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潜论诗
张文潜论诗
前辈议论，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郑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岂其余不能过此乎？以是论《诗》，隘矣。
前辈的议论，有些是出于轻率、没有深思，而在道理上近乎不通的。张文潜说：“《诗经》三百篇，虽然说是妇人、女子、小吏、贱仆所作，但总的来说，不是深通文章的人写不出来。比如‘七月在野’到‘入我床下’，从七月以下，都不直接点破，直到十月才说蟋蟀，不是深通文章的人能这样写吗？”我认为《诗经》三百篇中固然有所谓妇女、小吏、贱仆所作，但像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这些人，他们的姓名明确见于《诗大序》，怎么能一概而论呢？况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来只是说农民出入的时节，郑康成（郑玄）才把它们并入下句，都指为蟋蟀，这本来就不对。现在直接称这五句为深通文章之作，难道其他诗句就不能超过这些吗？用这种方式论《诗》，太狭隘了。
汉祖三诈
汉高祖的三次欺诈
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
汉高祖任用韩信为大将，却三次用欺诈手段对待他：韩信平定赵国后，高祖从成皋渡过黄河，清晨自称汉使，骑马闯入韩信军营，韩信还没起床，就在他卧榻上夺走他的印信兵符，召集众将并更换了他们的职位。项羽死后，又突然袭击夺取了韩信的军队。最后假装巡游云梦泽，趁机捆绑了韩信。以豁达大度开创基业的君主，所作所为竟然如此，韩信最终谋反，大概也是被逼出来的吧。
有心避祸
有心避祸
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然有不可一概论者。董卓盗执国柄，筑坞于郿，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殊不知一败则扫地，岂容老于坞耶？公孙瓒据幽州，筑京于易地，以铁为门，楼橹千重，积谷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待天下之变，殊不知梯冲舞于楼上，城岂可保邪？曹爽为司马懿所奏，桓范劝使举兵，爽不从，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诛灭在旦暮耳，富可复得邪？张华相晋，当贾后之难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劝其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不如静以待之。」竟为赵王伦所害。方事势不容发，而欲以静待，又可蚩也。他人无足言，华博物有识，亦暗于几事如此哉！
有心去避祸，不如无心而听任命运，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董卓窃取国家大权，在郿县修筑坞堡，囤积粮食作为三十年储备，自己说：“事情不成，守住这里足以养老。”却不知一旦失败就一切化为乌有，怎能容许在坞堡里终老呢？公孙瓒占据幽州，在易地修筑高城，用铁做门，城楼望塔重重，囤积三百万斛粮食，以为足以应对天下变故，却不知云梯冲车在城楼上挥舞，城池怎能保全？曹爽被司马懿弹劾，桓范劝他起兵，曹爽不听，说：“我至少还能做个富家翁。”却不知诛杀就在旦夕之间，富贵还能再得吗？张华做晋朝宰相，在贾后之难时不能退隐，小儿子因中台星分裂，劝他让位，张华不听，说：“天道玄远，不如静心等待。”最终被赵王伦杀害。在事态紧急、千钧一发之际，却想用静待来应对，真是可笑。其他人不足论，张华博学有见识，却也在机变之事上如此糊涂！
蹇解之险
蹇卦和解卦的险象
《蹇》卦《艮》下《坎》上，见险而止，故诸爻皆有蹇难之辞。独六二重言蹇蹇，说者以为六二与九五为正应，如臣之事君，当以身任国家之责，虽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济之，此解释文义之旨也。若寻绎爻画，则有说焉。盖外卦一《坎》，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为《坎》体，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动而免乎险矣。六三将出险，乃有负乘致寇之咎，岂非上承九四、六五又为《坎》乎？坎为舆为盗，既获出险，而复蹈焉，宜其可丑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义云。
《蹇》卦是艮下坎上，见到险象就停止，所以各爻都有艰难困苦的言辞。只有六二爻重复说“蹇蹇”，解释者认为六二与九五正相应，如同臣子侍奉君主，应当以身承担国家责任，即使艰难又艰难，也要不顾自身去渡过难关，这是解释文义的主旨。如果推究爻画，则有另一种说法。因为外卦是一个坎卦，各爻都相同，而从六二往上推，上承九三、六四，又构成一个坎体，这样一卦之中已有两个坎，所以重复说“蹇”。《解》卦是坎下震上，行动就能脱离险境。六三爻即将脱离险境，却有背负财物招致盗寇的灾祸，难道不是上承九四、六五又构成坎卦吗？坎代表车舆和盗寇，已经脱离险境却又重新陷入，自然可耻并招致兵祸，这都是中爻的含义。
士之处世
士人处世
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棰，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匈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
士人处世，看待富贵利禄，应当像戏子扮演参军戏：当他在几案前正襟危坐，大声呵斥责打，众戏子拱手听命，戏演完了也就结束了。见到繁华盛景，应当像老人对待节令风物：拿上元节、清明节来说，年轻时壮盛，昼夜出游，唯恐时间不够，灯会结束、花谢之后，就惆怅多日不能忘怀；老人则不然，心中从不曾有过欢喜或悲伤。看到金银珠宝珍玩，应当像小孩玩玩具：当它们杂乱地摆在面前时，似乎觉得可爱，但放下就走，毫无留恋。遭遇横祸和陷阱，应当像醉汉被人辱骂：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酒醒之后，自我依然如故，有什么损失呢？
张全义治洛
张全义治理洛阳
唐洛阳经黄巢之乱，城无居人，县邑荒圯，仅能筑三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但遗余堵而已。张全义招怀理葺，复为壮藩，《五代史》于《全义传》书之甚略，《资治通鉴》虽稍详，亦不能尽。辄采张文定公所著《搢绅旧闻记》，芟取其要而载于此：「厥今荆襄淮沔创痍之余，绵地数千里，长民之官，用守边保障之劳，超阶擢职，不知几何人？其真能仿佛全义所为者，吾未见其人也，岂局于文法讥议，有所制而不得骋乎？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时，选丁夫教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万余人，有盗贼即时擒捕。关市之赋，迨于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织者，知某家蚕麦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彩，遗之布衫裙裤，喜动颜色。见稼田中无草者，必下马观之，召田主赐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则集众决责之。或诉以阙牛，则召责其邻伍曰：『此少人牛，何不众助？』自是民以耕桑为务，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人，在洛四十余年，至今庙食。」呜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义之心施诸人乎？
唐代洛阳经过黄巢之乱，城中无人居住，县城荒废坍塌，仅能修筑三座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只剩断壁残垣。张全义招抚流民、修整治理，重新成为强大藩镇。《五代史》在《张全义传》中记载得很简略，《资治通鉴》虽然稍详细些，也不够全面。于是摘取张文定公所著《搢绅旧闻记》，删选其要点记载于此：“如今荆襄淮沔一带战乱创伤之后，绵延数千里，地方官员因守边保障的功劳，越级升迁提拔的，不知有多少人？但真正能仿效张全义所作所为的，我没见过，难道是受限于法令条文和舆论指责，有所束缚而不能施展吗？张全义初到洛阳时，从部下百人中，选出可用的十八人，任命为屯将，每人给一面旗、一张榜文。在原有的十八个县中，让他们招集农户自行耕种，流民逐渐回归。又选出可用的十八人，任命为屯副，对来归的百姓安抚慰问，除杀人者处死外，其余只加杖刑，不用重刑，不收租税，归附的人越来越多。又选出精通文书计算的人十八人，任命为屯判官，不到一两年，每屯户口达到数千。在农闲时，挑选壮丁教他们弓箭枪剑，学习坐作进退的阵法。推行一两年，得到壮丁两万多人，有盗贼立即擒捕。关卡市场的赋税，几乎不设账簿，刑罚宽松、事务简省，远近百姓像赶集一样投奔，五年之内，号称富庶，于是上奏每县设置县令、主簿管理。他喜欢百姓努力耕织，知道某家蚕丝、麦子长得好，必定亲自到那家，召集所有老幼亲自慰劳，赐给酒食茶彩，赠送布衫裙裤，喜形于色。看到田里没有杂草的，必定下马观看，召来田主赐给衣服；如果庄稼下有草、耕地不精细，就召集众人当众责罚。有人诉说缺少耕牛，就召来邻居责备说：‘这人缺少牛，你们为什么不一起帮助？’从此百姓以耕桑为业，家家有积蓄，水旱之年也没有饥民。他在洛阳四十多年，至今享受庙祭。”唉！如今的君子，也肯用张全义的心意去对待他人吗？
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匜，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
政和、宣和年间，朝廷设立了几十个书局，其中荒疏浅陋而可笑的，没有比得上《博古图》的。我最近得到一个汉代的匜，于是取一册《博古图》来读，翻开书捧腹大笑之余，姑且记下几件事在这里。
父癸匜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
父癸匜的铭文是“爵方父癸”。于是解释说：“周朝的君臣中，有癸号的人，只有齐国的第四代有癸公，癸公的儿子叫哀公，那么制作这件器物，大概是在哀公的时候吧？所以铭文称‘父癸’就是这个原因。”用天干为号，以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时期都是这样，编图的人本来知道这一点，却偏偏把这件器物标为周代之物，并且认为是癸公的儿子称呼其父亲，这是可笑的第一点。
周义母匜之铭曰「仲姞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逼姞而已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谓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为逼姞，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
周代义母匜的铭文写着“仲姞义母作”。有人解释说：“晋文公的夫人杜祁让位给逼姞而自己居其次，赵孟说‘母义子贵’，正是指杜祁，那么所谓仲姞是她的名字，义母是晋襄公对杜祁的称呼。”周代姞姓女子很多，怎么知道这就是逼姞？杜祁只是让她位居自己之上，怎么能就称她为母呢？既然说仲姞是自己的名字，又认为是襄公为杜祁所作，那么这器物到底是谁的呢？这是第二个可笑之处。
汉注水匜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案《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
汉代注水匜的铭文写着“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有人解释说：“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这里说元年正月，应当是第二年。”据《汉书》记载，王莽在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取帝位，于是把那天作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哪有第二年却称元年的道理？这是第三个可笑之处。
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湣王之时，所谓齐侯，则湣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为国，各数百年，岂必当湣王时从亲乎？且湣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
楚姬盘的铭文写着“齐侯作楚姬宝盘”。有人解释说：“楚与齐结盟联姻，是在齐湣王的时候，所谓齐侯，就是湣王。周末诸侯自称王，而铭器上称侯，还知道遵守礼义。”齐国和楚国各自立国数百年，难道一定是在湣王时结盟联姻吗？况且湣王在齐国诸王中最为骄横暴虐，曾自称东帝，哪有肯自称侯的道理？这是第四个可笑之处。
汉梁山谷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其可笑五也。
汉代梁山谷的铭文写着“梁山铜造”。有人解释说：“梁山铜，是记载进贡的地方，梁孝王依山冶铸，使国家富足，那么铜的来源就有了。”靠山铸钱，是吴王刘濞的事，梁山本是山名，属于冯翊郡夏阳县，与梁国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五个可笑之处。
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看了这几条说法，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士大夫论利害
士大夫论利害
士大夫论利害，固当先陈其所以利之实，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当科别其故，使人主择而处之，乃合母隐勿欺之谊。赵充国征先零，欲罢骑兵而屯田，宣帝恐虏闻兵罢，且攻扰田者。充国曰：「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诚令兵出而虏绝不为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非所以视蛮夷也。」班勇乞复置西域校尉，议者难曰：「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盗贼，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埶必弱，为患微矣。若埶归北虏，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此二人论事，可谓极尽利害之要，足以为法也。
士大夫议论利害，固然应当先陈述有利的实际方面，但在利益之中如果存在小的害处，也应当分析其原因，让君主选择处理，这才符合不隐瞒不欺骗的道义。赵充国征伐先零羌，想撤掉骑兵而实行屯田，汉宣帝担心敌人听说撤兵，会来攻击骚扰屯田的人。赵充国说：“敌人是小股寇盗，时常杀害百姓，其根源不能一下子禁绝。如果出兵后敌人完全不再为寇，那么出兵是可以的。如今情况相同，却放弃稳操胜券的策略，这不是用来显示给蛮夷看的方法。”班勇请求重新设置西域校尉，议论的人责难说：“班将军能保证北匈奴不成为边境祸害吗？”班勇说：“现在设置州牧来禁止盗贼，如果州牧能保证盗贼不出现，我也愿意用腰斩来担保匈奴不成为边境祸害。如今与西域交往，那么敌人的势力必然削弱，为患就小了。如果势力归于北匈奴，那么中原的费用不止十亿。设置西域校尉确实有利。”这两个人议论事情，可说是把利害的关键说到了极致，足以作为法则。
舒元舆文
舒元舆的文章
舒元舆，唐中叶文士也，今其遗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祸死，文宗因观牡丹，摘其赋中桀句曰：「向者如迓，背者如诀。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悦。」为之泣下。予最爱其《玉箸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其词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此铭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鲜知之。
舒元舆是唐代中期的文人，如今他遗留下来的文章只有二十四篇。他因甘露之祸而死，唐文宗在观赏牡丹时，摘取他赋中的佳句说：“向着的像迎接，背着的像告别。裂开的像说话，含苞的像哽咽。低垂的像含怨，仰起的像喜悦。”为此流下眼泪。我最喜欢他的《玉箸篆志》评论李斯、李阳冰的书法，其中写道：“李斯去世千年，李阳冰生于唐代，李阳冰又去世了，后来的人是谁！千年之后有人，谁能等到？千年之后无人，篆书就到此为止！啊主人，为我珍视它！”这段铭文有难以言说的妙处，但世人或许很少知道。
绝唱不可和
绝唱不可和
韦应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诗曰：「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厎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其为高妙超诣，固不容夸说，而结尾两句，非复语言思索可到。东坡在惠州，依其韵作诗寄罗浮邓道士曰：「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乐天以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坡公仿之曰：「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语惊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独此二者，比之韦、刘为不侔，岂非绝唱寡和，理自应尔邪？
韦应物在滁州时，把酒寄给全椒山中的道士，作诗说：“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厎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首诗高妙超绝，自然不容夸说，而结尾两句，更不是通过语言思索能达到的。苏东坡在惠州，依照其韵脚作诗寄给罗浮山的邓道士说：“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刘禹锡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居易认为后来的诗人无法再措辞。苏东坡模仿它说：“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东坡先生是天才，出语惊世，比如追和陶渊明的诗，真能与之并驾齐驱，唯独这两首，比起韦应物、刘禹锡来不相称，难道不是绝唱少有和者，道理本来如此吗？
赠典轻重
赠典的轻重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从官丞、郎、直学士以降，身没大氐无赠典，唯尚书、学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书得刑书，蔡君谟自端明、礼侍得吏侍耳。元丰以后，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后遂以为常典，而致仕又迁一秩。梁扬祖终宝文学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转光禄，遂赠特进、龙图学士，盖以为银青、金紫、特进只三官，故增其职，是从左丞得仆射也。节度使旧制赠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赠开府。秦桧创立检校少保之例，以赠王德、叶梦得、张澄，近岁王彦遂用之，实无所益也。元祐中，王岩叟终于朝奉郎、端明殿学士，以尝签书枢密院，故超赠正议大夫。杨愿终于朝奉郎、资政殿学士，但赠朝请大夫，以执政而赠郎秩，轻重为不侔，皆掌固之失也。
本朝未改革官制以前，从官中的丞、郎、直学士以下，去世后大抵没有赠典，只有尚书、学士有，但也很微薄，余襄公、王素从工部尚书赠得刑部尚书，蔡君谟从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赠得吏部侍郎而已。元丰以后，待制以上都有赠四官的恩典，后来就成为常例，而退休又升一阶。梁扬祖最终官至宝文阁学士、宣奉大夫，因退休转为光禄大夫，于是赠特进、龙图阁学士，大概因为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只有三阶，所以增加他的职衔，这是从左丞得到仆射。节度使旧制赠侍中或太尉，官制实行后，多赠开府仪同三司。秦桧创立检校少保的成例，用来赠给王德、叶梦得、张澄，近年王彦就沿用此例，实际上没有什么益处。元祐年间，王岩叟死于朝奉郎、端明殿学士任上，因曾签书枢密院事，所以越级赠正议大夫。杨愿死于朝奉郎、资政殿学士任上，只赠朝请大夫，以执政身份而赠郎官品阶，轻重不相称，都是主管官员的失误。
《左传》所载列国人语言书讯，其辞旨如出一手。说者遂以为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润色整齐，则有之矣。试以《诗》证之：《扬之水》三篇，一《周诗》，一《郑诗》，一《晋诗》，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邶》之《谷风》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雅》之《谷风》曰「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侧」；「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浒」，「在河之漘」，「在河之涘」；「山有枢，隰有榆」，「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言秣其马」，「言采其虻」，「言观其旗」，「言醿其弓。」皆杂出于诸诗，而兴致一也。盖先王之泽未远，天下书同文，师无异道，人无异习，出口成言，皆止乎礼义，是以不谋而同尔。
《左传》所记载的各诸侯国人的语言书信，其文辞意旨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论者于是认为都是左丘明所作，我怀疑未必如此，至于润色整齐，那是有的。试以《诗经》来证明：《扬之水》三篇，一篇是《周诗》，一篇是《郑诗》，一篇是《晋诗》，其中两篇都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邶风》的《谷风》说“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小雅》的《谷风》说“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侧”；“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浒”“在河之漘”“在河之涘”；“山有枢，隰有榆”“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言秣其马”“言采其虻”“言观其旗”“言醿其弓”。这些都分散出现在各篇诗中，而意趣兴味相同。大概因为先王的恩泽离得还不远，天下文字统一，师道没有不同，人的习惯没有差异，出口成言，都合乎礼义，所以不谋而合罢了。
《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人多疑「俯观江、汉流」之语，以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何为乃及江、汉？东坡云「皆后人所拟也」。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为可信也。
《文选》收录李陵、苏武的诗共七篇，很多人怀疑“俯观江、汉流”这句话，认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为什么会提到江、汉？苏东坡说“都是后人模拟的”。我看李陵的诗说：“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是汉惠帝的名讳，汉朝法律触犯名讳有罪，李陵不应该敢用这个字，更加知道苏东坡的话是可信的。
大曲伊凉
大曲伊凉
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凉州今转为梁州，唐人已多误用，其实从西凉府来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聊纪十数联以资谈助。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细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赚杀唱歌楼上女，《伊州》误作《石州》声」，「胡部笙歌西部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空数米嘉荣」，《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凉州》双管逐」，「丞相新裁别离曲，声声飞出旧《梁州》」，「只愁拍尽《凉州》杖，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军报国仇，沙州都护破梁州」，「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皆王建、张祐、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诸人诗也。
如今乐府流传的大曲，都出自唐代，其中以州名命名的有五种：伊州、凉州、熙州、石州、渭州。凉州现在转写为梁州，唐人已经多有误用，其实它来自西凉府。所有这些曲子中，只有《伊州》《凉州》最为著名，唐诗宋词中提及极多，姑且记录十几联以供谈资。例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细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赚杀唱歌楼上女，《伊州》误作《石州》声”，“胡部笙歌西部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空数米嘉荣”，“《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凉州》双管逐”，“丞相新裁别离曲，声声飞出旧《梁州》”，“只愁拍尽《凉州》杖，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军报国仇，沙州都护破梁州”，“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这些都是王建、张祐、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等人的诗作。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与《元子》
元次山有《文编》十卷，李商隐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纾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见于《文编》余者大氐澶漫矫亢。而弟八卷中所载{宀昏}方国二十国事最为谲诞，其略云：方国之惣，尽身皆方，其俗恶圆。设有问者，曰：「汝心圆」，则两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圆耶？」圆国则反之。言国之惣，三口三舌。相乳国之惣，口以下直为一窍。无手国足便于手。无足国肤行如风。其说颇近《山海经》，固已不韪，至云：恶国之惣，男长大则杀父，女长大则杀母。忍国之惣，父母见子，如臣见君。无鼻之国，兄弟相逢则相害。触国之惣，子孙长大则杀之。如此之类，皆悖理害教，于事无补，次山《中兴颂》与日月争光，若此书，不作可也，惜哉！
元次山著有《文编》十卷，由李商隐作序，就是现在九江刻印的那个版本。还有《元子》十卷，由李纾作序，我家里收藏了这部书，总共一百零五篇，其中十四篇已经收录在《文编》中，其余的大多内容散漫、矫情偏激。而第八卷中记载的“{宀昏}方国”等二十国的事情最为荒诞离奇，大致是说：方国的首领，全身都是方的，他们的习俗厌恶圆形。如果有人问：“你的心是圆的吗？”他就两手撕开胸膛露出心脏，说：“这心是圆的吗？”圆国则相反。言国的首领，有三张嘴三条舌头。相乳国的首领，嘴巴以下直接是一个孔洞。无手国的人脚比手还灵便。无足国的人皮肤行走如风。这些说法很像《山海经》，本来就不正确，至于说：恶国的首领，男孩长大就杀死父亲，女孩长大就杀死母亲。忍国的首领，父母见到儿子，如同臣子见到君王。无鼻之国的人，兄弟相遇就互相残害。触国的首领，子孙长大就杀死他们。如此之类，都违背天理、损害教化，对事情毫无益处。元次山的《中兴颂》可与日月争光，像这样的书，不写也罢，可惜啊！
次山谢表
元次山的谢表
元次山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太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吾将静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辞甚苦，大略云：「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又《贼退示官吏》一篇，言贼攻永破邵，不犯此州，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其诗云：「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二诗忧民惨切如此。故杜老以为：「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参错天下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之句。
元次山担任道州刺史时，创作了《春陵行》，其序言说：“州里原来有四万多户，经过贼寇作乱以来，剩下不到四千户，大半都承受不了赋税。到任不到五十天，就接到各位使臣催征的文书二百多封，都说‘延误期限的罪责要贬官削职’。唉！如果全部应承这些命令，那么州县就会破败混乱，刺史又怎能逃脱罪责？如果不应承命令，又会立刻获罪。我将静下心来安抚百姓，等待处罚罢了。”这首诗言辞非常凄苦，大致说：“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又有《贼退示官吏》一篇，说贼寇攻打永州、攻破邵州，却没有侵犯这个州，大概是蒙受他们的怜悯罢了，各位使臣为何忍心残酷征敛。其诗说：“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这两首诗忧国忧民如此惨痛深切。所以杜甫认为：“如今盗贼未平息，了解百姓疾苦，得到元结等十几位公卿，稀稀落落地交错分布天下担任地方长官，天下稍微安定，立刻可以期待了。”于是有了“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的诗句。
今《次山集》中，载其《谢上表》两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无武略，以制暴乱；若无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则乱将作矣。臣料今日州县堪征税者无几，已破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则刺史宜精选谨择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宁，赋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侵刻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诵其诗，以《中兴颂》故诵其文，不闻有称其表者，予是以备录之，以风后之君子。次山临道州，岁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广德也。
如今《次山集》中，收录了他的两篇《谢上表》，其中一篇说：“如今的刺史，如果没有武略来制服暴乱；如果没有文才来拯救疲弊；如果不廉洁来以身作则；如果不变通来应对时需，那么祸乱就要发生了。我料想如今州县能征税的没有几个，已经破败的确实很多，百姓留恋祖坟的大概很少，想流亡的却很多，那么刺史应该精心选拔、谨慎选择来委任他们，一定不能拘泥于官阶资历，通过贿赂得到、出自权门的人。”另一篇说：“如今四方战事未平，赋税未停，百姓流亡更加严重，官吏侵夺刻剥日益增多，实在不应该让凶恶、平庸、贪婪、猥琐之徒，以及凡庸、懦弱、下愚之辈，通过贿赂权势，而担任州县长官。”看元次山的表文，只是借着谢恩的机会而能极力论述百姓穷困、官吏恶劣，劝谏天子精心选择地方长官，自从有谢表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世人因为杜甫褒奖激赏的缘故，或许稍微诵读他的诗，因为《中兴颂》的缘故诵读他的文章，没听说有称赞他表文的，我因此完整记录下来，以劝勉后来的君子。元次山治理道州，是在癸卯年，即唐代宗初年的广德年间。
光武仁君
光武帝是仁君
汉光武虽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尝不以仁恩招怀为本。隗嚣受官爵而复叛，赐诏告之曰：「若束手自诣，保无他也。」公孙述据蜀，大军征之垂灭矣，犹下诏喻之曰：「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全，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遣冯异西征，戒以平定安集为急。怒吴汉杀降，责以失斩将吊民之义，可谓仁君矣。萧铣举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对，诛之于市，其隘如此，《新史》犹以高祖为圣，岂理也哉？
汉光武帝虽然通过征伐平定天下，但他的内心未尝不以仁恩招抚怀柔为根本。隗嚣接受官爵后又反叛，光武帝赐诏书告诉他说：“如果你束手前来归顺，保证没有其他事。”公孙述占据蜀地，大军征讨他即将灭亡时，光武帝还下诏晓谕他说：“不要因为来歙、岑彭被害而自我怀疑，如今按时前来归顺，那么家族可以保全，诏书亲手所写不可多得，朕不食言。”派遣冯异西征，告诫他以平定安抚百姓为急务。对吴汉杀害降卒感到愤怒，责备他失去了斩杀将领、安抚百姓的道义，这可以说是仁君了。萧铣率领荆楚之地投降唐朝，而唐高祖恼怒他“逐鹿”的回答，在街市上杀了他，其心胸如此狭隘，《新唐书》还认为高祖是圣君，这难道合理吗？