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湣，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贞观四年，李靖攻打突厥颉利可汗，击败了他，他的部落有很多前来归降的。太宗下诏商议安定边疆的策略，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在黄河以南安置他们。参照汉朝建武年间，将投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下，保全他们的部落，让他们成为屏障，又不离开他们的本土风俗，趁机安抚他们，一来可以充实空虚的地方，二来可以显示没有猜疑之心，这是包容养育的方法。”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秘书监魏征说：“匈奴从古至今，没有像这样惨败过，这是上天要剿灭他们，也是宗庙的神武所致。况且他们世代侵犯中原，百姓与他们有深仇大恨，陛下因为他们投降，不能诛杀消灭他们，就应该把他们遣送到黄河以北，居住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匈奴人面兽心，不是我们的同类，强大时必定会侵掠，弱小时就卑躬屈膝，不顾念恩义，这是他们的天性。秦朝、汉朝深受其害，所以时常派猛将攻打他们，夺取黄河以南地区设立郡县。陛下把他们安置在内地，而且现在投降的人将近十万，几年之后，人口繁衍超过一倍，居住在我们的肘腋之地，靠近京城，这将成为心腹之患，尤其不能安置在黄河以南。”温彦博说：“天子对于万物，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有归顺我们的就一定要养育他们。现在突厥被打败，残余部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悯，抛弃而不接纳，这不是天地之道，会阻碍四方夷狄的归附之心，我愚昧地认为不可以这样，应该安置他们在黄河以南。这就是所谓让死者复生、让亡者存在，他们感怀我们的厚恩，终究不会叛逆。”魏征说：“晋代在魏国时期，胡人部落分居在靠近的郡县，江统劝谏把他们驱逐出塞外，武帝不采纳他的话，几年之后，胡人果然攻陷了瀍、洛一带。前代的覆车之鉴，殷鉴不远。陛下一定要采用温彦博的话，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这就是所说的养虎遗患。”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的道义，无所不通。突厥残余的民众，把性命托付给我们，收容他们居住在内地，教导他们礼法，选拔他们的首领，派他们担任宿卫，他们畏惧威严、感怀恩德，有什么可担心的？况且光武帝把南匈奴单于安置在内郡，作为汉朝的屏障，终其一代，没有发生叛逆。”又说：“隋文帝劳师动众，耗费国库，扶立可汗，让他恢复国家，后来他却辜负恩德、失去信用，在雁门包围了隋炀帝。如今陛下仁厚，顺从他们的意愿，黄河以南、黄河以北，任凭他们居住，各自有酋长，互不统属，力量分散，怎么能成为祸害？”给事中杜楚客进言说：“北狄人面兽心，难以用恩德感化，容易用威势压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分散居住在黄河以南，逼近中原，时间久了必定成为祸患。至于雁门之役，虽然是突厥背弃恩德，但也由于隋炀帝无道。中原因此丧乱，怎么能说是复兴灭亡的国家导致了这场祸患？夷狄不扰乱华夏，这是前代哲人的明训；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这是历代圣王的通规。我担心做事不效法古人，难以长久。”太宗赞赏他的话，但当时正致力于怀柔政策，没有听从。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到灵州，设置了顺、祐、化、长四个州都督府来安置他们，其中居住在长安的将近一万家。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自从突厥颉利可汗被打败后，各个部落前来投降的首领，都被授予将军、中郎将的官职，分布在朝廷中，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几乎和朝廷官员各占一半。只有拓拔部没有来，又派人去招抚他们，派出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对事情没有益处，只是白白耗费中原的财力，上疏说：“我听说想要安抚远方的人必须先安定近处的人。中原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四方夷狄之人，如同枝叶，扰乱根本来增厚枝叶，而想求得长久安定，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自古英明的君王，用诚信教化中原，用权术驾驭夷狄。所以《春秋》说：‘戎狄是豺狼，不可满足；诸夏是亲族，不可抛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巩固根本，人民安逸、军队强大，九州富足，四方夷狄自然归服。现在招纳突厥，虽然他们进入了疆域，我愚昧地觉得有些劳民伤财，没有看到有什么益处。然而河西的百姓，镇守防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稀少，加上因为隋末战乱，损耗尤其严重，突厥没有平定之前，还不能安居乐业，匈奴衰弱以来，才开始从事农耕，如果立即征发劳役，恐怕会造成损害，以我的愚见，请求停止招抚。况且所谓荒服之地，本来就是臣服而不纳入内地。因此周朝爱护百姓、抵御狄人，竟然延续了八百年；秦王轻率征战、对付胡人，所以四十年就灭亡了。汉文帝养兵静守，天下安定富足；汉武帝扬威远征，海内空虚耗竭，虽然后来后悔轮台之役，但已经来不及了。至于隋朝，早先得到伊吾，又兼有鄯善，但得到之后，劳费日益严重，空虚内地来充实外域，最终只有损耗没有益处。远看秦、汉，近观隋朝，动静安危，清清楚楚。伊吾虽然已经臣服归附，但远在边塞沙漠，百姓不是中原人，土地多是沙碱地。那些自己立国称藩归附的，请用羁縻的方式接受他们，让他们居住在塞外，他们必定畏惧威严、感怀恩德，永远做藩臣，这是施行虚惠而收取实福。近来突厥举国来朝，既然不能把他们俘虏到江淮一带，改变他们的风俗，却安置在内地，离京城不远，虽然体现了宽仁的道义，但也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每次看到一个人刚投降，就赐给物品五匹、袍子一件，酋长都授予大官，俸禄优厚、地位尊贵，按理说多有浪费。用中原的租赋，来供养积恶的凶虏，他们的人越多，越不是中原的利益。”太宗没有采纳。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贞观十三年，太宗驾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中勾结他的部众，并挟持突利的儿子贺罗鹘在夜间进犯御营，事情失败，都被捕获斩首。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中原，于是把他们原来的部众归还到黄河以北，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牙帐，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来统领他们。于是对侍臣说：“中原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本，四方夷狄之人，如同枝叶，扰乱根本来增厚枝叶，而想求得长久安定，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当初没有采纳魏征的话，于是觉得劳费日益严重，几乎失去了长久安定的方法。”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太宗想将高昌的土地设为州县。魏征说：“陛下刚登基时，高昌王先来朝拜，此后多次有胡商说他阻绝进贡，加上不礼遇大国的诏使，于是使得王师加以征讨。如果只惩罚曲文泰一人，也就够了。不如趁机安抚那里的百姓而扶立他的儿子，这就是所谓的讨伐罪人、安抚百姓，威德施于远方，是治理国家的好办法。现在如果贪图那里的土地设为州县，经常需要一千多人镇守，几年轮换一次。每次往来交替，死亡的人有十分之三四，还要置办衣物盘缠，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地区就会空虚，陛下终究得不到高昌的一粒谷、一尺布来帮助中原。这就是所谓的分散有用之物去从事无用之事，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太宗没有听从，最终将高昌之地设置为西州，并让西州作为安西都护府，每年调派一千多人去那里防守。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不可以这样做，上疏说：“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临朝，英明的帝王创业，必定先华夏而后夷狄，广施德政教化，不经营远方荒远之地。所以周宣王征伐，到了边境就返回；秦始皇修筑远塞，导致中原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震西域，收服那里的罪魁祸首，设为州县。然而王师刚出发的那年，河西地区供应劳役，运送粮草，十室九空，几个郡萧条冷落，五年都没有恢复。陛下每年派遣一千多人到远方屯田戍守，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的人需要自己置办行装，既卖掉了粮食，又耗尽了织布的收入。途中死亡的人，还不算在内。再加上派遣罪人，增加防守力量，所派的人中又有逃亡的，官府追捕，为国家滋生事端。通往高昌的道路，沙漠千里，冬天的风冰冷刺骨，夏天的风像火烧一样，行路的人遇到大多会死。《易经》说：‘安定时不忘危险，太平时不忘动乱。’假如张掖尘土飞扬，酒泉烽火燃起，陛下难道能得到高昌的一人一粮来应急吗？终究需要征发陇右各州，星驰电击地救援。由此说来，这河西地区如同心腹，那高昌如同他人的手足，怎么能耗费中华的财力，去从事无用之事？陛下在沙漠边塞平定了颉利，在西海消灭了吐谷浑，突厥残余部落，为他们立了可汗，吐谷浑遗民，重新树立了君长，再立高昌，并非没有先例，这就是所谓有罪就讨伐，降服后就保存他们。应该选择高昌可以扶立的人，征召并给予首领地位，遣送他们回国，让他们承受大恩，长久作为藩篱屏障。中原不受侵扰，既富足又安宁，传给子孙，留给后代。”奏疏呈上后，没有被采纳。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曲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到了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太宗对侍臣说：“朕听说西州有紧急军情，虽然不足以造成大害，但怎么能不忧虑呢？当初刚平定高昌时，魏征、褚遂良劝朕扶立曲文泰的子弟，依旧让高昌为国，朕最终没有采纳他们的计策，今天才自己后悔自责。从前汉高祖遭遇平城之围而赏赐娄敬，袁绍在官渡战败而诛杀田丰，朕常常以这两件事作为警戒，怎么能忘记那些进言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