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曰：夫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大不逾宫，细不过羽，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尾丝尚商，匏竹尚征，革木一声。吕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土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清浊相应曰声，声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金磨之，石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以节八风。
《国语》说：琴瑟以宫音为尊，钟以羽音为尊，磬以角音为尊。大的声音不超过宫音，细的声音不超过羽音，所以重的乐器发细声，轻的乐器发大声。丝弦乐器以商音为尊，匏竹乐器以徵音为尊，革木乐器只有一声。用吕来调和音乐，用律来平衡声音。金石乐器用来振动发声，丝竹乐器用来演奏旋律，歌声用来吟咏，匏乐器用来宣扬，土乐器用来辅助，革木乐器用来打节拍。事物保持常态叫做乐，清浊相应叫做声，声音相互协调叫做和，粗细不超过限度叫做平。这样，用金属磨擦，用石头敲击，用丝弦和木器弹奏，用匏和竹管节制，来调节八风。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人众亦家纵乐五日，以迎日冬至。人主备八能之士，撞黄钟之钟，击黄钟之鼓。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击黄钟之鼓，用马革，鼓员径八尺一寸；鼓黄钟之瑟，瑟用槐木，瑟长八尺一寸。吹黄钟之律，间音以竽补，竽长四尺二寸。天地以和应，黄钟之音。得蕤宾之律应，则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贺于人主，因请政所行，请五官之符，各受其赏。声之调者时气和，则人主以礼赐公卿列士。五日仪定，天地之气和人主公卿大夫列士之德，则阴阳之晷如度数。夏日至之礼，如冬日至之礼，舞八乐皆以肃敬为戒。〈八音者，《�门》《五英》《大筮》《大卷》《大韶》《大夏》《大护》《大武》也。〉黄钟之音调，诸气和；人主之音顺，则蕤宾之律应，磬声和；公卿大夫列士诚信，林钟之律应。此谓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
《春秋感精符》说：冬至这一天，君主与群臣左右纵情享乐五天，天下百姓也在家中纵情享乐五天，以迎接冬至。君主备好八位精通乐律的士人，撞响黄钟之钟，敲击黄钟之鼓。公卿大夫列士于是让八能之士，敲击黄钟之鼓，鼓用马皮制作，鼓面直径八尺一寸；弹奏黄钟之瑟，瑟用槐木制作，瑟长八尺一寸。吹奏黄钟之律，间音用竽来补充，竽长四尺二寸。天地以和谐相应，黄钟之音响起。如果得到蕤宾之律的应和，那么公卿大夫列士就以德行向君主祝贺，并请求施行相应的政事，请出五官的符节，各自接受赏赐。声音调和时，时气也和谐，君主就以礼赏赐公卿列士。五天礼仪确定后，天地之气和谐，君主、公卿、大夫、列士的德行也相应，那么阴阳的日影就符合度数。夏至的礼仪，如同冬至的礼仪，表演八种乐舞都以肃敬为戒。〈八音是指《�门》《五英》《大筮》《大卷》《大韶》《大夏》《大护》《大武》。〉黄钟之音调和，诸气就和谐；君主的声音顺畅，那么蕤宾之律就应和，磬声也和谐；公卿大夫列士诚信，林钟之律就应和。这叫做冬至成就天文，夏至成就地理。
颍容《春秋释例》曰：周用六代之礼乐，故有《�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也。鲁受四代之礼乐，故不舞《�门》、《咸池》示有降杀也。
颍容《春秋释例》说：周朝采用六代的礼乐，所以有《�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鲁国接受四代的礼乐，所以不表演《�门》、《咸池》，以示有所降等。
《五经通义》曰：受命而王者，六乐焉。以太一乐天，以《咸池》乐地，以《肆夏》乐人，以《大夏》乐四时，以《大护》乐五行神明，以《大武》乐六律，各象其性而为之制，以乐其先祖。
《五经通义》说：受天命而称王的，有六种乐舞。用太一乐来祭天，用《咸池》乐来祭地，用《肆夏》乐来祭人，用《大夏》乐来祭四时，用《大护》乐来祭五行神明，用《大武》乐来祭六律，各象征其特性而制定，用来娱乐其先祖。
又曰：歌舞同处耶？异耶？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养形，歌者有声，舞者有形。何言歌在堂也？以《燕礼》曰：「升歌《鹿鸣》」，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乐舞于堂，西夷之乐陈于户」，以是明之。
又说：歌与舞是在同一处吗？还是不同处？歌象征德行，舞象征功业。君子崇尚德行而轻视功业，所以歌在堂上，舞在庭中。歌用来修养形体，歌者有声音，舞者有形体。为什么说歌在堂上？因为《燕礼》说：“升堂歌唱《鹿鸣》”，由此可知。为什么说舞在庭中？《援神契》说“合欢之乐在堂上舞蹈，西夷之乐陈列在门口”，由此可以明白。
《韩诗外传》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钟，将出，则撞黄钟，而右五钟应之。马鸣中规，律，驾者有文。御者有数，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出入中规，折旋中矩。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告出也。入则撞蕤宾以治容貌，容貌治则得颜色齐，颜色齐则肌肤安。蕤宾有声，鹄震马鸣，及倮介之虫，无不延颈以听。蕤宾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后少师奏升堂即席，告入也。此言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
《韩诗外传》说：古代天子左右各有五口钟，将要出行时，就撞响黄钟，右边的五口钟应和。马鸣符合规矩和音律，驾车的人有文采。御者有一定法度，站立时如磬般弯曲，拱手时如抱鼓，出入合乎规矩，转弯合乎方矩。然后太师奏响升车之乐，告知出行。进入时则撞响蕤宾来整治容貌，容貌整治则面色整齐，面色整齐则肌肤安适。蕤宾有声，天鹅震动，马匹嘶鸣，乃至裸虫之类，无不伸长脖子来听。在蕤宾之音内的人，都面色如玉；在外的人，都声音如金。然后少师奏响升堂就席之乐，告知进入。这是说物类相互感应、同声相应的道理。
又曰：汤作《护》，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
又说：商汤创作《护》乐，听到它的宫声，使人温和善良而宽厚；听到它的商声，使人方正廉洁而好义；听到它的角声，使人有恻隐之心而仁爱；听到它的徵声，使人乐于养身而好施舍；听到它的羽声，使人恭敬节俭而好礼。
《白虎通》曰：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声音何？声，鸣也，闻其声即知所生。声音者，谓宫、商、角、征、羽也。音，饮也，刚弱清浊和而相饮也。音有八，谓金、石、丝、竹、土、木、匏、革。太平乃作乐，乐所以防淫奢。民饥寒，何乐之防？
《白虎通》说：乐啊，君子以得到道为乐，小人以满足欲望为乐。声音是什么？声，就是鸣响，听到它的声音就知道它从哪里产生。声音，指的是宫、商、角、徵、羽。音，就是饮，刚柔清浊和谐而相互融合。音有八种，即金、石、丝、竹、土、木、匏、革。天下太平才制作乐，乐是用来防止淫逸奢侈的。百姓饥寒交迫，还用什么乐来防止呢？
《子思子》曰：繁于乐者重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君子同则有乐，异则有礼。
《子思子》说：沉溺于享乐的人，忧患就重；贪图美味的人，德行就薄。君子相同就有乐，不同就有礼。
《孟子》曰：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民俗之乐耳。」曰：「今之里裉古之乐也。臣请为王言之。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百姓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说：庄暴来见孟子，说：“我被大王召见，大王告诉我他喜欢音乐，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欢音乐，那么齐国差不多就治理好了！”另一天，孟子见到齐王，说：“大王曾经告诉庄暴您喜欢音乐，有这回事吗？”齐王变了脸色，说：“我并不是喜欢先王的音乐，只是喜欢世俗的音乐罢了。”孟子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请让我为大王说说。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龠的乐音，都头痛皱眉地互相告诉说：‘我们大王喜欢奏乐，为什么让我们到了这种地步？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与百姓同乐啊。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龠的乐音，都高兴地露出喜色互相告诉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奏乐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与百姓同乐啊。如果大王能与百姓同乐，那么就可以称王天下了。”
《墨子》曰：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吟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脱，弓张而不弛。」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环天下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又循九韶。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而自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驺》。吾闻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里匹繁者，治逾寡。自此观之，非所以治天下也。」
《墨子》说：程繁问墨子说：“圣王不制作音乐。从前诸侯处理政事疲倦了，就用钟鼓之乐来休息；士大夫处理政事疲倦了，就用竽瑟之乐来休息；农夫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就用吟唱瓦缶之乐来休息。现在先生说‘圣王不制作音乐’，这好比马驾上车而不卸下，弓拉开而不放松。”墨子说：“从前尧舜有茅草屋，既用它来行礼，又用它来奏乐。商汤流放夏桀，统一天下而自立，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创作音乐，命名为《�》，又遵循九韶。武王战胜殷商杀死纣王，统一天下而自立，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创作音乐，命名为《象》。周成王沿用先王的音乐，命名为《驺》。我听说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音乐越繁复，治理就越差。由此看来，音乐并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又曰：齐康公有乐万人，食必梁肉，衣必文绣。
又说：齐康公有乐师上万人，吃饭必定是精美的肉食，穿衣必定是华丽的刺绣。
《庄子》曰：北门成闻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始闻之惧，后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太清，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或谓之死，或谓之生，行流散徒，不主常声，此之谓天乐也。」
《庄子》说：北门成在洞庭之野听黄帝演奏《咸池》之乐，最初听到时感到恐惧，后来听到时感到懈怠，最后听到时感到迷惑，恍惚沉默而不能自得。黄帝说：“你大概就是这样吧！我用人事来演奏，用天道来验证，用礼义来推行，建立在太清之上，用阴阳的和谐来演奏，用日月的光明来照耀，有的称之为死，有的称之为生，流动散逸，不固定于常声，这就叫做天乐。”
《淮南子》曰：奏雅乐者如于阳阿采菱。〈许慎注曰：楚乐之名也。〉邯郸有鬻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也。〈李奇，赵之善乐者也。〉
《淮南子》说：演奏雅乐的人就像在阳阿采菱一样。〈许慎注释说：这是楚国乐曲的名称。〉邯郸有个卖曲子的人，假托是李奇所作，众人都争相学习，后来知道不是李奇的作品，都抛弃了那些曲子。这算是从未真正懂得音乐啊。〈李奇，是赵国擅长音乐的人。〉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三日而终，是曰《乐池》。
《穆天子传》说：周穆王向西征伐，到达玄池边上，于是演奏《广乐》三天才结束，这个地方被称为《乐池》。
《山海经》曰：祝融生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
《山海经》说：祝融生了个儿子叫长琴，他住在摇山，开始创作音乐。
《世说》曰：荀公曾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四指，自谓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论谓之神解。每至公会作乐，荀心识阮意必谓之不调，而阮口初无言，直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田父耕于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已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于此伏阮之妙解，征阮南还。
《世说新语》说：荀勖精通音律，当时舆论称他为“暗解”。于是他调整律吕，校正雅乐。每到正月初一朝廷集会，在殿庭演奏四指乐曲，自认为宫商音阶无不和谐。阮咸精于鉴赏，当时舆论称他为“神解”。每逢公宴奏乐，荀勖心里知道阮咸必定会认为音律不协调，但阮咸口中起初没有说什么，荀勖心中忌惮他，于是外放阮咸为始平太守。后来有个农夫在田野耕地时，得到周代的玉尺，这正是天下的标准尺。荀勖试着用它来校对自己所调校的钟鼓金石丝竹乐器，都短了一米，从此佩服阮咸的精妙见解，征召阮咸南归。
《说苑》曰：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击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韶乐方作。」故乐不独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说苑》说：孔子到达齐国城门外，遇到一个小孩敲击着一只壶，与他一起前行，那小孩目光专注，内心端正。孔子对驾车的人说：“快赶车，韶乐正在演奏。”所以音乐不只是让自己快乐，也用来使他人快乐；不只是用来端正自己，也用来端正他人。
《乐说》曰：圣人作乐，不以为娱乐，以观得失之节，故不取备于一人，必须八能之士。故八士或调阴阳，或调五行，或调盛人，或调律历，或调五音。与天地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终，各得其宜也。〈七始谓四方天地人也。〉
《乐说》说：圣人创作音乐，不是为了娱乐，而是用来观察得失的节度，所以不要求一个人具备所有才能，必须依靠八种有才能的人。因此八位士人有的调和阴阳，有的调和五行，有的调和盛衰人事，有的调和律历，有的调和五音。能与天地神明德行相合的人，那么七始八终，各得其宜。〈七始指的是四方、天、地、人。〉
又曰：上元者，天气也，居中，调礼乐教化流行，总五行气为一。下元者，地气也，为万物始质也，为万物之容范。中元者，人气也，其气以定万物，通于四时，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时元者，受气于天，布之于地，以时出入万物者也。风元者，礼乐之本，万物之首，物莫不以风成熟也。圣王知物极盛则衰，暑极则寒，乐极则哀，是以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制礼作乐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风，和雨露，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圣人作乐，绳以五元，度以五星，碌贞以道德，弹形以绳墨，贤者进，佞人伏。〈绳，正也。碌，靡也。贞，正也。弹，割也。〉
又说：上元，是天之气，居于中央，调和礼乐教化使之流行，总括五行之气为一。下元，是地之气，是万物的初始材质，是万物的形态规范。中元，是人之气，这种气用来安定万物，通达于四时，秉承天心，治理礼乐，贯通上下四时之气，调和人的情感，以谨慎对待天地。时元，从上天接受气，散布于大地，按时令使万物出入。风元，是礼乐的根本，万物的首要，万物没有不依靠风而成熟的。圣王知道事物极盛就会衰败，暑热极盛就会寒冷，欢乐至极就会悲哀，所以太阳到了正午就会西斜，月亮圆满就会亏蚀，天地间的盈满和空虚，随着时间消长。制定礼乐的人，是用来改变世俗，招致祥风，调和雨露，为百姓从皇天那里获得福祉的。圣人创作音乐，用五元来规范，用五星来衡量，用道德来磨砺端正，用绳墨来裁制形体，贤能的人得到进用，奸佞的人被压制。〈绳，是端正的意思。碌，是磨砺的意思。贞，是端正的意思。弹，是裁割的意思。〉
《要览》曰：桓君山曰：「余兄弟颇好音，尝至洛听音，终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则欲罢不能，不入其意，故过已。
《要览》说：桓谭说：“我兄弟几人非常喜好音乐，曾经到洛阳听音乐，一整天心里都很满足。”由此看来，如果深入领会音乐的意旨，就会欲罢不能；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会觉得过分了。
《风俗通》曰：案刘歆《钟律书》曰：「春宫秋律，百卉必雕；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知礼乐之文者能述。」
《风俗通》说：考察刘歆的《钟律书》说：“春天宫调而秋天律调，百草必然凋零；秋天宫调而春天律调，万物必然繁荣；夏天宫调而冬天律调，雨雹必然降临；冬天宫调而夏天律调，雷必然发声。音乐极其重要，它所感应的范围很大。所以说：‘懂得礼乐情感的人能创作，懂得礼乐形式的人能阐述。’”
华谭论曰：夫无声者五音之祖；无形者，万物之君。本其祖，然后情商征之妙；理其君，然后正研朴之容；推精朴以捡得失，稽清浊以接在亡。夫宿瘤、嫫母经日，而人不视者何？一尺之面丑也。西施、毛嫱靡服，而人左顾者何？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美而陈亡，濮水以声好而国灭，夫何淫哇之有乎？是以圣王知物之感人无穷，而情之好恶无节；无穷则人不能防其行，无节则中材不能制其欲。是以为制可行之礼，立中庸之法，使贤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明乐之妙以为教也。
华谭的论说：无声是五音的根本；无形是万物的主宰。以根本为源头，然后才能体察商音和徵音的微妙；以主宰为条理，然后才能端正研习质朴的形态；推究精微和质朴来检验得失，考察清浊来探究存亡。宿瘤、嫫母整天出现，而人们不看她们，为什么呢？因为一尺见方的脸丑陋。西施、毛嫱穿着华丽的衣服，而人们左顾右盼，为什么呢？因为一尺见方的脸美丽。夏姬因为容貌美丽而导致陈国灭亡，濮水因为声音优美而导致国家灭亡，这哪里有什么淫邪之声呢？因此圣王知道事物对人的感动无穷无尽，而人的情感好恶没有节制；无穷无尽则人不能防范自己的行为，没有节制则中等才能的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为此制定可行的礼仪，确立中庸的法则，让贤能的人俯身遵从，不贤的人努力达到，阐明音乐的妙用来作为教化。
阮籍《乐论》曰：圣人之作乐，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四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气。奏之圆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祗上。吴楚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怀永日之娱，抱长夜之忻，云终身之乐淫纵之俗，故江淮以南其民好杀，漳汝之间其民好奔。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客，气发于中，声入于耳，手足飞扬，不觉其骇也。
阮籍的《乐论》说：圣人创作音乐，是用来顺应天地的本体，成就万物的本性。所以确定天地四方的音律，来迎接阴阳八方的风声，均衡黄钟中和的律调，开启众生物的气息。在圆丘上演奏，天神就会降临；在方丘上演奏，地神就会上升。吴楚的风气崇尚勇敢，所以他们的习俗轻视死亡；郑卫的风气崇尚淫靡，所以他们的习俗轻浮放荡。轻视死亡，所以有赴汤蹈火的歌谣；轻浮放荡，所以有桑间、濮上的曲调。心怀整天的娱乐，怀抱长夜的欢欣，说是一生的快乐，形成淫逸放纵的风俗，所以长江淮河以南的民众喜好杀戮，漳水汝水之间的民众喜好私奔。吴地有双剑的节操，赵地有挟琴的宾客，气从内心发出，声传入耳朵，手足飞扬，不觉得惊骇。
桓谭《新论》曰：扬子�大才而不晓音。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子�曰：「事浅易喜，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宜也。」
桓谭的《新论》说：扬雄有大才却不懂音乐。我颇多脱离雅正的操弄而改作新的曲调。扬雄说：“浅显的事情容易让人喜欢，深奥的难以理解。你不喜好雅颂而喜欢郑声，是理所当然的。”
律吕
律吕
《周礼》曰：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征、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注云︰以合阴阳之声者，声之阴阳各有合也。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太吕，丑之气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气也，正月建焉，辰在И訾。应钟，亥之气也，十月建焉，辰在析木之津。姑洗，辰之气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气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蕤宾，午之气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林钟，未之气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夷则，申之气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中吕，巳之气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无射，戌之气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夹钟，卯之气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辰与建交错互处如表里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则以阴阳六体为之。黄钟初九下生林钟之初六也，林钟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应钟之六三，应钟又上生蕤宾之九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上生夷则之九五，夷则又上生夹钟之六五，夹钟又下生无射之上九，无射又上生中吕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妇，异位者象母子，所谓律娶妻而吕生子者也。
《周礼》说：大师掌管六律、六同，以调和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都用五声来文饰：宫、商、角、徵、羽。都用八音来传播：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注释说：所谓调和阴阳之声，是指声音的阴阳各有配合。黄钟，是子月的气，在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纪。大吕，是丑月的气，在十二月建，而辰在玄枵。大簇，是寅月的气，在正月建，而辰在訾。应钟，是亥月的气，在十月建，而辰在析木之津。姑洗，是辰月的气，在三月建，而辰在大梁。南吕，是酉月的气，在八月建，而辰在寿星。蕤宾，是午月的气，在五月建，而辰在鹑首。林钟，是未月的气，在六月建，而辰在鹑火。夷则，是申月的气，在七月建，而辰在鹑尾。中吕，是巳月的气，在四月建，而辰在实沈。无射，是戌月的气，在九月建，而辰在大火。夹钟，是卯月的气，在二月建，而辰在降娄。辰与建交错互处，如同表里关系，这就是它们的配合。它们的相生关系，用阴阳六体来表现。黄钟初九下生林钟初六，林钟又上生大簇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吕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九三，姑洗又下生应钟六三，应钟又上生蕤宾九四，蕤宾又下生大吕六四，大吕又上生夷则九五，夷则又上生夹钟六五，夹钟又下生无射上九，无射又上生中吕上六。同位的像夫妇，异位的像母子，这就是所谓的律娶妻而吕生子。
又曰：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注云︰阳声属天，阴声属地。天地之声，布于四方。故书「同」或作「铜」。郑司农云︰阳律以竹为管，阴律以铜为管。竹，阳也；铜，阴也，各顺其性。
又说：典同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用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并以此制作乐器。注释说：阳声属于天，阴声属于地。天地之声，分布于四方。所以古书中“同”有时写作“铜”。郑司农说：阳律用竹管，阴律用铜管。竹属阳，铜属阴，各自顺应其本性。
《吕氏春秋》曰：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ㄍ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适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钟征而均鲜，全而不伤，其为宫独尊，象大圣之德，可以明至贤之功。故奉而荐之于宗庙，以歆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太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为上生，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生。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则曰行其风，以生十二律。故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正十二律也。
《吕氏春秋》说：黄帝命令伶伦创制音律，伶伦从大夏的西边，到达昆仑山的北面，在嶰谷中取竹，选择那些竹孔厚薄均匀的，截断两节之间，长度九寸，吹奏它，作为黄钟的宫音，称为“含少”，接着制作了十二根管。在昆仑山下，听凤凰的鸣叫，来区分十二律。雄鸟鸣叫有六声，雌鸟鸣叫也有六声，与黄钟的宫音相比，正好相合，都可以由此生成，这就是音律的根本。所以说黄钟音调均衡鲜明，完整而不损伤，它作为宫音独尊，象征大圣的德行，可以彰显至贤的功绩。所以将它供奉并进献于宗庙，以迎享功德，世世代代不忘记。因此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三分所生的，增加一分向上生；三分所生的，减去一分向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为上生，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生。在大圣至理的世道，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风，太阳到达某个位置就说运行某种风，以此生成十二律。所以仲冬白天最短时，就生成黄钟；季冬生成大吕；孟春生成太簇；仲春生成夹钟；季春生成姑洗；孟夏生成仲吕；仲夏生成蕤宾；季夏生成林钟；孟秋生成夷则；仲秋生成南吕；季秋生成无射；孟冬生成应钟。天地之风正是十二律。
《乐书》曰：雅乐部器，随律定声，合德其所也。黄钟之均则用黄钟之器合，太簇之均则用太簇之器，是故旋宫法北。声律克谐，则无借器。度音咸取中声协律，是以三倍黄钟而大至于雷霆，谓黄钟之律度三分。九寸而倍，成一尺八寸，则合雷霆之浊声也；九寸而减，余四寸五分，则应中宫之清声也。惟当九寸是谓正声，而可协和神人，感通天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故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故《书》曰：声依永，律和声，则五音不失其常，六律不差其度。谓孤竹之管，律应夹钟，声与气谐，故感天神而降。孤竹之管，律应林钟，声与器谐，故感地祇而出。阴竹之管，律应黄钟，声与器谐，故感人鬼而至。
《乐书》说：雅乐部中的乐器，随音律确定音高，与德行相合是其根本。黄钟的调式就用黄钟的乐器来配合，太簇的调式就用太簇的乐器，所以旋宫法如此。声律能够和谐，就不必借用其他乐器。度量音高都取中声来协和音律，因此三倍黄钟而大到雷霆之声，是说黄钟的律度三分。九寸加倍，成一尺八寸，就符合雷霆的浊声；九寸减半，余四寸五分，就对应中宫的清声。只有九寸才称为正声，可以协和神人，感通天地，流动不息，合同而化育。所以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互摩擦，天地相互激荡，用雷霆鼓动，用风雨振奋，用四时运行，用日月温暖，而万物化生，如此则音乐就是天地的和谐。所以《尚书》说：声音依从咏唱，音律调和声音，那么五音不失其常，六律不差其度。所谓孤竹之管，音律对应夹钟，声音与气息和谐，所以感召天神而降。孤竹之管，音律对应林钟，声音与乐器和谐，所以感召地祇而出。阴竹之管，音律对应黄钟，声音与乐器和谐，所以感召人鬼而至。
《乐纂》云︰昔晋人有铜藻盘，无故自鸣。问之于张茂先，答曰：「此器与洛阳宫钟声相谐，宫中撞钟，故鸣也。若以鑢之，音殊，其鸣可止。」后果如其言也。是故乐之制器，法度均声，得之毫厘，失之千里。故大乐之道与政通矣。
《乐纂》说：从前晋国有个人有一个铜藻盘，无缘无故自己响起来。他向张茂先请教，回答说：“这个器物与洛阳宫的钟声相和谐，宫中撞钟，所以它响。如果用锉刀锉它，音色改变，响声就可以停止。”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因此制作乐器，法度要均匀声音，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大乐之道与政事相通。
《古今乐录》曰：北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代号知音，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幷住，幷与管灰相应，若合符契焉。
《古今乐录》说：北齐神武帝霸府的田曹参军信都芳号称知音，能用律管观测节气，仰观云色。曾与人交谈，就指着天说：“孟春之气到了。”别人去验证律管，飞灰已经应验。每月所观测的，所说都没有差错。又制作了二十四把轮扇，埋在地中，用来测量二十四节气。每到一个节气，就有一把扇子自动转动，其他扇子都停住，并且与律管的灰相应，如同符契相合。
又曰：隋文帝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依古，于三重密屋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吕。每地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出于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即应，或至中下旬间，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帝异之，问牛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帝驳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和，非月别暴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幷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得对。
又说：隋文帝派遣毛爽以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人来观测节气。依照古法，在重重密室内，用木头做案桌，共十二具。每次取用律管。律管按照十二辰的位置，放在案桌上，用土埋起来，上面与地面齐平，中间填充葭莩的灰，用轻薄的红色丝帛覆盖律管。每当节气的地气到来，与律管暗中相符，灰就飞起冲开丝帛，散出外面。而气应的有早有晚，灰飞的有多有少，有的刚入月气就应，有的到中下旬气才应；有的灰飞出，三五夜就飞尽，有的整月才飞一点点。皇帝感到奇异，问牛弘，回答说：“灰飞出一半为和气，灰全部飞出为猛气，吹灰不能飞出为衰气。和气相应，政治平和；猛气相应，臣下放纵；衰气相应，君主暴虐。”皇帝反驳说：“臣下放纵君主暴虐，政治就不和谐，并非每月分别暴虐。如今十二月律在一年内，应验各不相同。怎能暴君纵臣如此严重？”牛弘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