅览朝廷典章，知道治理国家的要领。从图史中窥探成败，从古今中观察安危，了解边塞的虚实，知道山川的险易，有的被委以经营筹划的重任，让他们施展才能；有的同情他们怀念故土的志向，放他们回归蕃邦。对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但在戎人那里却扩大了他们的纵横谋略。虽然有仰慕教化的美名，暂且取悦于当时；但狼子野心，不久就会在日后产生。等他们回到部落，很少有不举兵作乱的。边境遭受灾难，实在由此而起。所以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展示给人看。’对于齐国人，尚且不可以展示，何况对于敌寇戎狄呢？谨按：楚国申公巫臣逃到晋国，又出使吴国，让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的行人，教吴国战阵之法，使吴国背叛楚国。吴国于是攻打楚国，攻取巢地、驾地，攻克棘地，进入州来，子反一年中七次奔命。吴国之所以能图谋楚国，确实是因为这个。又按《汉书》：汉桓帝将五部匈奴迁到汾水晋水一带，后来终于有刘渊、石勒的祸难。假使五部匈奴不迁徙，那么晋朝的国运还不可估量；鲜卑不迁到幽州，那么慕容氏就不会有在中原的僭越。又按《汉书》：陈汤说：‘匈奴的士兵五个才能抵挡汉兵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兵器朴钝，弓弩不锋利。现在听说他们颇得汉人的技巧，但仍然三个才能抵挡一个。由此说来，精良的兵器尚且不能让敌人得到制造方法，何况把他们安置在中国而让他们习见呢？从前汉朝东平王请求《太史公书》，朝臣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之说，不可以给诸侯。这就是本朝诸王尚且不能给，何况外国呢！我私下考虑，秦并天下，以及刘邦、项羽之际，连年用兵，人口凋零散失，以晋惠帝时期相比，八王之乱损失军队轻于楚汉的割地，冒顿的完整实力超过五部匈奴的微弱。在那个时候，冒顿强盛，乘着中国虚弱疲敝，汉高祖在平城被困挨饿。而冒顿不能进入中国，为什么呢？不是兵力不足以侵犯华夏，力量不足以攻破汾晋。他之所以解围而放走汉高祖，是因为不习惯中原的风土，不安于中国的美好。生长在沙漠之北，认为穹庐胜过城邑，认为毡裘美于官服。既然安于所习惯而乐于所生长，所以没有窥伺中国之心，是因为生来不习惯汉地的缘故。难道有心不乐汉而想深入的吗？刘元海在五部分散离析之余，而最终能在中国自振，是因为他年少时居住内地，明习汉法，不只是刘元海喜欢汉人，汉人也喜欢他。一旦背叛作乱，四方人响应，于是鄙视单于的称号，窃取帝王之名，轻视沙漠而不居住，占据平阳而鼎足而立，是因为居住汉地的缘故。假使刘元海不曾内迁，他正该劫掠边境百姓的缯彩酒曲，回到阴山之北，怎能发动叛乱呢？当今皇风远播，有识之士改过自新，凡是具有蛇蝎本性的人，无不怀德驯服，正要让由余效忠，日磾尽节。以我的愚见，国家正要把无穷的基业传给后代，如果防备守卫不谨慎，边臣失策，那么狡猾的敌寇举兵作乱，就不在境外，这不是壮大中国、削弱外蕃、经营帝王大业、留给子孙谋略的办法。我愚昧地认为，愿意充当侍子的一律禁止，如果先前已在中国的人也不可再让他们回归蕃邦，那么戎人保卫疆土，边境城邑就太平无事了。”
明永乐、宣德间，鞑靼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言：“臣闻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兽蛮貊。待黎民如赤子，亲之也；待蛮貊如禽兽，疏之也。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自亲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于禽兽，况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圣人忍为之哉？窃见京师降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夫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近者连年荒旱，五谷不登，而国家之用则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陆并进，岁入京师数百万石，而军民竭财殚力，涉寒暑，冒风霜，苦不胜言，然后一夫得数斛米至京师者，幸也。若其运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赡，而有司督责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胜计。其降人坐享俸禄，施施自得。呜呼！既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而又驱其力使馈之，赤子卒至于饥困以死，而禽兽则充实厌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备边，所以御侮也。今边军长住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则？计降人一岁之俸不下数十万，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则本固而邦宁也，赡边军之给则效死而守职也，足京官之俸则知耻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闻圣王之道，贵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坚冰至。’臣窥见达人来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以官职，足其俸禄，使之久处不去，腥膻畿内，无益之费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蕾人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方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刘、石之乱，可不鉴哉！是故圣人以禽兽畜之。其来也，惩而御之，不使之久处；其去也，守而备之，不诱其复来。其为社稷生民之虑，至深远也。近日边尘数警，而降人群聚京师，臣尝恐惧而不安寝。伏愿陛下断自哀衷，为万世长久之计，乞敕兵部，将降人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鞑靼人前来归降，大多请求留在京城居住，朝廷授予他们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赐予俸禄以及银钞、衣服、房屋、器具，安置他们居住，称为“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贤上奏说：“我听说帝王之道，在于把黎民百姓当作赤子，而把蛮夷戎狄当作禽兽。对待黎民如同赤子，是亲近他们；对待蛮夷如同禽兽，是疏远他们。即使圣人一视同仁，施恩也必然从亲近的人开始再到疏远的人，没有赤子得不到安顿却先施恩惠给禽兽的道理，更何况夺取赤子的食物来喂养禽兽，圣人忍心这样做吗？我私下看到京城的降人不少于一万多人，相当于京城百姓的三分之一；他们每月支取的俸米，也相当于在朝官员的三分之一，而实际支取的数量有的全额有的半额，又超过了好几倍。再以俸米来说，在京城的指挥使是正三品，应得俸禄三十五石，实际支取一石，而达官（指降人中的官员）实际支取十七石五斗，这相当于供养了十七个半京官。用有限的粮食来供给无限的耗费，想要百姓富裕、仓库充实，这是不可能的。近年来连年荒旱，五谷不收，而国家的用度却不可缺少。因此天下的米粮通过水陆运输，每年运入京城数百万石，而军民耗尽财力，经历寒暑，冒着风霜，苦不堪言，然后一个人能运几斛米到京城，就算幸运了。如果运到中途，粮食不足，衣服不够，而官府催逼得更急，因此来不及救死，往往互相枕藉而死的人不可胜数。那些降人坐享俸禄，得意洋洋。唉！既夺取赤子的食物来喂养禽兽，又驱使他们的力量来运送粮食，赤子最终饥饿困苦而死，而禽兽却饱足满足，这是仁人君子所应当痛心的。至于俸禄，是用来养廉的。如今在朝官员都实际关支俸米一石，以一个人计算，他的日常费用不过够用十天，何况还有父母妻子呢？我认为，想要他们不贪污，是不可能的。守备边防，是用来抵御外侮的。如今边防军长期住在苦寒之地，他们用来保护妻子、抵御饥寒的，只有每月的粮食。粮食不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想要他们拼死守边，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如果除去这些降人，我愚笨地认为可以除掉一个祸害而得到三个好处。为什么呢？计算降人一年的俸禄不下数十万，节省下来可以保全百姓的性命，可以供给边防军的粮饷，可以满足京官的俸禄。保全百姓的性命，那么国家根本稳固而安宁；供给边防军的粮饷，那么他们就会效死守职；满足京官的俸禄，那么他们就会知耻而守廉。得到这三个好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又听说圣王之道，贵在消除祸患于未发生之前。《易经》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了。’我观察到达人来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予他们官职，满足他们的俸禄，让他们长久居住不离开，腥膻之气充满京城，无益的费用尚且不值得可惜，还有更严重的，那些蛮人贪婪好利，时而臣服时而反叛，变化无常。那些来降的人，并非心悦诚服，实际上是贪慕中国的利益。况且降人在他们本国，未必不自己耕种而食，自己纺织而衣。如今在中国，却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他们不断前来，是中国引诱了他们。引诱不停止，那么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一旦边境有警，他们的形势必然不能自安。前代刘渊、石勒的祸乱，难道不能引以为戒吗？因此圣人把蛮夷当作禽兽来畜养。他们来的时候，就惩罚并抵御他们，不让他们长久居住；他们离开的时候，就防守戒备，不引诱他们再来。他们为国家百姓的考虑，非常深远。近来边境多次报警，而降人聚集京城，我曾经恐惧不安，难以入睡。恳请陛下从内心决断，为万世长久打算，下令兵部，将降人逐渐调派到天下各都司卫所，他们的势力分散后，必定能各自安生，不仅节省国家万万无益的费用，而且能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土木之变，达官达军之编置近畿者，一时蠢动，肆掠村庄，至有驱迫汉人以归寇者。户科给事中王·、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并言：“宜设法迁徙，伸居南土，”于是命左都督毛福寿充左副总兵，选领河间、东昌达军，往湖广辰州等处征苗，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奏请贼平之后，就分布彼处各卫所守御，然其去者无多。而天顺初，兵部尚书陈汝言，阿附权宦，尽令取回，遂令曹钦得结其骁豪，与之同反。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响马不绝，亦自达军倡之也。
土木堡之变后，那些编置在京城附近的达官达军，一时蠢蠢欲动，肆意掠夺村庄，甚至有人驱赶汉人归附敌寇。户科给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讲刘定之都建议：“应该设法迁徙他们，让他们居住到南方。”于是命令左都督毛福寿充任左副总兵，挑选率领河间、东昌的达军，前往湖广辰州等地征讨苗人，并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上奏请求在平定贼寇之后，就将他们分布到当地各卫所守御，但离开的人不多。而天顺初年，兵部尚书陈汝言阿谀依附权宦，下令全部召回，于是使得曹钦得以结交其中的骁勇豪杰，与他们一同反叛。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响马不绝，也是由达军首先倡导的。
明初，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满四之变。
明朝初年，在宁夏、甘州、凉州等地安置土达。太平日子久了，他们的种族繁衍增多，到成化四年就发生了满四之乱。
○楼烦
○楼烦
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侯年表》：“阳都候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灌婴传》：击破拓公王武，斩楼烦将五人，攻龙且，生得楼烦将十人。击项籍军陈下，斩楼烦将二人。攻黥布别将于相、斩楼烦将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则项王及布亦各有楼烦之兵矣。盖自古用蛮夷攻中国者，始自周武上，牧野之师有庸、蜀、羌、茅、微、卢、彭、濮。而晋襄公败秦于ゾ，实用姜戎为犄角之势。大者王，小者霸，于是武灵王踵此用以谋秦，而鲜卑、突厥、回纥、沙陀自此不绝于中国矣。
楼烦是赵国西北边境的国家，那里的人强悍，熟悉骑马射箭。《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巡视新开拓的土地，于是出代地，西行在西河遇到楼烦王，并征用了他的军队。”“致”的意思，就是征召他们的人并加以使用。因此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多用楼烦人单独组成一军。《高祖功臣侯年表》说：“阳都侯丁复，以赵将的身份跟随高祖在邺地起兵，到霸上，担任楼烦将。”而《项羽本纪》说：“汉军有善于骑射的楼烦人”，那么汉军就有楼烦的士兵了。《灌婴传》记载：击败拓公王武，斩杀楼烦将五人；攻打龙且，生擒楼烦将十人；在陈下攻击项籍的军队，斩杀楼烦将二人；在相地攻打黥布的别将，斩杀楼烦将三人。《功臣表》说：“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的身份攻击项籍，俘获楼烦将。”那么项王和黥布也各自有楼烦的军队了。大概自古以来用蛮夷来攻打中国的，开始于周武王，牧野之战中就有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部族。而晋襄公在崤山击败秦军，实际上是利用姜戎形成犄角之势。大的成就王业，小的成就霸业，于是赵武灵王继承这种做法用来图谋秦国，而鲜卑、突厥、回纥、沙陀从此在中国不断出现。
○吐蕃回纥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蕃是也，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其曰畏吾儿者，又畏兀儿之转声也。《大明会典》：“哈密，古伊吾卢地，在敦煌北大碛外，为西域诸番往来要路。其国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种杂居。”则回回与畏兀儿又为二种矣自唐会昌中回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始杂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门诗》：“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种类磐互，缟衣如茶。挟邪作蛊，浸淫宇内。”今之遗风亦未衰于昔日也。
○吐蕃回纥大抵外国的语言都没有标准的汉字写法，唐朝的吐蕃就是现在的土蕃，唐朝的回纥就是现在的回回。《唐书》记载回纥又名“回鹘”。《元史》中有“畏兀儿”部，畏就是回，兀就是鹘，它称为回回的，也是回鹘的转音。它称为畏吾儿的，又是畏兀儿的转音。《大明会典》说：“哈密，是古代的伊吾卢地，在敦煌以北的大沙漠之外，是西域各番邦往来的要道。这个国家的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种人杂居。”那么回回与畏兀儿又成为两种了。自从唐朝会昌年间回纥衰弱，投降幽州的先后有三万多人，都分散隶属于各道，开始杂居在中原而不改变他们的本来习俗。杜甫的《留花门诗》说：“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的《上尊号玉册文》说：“种类盘根错节，白衣如茶花。挟持邪术作蛊，逐渐蔓延天下。”现在的遗风也没有比过去衰落。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绝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之所从立也。
《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二年正月庚子日，回纥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设置摩尼寺。皇帝同意了。”这就是今天礼拜寺的起源。
《新唐书·常克传》言：“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戎性易骄，后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然则自肃、代以来，回纥固已有居京师者矣。
《新唐书·常克传》说：“起初，回纥有战功的人可以留在京城。戎狄的本性容易骄横，后来就建造府邸、佛寺，有时在其中埋伏甲兵。多次从渭桥出来，与军人格斗，抢夺含光门的鱼符逃出城外。”那么自从肃宗、代宗以来，回纥本来就已经有居住在京城的人了。
《实录》记载：“正统元年六月乙卯日，将寄居在甘州、凉州的回回迁徙到江南各卫，共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当时西部边境有警报，不得已，实行了迁徙戎狄的策略，但他们的种族于是在江南繁衍了。
明初，于其来降者待之虽优，而防之未尝不至。福建漳州卫指挥金事杨荣因进表至京，为回回之编置漳州者寄书于其同类，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为为事官于大同立功。
明朝初年，对于前来归降的人虽然待遇优厚，但防范也从未不周到。福建漳州卫指挥佥事杨荣因为进呈表章到京城，为编置在漳州的回回寄信给他们的同类，被奉旨定罪为勾结外夷，贬为事官到大同立功赎罪。
其后文教涵儒，戎心渐革，而蛮貂之裔遂有登科第袭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所谓食桑葚而怀好音，固难言之矣。
此后文教熏陶，戎狄之心逐渐改变，蛮夷的后代于是有考中科举、继承官服的人。只有回回坚守他们本国的习俗，始终不肯改变，结成党羽，在乡里作恶。凭借历朝的德政教化，却不能训导他们顽劣粗犷的习性，所谓吃了桑葚而怀有好音，本来就难以说通了。
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则夷风可以渐革。唐时赦文每曰：“十恶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铁，合造毒药，不在原赦之限。”可见古法以屠牛为重也。若韩·之治江东，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此又明识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天子没有正当理由不杀牛，而现在的回子整天杀牛作为膳食，应该先禁止这件事，那么夷狄的风俗就可以逐渐改变。唐朝时的赦文常常说：“十恶五逆、放火抢劫、持刀杀人、官员犯赃、屠牛铸铁、合造毒药，不在赦免的范围内。”可见古代法律把屠牛看得很重。像韩滉治理江东时，因为盗贼没有牛肉酒水就不会聚集结伙，于是禁止屠牛，以断绝他们的图谋。这又是明智之士应当预先防范的。
○西域天文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书》：泥婆罗国，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天竺国，善天文历算之术。罽宾国，遣使进天文经。拂[B13N]国，其王城门楼中悬一大金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盖不始于回回、西洋也。
西域人擅长天文，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唐书》记载：泥婆罗国，很懂得推测日月盈亏，也通晓历法之事。天竺国，擅长天文历算的技艺。罽宾国，派遣使者进献天文经书。拂菻国，他们的国王在城门楼上悬挂一个大金秤，用十二枚金丸挂在秤杆的一端，用来观测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又制作一个金人，大小如同真人，立在旁边，每到一时辰，那个金丸就落下，铿然发声并引吭高唱，用来记录时间，毫厘不差。这并不始于回回、西洋。
王忠文伟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监诰》曰：“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虽其术不与中国古法同，然以其多验，故近代多用之。别设官署，以掌其职。”
王忠文公的《王忠文集》中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监诰》说：“天文之学中出自西域的，简约而能精确，虽然它的方法与中国古法不同，但因为它多有应验，所以近代多用它。另外设置官署，来掌管这个职务。”
《册府元龟》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ウ，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此与今之利玛窦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于玄宗之世者，岂非其时在朝多学识之人哉。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进献精通天文的人大慕阇，智慧深奥，问什么都知道。恳请天恩，召来询问各种教法，知道这个人有这样的技艺才能，请求设置一个法堂，按照本教供养。”这与现在的利玛窦天主堂相似，而不能在唐玄宗时代实行，难道不是因为当时在朝中多有学识的人吗？
○三韩今人谓辽东为三韩者，考之《书》序“成王既伐东夷”传：“海东诸夷驹丽、扶余、·千、貊之属。”正义：“《汉书》有高驹丽，扶余、韩。无此·千，· 千即韩也，音同而字异耳。”《后汉·光武纪》：“建武二十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东夷传》：“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日辰韩，三日弁辰。” 《书》作“弁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貊接。并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内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言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占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尽上三韩之地。《三国·魏志》：“齐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俭破高句骊、·貊、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陈留王景元二年，乐浪外夷韩，·貊、各率其属来朝贡。” 《晋书·张华传》：“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杜氏《通典》：“三韩之地在海岛之上，朝鲜之东南。” 此其封域与朝贡之本末也。刘熙《释名》：“韩羊、韩兔、韩鸡，本法出韩国所为也。”后魏阳固《演赜赋》：“睹三韩之累累兮，见卉服之悠悠。”此其风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国四星在建星东南，主三韩、鲜卑、乌桓、𤞤狁，沃沮之属。”此其占象也。《宋史·高丽传》言：“崇宁后始铸三韩通宝。”而《辽史·外纪》有高丽王子三韩国公勋、三韩国公容、三韩国公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韩县，辰韩为扶余，弃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俘三国之遗人置县。据此乃俘三国之人置县于内地，而取三韩之名尔。今人乃谓辽东为三韩，是以内地而目之为外国也。原其故，本于天启初失辽阳，以后章奏之文遂有谓辽人为三韩者，外之也。今辽人乃以之自称，夫亦自外也已。《北史》：“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传。辰韩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此又与前史不同。而《唐书·东夷传》：“显庆五年，平百济，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马韩。”
○三韩
现在的人称辽东为三韩，考证《尚书》序言“成王既伐东夷”的传文说：“海东诸夷驹丽、扶余、·千、貊之类。”正义说：“《汉书》有高驹丽、扶余、韩。没有这个·千，·千就是韩，音同而字不同罢了。”《后汉书·光武纪》说：“建武二十年，东夷韩国人率领部众到乐浪归附。”《东夷传》说：“韩有三种，一是马韩，二是辰韩，三是弁辰。”《尚书》写作“弁韩”。马韩在西边，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壤。辰韩在东边，有十二国，其北与·貊接壤。弁辰在辰韩的南边，也有十二国，其内也与倭接壤。总共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中之一。大的有万余户，小的有几千家，各自在山海之间，土地合计有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界，都是古代的辰国。马韩最大，共同立其种族为辰王，统领整个三韩之地。《三国志·魏志》说：“齐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俭攻破高句骊、·貊、韩、那奚等数十国，各自率领部落投降。陈留王景元二年，乐浪外的夷人韩、·貊，各自率领其部属来朝贡。”《晋书·张华传》说：“夷人马韩、新弥等国，依山傍海，距离州治四千余里，历代未曾归附的二十余国都派遣使者朝贡。”杜氏《通典》说：“三韩之地在海岛之上，朝鲜的东南。”这是其封域和朝贡的始末。刘熙《释名》说：“韩羊、韩兔、韩鸡，原本是出自韩国的做法。”后魏阳固《演赜赋》说：“看到三韩的众多啊，见到草服之悠悠。”这是其风土。《宋史·天文志》说：“狗国四星在建星东南，主管三韩、鲜卑、乌桓、𤞤狁、沃沮之类。”这是其占象。《宋史·高丽传》说：“崇宁之后才开始铸造三韩通宝。”而《辽史·外纪》有高丽王子三韩国公勋、三韩国公容、三韩国公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韩县，辰韩为扶余，弃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年间，圣宗征伐高丽，俘虏三国的遗民设置县。据此，是俘虏三国之人设置县在内地，而取三韩之名罢了。现在的人竟称辽东为三韩，这是把内地看作外国。推究其原因，本于天启初年丢失辽阳，以后奏章的文字就有称辽人为三韩的，是疏远他们。现在辽人竟以此自称，也是自我疏远啊。《北史》说：“新罗，其祖先本是辰韩种族。地在高丽东南。辰韩也叫秦韩，相传是秦朝逃亡之人躲避徭役而来，马韩割让东界给他们居住。因为是秦人，所以名叫秦韩。其言语名物有类似中国人的地方。辰韩王常用马韩人担任，世世相传。辰韩不能自立为王，表明他们是流移之人的缘故，常被马韩控制。辰韩之初，有六国，逐渐分为十二国，新罗是其中之一。”这又与前面史书不同。而《唐书·东夷传》说：“显庆五年，平定百济，分其地设置五都督府，其一叫马韩。”
○大秦
今之佛经皆题云“大秦鸠摩罗什译”，谓是姚兴国号，非也。大秦乃西域国名。《后汉书·西域传》言：“大秦国，在海西，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又云：“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此其国名之偶同。而传以为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晋书·载记》：“石季龙时，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谓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以中国为小秦，则益为夸诞矣。
○大秦
现在的佛经都题写“大秦鸠摩罗什译”，说是姚兴的国号，不对。大秦是西域国名。《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在海西，地方数千里，有四百多城，小国被役属的有几十个。”又说：“天竺国，西与大秦相通。”这是国名的偶然相同。而传文认为其人民都高大平正，类似中国，所以称为大秦，本来未必如此。而《晋书·载记》说：“石季龙时，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说从大秦国来，应当统治小秦国，”以中国为小秦，就更加夸大荒诞了。
○于陀利
韩文公《广州记》有“干陀利”，注家皆阙。按《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最。”《周弘正传》：“有罪应流徙，敕以赐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天嘉四年，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惟《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斤陀利国遣使方物。”为“斤”，疑误。
○于陀利
韩文公《广州记》中有“干陀利”，注家都缺。按《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风俗与林邑、扶南大致相同。出产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别精良，为各国之最。”《周弘正传》说：“有罪应流放，敕令赐给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说：“天嘉四年，干陀利国派遣使者进献方物，”只有《宋书·孝武帝纪》说：“孝建二年，斤陀利国派遣使者进献方物。”写作“斤”，怀疑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