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盖其操心制行，一出于诚，生于乱世，躬耕垄亩，使无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顾，则茍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其始见玄德，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泣，废李严而严致死。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所处，叹为天下奇才。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规咸阳哉！司马懿年长于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矣。
诸葛亮是千年一遇的人物，他用兵行军，都基于仁义和节制，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这样的人。他用心行事，完全出于真诚，生在乱世，亲自耕种田地，如果没有徐庶的一句话、刘备的三次拜访，那么他一定会保全性命，不求显达。他初次见到刘备，就论述曹操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可以结为援手而不可图谋，只有荆州和益州可以夺取，这些话像占卜一样准确，终身没有改变。二十多年间，君主信任他，士大夫敬仰他，中原和边远地区的人佩服他，敌人畏惧他。对上他能取得君主的信任，所以刘备临终时甚至说：“如果继位的儿子不贤能，你可以自己取代他。”后主刘禅虽然平庸懦弱没有主见，也把整个国家交给他而不怀疑。对下他能取得众人的信任，所以废黜廖立时廖立流泪，废黜李严时李严忧愤而死。后主身边奸邪谄媚的人充满朝廷，却没有一个人有心害他。曹魏占据整个中原，乘着曹操、曹丕积累的威势，猛士如林，却不敢向西发一箭来进攻蜀国，而诸葛亮六次出兵征讨，使魏国畏惧蜀国如虎。司马懿巡视他的营垒遗址，感叹他是天下奇才。钟会伐蜀时，派人到汉川祭拜他的庙宇，禁止士兵靠近他的墓地砍柴，这难道是靠智谋和策略能得到的吗？魏延每次跟随诸葛亮出征，总是想请求带兵一万人，与诸葛亮分路在潼关会合，诸葛亮制止而不允许；又想请求带兵五千，沿着秦岭向东直取长安，认为一举可以平定咸阳以西。史臣说诸葛亮认为这是危险计策而不采用，其实不是这样。诸葛亮正是所谓用正义之师不用诈谋奇计的人，他正率领数十万大军，占据正道而讨伐有罪之人，树旗击鼓，直指魏国都城，本来就会飞书告知对方，择日决战，怎么会偷偷摸摸、用一时的诡计来图谋咸阳呢？司马懿比诸葛亮年长四岁，司马懿活着而诸葛亮去世，才五十四岁，这是上天不保佑汉朝，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甫的诗句说尽了这一点。
沐浴佩玉
沐浴佩玉
「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
“石骀仲去世，有六个庶子，占卜谁来继承，卜辞说：‘沐浴佩玉就会得到吉兆。’五个人都沐浴佩玉。石祁子说：‘哪有为父亲服丧而沐浴佩玉的呢？’于是不沐浴佩玉。”这是《檀弓》中的文字。现在写文章的人不这样写，一定会说：“沐浴佩玉就会得到吉兆，五个人都照做了，只有祁子不同意，说：‘哪有为父亲服丧而这样做的呢？’”似乎也足以说明这件事，但古文的韵味就丧失了。
谈丛失实
《谈丛》失实
后山陈无己著《谈丛》六卷，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漫析数端于此。其一云：「吕许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及西军罢，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吕既老，大事犹问，遂请出大臣行三边，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陜西，宿此院，相见云云。」案吕公罢相，诏有同议大事之旨，公辞，乃庆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后二年莒方复入，安有五人同时之事？
陈师道（后山）著有《谈丛》六卷，文笔高洁简练，但所记载的本朝事情，失于不考证核实，多与事实不符，我随意分析几处在这里。其一记载：“吕夷简厌恶韩琦、富弼、范仲淹三人，想废黜他们而不能，等到西部战事结束，把这三人和宋庠、夏竦都任用在中书和枢密院，这些人都是他的仇敌。吕夷简年老后，大事仍要问他，于是他请求派大臣巡视三边，建议提出后，多次在出道者院住宿，范仲淹出使陕西，也住在这个院中，两人相见等等。”查吕夷简罢相时，皇帝下诏有共同商议大事的旨意，吕夷简推辞，当时是庆历三年三月，到九月他就退休了。庆历四年七月，富弼、范仲淹才奉命出使，而且三人进入中书和枢密院时，宋庠正在外地，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又中途停止，两年后宋庠才重新入朝，哪有五人同时共事的情况？
其二云：「杜正献、丁文简为河东宣抚，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杜戏丁曰：『贤郎亦要牢笼。』丁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苏子美进奏事作，杜避嫌不预，丁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杜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如此。」案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丁以学士为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罢，至五月，丁公方从翰林参知政事，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且杜公重厚，当无以人父子为谑之理，丁公长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
其二记载：“杜衍、丁度担任河东宣抚使时，任布的儿子上书逐一诋毁执政大臣，甚至说至于自己的父亲，也是靠机遇才得位，并非因为德行被选拔。杜衍开玩笑对丁度说：‘你家公子也需要笼络。’丁度深深怀恨在心。后来两人同在政府，苏舜钦的进奏院案发生，杜衍避嫌不参与，丁度用苛刻的法律条文论罪，苏舜钦因此被废为平民，杜衍也被罢免。一句玩笑话，招来如此祸患。”查杜衍以执政身份出使河东时，丁度以学士身份担任副使，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案发生，杜衍在相位，五年正月被罢免，到五月，丁度才从翰林学士升任参知政事，哪有他用苛刻法律论罪苏舜钦的说法？而且杜衍为人稳重厚道，应当不会拿别人父子关系开玩笑；丁度是忠厚长者，肯追恨一句玩笑话而陷害贤士大夫吗？
其三云：「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作，求补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案张两知成都，其初还朝为户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时，丁方在侍从，其后自蜀知升州，丁为三司使。岂有如前所书之事。
其三记载：“张咏从成都被召回朝廷任参知政事，到任后脑疽发作，请求外任，于是任杭州知州而病愈。皇帝派宦官去探视他，说将要召回他，丁谓用白金贿赂使者，使者回来说张咏病情依旧，于是不再召回。”查张咏两次任成都知州，他第一次回朝任户部使、御史中丞，才开始任杭州知州，当时丁谓还在侍从职位上；后来张咏从蜀地任升州知州，丁谓任三司使。哪有前面所记载的事情。
其四云：「乖崖在陈，闻晋公逐莱公，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与之博，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案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其四记载：“张咏在陈州时，听说丁谓排挤寇准，知道祸事必然牵连自己，于是邀请三个大户人家赌博，拿出彩色骰子赢了满座的人，于是买田置房作为退路来玷污自己，丁谓听说后，也没有加害他。”查张咏在祥符六年任陈州知州，祥符八年去世，之后五年是天禧四年，寇准才被罢相，随即被贬，哪有所谓张咏玷污自己的事情。
兹四者所系不细，乃诞漫如此。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后山之书，必传于后世，惧诒千载之惑，予是以辩之。
这四件事关系不小，却如此荒诞不实。大概因为前辈家中不收藏国史，好事的人随意编造动听的故事，让人怀疑似乎可信，所以误导了后人的记载。陈师道的书一定会流传后世，我担心它给千年之后留下疑惑，所以对此加以辨析。
东坡作《石砮记》云：「《禹贡》荆州贡砺、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贡砮、磬。至春秋时，隼集于陈廷，楛矢贯之，石砮长尺有咫，问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远取之肃慎，则荆、梁之不贡此久矣。颜师古曰：『楛木堪为笴，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为矢，至唐犹然，而用石为砮，则自春秋以来莫识矣。」案《晋书·挹娄传》：「有石砮、楛矢，国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周武王时，献其矢、砮。魏景元末亦来贡。晋元帝中兴，又贡石砮。后通贡于石虎，虎以夸李寿者也。《唐书·黑水靺鞨传》：其矢，石镞长二寸。盖楛遗法，然则东坡所谓春秋以来莫识，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正长二寸，岂黑水物乎？
苏轼作《石砮记》说：“《禹贡》记载荆州进贡砺石、砥石、石箭镞、丹砂以及箘竹、簵竹、楛木，梁州进贡石箭镞和磬石。到春秋时，有隼鸟停在陈国朝廷，被楛木箭射穿，石箭镞长一尺八寸，询问孔子，孔子不就近从荆州、梁州取材，而远说来自肃慎，可见荆州、梁州不进贡这种东西已经很久了。颜师古说：‘楛木可以作箭杆，如今豳地以北都使用它。’由此考证，用楛木作箭，到唐代仍然如此，而用石头作箭镞，则从春秋以来就没有人认识了。”查《晋书·挹娄传》记载：“有石箭镞和楛木箭，国中有山出产石头，其锋利可刺入铁。周武王时，进献他们的箭和箭镞。魏景元末年也来进贡。晋元帝中兴时，又进贡石箭镞。后来向石虎进贡，石虎用来向李寿夸耀。《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他们的箭，石箭头长二寸。大概是楛木箭的遗法，那么苏轼所说的春秋以来无人认识，恐怕是没有考证。我家有一枚石箭镞，正好长二寸，难道是黑水靺鞨的物品吗？
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𫄨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曰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佗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粳，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陶渊明品格高洁、闲适淡泊，是晋朝和宋朝第一流的人物。说到他的饥饿，就是饭瓢经常空着，瓶子里没有存粮；说到他的寒冷，就是粗布短衣破旧打结，夏天穿的葛布衣服冬天还穿在身上；说到他的居住，就是四壁空空，风吹日晒都无法遮蔽。穷困的样子，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读他《与子俨等疏》中说：“遗憾的是家中没有像老莱子妻子那样的贤内助，只能独自抱着这份苦心。你们虽然说是同母所生，但应当想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管仲和鲍叔牙，分钱财时没有猜忌，别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同父的兄弟呢！”这样看来，他还有庶出的儿子。《责子》诗中说：“雍和端年龄十三岁。”这两个人必定是不同母亲所生。陶渊明在彭泽做县令时，让公田全部种上高粱，说：“我常常能喝醉酒就足够了。”妻子和儿子坚决请求种粳稻，于是才让二顷五十亩种高粱，五十亩种粳稻。他自己叙述也说：“公田的收益，足够用来酿酒，所以我就请求做这个官。”还希望等到庄稼成熟一次就离世，然而从仲秋到冬天，在任八十多天，就自己辞官离职了。所说的高粱和粳稻，大概从来没有一粒到过他的嘴里，可悲啊！
东晋将相
东晋的将相
西晋南度，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符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肥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壸、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度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西晋南渡后，国势非常衰弱，元帝作为中兴之主，已经受到雄武不足的讥讽，其余皇帝都是幼童相继即位，不值得称道。然而东晋享国百年，五胡纷乱侵扰，竟然不能窥视长江、汉水流域，苻坚率领百万大军，最终在淝水送死，后来因为强臣专权，帝位才转移，但江东的形势，本来依然稳固，这到底是什么办法呢？我曾经考察过，把国家大事交给一位宰相而不分散他的职责，把地方大权交给方伯而不轻视他们的权力，文武两种权柄，既然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其余就可以大致看出来了。百年之间，会稽王司马昱、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以宗室身份，王敦、桓温、桓玄以叛逆手段夺取权力，暂且搁置不说，卞壸、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王坦之不承担实际政务，真正托付国事的，只有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个人而已。方伯的职务，没有比荆州、徐州更重要的，荆州是国家的西门，刺史常常都督七八个州的军政事务，势力强大，占据天下的一半，从渡江到太元年间八十多年，承担地方军事重任的，只有王敦、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八个人而已，不是到他们去世不轻易更换，将士在下边服从习惯，敌人对外边敬畏，不是那种忽来忽去、士兵不适应将领、将领不适应士兵的情况可以相比的。不久前我曾经对皇上谈论这些，承蒙欣然接受，只是时代有所不同，不能施行罢了。
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末云，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之名不可晓，它处未之见也。
衡山有唐代开元二十年所建的《南岳真君碑》，由衡州司马赵颐贞撰写，荆府兵曹萧诚书写，末尾写着：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这个名称不可理解，其他地方没有见过。
浯溪留题
浯溪的题刻
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案《新唐书》：瓘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嵒善，李宗闵恶之，德嵒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嵒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永州的浯溪，唐代人留下的题刻很多，其中一条说：“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经过此地。我在大和年间以中书舍人的身份被贬到康州做官，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去年冬天被免去楚州刺史职务，今年二月有任命去桂林，才过了几个月，又蒙受替代，走到灵川时，听说改任这个官职，分司东都悠闲自在，实在是惭愧荣幸。”查考《新唐书》：韦瓘做官做到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关系好，李宗闵讨厌他，李德裕被罢相后，韦瓘被贬为明州长史，最后做到桂管观察使。用题名来验证，他是从中书舍人被贬到康州，又不是死在桂林，史书的错误如此之大。韦瓘所说的十六年前，正是大和七年，当时李德裕正在宰相任上，大和八年十一月才被罢免，那么韦瓘离开朝廷，实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了。
皇甫湜诗
皇甫湜的诗
皇甫湜、李翺，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皇甫湜和李翱，虽然是韩愈的门下弟子，但都不擅长作诗。浯溪的石壁上有皇甫湜的一首诗，是为元结而作的，其词说：“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品味这首诗，是在评论唐代人的文章，风格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人物以义为名
人物以“义”为名
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褵、义领，合中小合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
人物以“义”为名称的，其类别最多。依仗正道叫做义，如义师、义战就是。众人所尊崇拥戴的叫做义，如义帝就是。与众人共同享有的叫做义，如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就是。品行超过常人的叫做义，如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就是。从外面进入而非正统的叫做义，如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就是。衣裳器物也是这样，在头上的叫义髻，在衣服上的叫义褵、义领，盒子中的小盒子叫义子之类就是。集合众物做成的，就有义浆、义墨、义酒。禽兽中贤良的，就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
人君寿考
君主的寿命
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三代以前，君主的寿命有超过一百岁的。从汉、晋、唐、三国、南北朝到五代，总共一百三十六位君主，只有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活到七十一岁，唐玄宗七十八岁，梁武帝八十三岁，其余活到五六十岁的也很少。就拿这五位君主来说，梁武帝招致侯景之乱，被幽禁侮辱而死，不久国家也灭亡了。唐玄宗亲自导致大乱，流亡失意，含恨而死。在位时间长久，反而成为祸害，本来就不值得说了。汉武帝末年，巫蛊事件发生，从皇太子、公主、皇孙都不得好死，他悲伤愁苦，群臣祝寿，他拒绝举杯，把天下交给八岁的儿子。吴大帝废掉太子孙和，杀死爱子鲁王孙霸。唐高祖因为秦王的缘故，两个儿子十个孙子同一天被杀，不得已而禅让帝位，他的内心感受如何呢？那么这五位君主虽然有崇高的地位，享有高寿，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像光尧太上皇帝（宋高宗）的福分，真可以在天人之中寻求了。
韩文公佚事
韩文公的佚事
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案公《赴江陵涂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合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藉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翺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于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韩文公（韩愈）从御史被贬到阳山，新旧两部《唐书》都认为是因为他议论宫市的事。根据韩公《赴江陵涂中》诗，他自述这件事非常详细，说：“那年京师干旱，田地收成很少。官员们顾惜经费，不免频繁地横征暴敛。听说民间，婴儿被抛弃在沟渠里。我那时走在路上，饥饿的人多么稠密！恰好被任命为御史，正是应当进言的时候。我呈上奏疏到宫门，为了尽忠哪里会为自己打算。向上陈述百姓的疾苦，不要让他们断绝生路。向下说京城附近，是国家的根本，理当优先优待。积雪预示着丰收，希望能宽限到养蚕种麦的时候。天子为之感动，司空也叹息着深谋远虑。说就要施行这些措施，我反而被贬到遥远的南方！”皇甫湜为韩公写的神道碑说：“关中干旱饥荒，死人相互枕藉，官吏苛刻以求恩宠，先生上书说天下根本，百姓如此急迫，请求宽免百姓的徭役和田租，当权者厌恶他，于是被贬。”那么显然不是因为议论宫市。碑文又记载了三件事：“韩公任河南令时，魏、郓、幽、镇各设有留后邸，藏匿潜逃的士兵来窝藏罪人，韩公将要揭发他们的禁令，断绝他们与百姓和官吏的联系，等待天亮时行动，留守和府尹非常恐惧，急忙阻止了他。此后郓州留后邸果然谋反，准备屠杀东都，来响应淮西、蔡州的叛军。等到跟随讨伐吴元济，韩公向裴度请求，需要精兵一千人，从小路进入，一定能擒获贼首。还没来得及行动，李愬从文城夜袭，擒获了吴元济。三军将士都为韩公感到遗憾。韩公又对裴度说：‘现在凭借声势，王承宗可以用言辞招降，不必动用军队了。’找到柏耆，口授给他言辞，让他执笔写下来，拿着进入镇州，王承宗于是割让德、棣二州来进献。”李翱为韩公写的行状，记载大致相同。而《唐书》都遗漏了这些事，并且把镇州的功劳，完全归于柏耆，难道不是没有见过皇甫湜的文集吗？《资治通鉴》也只说柏耆向韩愈献计，韩愈替他禀告裴度，写信派他去罢了。
论韩公文
论韩愈的文章
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杨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抵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此论似为不知公者。汉之语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刘禹锡、李翱、皇甫湜、李汉都称赞韩愈的文章，各自表达了最真挚的情感。刘禹锡的话说：“高山无穷无尽，华山陡峭如削。人文无穷无尽，先生挺身而出。鸾凤一声鸣叫，蝉和螳螂都改变了声音。手持文坛权柄，高视天下。权衡高低，看我的所在。三十多年，声名充满天地。”李翱说：“建武以来，文章卑下，质朴丧失。气脉萎靡，体制败坏，剽窃抄袭毫不谦让。去除浮华，得到根本。包容刘汉，超越嬴秦，合并周武，等同殷商。《六经》的风范，断绝后又重新兴起。学者有了归宿，文章发生了巨大变化。”又说：“韩公常常认为自杨雄之后，没有杰出的作者出现，他所写的文章，不曾模仿前人的言辞却自然能与前人并列，后辈有志于古文的人，没有不把他当作法则的。”皇甫湜说：“先生的著作，没有固定的方圆，主要在于归于工巧，挖掘经书的精髓，掌握圣人的权变，与古代作者为友，排斥邪说异端，来扶持孔子，保存皇极。包容古今，没有边际。像鲸鱼撞击般雄壮，像春天般华丽，惊耀天下。细密深奥，章句妥帖。精妙到了极点，出神入化。自周代以来，只有一人而已。”又说：“写文章意趣语言天然生成，以孔子、孟子为业而发扬他们的文章，光辉灿烂，成为唐代的华章。”又说：“像长江秋日奔流，千里一道，但用于灌溉，或许不合实用。”这个评论似乎是不了解韩公的人说的。李汉的话说：“奇异如蛟龙飞翔，繁盛如虎凤跳跃，铿锵如韶乐钧天鸣响，像日光玉洁，有周公的情思、孔子的思想，千姿百态，最终润泽于道德仁义，光辉灿烂。”这四个人，推崇韩公，可以说到了极致。等到苏东坡的碑文一出，而后众说都废除了。其大略说：一个普通人而成为百代宗师，一句话而成为天下法则，这都是能参与天地化育、关系盛衰命运的。自东汉以来，道义丧失，文章败坏，历经唐代贞观、开元而不能挽救，只有韩公谈笑间挥手，天下人纷纷追随他，回归正道。文章振兴了八代的衰颓，道义拯救了天下的沉溺，难道不是参与天地而独存的人吗？那骑龙白云的诗篇，激昂奋发，直达《雅》、《颂》，所谓像捕捉龙蛇、搏斗虎豹，真是伟大的言论啊！
治生从宦
谋生与做官
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涂，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赀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官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韩愈的诗说：“闲居时食物不足，做官时力难胜任。两件事都损害本性，一生常常苦心。”然而谋生和做官，本是两条路，从未有能兼得的。张释之凭借家财做了郎官，十年得不到升迁，说：长久做官减少了二哥的财产，不顺利。想要辞官回家。司马相如也凭借家财做了郎官，因病免职，家贫没有谋生之业，以至于到临邛投靠故人，等回到成都，家中只有四壁空立而已。
真宗末年
宋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它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吏侍。」更无它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云：「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案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记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褷，褷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宋真宗末年患病，每次上朝不多说话，命令有时不能周全审慎，前辈的杂记传记多认为是权臣假传圣旨，其实不是这样。钱文僖在翰林院，有天禧四年的《笔录》，记载每日琐碎的家事，以及当时的奏对，还有其他听到的话，现在略记在这里。寇莱公（寇准）被罢免宰相的那天晚上，钱公负责起草制书，皇上问：“给他什么官职？”钱公奏报说：“王钦若最近外放，授太子太保。”皇上说：“再往上是什么？”回答说：“太子太傅。”皇上说：“授太子太傅。”又说：“再给一个优厚的礼遇。”钱公奏请只封国公罢了。当时枢密院有五员，而中书省只有参知政事李迪一人，一个多月后，召见学士杨大年，宣旨说：“冯拯授吏部尚书，李迪授吏部侍郎。”没有别的话。杨大年奏报：“如果只是转官，应由中书省起草词命，只有枢密使、平章事，才由学士院降制。”皇上说：“授枢密使、平章事。”杨大年也忧虑，但没有复审，退下后起草制书，任命李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冯拯为枢密相。又过了四天，召见知制诰晏殊，晏殊退下后，才召见钱公。皇上问：“冯拯怎么安排？”钱公奏报：“外面议论很好，只是因为枢密院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省依旧只有一员，因此外人疑惑惊讶。”皇上说：“怎么安排？”钱公奏报：“如果让冯拯再入中书省，就是彰显了昨日的错误，只要在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省，就都不妨碍了。”皇上说：“谁合适？”钱公奏报：“丁谓是文官，应当入中书省。”皇上说：“入中书省。”于是奏请授同平章事。又奏请兼玉清宫使，又奏请兼昭文国史，又请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说：“授平章事。”按这时的大规模任命，本是真宗开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权柄掌握在词臣手中，可以舞文弄墨包容奸邪，而不被察觉。寇公被免宰相四十天后，周怀政的事件才发生，司马温公的《记闻》、苏子由的《龙川志》、范蜀公的《东斋记事》，都误以为寇准是因周怀政而被罢免，这是不对的。我曾把《钱录》给李褷看，李褷采用了它，又误以为召见晏公是在寇准被罢免的当晚，也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